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法律中的理想与现实

1.公平正义是美好的社会理想

公平属于主体相互关系中的术语，是主体自身的感知；正义属于标准方面的术语，是主体判断事物或现象的依据。因为相互关系的状况和结果与其感知或判断的依据相关，因而人们往往把公平和正义连在一起使用。

公平正义，是美好的社会理想。人们追求公平正义，反映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愿望和良知。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同民主、自由、平等一样，公平和正义也是阶级的、社会的、现实的和时代的，不是超阶级、超社会的，不是脱离现实和脱离时代的。我们研究公平正义问题，应当将其放到一定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中去考察，把握它的现实要求和时代特征。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鸿遍野和酒肉生活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不正义的，而且正义总有一天定要胜利，那我们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阶级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确信能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权力之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象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1～172页。

失掉了自己本来职业的人要到其他部门去谋生，这就会大大增加过剩劳动和降低工资。今天工资很低的职业，过去曾经是工资很高的，而今天工资高的在不久的将来工资也会降低。这样，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就一天一天地缩小，国内商业也将随之而萧条下去。商人们，要记住这一点！你们的买主愈来愈穷，你们的利润愈来愈少，而要你们救济的贫民将愈来愈多，你们必须缴纳的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数目将愈来愈大。你们的收入降低，你们的支出增加。你们收入得更少了，花费得更多了。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有钱的工厂主和地主把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全部担子都转嫁到你们身上。你们中等阶级成了为富翁们补偿捐税支出的工具。他们制造出了为他们创造财富的贫困，而硬要你们为他们亲手制造的这种贫困负担代价。地主逃避了这种负担，因为他们享有特权；工厂主逃避了这种负担，他们从工人的工资方面得到补偿，而这又会影响到你们。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我左边的这些先生所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至于我自己向你们提出的意见是什么呢？我向你们指出了邪恶。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还想做得更多一些。我在这里还要指出正义何在，并加以证明。

马克思：《宪章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6页。

济贫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则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软弱无力地）否认了平等原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资产阶级那套权宜的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恩格斯：《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3页。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118页。

我们再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

恩格斯：《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3页。

如果你们由于罪犯无支付能力而不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补偿，那只能说，取得补偿的任何合法途径都没有了。世界不会因此而毁灭，国家也不会因此而脱离阳光照耀的正义大道，你们也应该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然而由于你们虔诚地笃信宗教，你们未必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新闻，并且它也不会比风暴、火灾、发烧更使你们惊奇。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282页。

由于热那亚的“上帝和人民”这家在意大利国土上出版的最后一家共和派报纸，终于受不住撒丁政府的不断迫害而宣布停刊，顽强不屈的马志尼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意大利文报纸——取名《Pensiero ed Azione》（“思想和行动”）的半月刊。

我们就是从该报的上一期中翻译了他的一篇新宣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使读者能够自己判断聚集在罗马三执政旗帜下的那部分革命流亡者的生命力和前途。马志尼并没有研究那些使1848～1849年的革命遭到失败的巨大社会因素，也没有试图描绘那些在过去十年里无形中成熟起来并且一齐为新的更强大的运动奠定了基础的真实条件，在我们看来，他又重新回到他以前的幻想里，给自己提出一个臆造的问题，自然也就只能得出虚假的解决办法。他仍然认为何以流亡者作为一个团体未能实现他们想革新世界的意图这个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他仍然在兜售医治他们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他说：

“只要哪里的人民准备起义，准备战斗，并且必要时为了挽救全体而准备牺牲，只要哪里的人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上帝、人民、正义、真理、美德，那里的人民就能率先发动。为了大家而起义，大家就会跟着前进。”

马克思：《马志尼的新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16～617页。

预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图之外还有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留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夫赖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风声；还有宣传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赖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线索，最后由于两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被泄露了。侯爵，夫赖堡当局和恩集斯海姆的皇家政府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捕获，被刑讯，被处死。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8～429页。

