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所说的那样，明治维新的历史涉及到了许多不仅仅对日本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它也是亚洲对19世纪西方扩张做出的回应。因此，研究明治维新就触及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性质以及它们与现代世界变动之关系的问题。同样地，维新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称为革命。人们一定会问，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与其他时期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巨大的政治动荡相比又如何？那么，将它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动荡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特征，在本质上究竟是日本独有的？抑或是源于西方卷入的事实和特性？最后，既然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其进程对经济增长理论至关重要，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的激进重建是一个前现代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必要条件，而非仅仅是其结果而已？
显然，尽管日本的个案是讨论所有这些事件的一个要件，但它不必然是决定性的。因此，像这样一本将维新作为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从日本的内部对它进行考察的书，并不应该指望其能够提供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它所能做的，也是本书的结束部分的评论真正想做的，是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述它的结论，即其他人可能使用本书的结论来思考上述普遍问题。不过，在我们表述结论之前，有必要用一种为详细叙述所不及的概括的方式，复述一下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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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川统治下，日本社会因经济变化而逐渐改变着，以至于到19世纪，在当时的现实与传统的理想之间出现了裂痕。大量现象——传统秩序已经不见了踪影——都表明了这一点：武士因为债务或是成为踌躇满志的官员，或是穷困潦倒沦为制伞匠;农民抛弃实际的农业生产或是成为商业生产者和乡村企业家，或是沦为苦力和半佃农;城市商人或是以与当局共生的形式享受着封建恩惠，或是躲进他们自己的城市亚文化。
这些事情以不同的速率发生在不同的地方，打破了幕府与藩国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最初依赖于精心计算过的土地分配。因为这些事情毕竟发生了，所以它们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动荡：身份差别变得模糊，引发了武士的骚乱;经济崩溃，导致农民暴动。这些动荡反过来又体现在许多疑惑“这世界怎么了”的文学作品和“改革”的企图上，而后者所追求的，要么是重建理想的过去(重建封建权威和它的乡村基础)，要么是利用商业增长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尽管要在道德品质上付出代价)。其结果之一是使更多的武士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另一个结果是使人们更加熟悉“改革”的理念，并激发出一种相信这个社会正处于从内部毁灭的危险之中的情绪。
然而，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被证明具有非常显著的持久力：它们虽然受到威胁，却仍然距离被摧毁非常遥远;因此，在1850年，它们怎么看也不像是处在被消灭的边缘。这尤其是因为那为了抑制武士和封建藩主可能出现的不满而设计的制约与平衡体系，以及为同一目的而有意为之的地域上的碎片化，被证明也能够对可能从武士阶级外部挑战现存秩序的“资产家”施加控制。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通过遵从，而不是反抗来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通过婚姻或购买来获取地位，但在政治上仍然保持消极。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在1853-1858年这几年间，有了西方要求建立贸易关系——这些要求最终导致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的事件的介入。通过炮舰外交产生这些条约的方式，与条约的内容同样重要，因为它煽动了日本人的情绪，使之猛然高涨，其程度之强，为任何国内问题引发的情绪所远不能及。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日本自尊的打击导致了对“行动”(并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类型的活动)的呼吁;而且还因为它在如下的意义上成为“国”耻：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能感知它的存在。因此，在它的冲击下，构成德川权力基石之一的地域和社会的分隔开始被打破了。
