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藩本身不是目的。对于明治政府的大多数人而言，废藩是为了完成“复古”之任务，藉此形成一种使政府事务得以运作的政治结构。因此，废藩是迈向政治统一的又一步，为强国所必需。但是，废藩并不是灵丹妙药;它不可能一举解决所有与政策制定相关的问题。诚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明治政府的目标是依据新领袖于1868年前后，他们自己藩国的经验来制定的：富国强兵，体现在采用西方军事技术，采用新的经济活动为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筹资;还体现在提拔“有才之人”，在这里得到强调的是武士的职能基础而非其世袭背景。尽管有这些相同点，但是，由于藩国的经历各不相同，“富国强兵”的政策未必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下去。同样地，承担这些责任的人，尽管在背景和人生履历上大体相似，但在眼界和性情上大相径庭——有的谨慎，有的热情，有的保守，有的极端——结果，他们往往互相之间也难以达成一致。
在这样的局面下，把口号转化为政策的进展相当缓慢，延续于明治的大部分时间。这还带来一些巨大的争议。其中之一是文化传承的问题：当日本引进那些似乎为建设强国必不可少的西方制度时，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特质？在这里，攘夷与开国的老问题以一种更加精致的形式再次呈现。另一个问题是社会问题：追求新的目标，像统一和效率，是否会摧毁在过去200年存续的日本社会？更具体地说，追求社会的统一(这与行政统一不同)，是否会导致武士阶层的毁灭，使得非武士即“平民百姓”能够被动员起来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令当时的日本人三思而后行。结果，澄清政策的内涵过程，以及相应地必须做的确定改革方案的范围，都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唯有当这一过程完成——至少暂时地完成之后，才能说复古告终，明治时代的帷幕得以拉开。
制定政策
在考察早期明治政策制定的问题时，一个很有用的方法是检讨岩仓具视的思想发展历程，因为他常常充当了明治政府核心圈的发言人角色。1867年春天，在京都就开放函馆和惩罚长州明争暗斗之时，岩仓具视草拟的备忘录预示明治国家许多特征：通过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大名的天皇统治形式;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和外贸领域;旨在教授实用技术和传统道德的教育体系;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列强重开外贸条约谈判。[1]而在岩仓及其同事掌权之后，随着对西方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多的西方元素得以采用。1869年1月，岩仓向英国公使咨询“如何才能富有成效地把西方的制度移植到日本”，因为，“虽然日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文明。”[2]帕克斯没有错失这个教导日本人的机会。其他人也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无论是那些身在日本的外国人，还是那些去过欧洲和美国的日本人。
结果，到1870年的仲夏，当岩仓准备另一个关于一般政策的长篇论证时，他的思想更加具体了。首先，现在他建议立即废藩，其理由是一个因封建主义而支离破碎的日本势必是软弱的，无力保卫其人民生活免于外国的威胁。“国家之安全就是个体之安全，国家之危机就是个体之危机。”[3]照此逻辑，他推论道，税收必须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藉此保证财政稳定和地区之间的负担平等;武士特权必须终结，因为他们不再为国家提供军事和行政服务，因此不该从公共资金那里得到酬劳。同理，教育必须成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这就意味着教育不能以教育武士的儒教形式进行，必须采取一个全新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以提高人民识字率为目的的小学;有因商业的重要性而设立的商业学校;还有女子学校，女子最终将作为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塑造国民价值观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岩仓提出的关于新日本的此类蓝图，特别是对日本取得与西方平等地位的强调，获得了明治领导层的广泛支持。群马藩主细川吉行作为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大名，也在1869年6月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许多相似的观点(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用儒家的方式)。[4]而在那些与事物的核心更加接近的人之中，已经被认为是“进步”人士的肥前的大隈重信，在1870年秋天就已力主日本必须在如下三个方面都统一行事：行政统一于内务部之下，军队统一于军事部之下，税收统一于财政部之下。[5]
