社会结构对法的内容和范围产生制约

1.社会的基本结构

物质、事物、现象的结构是它们存在的表现形式。没有结构就没有它们本身。结构不能决定自身的性质，但对于自身是重要的。一则谜语说，远看像个狗，近看是个狗，打它不走拉它走。谜底是死狗。死狗与活狗的区别在于“气”，有气的是活狗，没有气的是死狗。可见，气在狗的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结构决定的，法的性质也不是社会结构决定的，但社会结构能够决定法的内容和范围。离开了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法的调整问题便无从谈起。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7页。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8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3页。

为了要把贵族社会变成“秘密”，施里加先生企图通过几次思考来弄清“教养”的含意。他总是先给贵族社会全面地加上一些谁也不会到它里面去寻找的性质，以便后来再去发现贵族社会并不具备这些性质这一“秘密”。然后他就把这一发现当做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秘密作为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固然是从对立躲藏到内部去了。然而上流社会还有它可以用来保护圣地的特殊集团。上流社会对这种至圣所说来好像是小礼拜堂。但是对于在门庭前逗留的人说来，小礼拜堂本身就是秘密。因此，这种特殊的教养之于人民……正如粗野之于有教养的人一样。”

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施里加先生如何使秘密离开罪犯世界而藏到上流社会里去。现在他必须构造另一个秘密，即上流社会有它的特殊的集团，这些集团的秘密对人民说来是一种秘密。除了上述魔术般的钩子以外，这种结构还需要把集团转化为小礼拜堂，把非贵族世界转化为这种小礼拜堂的门庭。而且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领域只形成上流社会的小礼拜堂的一个门庭这一件事，对巴黎说来又是秘密。施里加先生追求两个目的。第一、必须把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特殊集团中的秘密变成“整个世界的公共财产”。第二、必须把公证人雅克·弗兰构造成秘密的有生环节。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教养、文明就等于贵族的教养。因此，他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秘密本身现在已经成了公共财产，成了全世界和每个人的秘密。或者它是我的艺术或我的本能，或者我能够在市场上像买商品一样地买到它。”现在成了全世界公共财产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是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吗？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吗？是伪造商品的秘密吗？是制造香水的秘密吗？还是“批判的批判”的秘密？都不是！这里说的是inabstracto〔抽象的〕秘密，是秘密这个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91页。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由此可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1页。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0页。

法的结构表现为法律系统中相对稳定的相互关系。概括地说，法的结构，包括法的结构构成和法的结构变动两个方面。法的结构变动，是法的构成成分的变动。一般说来，它们是在其相互关系中发生变动的。

在法的总体结构的变动中，法意识发生变化，法制度必然发生变化；法制度发生变化，法关系必然发生变化，而法制度、法关系发生变化，又使法意识发生新的变化。这是法的总体结构的变动规律。这个规律，在社会形态变革情况下表现得非常明显。如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意识下，一整套法制度将依据这个法意识建立起来，进而依据这样的法制度，法关系得以形成。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意识，一定要求一整套法制度、法关系与之相适应。在一种社会形态中法意识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法的总体结构的变动，集中表现为法的立、改、废。

我们知道，决定法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的东西，是它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那种唯结构论的结构主义法学是不正确的。结构能制约、影响法的内容、领域范围、表现形式、功能和作用等。由此说来，法的结构变动对于新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法受制于作为社会主导结构的政治结构

这里，经典作家提到的国家政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政治权力、政治统治、阶级统治；代议制、选举权及选出议员；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政治性质的社会势力；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等，都是属于政治结构范畴的。

政治是上层建筑最关键、最强大的组成部分，在上层建筑要素中居于特殊地位。

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党和国家的活动，是保证阶级要求的基本手段。阶级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借助于政治才能实现。

政治结构有国家制度结构、法律制度结构、政策结构等基本结构。其中，法律制度结构既是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又受国家制度结构和政策结构的制约。例如，我国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立法必须遵守这一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立法也必须遵守这一制度。

在那些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阶级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0页。

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2页。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页。

人民群众的贫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这也正是革命的真正重要的原因。国民议会很快就决定剥夺革命政治活动家曾经匆忙草率地答应给工人的那些特权。带有社会性质甚至政治性质的强有力的反动势力公然抬头了。它要求曾经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支持的政权排除那些曾经赋予这个政权以生命的人们。

恩格斯：《“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www.xing528.co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9页。

“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

马克思：《政治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51页。

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3页。

法律一定同政治结构相适应。譬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由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四大阶级构成的。法律如何调整阶级关系，应当从阶级关系的现状出发，通过立法以求社会秩序的稳定。

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列宁的这一论断，精辟地指出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法律本身不是政治，是以规范的形式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法律离不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政治也就没有法律。在法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反对法律脱离政治的“摆脱论”，也反对政治代替法律的“替代论”。

3.法受制于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和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主要是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进一步地，还可分为部门经济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企业经济结构。因为学理上经济结构互有交叉，从不同的角度还有其他分类。

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结构，对其他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

法律与经济结构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具体经济结构都需要一部法律与之相适应。但立法一定要同经济结构相互配合，反映经济结构的总要求。

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6页。

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5页。

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6～457页。

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吗？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6～607页。

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统计工作组织就绪，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预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购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订购，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经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间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7～608页。

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4～835页。

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的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呵！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6～607页。

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经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1页。

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1页。

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4～575页。

资本的这种趋势已经为许多人所承认；到处都在抱怨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的人民却愈来愈贫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的穷人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这种敌对现象，在英法两国已经尖锐到惊人的地步，在我们这里也愈来愈尖锐了。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一天，这种少数人发财，广大群众贫困的进程就无法制止；只要社会还没有最后被迫根据较为合理的原则进行改组，这种敌对现象就会愈来愈尖锐。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3页。

现在来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会制度”以及“使社会人道化”的七大措施的“联邦共和国”。这里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限度”财产（他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作了保证，同时也对他的“最高限度”财产（他至多不能超过这个水平）作了规定。

当海因岑先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诚愿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吗？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不消说，“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愿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吗？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1页。

上述论述表明，经典作家特别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国家合理的经济结构，主要从下列各项判断：①适合本国情况；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障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④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⑤推进科学技术进步；⑥提高劳动生产率。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结构构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从根本上保障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能够保障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指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发现。他在《英国和美国》一书中，谈到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里进一步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评价说：“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 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新荷兰”，是澳洲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