此外，西方带来的屈辱又引发了争斗和争论。当人们质疑国家领导人的效率，特别是他们保卫日本的能力的时候，争斗就产生了;争斗促使人们发问，哪怕是隐约地发问，如果当政的领导人失败了谁来替代他们的问题，从而使潜在的导致国家政体分裂的因素浮出表面。而争论则既涉及到短期的外交事件，又涉及到长期的文化问题，但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中心线索：为了保存自己，首先在技术，或为达到特殊目的所需特殊的制度设施的层面上，然后更广泛地在社会的激进变革层面上(如工业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变化)，日本必须抛弃它的传统。
不得不首先应对这些问题的是德川幕府，因为它是外国人必须打交道的、自封的条约签订与执行的权威。幕府部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部分出于对西方列强优越的认知，而走向了妥协。然而，由于这样做，它同时成为反外排外者和改革主义者宣泄情绪的目标。首先向它发起攻击的是一群由水户、萨摩和越前领导的封建藩主，他们赞成基于两项主张的改革方案：即日本必须整合资源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而为了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雄藩大名对将军的某些义务必须解除。换句话说，他们把国家的生存与互相竞争中的各藩国的封建服务联系起来。由雄藩大名参与的有关条约以及德川继承问题的争端，把天皇朝廷和他们自己为数众多的武士追随者带入了政治舞台。从长期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为一个新的反对运动铺平了道路，这个运动由低级武士以及某些自称武士但其实处于武士边缘的人组成。他们坚持认为藩主和将军一样都不能挽救日本，为此转而将天皇视作为忠诚的焦点，将“志士”作为实现他们理想的工具。
在1858年，井伊直弼不顾两方面反对势力，强力推行条约和幕府的权威，这一行动引发了一场持续了十年的三角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幕府和藩主都因为过于忌惮对外战争的危险而在行动上畏首畏尾。“志士们”依靠他们矢志不变的“尊皇攘夷”决心——其重要性在于它的情感号召力，而不在于作为一项政策——依靠着他们置生死于度外的炽热情感，一度成功地占得行动的先机。尤其是他们促发了幕府和藩主都极力避免的与列强的争端，导致了1863年和1864年对鹿儿岛和下关的轰炸。然而，他们既没有合适的组织使他们能够利用他们创造出来的动荡局面，也没有计划使他们在普通大众那里获得有效的“革命性”支持。实际上，他们到最后仍旧是反叛者，他们希望通过暴力达到的状况，给他人创造了按照其意愿塑造事态发展的机会。他们不是什么极端的新鲜事物的谋划者。正因为如此，当志士的极端主义使幕府和藩主团结一致对付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迅速镇压下去了。
可以想见，在这个时点是有可能在封建阶级的上层出现最低限度的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日本式的大宪章。这一权力的再分配可以因与外国人的妥协，以及军事应用上对西方技术的有限引进，而得到巩固，犹如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中国毕竟与日本一样，也面对着西方的威胁，其国内局势的一触即发毫不逊于日本。中国的官员提出的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举措，在种类和语调上与日本武士提出的方案并无二致。[1]从这些不同的提议中，中国的官员们形成了所谓的“自强”政策。这一政策尽管像日本的方案一样，最终是为抵御西方而设计的，但它首先强调的是国内重建秩序的任务，即重建儒教国家的权威。曾国藩在写于1862年6月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何为优先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自强的方法，那么我们首先应视政务之改革、选贤任能为急务。”[2]大多数日本的改革藩主应该都会接受这种言论(如果是以封建语言来表述的话)。与此相似地，我们可以将玛丽·赖特(Mary Wright)所描述的中国同治时代的领袖的特点用到改革的藩主身上：他们试图改造其国家，使之在“不对传统的……价值或体现了这些价值的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有效地发挥作用。[3]
我们的这一离题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中国和日本在这些事情上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之间有很多重要的差异，我在这里并没有涉及——而是为了强调日本在1864年以后，与这一显然属于“中国”的模式分道扬镳的重大意义。诚然，幕府在其剩下的岁月中依旧坚持自己版本的自强：对条约国的和解政策，佐之以西式改革，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幕府对其国内对手的权威。然而，除此之外，“志士”——中国没有对应的这样一群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日本政治的特征。
“志士”尽管失败了，但他们却揭示了十分有力的情感的存在，这些情感在其后的决策中是不能忽视的。“志士们”所造成的骚乱同样不可忘记，特别是在当时众所周知的农民暴动蜂起的背景下。结果，他们促成了反对运动焦点的两次变化：从“尊皇”到“倒幕”，这是一个封建藩主和不满的武士都赞同的目标;从“攘夷”到“富国强兵”，在后者的构想下，排外的偏见和现代化的努力走到了一起。此外，1863-1864年的事件——这些事件无可置疑地展示了西方的军事力量，加之众多雄藩大名重新强调了封建纪律——在一定程度上使德川的敌人团结起来，因为大名通过再度重申他们的目标，现在能够招募残存的“志士”加入他们的事业。