大久保利通也接受了日本必须向“文明和启蒙”的方向前进，虽然作为一个比大隈更加谨慎的政治家，他认识到任何可能触犯根深蒂固的既有特权的改变，都必须小心谨慎对待。在1869年他就说道，“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一件事物是新的就要看好它。我们必须循序渐进，三思而行，而不能急于求成，以免危及我们的目标。”[6] 1870年春天，他特别警告大隈，鉴于中央集权计划必然激起动荡，改革者的行动过于超前了。[7]岩仓也有相似的保留。如帕克斯向伦敦的报告所透露的，明治政府参议会成员“很不幸地害怕反对党，后者对前者决定的任何创新都予以激烈的攻击”[8]。
这些发展的背景之一是到岩仓撰写其政策建议的1870年，在明治政府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改革或者革新(维新)党，它要求进行的“富国强兵”改革，其彻底西方化的程度，为1867年反幕府联盟大多数成员所不能接受。[9]该党的核心成员是那些以尊皇主义政治和对西方的直接了解而著称的明治政府要员，包括大隈本人，他在担任大藏省(财政部)次官期间(1869年8月到1870年9月)把该部变成明治政府中的“启蒙”中心;还包括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两人曾在大隈手下和内务省任职;以及萨摩的海军和工业专家五代友厚，他曾于1868年与大隈在外务省共事。这一核心集团因一群西方事务“专家”的存在而得以强化，这群人，如西周、涩泽荣一和神田孝平，有的有曾服务于幕府的政治污点，但他们接受的西方训练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当时的日本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根据帕克斯的看法，他们因有在外国生活的背景而常常被称为“留学生党”。[10]暂时在1871年接替帕克斯的英国代办亚当斯报告了岩仓对这群人的评论：他们要“立即采用外国的发明，以电报的速度推进国家建设”。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守派，他们对“突然而不加深思地做出众多变革持反对态度”。岩仓补充道，他本人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政策很可能就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11]。
事实上，岩仓和大久保在随后展开的辩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一方面对冒犯保守派的激进变革保持警惕性，同时另一方面又保持足够开放的心怀，使他们在那些他们被劝服相信必须彻底改革方能实现政府目标的事项上，能够影响极端的变革行为。这就使得他们的意见成为衡量任何改革建议是否可行的试金石;而这就决定，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公开冲突于1873年到来时，他们支持前者的意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在我们转入讨论这场争论及其解决的方式之前，我们不妨先从1871-1873年之间提出的问题中，挑出若干问题加以仔细的观察。这些问题与铁路、教育和征兵制相关。因为它们能够充分地说明各种不同的建国方略，所以将在这里予以考察。我们将把俸禄和土地税改革等问题留给下一章讨论，这些问题当然也能说明不同的建国方略，但在下一章中放在金融和社会变动的背景下讨论更为合适。
改善交通是各派力量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督促明治政府要做的事。作为产业和商业增长的推进剂，交通发展得到了那些要日本进入“文明与启蒙”的时代的人的支持。在政治上，改善交通能够从有助于国家统一和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得到辩护;而在军事上则是维持秩序和国防建设的手段。因此，改善交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许多不同观点的人都有吸引力。同样地，它也招致那些不喜新鲜事物的人的反对，招致那些带着恐惧心理看待西式发明、认为几乎每一种西式发明都必定有利于外国人甚于有利于日本人的人的反对。所以，考察交通改善的问题，可方便地帮助我们判定各派对引进技术的态度。
例如，所有的这些论断都体现于关于电报系统的争论上。日本最初的电报系统是在伊藤博文的影响下引进的，而伊藤博文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一个英国工程师的指导。1870年1月从东京到横滨的电报线铺设完毕，另一条从大阪到兵库的电报线于次年12月完成;在其后的五年里，电报网络延伸至大多数主要县郡中心城市;国际间的联络，即把长崎和上海、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的电报线，也于1871年建成。