哥特弗利德加入了战斗者的行列，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的部队。哥特弗利德的许多战友竭力要我们相信，从这时起，他分担了这支队伍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他很谦虚，像个普通的志愿兵，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是在困难的时候，他都和蔼可亲，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掉队者预备的马车上度过的。在拉施塔特，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保卫者不得不经受了后来使他在全德国人民的赞叹声中成为纯洁无瑕的受难者的考验。

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91页。

马克思在《马志尼的新宣言》里，摘引了新宣言中打着“正义”旗号的一段话。马志尼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志尼致力于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唤起意大利人民举行起义来反对奥地利的和其他的压迫者以及争取统一意大利而写的许多宣言。

马克思评述这些宣言，说宣言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理论观点模糊、矛盾和资产阶级局限性，远离人民群众。马克思在一些论述中多次提到过马志尼。在《欧洲的金融危机》里，说“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末，从1849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在《马志尼和拿破仑》里，说“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

对于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和失败后马志尼根据密谋策略组织起义的失败，马克思依然认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文中的“罗马三执政”，是指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执政（马志尼、萨菲、阿尔美里尼）。马克思指出了他们的政策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性质。他们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虽然也带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并未改变农村的土地关系，也没有使意大利农民的困难处境真正得到改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讲的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保卫者，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他是小资产阶级活动家，传教士的儿子，当过演员、副教授、议员，出版过诗集。在农民中宣传自由，同情手工业者阶层，出版过《手工业，救救自己吧！》，主张“国家应当给手工业者物质援助”。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的英雄，这个时期在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济格瓦特”是18世纪末风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说的书名，指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流亡中的大人物》是抨击1848～1849年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小册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在革命失败后便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

由于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爆发了冲突，接着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也掀起了运动。哥特弗利德响应号召，参加了战斗。他同他的朋友退职少尉安内克联合起来带领追随者向济克堡进军，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的部队。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哥特弗利德中弹受伤，被农民施救后，碰上了普鲁士人，于是便当了巴比伦的俘虏。1849年4月，被拉施塔特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

1848年革命的失败，沉重打击了欧洲小市民的甜蜜幻想，他们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小资产阶级的“正义和真理”渴求，化作泡影。

2.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公平正义，不存在永恒的公平正义

作为法的价值，作为意识形态，公平正义是时代的。公平正义的内容和形式是时代条件和时代要求决定的。

现在人们对时代理解得过于随意，为我所用，动辄什么什么时代，法学著述也不能幸免。时代不以人或物划分，也不以统治者的更迭划分。历史上有过的以物取义，只是一种借喻，如青铜器时代、铁路时代、蒸汽时代，等等。时代含义的确定，时代同时代的区别标准，应当是生产方式、统治类型、文化文明和社会生活条件四个方面的综合统一。这里，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性因素，生产方式改变了，统治类型、文化文明和社会生活条件亦会或早或迟地随之改变。统治类型，是时代改变的标志。文化文明和社会生活条件，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从人类大历史看，分为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目前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的继续。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公平正义。在奴隶制时代，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强迫其无偿劳动，实行“皮鞭纪律”，被认为是公平正义的。在资本主义时代，自由雇佣劳动，劳动者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实行“饥饿纪律”，被认为是公平正义的。由此可见，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

所谓“永恒的公平正义”，不过是坐在书斋里的臆想而已。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却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它们革新；可见，共产主义是同过去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这种责难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testimonia paupertatis〔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24页。

如果考虑到永恒正义的法则，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的自然疆界至少应当扩展到德意志联邦的疆界或者甚至更远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维斯拉河。要知道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和奥地利一样，同样都有实现自己权利的要求！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3～294页。

固守波河在目前只具有这样一种意义，那就是德国虽然处于最终目的在于夺取它的最好几个省份的这种袭击的威胁之下，但是绝对不想不经过战斗就把它即使不是最坚强的军事阵地，也是最坚强的军事阵地之一拱手让与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整个德国都非常关心波河的防御。在战争前夜，也和在战争中一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49～250页。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在意大利即将发生冲突，有必要明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欧洲的民主派对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道路问题所应采取的立场，以反对资产阶级的，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恩格斯揭穿了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辩护的各种沙文主义理论，并证明这些理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