至少在表面上，这就是事情的发展脉络。然而，在实际上，大名只能通过分享藩国的领导权，甚至失去藩国的领导权来做到这一点。在这些年间扮演关键角色的长州和萨摩藩，都出现中级武士官僚团体在1864和1865年掌权的情况，而这个集团既能在由上层武士构成的“当局”和下级武士积极分子之间调停斡旋，与此同时，他们自己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或修正)了政策。结果，长州这个“志士”避难所因其与江户的争端而成为倒幕的当然中心，并因此转向接受“富强”学说。对于萨摩而言，“富强”学说乃是前藩主岛津齐彬现代化活动的自然延伸。在它那里所改变的是它与幕府的关系;它逐步认识到即使有朝廷的帮助，江户仍旧不会被影响或被威逼接受足以让萨摩“满意的”政策;萨摩因此与长州逐步走向合作。这两个藩国在1866年初的结盟完成了这一势力重组。这一同盟标志着倒幕与富国强兵的联姻，标志着反幕政治与追求国家强大的联合。
由于德川(体现为一桥庆喜个人)也赞同上述的最后一个目标，因而此后的竞争便集中于谁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的争论上。幕府指责他的竞争对手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分裂国家。萨摩和长州领导人则声称幕府的一己之私扭曲了富国强兵，使之成为反对藩主而不是抵御外国人的武器。在这两种说法中，后一种被证明为更为可信。萨摩和长州同盟通过操作其他藩国以及他们自己藩国的封建分离主义情绪，促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反幕府联盟，并通过这一联盟成功地迫使将军辞职。六个星期后(1868年1月3日)，尽管有土佐调停的努力，这个联盟还是成功摧毁了幕府。这就是王政复古，短暂的内战中的胜利巩固了王政复古的成果。
然而，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事件的重要性。的确，它们关闭了日本过去一个方面的大门，即废除了德川运行其权威并令其长存的核心制度。同样，这些事件的实施者，是那些意识到迫切需要以非传统方式增加日本财富与力量的人。不过，总的来讲，他们对未来国家的形态为何模样依旧模糊不清，这将首先取决于胜利者联盟中的不同集团，在那些它们都已经赞同的口号的定义上，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一致，并将它强加于其他人。这就牵涉到设计一个幕府的替代品，来作为统治日本的机器;赋予有关“改革”的理念以内容，首先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赋予“改革”理念以内容;并以有助于稳定的方式调整社会结构。因此，所有这些都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而且在那些被认为能够决定“文明”性质并解释西方力量优势的基本问题上，日本领导人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追随西方模式。
因此，正是在这个建设阶段，而不是之前的破坏阶段，过去几百年中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性才完全显现出来。新的统治者确信好的政府需要“有才之人”，而他们在出生高贵的人中很难寻觅;此外，他们还认识到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一个由富农、地主和乡村官员组成的阶级已经成功地在武士和土地之间形成势力;这两个认知促使新的统治者不但告别幕府，而且摒弃了封建主义。其结果之一便是废藩，它标志着把西方理性运用于日本现实，以达到创建一个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目的。另一个结果是征兵制，在这里，对德川武士“衰败”的谴责，同对欧式军事力量的概念一道，形成了如下的认知：军队的有效性不但有赖于武器装备，而且取决于组织形式。这两个变化诱使明治政府采取了解除武士特权、以军功取代世袭等级的政策。由此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政府的需要也导致了对乡村社会既存现实的接受，尽管这个现实与儒教官员所希望看到的不一样;这一发展意味着对中农—自耕农保护的终结，对乡村精英业已获得的地位的肯定。
正因为蕴涵于“富强”政策中的变革，在实践中被证明要比人们所期待的激烈得多，这些变革才引发了争论和危机。在藩主和武士中，都有一些支持明治政权、把它视作保卫日本手段的人，因这个政权有在他们看来是不亚于江户的卑躬屈节之行为、崇洋媚外之动作，而触怒而愤恨。另有一些人，虽然在接受西方技术的问题上别无异议，但否定有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需要，或者是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攻击而感到不满。结果，1873年的最后几个月见证了一场对明治政府已陆续出台的政策的挑战，其后，又发生多次那些无法扭转明治政府政策之人发动的抗争。明治领导人在回击挑战上获得了成功，这一成功奠定了接下来几个世代日本历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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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提供了许多克服传统惯性和束缚的不同驱动力量的例证：帝国的野心、宗教的信仰、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新兴阶级的抱负。对19世纪的日本来说，民族主义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这些年份的资料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这样的论述，它们把各种政策——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外交的——均置于“国家”利益的背景下，立足于它们能够“重建我国的力量”或“使天皇享誉海外”来使这些政策合法化。此外，大多数重大政治危机均集中在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1858年，条约的签订与德川继承问题挂起钩来; 1863-1864年，“志士”的命运在外国轰炸的背景下被决定了;1873年，关于韩国的争论使得关于国内政策轻重缓急的争斗公开化了。贯穿始终，日本的舆论从一直是从对外来威胁的感知，走向对国家认同的认识，并以要求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方式表现出来。