尽管如此，电报网络的建设并没有像铁路建设那样引起那么多的争议，这无疑部分可归因于铁路似乎更具文化变动的意味。19世纪中叶毕竟是欧洲和美国的铁路时代。按照西方自己的评价，铁路意味着进步。这一事实在西方与日本打交道之初就已见端倪。佩里于1854年带给日本的礼物中，就有一个小型火车(以及一个电报装置)。根据他关于这一正式展示的报告，小火车立刻造成轰动。实际上，有的幕府官员“为了不失去坐车的机会……直接爬到车顶上”。于是，展示现场就出现了这么一幅滑稽的场面：“一位神色严肃的高官坐在小火车上，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在环形轨道上转圈，宽大的长袍在风中飘扬。”[12]
不过，这个“新式玩具”很快就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德川统治的剩余年份中，有关建设日本铁路的一系列建议被提了出来。[13]在1865-1866年期间与比利时商人的交往使五代友厚提出了建设一条铁路连接大阪和京都的萨摩计划，以为西南强藩对朝廷首都可能进行的军事干预改善通道(首先经由海路到达大阪)，但这一计划最终夭折。出于同样的企图，但站在相反的政治立场上，幕府的现代化论者在法国公使莱昂·罗切斯的支持下，于1866-1867年间，仔细地研讨了江户—京都间铁路的建设计划，其目的在于加强幕府在朝廷的地位。另外，幕府与美国方面就在江户与横滨之间修建铁路的谈判也无果而终。
幕府覆灭之后，这些方案中部分得以复活。1868年，新政府中来自肥前的成员，日本铸造铁炮领先的藩国的代表，提议在东京和京都之间修建铁路，或可解决国家依靠两个中心行政的问题。同时，美国外交家开始就他们早前与幕府官员商谈过的项目向新政府施压，要求后者认可之前的协议。这一举动激起了哈里·帕克斯爵士回应。他向新政府提出，如果日本人自己承担铁路的修建计划而不是让美国人做的话，英国将提供工程和金融上的援助。他说，这样做的话，建设一条铁路只好不坏：它将是“一个日本的事业”，而非“对外国公司的妥协”;因此，它不会成为外国统治的象征。如果修建铁路的事业要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就必须依此方式行事。[14]
帕克斯的计划得到了英国工程师布伦顿(R.H.Brunton，他曾受日本政府雇用指导灯塔的建造)于1868年4月提出的详细建议书的支持。这个建议书勾画了一条连接东京和大阪的铁路蓝图。这条铁路将由国家管理，其建造费用由政府资金承担，其中从东京到横滨的一段将首先建成。这个提案得到了明治政府中的大多数改革派，特别是大隈和伊藤的支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帕克斯的动作，首先采取行动确保这个计划被正式采纳的部门，是曾担任过岛津齐彬兰学顾问的前寺岛宗则领导的外务省。在向参议会(太政官)提交的署名日期为1869年11月14日的一份文书中，外务省从国家富强的角度，对建设铁路做了总的辩护。它宣称：“铁路将使抹平分配不平等成为可能，从而减缓因谷物大米等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而带来的危机(指1869年的歉收)。另外，铁路还有一大好处，它使我们能够在那些现在仍旧是空地和荒地的地方开垦种植;而在紧急危难之际，铁路使军队的迅速调动成为可能。”[15]为了使建造这条铁路的论证更为有力，外务省的信件声称建造这条铁路的第一段即从东京到横滨的一段的花费，几乎可以肯定将由横滨的商人承担，铁路的开通必将大大地增加城市的繁荣，商人自然会从中受益。
外务省的陈情信，加之于帕克斯进一步的公关工作，[16]使建造这条铁路的原则性协议得以达成，紧随其后的是就获得英国贷款开始谈判。然而，此时仍有一系列的障碍有待克服，围绕着英国贷款而出现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部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导致)使计划迟迟得不到实施，这就给予反对派以充分的时间积聚反对力量。于是，在1870年初，一群保守官员，包括吉井友实和海江田信义这两位有影响的萨摩人，以及前备前藩主池田茂政，均试图以为此花费的大量金钱不如用在国防和国内赈济上为由，要求搁置原初的决定。对于开建东京横滨线，还有来自兵部特别是兵部大辅前原一诚的反对，他和他的同事们论证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导致那些被卷入这个地区交通的日本人贫困化，从而制造潜在的动乱根源;同时，它还会使保卫首都抵御外国攻击变得比没有铁路要困难得多，因为法国和英国在横滨都有守卫使馆的驻军。如果一定要修铁路的话，他们认为最好是修一条通往日本东北部的铁路。这将有利于开发不发达的北海道地区，并使国人得以到达那些受到俄国威胁的前线。兵部的反对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它在好几周内，拒绝交出计划用作横滨线东京站建设用地的地盘，那里正好是兵部的一个兵营。
为了反击此类动作，大藏省内拥护建设这条铁路的官员们，尤其是涩泽荣一，在1870年4月又撰写了一封新的陈情信，并同外务省联名提交给政府。[17]这封信首先重复了外务省提出的论据，即因交通落后导致的地方物价波动伤害了国家经济，使日本无法有效地与西方世界竞争。然后，它谈到了当日本在福利和国防之类事务上急需经费之时，铁路花费是浪费的反对意见。这个意见，它写道，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相左。英法两国在铁路上的花费，远远不是浪费，而是转化为这两个国家富强的主要源泉之一。实际上，东海道那样传统的交通所产生的成本才是浪费，因为那些居住在道路沿线的人们，每年必须为维持东海道的通行付出200万两的代价，这只会使他们变得贫穷。五年消耗的成本，就可建造一条铁路。再有五年节约的资金可用于救济地方百姓，大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铁路通过把国家的主要政治中心连接起来，使稳定和协调得到保证，而以其他方式花费财政资金则达不到这个目的。