文中“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获-罗宾斯坦”的正式名称是“弟系罗伊斯和长系罗伊斯”。恩格斯的这种写法，是讽指德国的各个小邦。

3.具有统治意志性的公平正义

法上的公平正义，是具有统治意志性的公平正义。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判断公平正义的标准。

社会关系主体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直接反映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法律制度的本质。这就决定了公平正义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公平正义，是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相一致的。因此，公民的公平正义要求，只有在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

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8页。

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

恩格斯：《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德国人普芬多夫说道：“现在的财产不平等是一种非正义性，这种非正义性可能由于富人的无耻和穷人的怯懦而引起其他的不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9页。

正是布鲁诺·鲍威尔先生自己在“自由的正义事业”（自然是在“他自己的”事业里）、“犹太人问题”等等里面搬着指头计算统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意识到他不能够指出确切的日子。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转记在群众的罪行录上。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页。

“如果迄今颁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国内报纸有责任不加任何注释和按语及时刊登由官方权威送来的一切事实性的更正，那么我期望内阁直接提出对这些法律作必要补充的建议。但是，如果这些法律现在已足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希望我的政权机关大力利用它们来维护正义和真理，我除了委托各部负责此事以外，特别要求各位总督予以直接关心，因此内阁应向他们发出相应的指示。”

我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向本报读者报道这项王室内阁指令，是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界的保证。

马克思：《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318页。

“正义的”霍亨索伦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为镇压各国人民成立了神圣同盟，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实行书报检查制度，警察逞凶，贵族称霸，官僚横行，王室对诉讼程序横加干涉，迫害宣传鼓动家，大批的人被判罪，在财政上挥霍无度，而宪法连个影子也没有。

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73页。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特别是在1815～1840年，用来实现这种壮志宏图的蛮横的暴力手段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何时何地，从来没有像在这位“正义的”君主统治时期这样大批地捕过人，判过罪，监狱从来没有像这样挤满过政治犯，何况这些宣传鼓动家都是一些无辜的头脑简单的人。

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74页。

对于罗素来说，司法改革也是一种骗人的幌子。当1841年议会对辉格党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而且即将采取的解散议院的手段看来也无济于事的时候，罗素就企图使下院仓卒通过Chancery Bill〔关于大法官法庭的法案〕，以便“通过设置两个新的judges of equity〔正义法官〕（这种法官应该遵循的不是法规，而是正义）的职位来医治我们制度中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毛病——courts of equity〔正义法庭〕的拖拉现象”。

罗素把他的这个法案叫做“在司法改革方面的一次重大的兑现”。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托利党人组阁看来即将成为事实以前偷偷地把他的两个辉格党朋友安置在新设的职位上。

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454～455页。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详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且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23页。

“对任何不幸者充满同情（这种同情是毫无价值的）的德国人民，始终深切地感到他们的君主对波兰人干下了严重的非正义行为。”当然，他们是以德国人的宁静的心“深切地感到”的，在这颗心里，感情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从来也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1页。

真的，单是那种向来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主要装饰品的无思想、无内容、无目的的热情，就足以使德国人因波兰人的要求而感到茫然！德国人想“补偿”波兰所遭受的非正义行为。这种非正义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撇开过去的种种叛卖行为不谈，至少是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的。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1页。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果登先生的话：“我们不得不再度捍卫那个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祖国孕育着如此重大的后果的事业，即使这个事业本身在我们看来不完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必要，我们也应该使它成为正义的（！！）。我们的权利与其说是根源于过去，不如说是根源于现代跳动很快的脉搏（更确切些说，是枪托的殴打）。”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6页。

（果登先生的话）“因瓜分波兰而发生的违反正义的行为，已经由你们（德国的）人民的仁慈（特别是普鲁士官吏的笞杖），由他们的勤劳（在被掠夺和被分赠的波兰的土地上），并在今年4月间由他们的鲜血全补偿了！”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7页。