通过与中国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反应是何等地快、何等地彻底。在中国，尽管在士绅和官员中有着广泛的排外情绪，但是，至少是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始终是以一个民族的身份保卫着一个受到威胁的文化的方式、而不是以一个国家的身份保卫着一个遭到攻击的国家的方式行动的。[4]而在此很久以前，日本人就已经在民族主义中找到了一个协调文化传统与当下冲突的途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以更为清晰和精致的方式，通过维新追求“富强”的道路。
这一新发现的民族主义深深影响了“自由主义”的宪法运动。“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增强日本国家的力量”，福泽谕吉1882年写道，“与对国家力量的考虑相比，国家内部的统治问题、政府落入何人之手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即使是一个在名义和形式上都是独裁的政府，只要它能足够强大以使日本强大，我就对它感到满意。”[5]这里，民族主义的福泽战胜了自由主义的福泽，哪怕仅仅是暂时的战胜。
一家叫《日本》的报纸，就从更宽泛的视域，主张对外国方式的采用需要有所限制，并以此庆祝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该报宣称，它无意于“复活狭隘的排外主义”，因为“我们承认外国文化的优秀。我们珍视西方的权利、自由和平等的理论……首先，我们看重西方的科学、经济和工业”。然而，它继续写道，这些事情“不应该仅仅因为它们是西方的而被采纳;它们之所以被采纳只能是因为它们能对日本的福祉做出贡献”[6]。在1889年的东京，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警告，警告不要走得太快或走得太远。而在同时期的北京，这已经算得上是改革的呼声了。
人们一定会问，考虑到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传统，为什么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则要慢得多，效果也更弱？当然，地域大小的不同是一个因素。在领土狭小且海岸线漫长的日本，外国人以及他们船队的出现很容易被大多数民众发现，这使人们更容易相信他们带来的威胁，也更加容易采取行动。而中国不仅辽阔，而且复杂——在口语、社会习俗甚至作物种类上，因此，在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行政和经济的统一，就会遇到更大的现实上的障碍，正如在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没有做好转变为一个“国家”的准备，而日本做到了。
然而，除了这些，两国之间的历史差别对研究明治维新也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是日本在文化选择方面相对的自由：它不像中国那样受制于一个视角看它的社会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早已引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并与它自己的其他文化因素长期共存;因此，吸收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并不会损坏完整且独特的日本文化实体，只不过是给现存的由两种文化——其中就有一种无论如何也是“外国的”——增加了第三种可能性。例如，在前现代的日本，医药是一门中国学问，使用大量的中国药物，因此接受西方方式并不会带来多大的震动。武士的谋生手段，战争，也是学习中国的经典文本(尽管是体现在完全日本式的神秘色彩中)，也在17世纪得到了“荷兰”的帮助。接受异域的模式不会受到什么约束。正像阿礼国刚开始熟悉日本人的时候所做的评论那样，“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愚蠢的自负，这种自负使中国人忽视或否认了外国事物的优越性。”[7]
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德川时代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不会看不到他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国是不同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们所阅读的哲学家眼里是理想的模式。他的国家不仅有天皇还有将军;它通过封建系统而不是官僚系统来治理。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日本人意识，而这种意识也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要素;而且，它还使日本人意识到，在所知和所能接受的界限范围之内，仍有众多差异存在的余地。