尽管有前原的反对，这些主张仍然说服了议政会，使东京横滨线的修建得以进行。它在英国的指导下修建，并于两年半以后，即1872年9月竣工。与此同时，大阪神户线于1870年7月开始修建，并于1874年完工。在1870年12月，这些工程的责任都由新成立的工部省承担。一旦这些事务的管辖权转移到伊藤博文的手中(1871年)，铁路计划不再就原则上的问题受到责难，尽管这些计划有时会因资金短缺而停工。结果，到该世纪末，日本已经具有一条从北方港口城市青森经东京和大阪到达九州长崎的铁路干线，另有支线通往日本海岸。几乎所有的线路，除了第一个例外，都是只用在日本国内筹措的资金建设而成。
由于铁路是一种使用异国技术生产的异国产品，因此毫不奇怪许多日本人对它不抱好感。但是，教育则是一件相当不同的事情。
根据儒家信条，教育是一项与仁和孝同等重要的德行，事实上，正是教育培养仁孝德行。为此，历代大名都主张陪臣接受教育，并为陪臣设立学校。这样做使他们留给了明治领袖一个几乎无人质疑的信念：教育不但本身就是善，而且应当由国家来负责推行。如前所述，岩仓一直把设立新学校置于他明治新政府的任务清单中。
因此，维新之后人们争论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建立一个教育体系，而是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在德川统治之下，公卿和武士，以及众多凭借财富(如果不是凭借其地位)而处于统治阶级外围的人，都接受过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训练，且往往是相当周详的训练。少数人，特别是德川统治较晚的时期，在接受上述训练之外，又学习了另外一些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价值的知识，即所谓“兰学”;此外，还有一大批出身平民阶层的人，除了熟知德川政府认可的儒教行为准则外，还具备基本的读书认字能力，并掌握某些劳动技能。这一切使得日本成为一个识字率(和计算能力)相当高的社会。为创造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坚实基础。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了种种有关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教育体系的提议，以通过道德训练和聚揽人才为国家服务，增强国家的权威。[18]这些都是典型的明治特征。
从现代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的观点看，一个把实用的技能训练和培养正确的公民道德结合起来的教育体制是值得追求的东西。然而，明治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做出的最初努力却远谈不上成功。[19]幕府建立的三所分别专注于儒教、洋学和医学训练的学校，都延续下来，其招生对象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1869年7月它们被整合为一个被称为大学校(Daigkkō)的单一机构，这个机构后来更名为大学(这个词是university的现代译名)，并在下一年的3月被分为宗教、法学、科学、医学和文学五个学部。除了培养精英，这个新机构在理论上还负责监督各县的教育，但在实际上它哪件任务也没有完成好。由于缺乏在直辖地以外的地方进行干预的权力，大学所能做的教育监督非常有限，从而使得既存的藩校和私校一切如旧。就是在东京本身，有关应当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的争执使得整个大学体系声名扫地。这个体系里内斗不断，先是中国传统教育(汉学)和日本传统(国学)拥护者之间的冲突，继而两者携手攻击“西学”学者。最终，在1870年8月，该机构名义上的长官松平春岳辞职，大学被废除，留下其组成部分各行其是。
一如在许多其他事务上那样，废藩使教育体系改革得以重新启动，因为废藩把原先由封建大名履行的职责转移至中央政府。这马上导致肥前人大木乔任领导下的教育部(文部省)于1871年9月成立，接下了制定国家教育计划的任务。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似乎完全由官僚主导。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内部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争论;而且决策是建立在研究外国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这一研究发端于早先时候由大学派出的一批学者对欧洲的访问。结果，1872年9月5日颁布的《教育法》(《学制令》)主要体现了官员的西方化倾向。
《教育法》序言的性质表明新官僚的控制力是何等之强。该序言写道，教育对于公民和国家大有禆益：
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兴其业，以遂其生者，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长其才艺又非学不可。自为日常之用的语言、写作和计算起，到为官、为农、为商、为匠、为工等各行各业必需之知识，到法律、政治、天文、医学等等为止，事实上对于人类所有的职业而言，无一业无需求学……为此，知识乃是立身之本。[20]