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根据道德的理论，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当是“兄弟的”和“结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愿军的勇敢，从“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线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次战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论，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页。

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www.xing528.co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6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继承者，“正义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怎样为了抛给他的诱饵——汉诺威——而把自己的老盟友出卖给拿破仑。

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72页。

西蒙先生认为他是在为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大声疾呼，那末这完全是一种虔诚的谎言。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并不需要他的“正义的呼声”。他们自己保卫自己反倒更好些更有力些。但是西蒙先生必须以此来掩饰自己，以便遮盖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各方面都声名狼籍的法兰克福人，为了编造帝国宪法的人和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必须发表一篇oratioprodomo（自卫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6页。

西方强国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正相反，当问题涉及伸张正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拖延倾向，当问题已经涉及犯罪行为时，他们又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妥协倾向。

马克思：《东方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7页。

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询问时厚颜无耻地说，“……从正义、国际法、对我们盟国的忠诚这方面来看，同时从整个政策和合理性方面来看，保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是英国对外政策中重大的和决定的环节。”

马克思：《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75页。

帕麦斯顿私人的moniteur（正式通报）“晨邮报”，在谈到自己主人的这个回答时说：“高贵的勋爵不对这个最棘手、最困难、目前可能是谈判内容的问题进行研讨就不可能给予别的回答（不管政府对这件事是多么了解）。如果希望这个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就必须相信不希望在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纪再恢复合法的海盗行为的各强国所具有的自然的正义感。”

马克思：《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

——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02页。

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的喉舌宣称，所谓“困难的问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相信有关强国的“自然的正义感”。

马克思：《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

——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02～103页。

联合内阁可能期待并且一定在期待，由于自己曾经客客气气地为俄国“正义事业”效过劳（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它会看到专制君主多少表示一点客客气气的谢意。但是一点也没有；联合内阁从专制君主那里挨揍的次数比实际上应该挨的还要多。

马克思：《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79页。

曼托伊费尔男爵曾经就用于军事行动的3000万塔勒借款问题声明：在上述议定书中普鲁士对俄国政策所表示的意见就是认为俄国作了一种很不正义的行为，但是普鲁士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和积极参加战争。

马克思：《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61页。

关于建立一个迫使欧洲遵守它的法律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想法，那时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表露。但是，哀诗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单纯“为了斯拉夫人的正义”的呼吁也随之过去了。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21页。

罗素做了些什么呢？他给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拍去了一份急电，其中有下面这一段话：“土耳其政府愈是遵循公正立法和正义管理的策略，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没有必要行使自己的专有保护权，因为他认为行使这种权利是十分沉重和不方便的，虽然这种保护无疑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且是被条约神圣化了的。”

马克思：《迪斯累里的提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85页。

对俄国进行的战争，据说最初是正义的，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有罪了。

马克思：《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89页。

慷慨的英国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在订立和约时，不曾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不断声明它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同时却强迫中国必须偿付这次战争的费用，这些费用，按照英国自己现任大臣们的意见，是由它自己的海盗行为引起的。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2页。

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里提到的果登，是果登·阿道夫（Goeden，Adolf）——波兹南的德国医生，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在引用果登说的话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

马克思在《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里“内阁指令”，指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指令。1842年11月15日，《科隆日报》公布了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为反击政府的威胁和反动报纸的挑衅，马克思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全文转载这一指令，目的是利用其主张放宽言论的机会，采用了顺应指令的策略。

马克思在《约翰·罗素勋爵》里提到罗素的司法改革中的正义，也揭示了打着正义旗号的党派斗争的实质。

罗素·约翰（Russell，John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外交大臣、枢密院院长，曾为英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和殖民大臣。罗素在司法改革中，把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由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变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划分不清。把法院称作“正义法院”，使阶级统治工具的法院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就通通是正义的了。人们不得不佩服罗素司法改革的奥妙。