换句话说，在摧毁幕府，重建天皇权威，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的过程中，日本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在他们历史中已经包含的众多变量(无论他们如何解释这些变量)中，重新选择一番新的组合。因此，维新能够以一种不至于招致太大反对的方式与复古联系起来。这一点又因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和道德而尤为如此。在中国，文官拥有官职靠的是他们拥有儒家的美德，即成为他们的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信仰体系的模范。毁坏这个体系的部分结构，就是颠覆整个体系，削弱他们的力量。在日本却不是这样。的确，武士是接受了儒家的道德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一些官僚习性。不过，他们并不依赖这些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作为封建藩主或陪臣，他们的地位靠的是出身，或者是因对过去军功的奖励而获得的世袭地位。他们的原则，武士道，虽然能与儒学共存，却强调了不同的美德，尤其是军事方面的美德。因此，他们并不觉得有完全接受或抛弃儒学的必要。他们能够——像明治社会所做的那样——在个人和家庭的行为情景下运用儒学，而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则转向了其他理念：民族主义的理念，这个理念还能够被抹上几道神道的色彩;西方的理念，可用于解释新的工业和商业现象。至于这个新的混合体并不是那么具有逻辑的混合体这一事实，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烦恼，因为旧有的混合体也是同样地不合理的。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与中国不同，日本在一个军事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入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性。就士兵更倾向于保卫一国的领土而非保卫一套思想观念、更倾向于保卫国家而非保卫文化而言，这一点与民族主义也有关联。它也关系到现代化，因为它在人们对明治政府政策的轻重缓急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对共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确实，用一种军事思维的习惯处理各种问题，可能是武士对明治社会——从而也是对现代日本国家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民族主义在1853年后的20年里有双重功能：首先，它提供一个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动因;其次，它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及其轻重缓急。不幸的是，这一对已发生的事情令人愉快的简单解释并不完整。与民族主义和外来威胁的线索同步发生的，还有另一条线索，社会变革的线索;而转向这一线索，我们就从对人们目的的讨论，转向了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讨论。历史就是在这两者的互动中被塑造的。(www.xing528.com)
这一“环境”的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给德川阶级结构带来的压力。在最底层，农民暴动到1850年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常见现象，而暴动正是对封建统治者的税收要求和逐渐转型的乡村生活的反应。然而，暴动的政治作用是间接的，它们对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远不及暴动在中国对领导人的影响。农民暴动的存在——它们发生的几率的增加——就像幽灵一样在日本游荡，在许多情势下出现。农民起义威胁到封建藩主的财政，而从儒家的角度看，它们意味着对封建藩主治理的批评。起义还引起人们的担心，害怕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力量可能因此被严重削弱;因此，起义也是“内忧外患”这一公式的一个成分。然而，尽管如此，农民起义似乎并没有成为促使统治阶级行动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农民没有找到那些能把他们的行动转变成有效政治运动的理论学说或领导人，结果，在明治维新的历史上，他们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不是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
那些可能领导农民的人——新兴的农村地主精英、地方钱商和生意人、乡村官员和低级武士——在事实上却追求了相反的抱负。在德川治下，他们与武士阶级本身有着爱恨交加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方面使他们模仿武士的教育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手段寻求等级和地位;另一方面使他们为1860年代的恐怖主义者和阴谋者队伍提供了大量人手。同样的暧昧也存在于维新之后，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们甚至在积极地参与去除武士特权的过程中，仍然为把武士道德移植入明治统治阶级之中助一臂之力。此外，尽管他们有时也准备——即便是不成功地——呼吁农民支持他们反抗一个否定他们期望的政权(如在大和与但马起义以及水户内战的个案中)，但是，每逢农民起义，他们因是剥削农民的最直接的例证，总会遭到农民的攻击的事实，再加上提拔“有才之人”的明治学说给他们开放的新机会，使他们归根到底也要以权威的名义控制乡村，而不是充当为农民争取“权利”的代表。