除这些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观念之外，《学制令》还批判了武士阶级垄断教育，这个批判，如我们将看到的，与官僚们在征兵制上的论述有许多相同之处。该文件指出，因为日本学制有误，“世人一直误认为学习是那些位于武士阶级之上的人的事情。”农民、工匠和商人，以及妇女，“对学习一无所知，视学习为超过自己本分的事。”这个局面必须结束。“自此要做到一村之中，(不分阶级和性别)，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21]
除了阐发这些“现代的”原则外，《学制令》还设立了一个由大学、中学和小学组成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的机构被废除，新的机构被创造。到1880年，据估算，40%的儿童都入读小学，而在1900年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入读小学。但是，在今天被我们视为明治教育体系的一些根本特征——西方技能和日本伦理的结合，强调中央对课程教授内容的严密控制——只是在其后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这些特征是明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非直接出自《学制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特征是对《学制令》的回应，而《学制令》本身并不包括这些;这是因为，在1872年没有出现关于教育的公开争论，在当时，这给了文部省的现代化论者一个毫无阻力的操作空间，但与此同时，缺乏争论不过是推迟了传统主义者的反对，而在铁路和征兵制上，一开始就招致了传统主义的反对。
毫无疑问，188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反应赋予官方宣扬的教育目的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基调。因此，尽管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在年代上与我们所研究的年代相距较远，但我们仍不妨从该敕语中引用一段话来结束对明治维新教育政策的讨论，这样做部分是为了显示它与1872年文件的反差，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在1872年保守主义态度只是被搁置而没有被克服。“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22]显然，到1890年，教育政策的重点已经从功利主义转移到塑造合格且守法之公民。
在这一点上，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的遭遇非常相似：勿庸置疑，两者都是武士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即便他们在如何界定这些事业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军队应当如何装备的问题也许最容易解决;尽管它会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引起我们在讨论铁路时所出现的同样的对技术的偏见。这个问题不至于在明治政府的成员中造成分裂，或者在明治政府的成员和基层官员之间造成分裂。大多数早就决心日本必须与西方硬碰硬。因此，在武器的选择问题上，明治政府提出的计划，在本质上从未遭到严厉的质疑。
但是，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上，情况就远非如此，因为这涉及到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有的藩国，如我们在此前的章节中所看到的，1858年后十年的经验已经让人们意识到武士阶级结构，按照它既存的形式，已经不再是形成一支军事力量最有效率的基础了。吉田松阴呼唤招募出身卑微的英雄入伍;高杉晋作在长州组织非正规部队的创举;吉田东洋在土佐对传统军事技能的攻击;萨摩试图按照西方的方式组建陆军和海军建制的努力;幕府基于法国方式和建议的军事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寻求新方法协调武士遗产和时代需求的例子。恢复天皇统治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武士继续把自己视作国家的首要保护者。
对于一个在内战中诞生并面临如何将其权威加诸人民之上的政府而言，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必然是件大事，特别是考虑到这个政府的军队的大部分是由大名提供的现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岩仓在1870年8-9月的备忘录中设想由地方部队创建的军队，坚持找到使他们脱离地方归属并完全服从政府指挥的方法，以确保它们真正地听从政府的命令。[23]与此相似地，大久保利通主张应建立天皇检阅军队的制度，“这样，人们就会忘掉他们属于藩国的事实，努力成为朝廷的战士。”[24]有证据表明，实现军队统一成为废藩的缘由之一。毫无疑问，废藩终结了这个问题，至少以这种特殊的形式。