马克思认为，反对贵族政治的运动在英国只可能有这样一个直接的结果：使托利党，即特殊的贵族政党执掌政权。议会外的一切运动在议会内的形式，就是执政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争吵。为辉格党人所掌握的反谷物法同盟成了推翻托利党人的工具。为托利党人所掌握的行政改革协会将成为推翻辉格党人的手段。只是不应当忘记：这两个派别都这样拿旧制度的基础一个接着一个地轮流去作牺牲，然而制度本身却仍然有效。辉格党代表英国寡头政体本身，代表像萨特伦德、培德福德、卡莱尔和戴文希尔等这样一些少数有实力的家族的权势。托利党代表squireocracy，也可以说是代表容克派，辉格党人的好意总是束缚着资产阶级运动；托利党人的好意则经常把人民群众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而资产阶级又把人民群众交给辉格党人支配。现在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不再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好像是贵族中的平民，而前者则是贵族的hautevolée（上层）。辉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经资产阶级同意后实施的。托利党人的反动政策反对资产阶级的程度甚至比反对人民群众的程度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辉格党人被视为自由派的原因。

4.资产阶级公平正义的空谈什么也证明不了

人们把没有事实根据的、脱离实际的、不能证明或解决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无法实现的言论，称为空谈。

立法上公平正义，是形式的、没有实际保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空谈。这叫作立法空谈。关于公平正义的空谈，经典作家论述了统治阶级成员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空谈。空谈的目的，无非是维持财产关系现状和统治现状，维护既存的法律秩序。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空谈都不是一种美德。我们的法学家不能是空谈家。苏联小说有个“客里空”，“客里空”是典型的空谈家。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所有权关系或法的关系作为尺度，来衡量交换价值的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所有权关系和法的关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选》第46卷上册第280页。

“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幻想”。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

谁也不能因自己享用土地而阻挠其他人同样享用土地。因此，正义不允许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活在大地上。没有土地的人甚至被人家以权利为理由从土地上赶走……妄谈现有的这种财产权利合法，从来都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2页。

“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极端的爱国志士所竭诚拥护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1页。

（小约翰·罗素）：“我认为，正如理智在提醒我们一样，正义感也责成我们等待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农业、殖民活动和航运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无理拒绝给予的那种满足（笑声）；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结束长期的斗争。”

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35页。

克利盖作为一个预言家，因而也就必然作为埃萨伊秘密同盟——“正义同盟”的代表发言。因此，既然他不是代表“被压迫者”发言，他就是为了“正义”发言，不过这种正义不是一般的正义，而是“正义同盟”的正义。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页。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高尚庸人的正义感，想把自己赚到的分给每个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3页。

海因岑先生这里大概是指的下面这件事，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的道德高尚的言论，嘲笑所有这些神圣高超的思想、高尚、正义、道德等，而海因岑先生却认为这些是任何社会的基础。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9页。

真正的蒲鲁东声明：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学的目的，而只是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而且他的要求决不是任意提出的。这个要求由于他对论题的全部发挥而成为有根据和有理由的要求，它就是这种发挥的要领，因为，“公平，并且仅仅是公平，这就是我的立论的要领”。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说过：“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别无其他——这就是我的主张”，这种说法使他陷入了更加狼狈的境地。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页。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是公平的事物的规定”，在非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则是公平的事物的“宣告”（déclaration）。非批判的蒲鲁东驳斥了认为法律创造公理的见解。而“法律的规定”这种说法既可以表示法律被某种其他的东西所规定，又可以表示法律本身规定某种其他的东西；批判的蒲鲁东本人在上面就是从后一种含义来谈论社会原则的规定的。不过，做这样细微的区分对群众的蒲鲁东说来确实是不适当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页。

按照非批判的见解，情形恰恰相反：正如人们在上天奖赏的观念中只是把人间的雇佣仆役理想化了一样，人们在天上的刑罚理论中也只是把尘世的刑罚理论理想化罢了。如果不是一切善人都受到社会的奖赏，那末这也是应该如此，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0页。