事实上，如果可以从最宽泛意义上界定统治阶级，包括所有对政治治理有实质贡献的人的话，那么，1853年到1857年间发生的事件的结果之一就是扩大了日本统治阶级的边界，把新兴的农村地主精英、地方钱商和生意人、乡村官员和低级武士包括进来，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外。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最初，上层武士的无能为中级武士(如大久保和木户)打开了权力之路。这反过来又为下层武士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他们的崛起通常在时间上稍晚一些(伊藤、山县和松方)。最后，尽管过程缓慢，普通人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最初是以集体的形式通过官僚机构或政党团体获得，但最终个人也获得了权力。无论这些人是不是“资产家”——地主的儿子——它都清晰地表明了权力中心的重大转移。
尚待考虑的是武士本身。到19世纪中叶，他们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已经显得有些反常，因为他们既不是持有土地的绅士——尽管大名或许可以被归为有地贵族——也不是领薪的官僚。此外，人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视作只关心自身利益的特权集团。他们没有以统一的方式，对时代的大问题——财政和对外危机等大问题——做出反应;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争端中，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足够强烈的阶级利益共同体意识，以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他们当中的少数人确实因不满而比以往更为积极地投身政治，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政治;这使得他们成为当时政治骚乱中为任何其他集团都无法比拟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分，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毫无争议地比农民和乡村精英更加重要。然而，他们的所做所为，很难被称为“一个武士运动”，哪怕仅仅是因为武士们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如此地多种多样。那些具有合法地参与藩政的最低限度地位的人，与那些没有这一地位的人参政的政治活动是如此地不同：前者成为官僚机构内的派系，后者却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在官僚机构之外行动。
与此相似，由于幕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大名挑战其权力的可能，而对政治社会做的严格的垂直分层的制度安排，因此在藩国与藩国之间，我们看不到两个必然相同的模式。在萨摩，一个有为的改革藩主的出现，在没有打破适用于高级职务的等级体制的情况下，在决策过程中给予中级武士以间接的却有效的发言权。结果，他们能够推动避免产生大量背叛藩国“志士”的政策。在土佐，另一个改革藩主帮助中级武士获得很高的职务和影响力;但这些武士所追求的路线，把他们与一个由乡村武士和村长领导的尊皇主义运动分离开来，而在那些乡村武士和村长中，有很多人逃离土佐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在长州，中级武士尊皇主义者，在那些可勉强算作武士，甚至连武士都算不上的人的支持下，在与上级武士和保守分子的对抗中，最初通过官僚机构，继而通过控制藩主，夺取了权力。这三个藩国的情况远没有穷尽各种变异。在许多藩国，改革者和尊皇主义者尽管有来自其他藩国的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但直到1868年都一直无法取得什么进展。
事实上，从这个画面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武士为自己利益而与社会其他集团相区隔，而是不同的武士集团在与封建权威和非封建压力的不同关系下活动。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提拔“有才之人”的做法，最终成了创造真正依靠薪水的官僚体制的手段，而不是把武士阶级官僚化的手段。不过，我们得承认，武士拥有的教育机会或家庭关系，往往使他们享有的获得优势地位的机会，要比严格按他们的能力所决定的要大得多，这就使前武士(ex-samurai)或武士后裔成为日本精英的一个重要成分;我们还得承认，一些武士，那些最有才干的武士，还将在另一个世代统治日本的政治;但是，1868-1873年做出的那些决定，剥夺了武士作为一个集团享有世袭垄断官职(包括文职和军职)的权利，紧接着还剥夺了与这些官职相连的武士俸禄。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所考察的无法简单地或完全地使用社会阶级的概念来加以解释，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早前考虑过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两个特征。首先，政治事务显然只引起了少数人的关注。农民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他们的政治活动，就像他们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只事关乡村社会问题，而不涉及国家的命运。此外，在数十万个武士和乡村精英家庭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像尊皇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甚至传统主义者那样积极地参与政治。[Ⅰ]此时的民族主义还不是大众运动。其次——这一点天然地存在于“民族主义者”这一称号中——尽管像征兵制和地税改革那样的政策都有重大的社会影响，维新政治并没有直接把关于社会的冲突性观念变成争论的问题。因此，维新政治中的权力之争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对“权利”的分配的公开竞争。它与“民主”无关。[Ⅱ]