然而，废藩并没有就国家军队将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特别是军官如何产生、战士如何招募的问题做出决定。而且由于它使整个武士阶级的未来变得不明朗，便成为最高层的领导人所要争论的问题。[25]例如，来自土佐的军官谷干诚力主所有的武士之子都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由他们构成一支精英部队，平民唯有在需要的时候方可加入。长州的前原一诚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也要求以武士作为现代军队的核心。萨摩的岛津久光和西乡隆盛的部分追随者也持同样的看法。
许多其他明治领袖在依照欧洲的模式创建一支征兵制军队上，持有同样坚定的立场。两位长州人领导了这个运动。第一个是大村益次郎，于1868-1869年任战争部次官，为此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个计划建议从藩国中——但并非必然从武士中——挑选男子为天皇服务，五年一期;在服役期间，他们的服装和装备应由中央政府出资解决;他们在服役结束之后将得到一笔退役金，以部分取代俸禄。这个计划遭到了大久保的阻拦，他认为这尚不成熟，[26]而消息的走漏则导致大村在1869年底被一群愤愤不满的武士暗杀。
从此之后，继续并完成大村未竟的事业的担子落在山县有朋的肩上。
1869年8月山县与西乡的弟弟从道主动提出离开日本到欧洲访问。他们在那里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所见到的一切，使他们深信，为了强兵，征兵制一如现代武器一样必要。结果，当他们于1870年9月返回日本并立即被任命为战争部高官后，便成为改革集团的中坚。
在废藩之前，他们的行动重点放在组织和训练的技术细节上，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但绝非唯一的原因)是恢复了在东京职位的西乡隆盛，在明治政府权威即将受到检验的关键时刻，拒绝支持会带来巨大变化的改革方案。然而，一旦藩国被废除，这一约束即告解除。于是，在1872年2月2日，此时作为次官的山县，和他的两位来自萨摩的助手西乡从道和川村纯义一道，提出了建立征兵制军队的建议。[27]该建议指出，战争部“当下的关切”是国内的安全，但它还必须为应对外国攻击做长期的准备。两个场合都需要一支常备的征兵制军队和接受过训练的预备役部队。该建议以近期成功地与法国作战的普鲁士为例，建议征召20岁的男子，“而不问他们是武士还是平民”，按照西方的方式训练两年，然后投入预备役。[28]
来自诸如谷干诚和前原一诚之类的人的反对使这个计划未能马上被接受，但是通过诉诸欧洲例证的权威，并通过强调高杉在长州领导的那支非武士武装的成功，山县最终如愿以偿。1872年12月28日，政府发布创立征兵制的天皇敕令，附带着独立的对敕令的解释。[29]紧接着在1873年1月10日《征兵法》颁布，该法规定三年的现役和四年的预备役，尽管附带有非常宽大的豁免条款。
天皇敕令注意到，只是在封建制度下，日本才出现了战士和农民的分野，因此，为了使征兵制改革更易为人所接受，敕令力图把它描述为过去状态的复原，仅是由于对外国的做法的认知而有所修正，也仅仅是修正而已。与此相反，太政官的文件即《征兵法》则利用这个机会对武士阶级进行了猛烈抨击。它说，在德川时代，武士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依靠他人的劳动生存。如今，由于废藩和征兵制的引进，他们终于与平民被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两者都是天皇的子民”:“在游手好闲地生活了好几个世代之后，武士的俸禄被削减，其佩剑的特权被勒令取消，于是，出自各个阶层的所有民众终于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由于这个创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置于同一基础之上，人民权利平等，通向兵农一体之路的障碍终被扫除。”[30]
在这些抨击的背后，人们能看到若干势力的作用：朝廷对武士统治的长期怨恨;出生低微的“有才之人”对凭其社会出身而成为他们上司的那类人的不满(山县有朋出身于步卒之家);与封建偏见不相容的西方理性(该文件草稿大部是由在莱顿受过训练的前幕府官员西周撰写的)。[31]但是，文件未能显现出来的一点是它倡导的措施含有压制民主和平等的目的，尽管它使用了一些鼓吹民主的字眼。凭借征兵制，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明治政府为自己打造了不仅可用于对外政策，而且可用于维持国内秩序即镇压武士叛乱和农民骚乱的工具。[32]因此，征兵制是一项增强政府权威的措施，使之更少而非更多地依靠民众的支持。而从历史记录来看，我们可以断定改革者始终将这一目的挂在心上。对于他们来说，征兵制构成了一个支撑明治国家生存的机器的一部分，使之能够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就其原始意义而言，征兵制并不是一项社会政策;但是，因为它牵涉到武士军事功能的废除，它迫使重新调整政治权力的阶级基础。因此，武士遭到打击，但从这个打击中获益的是官僚，而非农民，不管官僚口头上如何称道人民的“权利”。
轻重缓急之辩