圣布鲁诺之所以大声疾呼，挑起战火，只是为了“保全”自己和自己的陈腐发酵的批判，免得被人们漫不经心地遗忘，只是为了表明在1845年已改变了的条件下批判依然如故，一成未变。他写完了“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一书的第二卷；他捍卫自己的地盘，他pro aris et focis而战斗。但是他这位名副其实的神学家，用一种假象把这个本来目的掩盖起来，好像他是想“评述”费尔巴哈似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9页。

德国教书匠tout bonnement〔天真地〕相信德国小资产者的这种幻想，并且用了三页的篇幅先对所有这些善事作了分析。他研究了“神的事”、“人类的事”（第6页和第7页），并发现：这些都是“纯粹利己主义的事”；无论是“神”或“人类”，都只关心自己的事；“真理、自由、人道、正义”“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福利，不关心我们的福利”。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些人物“因此获得丰厚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7～118页。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在说话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跟群众的蒲鲁东不同，当然他也经历过完全不同的教育过程。他“请教过科学大师，读完了数百卷哲学和法学等等方面的著作，最后还确信：我们从来没有正确地了解‘公平、正义、自由’这几个词的含义”。而真正的蒲鲁东则认为，他一开始就理解了（je crus d’abord re-connaître）批判的蒲鲁东只是在“最后”才领悟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页。

绝对的批判在辛利克斯教授面前夸耀自己揭露了“系科学科的秘密”。难道批判没有揭露哲学、法学、政治学、医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的“秘密”吗？绝对不是。批判曾指出（请注意！），它在“自由的正义事业”中曾指出作为生财之道的科学和自由的科学之间、教学自由和系科章程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页。

（阿尔弗勒德·迈斯纳）他佩着寒光逼人的诗歌之剑，披着他的“苦恼的外衣”（阿·迈斯纳“诗集”1846年莱比锡第2版第67页和第260页），用神经质的手，抡起神秘的狼牙棒，所向无敌，打倒了一切正义事业的敌人。有一位名叫摩里茨·哈特曼的人，跟在他后面当小犬，此人也为了捍卫正义的事业，以“杯与剑”（1845年莱比锡版）这个标题，发了一阵狂吠。我们的话又从天上回到地上，现在我们和这些英雄们到了一个地方，这儿多年来已经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大批强壮的新兵，这个地方就是波希米亚森林。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67～668页。

我从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著作“社会静力学”一书（1851年伦敦版）中引用几段话，这本书也是妄想完全驳倒共产主义的，并且被公认为对现代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的最详尽的阐述。“谁也不能因自己享用土地而阻挠其他人同样享用土地。因此，正义不允许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活在大地上。没有土地的人甚至被人家以权利为理由从土地上赶走……妄谈现有的这种财产权利合法，从来都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2页。

把“自由”人民说成“人民本质”的分子所必须对付的“矛盾”，这种绝对批判的说法究竟绝对空虚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意思，自由、正义、美德反而只能是“人民”的必然的表现，只能是“人民本质”的属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十分明确地谈到古代的、“人民本质”所独有的“自由、正义、美德”。斯巴达人、雅典人、罗马人在自己强盛的时代里就是“自由的、正义的、有美德的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5页。

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

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写于1846年5月11日，正是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前夜。克利盖·海尔曼（Kriege，Hermann），德国记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主笔《人民论坛报》，40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团体。鉴于在《人民论坛报》他本人和其他人文章散布极其错误的观点，该报参加人召开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①“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②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③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本决议连同论据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关于把共产主义变成爱的呓语，如“我们向你们乞求（泣诉）的最神圣的爱的事业”“充满爱的心灵必然发展成共性的圣灵”“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等等。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于“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一文中，对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马克思指出：于是，为了把土地留做“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像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此外，克利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正是浸透了宗教思想。冒充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提到“德国教书匠”，指的是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书中常常使用的“麦克斯”“圣麦克斯”，是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施米特是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波希米亚森林”，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营地。在这个“波希米亚森林”里，第一个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穆尔，第二的是摩里茨·哈特曼，即Canisminor（小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