让我们离开这些基本上都是消极的结论，转向考虑更加积极的结论。那么，我们该如何确定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相互之间的关系呢？我建议做如下的思考：
1.在德川晚期，日本政治活跃的少数人的阶级成分已经反映出经济变化的结果，因为这一构成与正式的社会权威的分布并不相符：少数大名、少数上层武士、相当大数量的中级武士、数量大得多的下级武士和位于武士阶级之外的“资产家”。这一分布与各个集团在人数上的分布，在比例上互相吻合。然而，此时还没有哪个日本人做好准备，主张决策的参与应该以这种方式与各集团人数成比例进行。根据传统，政治事务几乎是完全属于藩主及其高级陪臣的特权。因此，这一方面与传统规范的分离，就意味着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一阶段的起初，就有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轮廓，从旧的统治阶级之中浮出。大多数的关键性论战正是在这个阶级里发生的。
2.在条约签订后各种治愈国家疾病的建议中，通常均有阶级或团体利益的因素，尽管它们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幕府和封建藩主尽管互为敌手，却都主张在不扰乱社会的情况下保卫日本;中级武士鼓吹提拔“有才之人”，主要指的是提拔他们自己;而“志士”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仍不能摆脱封建话语，但显然抱有他们计划的成功将会给他们带来不曾有过的地位的期望。因此，公武合体即“朝廷和幕府团结”和勤王即“服侍天皇”的失败，不但是某些特定的关于日本如何才能最好抵御外敌的观点的失败，而且还分别是社会保守主义改革模式和政治激进主义改革模式的失败。
3.继改革藩主和不满武士之后攀升为领袖的那些人(大部分是在1864年以后)，都是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官僚型政客，他们的出身和扮演的角色正好吻合：即他们几乎都是中下级武士，在封建等级制度中，他们的地位并没有高到愿意去维护制度的地步，但也没有低到完全被排除在外而要不顾一切地将其摧毁的水平。再者，他们深信国家的防御需要国家的团结。因此，他们对协调的信念，一如对改革的信念一样强。为此，他们开始把能够构成一个社会和政治联盟的因素整合到一起。江户的顽固分子和反叛的农民是他们不愿容忍的，因为两者均以不同的方式阻碍了秩序和统一的形成。但是，其余的角色在他们统治的国家中，都有一席之地：朝廷公卿、封建藩主、武士、地主、有影响的商人，最后，甚至包括将军的陪臣。为了获得一席之地，只须拥护这个核心集团所定义的国家目标即可。
4.对德川的胜利使这些人控制了政府，即负责在全国范围实行那些将使日本走向“富强”的政策。但是，他们此后的众多作为，仍然是沿着接受过儒家观念训练的武士—官僚的路子：操纵天皇，就像操纵他们的藩主一样;在不影响到国家的税收的前提下，关心人民的福祉;建立一个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秩序形成和公民技能提高的教育系统。政府的概念及其功能，从德川到明治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对现代化的强调所促使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然而，有些变化是关键性的。封建主义必须废除，因为它对效率毫无贡献又阻碍军事力量成长。同样，由于地租是关键资源，而且对它的定义涉及到对乡村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承认，于是地主的土地权利便得到了肯定。间接地，他们的经济机会也随之得到了扩展。实际上，尽管这么做的目标不是为了社会变革，而是对为使富国强兵——即一个军事强大且有足够财富维护它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的日本——成为可能所必须做的最低限度的社会调整的确认。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的一些结果，却与二十年前的日本非常不同。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变化，一经确认，也被证明是重大的。对武士特权的打击是有意为之的政策行为;然而，这一打击最终使一个新的阶级——目前为止仅仅具有潜在权力的富有平民——崛起并获得有影响力的位置成为可能。
5.多重因素共同决定明治维新后出现的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德川时期的一些长期趋势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趋势又因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接触得到刺激;首先是通过对外贸易的影响，然后是通过日本所得到的建议和它所学习的模式的性质。运用于日本问题的西方解决方法，必然是当时的工业国家所采用的方法。明治之后的日本的发展，还因为了提升国家力量而制定的政策——鼓励工业和商业的增长，佐之以政府对国家经济超乎寻常的干预——而导向了一个特定的路径。因此，日本从德川时代“集权的封建制”转向了一个同样集权的资本主义体制。这就消解了德川时代的一个矛盾，即通过把像地主那样的企业家带入统治阶级行列，并给予他们以合法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手段，消解了德川时代商人富有但政治上无权的矛盾。明治之后的发展使另一个德川时代的矛盾即农民暴动乏人问津。就短期而言，这第二个问题是通过武力加以解决的;但随着工业的增长，耕种者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农民问题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重新浮现为20世纪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等于一场革命吗？