上述关于铁路、教育和征兵制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简短论述，清楚地表明本章开头提到的岩仓1870年夏末备忘录包含的方案并不是对已经达成的共识的陈述。在那时，无论是改革的内涵，还是改革的广度，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辩论;而倡导了最终成为“现代”日本标志的解决方案的那些人，此时仍需努力，以使方案被明治政府采纳。武士俸禄改革和土地税改革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后面将加以考察。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每个改革方案都会引发偏见，这些偏见有时来自于传统主义，有时则反映了阶级或集团根深蒂固的利益;这些偏见在政府成员之中产生的分裂作用，一如它们区分政府成员与其共同敌人的作用一样强。
结果是一场事关轻重缓急的争论，而这一争论，决定了在未来数年之中是哪些议题成为明治政府的核心政策问题，又是哪些人成为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先是关于某个问题，然后关于另一个问题;但是，考虑到在此前十年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推定，这场争论必定触及到国内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关系问题。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熟悉的问题：日本在国内进行能够使它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改革的同时，在对外国人的妥协上还必须走多远、走多久？对这个问题，如在1868年前一样，有所谓“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两种回答。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被置于一种不同的外交环境之下，争论的焦点部分在于修订条约以及对启蒙的追求，这集中表现为岩仓率领的、于1871年底成行的赴欧洲和美国的使团;部分集中于与朝鲜关系的恶化，在岩仓使团1873年归国前不久与朝鲜关系恶化到了危机的地步。
向海外派出一支天皇使团的最初提议实际上发生于明治维新之前，见于岩仓本人于1867年写就的两份文件。[33]他力主派出这样一个使团，首先公开宣扬天皇的权威，以否定将军缔约的权力;其二使天皇的事业获得国际承认的保护，从而使日本获得免于外交压力的喘息空间，以便于进行改革;其三是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机会，特别是学习那些可能使日本富强的东西的机会。在这些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随着幕府被推翻已经没有意义。但其他两个目的仍然存在，而且在1868-1869年的事变之后，似乎没有其他什么目的比这两个目的更值得明治政府追求。
1868年初做出的肯定通商条约和给予外国代表面见天皇礼遇的决定，虽然是为了避免外国干预内战的不得已之举，但却极大地冒犯了排外攘夷的势力，以至于尽快争取“平等”成为能在政治上加分的举措。结果，岩仓最初派遣使团的想法逐渐与外务省在1869和1870年独立考虑的一个计划联系起来。1858年与美国通商条约的第八款言明协议在1872年7月4日之后应可“加以修订”，这给予使团成行的一个外交上的起点。
同时，向西方学习改造日本的观念——这与六七世纪遣唐使的传统相连——得到了现代化论者和他们西方或受过西方训练的顾问的大力鼓吹。美国传教士盖得·富贝克(Guido Verbeck)在1869年夏天听说有这么一个计划后，就给他以前的学生大隈重信去信，建议如果向外派遣使团的话，应当成立专门的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法律、财政、教育和军事。[34]这为他取得了在1871年底与岩仓多次会面的机会。在议政会之中，木户支持这个计划，虽然其目的与大隈不尽相同。与他许多年轻的同事一样，木户也希望亲眼观察欧洲，但在1870年岩仓告诉他国内政治形势使他不宜出国。现在，他在这个使团的计划那里看到了实现自己夙愿的机会。[35]最后，任职于大藏省的大久保利通和井上馨，鉴于关税改革成功与否从长期的观点看取决于外国人是否愿意接受日本是“文明的”(国家)，而关税改革对于税收而言又非常重要，赞同了这个计划。[36]
于是，很显然地，岩仓使团是在多方影响下成行的。它在1871年10月被正式批准，此时的国内危机由于废藩而稍加平息。这些影响中的大多数都反映在对使节的指示中。[37]该指示由太政官三条签署。它首先就日本的国际地位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做了比较。日本“已经丧失了平等的权利，一直处于他国的欺凌和侮辱之下”，所以，“在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平等原则，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互惠原则，并没有得到维持。”因此，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必须终结这个不平等的局面。