或许，询问这个问题，就会引发一场关于词语意义的论证，因为读者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或使用自己的标准来寻找答案。然而，在这里对以上所述所做的最后的评论中，尚有几点可以指出。例如，幕府具有一些旧政权的经典特征：它有严重的财政问题;它曾尝试改革但均不成功;它在镇压反对派上，最终既不果断也无效果;出于各种原因，它失去了统治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信心。另外，那些推翻它的人中包含了许多社会出身(但不包括最低的出身)的人;他们大都有一定的威望和经验;他们制造了一个或可称为“委员会独裁”的政权。我们甚至可以主张，维新政治在尝试过温和的和激进的方法后最终打造的不是“一个全新的统治阶级”，而是“某种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旧有的特权阶级中的一些有魅力、适应力强或者有运气的个人，为了最实用的目的，[而]与旧有的遭到压制的阶级中的某些人(他们可能通过具有同样的材质而能够脱颖而出)联起手来”。[8]
还有其他一些衡量标准。政治权力中心发生了以维新前的标准看是向下的转移。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时域拉得足够长的话，可以看到明治之后的日本，在社会的组织原则上，出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在那里，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或者至少为了做出一些能够导致这一转变的特殊决定，在政治上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
尽管有这些看法，我仍不愿意将维新称作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这部分是因为日本所发生的事情缺少公开的社会目标，而具有公开的社会目标正是历史上“伟大”革命的共同特征。但是，维新之所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还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的性质;在这个社会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元素，在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旗号下共生共存。而催生这个社会的政治运动，无法合理地视作“资产阶级”运动。这是因为，在这场运动中，武士扮演了统治角色，而且在运动结束之后，政权仍保留在他们的手中。考虑到农民暴动的结局，这场运动当然也不是“农民的”。如果这两者意味着运动的最初刺激来自于对大众暴动的恐惧的话，它也不是“绝对主义”或“右翼分子”运动。那么，当这些标准的解释种类无一适用时，还剩下什么解释呢？或许只好把它称为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它不正是由民族主义的情感所推动的吗？
【注释】
[1] 参见例如邓嗣禹和费正清翻译的文章，特别是魏源、冯桂芬、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如井伊直弼、堀田正睦、水野忠德和岩赖忠震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参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SectionⅠ,Ⅱ and Ⅲ)。
[2] Teng and Fairbank,p.62.
[3] Wright,p.8。这本著作对中国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做了最好的分析，特别见第2-10页及43-67页。
[4] 参见Levenson，特别是第109-125页对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分析。
[5] Blacker,Japanese Enlightenment,p.134.
[6] Pile，p.134.
[7] Alcock,2:259-260.这段话是作者对日本的经济潜力进行估计时指出的。阿礼国评论道，随着时间的进展，日本人很快就能从西方学到东西，并可望很快能够出口“不输于谢菲尔德制造的刀剑”，或能与英国和法国做的最好的丝质品相聘美的丝绸品。
[8] Crane Brin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1957),p.257.
[Ⅰ] Toyama注意到有1，070个“志士”或其他人，后来因他们的尊皇主义行为而受到嘉奖，其中大约有2/3属于这种或那种武士。(Meiji ishin,pp.37-39)甚至假定这些武士中的大多数来自于少数政治上活跃的藩国，他们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大：一项关于那些政治最为活跃的藩国(水户、萨摩、土佐和长州)真实情况的研究表明，各藩在任何时候参与“政治”的人都不会超过几百人。例如，在土佐，有一个武市瑞山的尊皇主义追随者名单，上面所记载的人名仅有192个。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改革者人数都不会很多。相反，该藩国报告在1869年士族和卒的家庭超过1万户(《藩制一览》，1:152)。
[Ⅱ] 板垣退助的政党在1880年代声称(回溯性地)维新“不仅仅是对天皇的政府权利的恢复，而且也是人民的自由的恢复”(《自由党史》，1:4)。按照这个说法，维新是一场天皇和人民反对武士特权的未完成的斗争。鉴于板垣几乎把“人民”这个词作为“富农和商人”的同义词使用的事实，如果这一声称指的是最终发生的事情(以及因此潜存于当时政治事件中的东西)，那么它确有几分根据。但是，如果声称这就是在1868年前后的那些年人们所相信自己为之奋战的东西的话，我们将很难给它找到站得住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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