“我们必须恢复我国的权利，改正我们法律和制度中的缺点;抛弃过去武断的习惯，恢复到清明质朴之治;努力重建人民的权利……努力争取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因此，使节应该负有两项使命：就条约修订进行探索性商谈，为未来的谈判做准备，这一谈判应在适当的基础已经奠定后再进行;为在日本实行西方政府视为修订条约前提的改革，即那些使日本社会能为国际标准“所接受”的改革投石问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指示接着写道，使团当包括一支专业团队，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将研究“大多数文明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实行的宪法、法律、规制”。另一小组将搜集经济信息：关于银行、税收、货币的信息;关于工商贸易的信息;关于铁路、电报和邮政服务的信息。第三个小组的任务是考察教育，包括课程设置和“官民学校”的行政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的信息。所有这些都需要“本着在日本采用并加以建设的态度”加以学习。此外，使团的所有成员还须注意学习任何“将有利于我国”的知识，特别是那些有关陆海军组织、武器和训练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基地、武器弹药库和船坞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使团成员的决定上出现了某些延迟，这部分是因为派别内斗，部分是因为明治政府中力量较弱的成员如三条，觉得在废藩之后就让多位政府高官离国是操之过急。但是，如下的主张消除了这一疑虑：使节必须具有足够显赫的地位，具有代表日本发言的足够权威，能凭借其政府高官的身份给他们欲访问的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大久保、木户和伊藤都被任命为岩仓的副手。在使团出发之前，亚当斯在英国公使馆招待了他们，并在寄往伦敦的信件中表明了对他们的看法。他写到，伊藤是“一个聪明且能干的家伙，却往往被外国人视为二流人才”[38]。不为外国人知晓的大久保“不擅言辞”。木户言语不多，却是“使团中最热衷进步的成员之一”。作为正使的岩仓是“日本绅士”的典范，不但能力卓越、直言坦率，而且还具有足够的保守精神，足够“制衡明治政府中极端进步主义成员近乎共和主义的倾向”[39]。
在正式照会通商条约国公使之后，使团搭乘汽船于1871年11月23日离开横滨;使团共有107个成员，其中有48位官员，59个学生(包括5名女生)。他们于1872年1月15日抵达旧金山，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前往华盛顿，于2月29日到达。在那里他们的行程计划有变，因为，在美国的首都他们发现了就条约修改进行实际谈判的某些可能。大久保和伊藤为了取得必要的授权返回日本，而其余的使团成员则滞留华盛顿。但是，东京对此持犹豫态度(其理由是在这个阶段采取行动为之过早，他们尚没有做好准备)，其后美方也失去了兴趣(这意味着在欧洲将会碰到更大的困难)，因此，就修正条约进行谈判的建议就此打住，在整个出访期间再也没被认真提及。当大久保在7月返回华盛顿之后，使团决定继续前进到欧洲，并在8月6日从波士顿乘船去利物浦。这是一个长途旅行的开端：使团于秋季到达伦敦，12月到达巴黎，于1873年2月到达布鲁塞尔和海牙，3月到达柏林，整个行程包括与国王和国家首脑的见面，与政治家的晚宴，观光和许多繁重的工作。
对于本书的目的而言，所有的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对木户和大久保的影响，他们分别作为长州和萨摩的高级代表，在日本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两人的见解都因所见所闻而发生了很大改变。木户在1872年从美国发出的信件中坦言，他此前从未意识到西方在文明开化上领先于日本如此之远：“我们现今所有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今所有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40]唯有教育，在“真正的学校”进行的教育，才能弥补差距。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木户开始思考议会制度在日本的作用，相信它们也是更高级文明的标志。[41]
与此相反，大久保思考更多的是国力而非启蒙。俾斯麦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印象。他给在日本的西乡写信说，“我觉得这个人无所不能。”[42]英国的工业也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872年12月20日自伦敦寄给大山严的信中，他写道：
我们近来的旅行去了许多非常有趣和著名的地方，法院、监狱、商行、工厂——从船坞和铁厂到制造制糖机器、造纸机器、毛纺厂、棉纺厂、银质餐具厂、玻璃厂等等——以及煤矿、盐矿，甚至还有教堂和城堡。我们几乎无所不看。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煤炭和钢铁，其他什么也看不到……工厂的数目增加之多前所未闻，只见烟囱林立、黑烟滚滚……这些充分解释了英国的财富和国力为什么如此之强……而且，据说，英国城市里贸易和工业这一巨大的增长都发生在过去的50年间。[43]
对于木户和大久保两人而言，这些经验改变了商业和工业在他们价值序列中的相对位置，一如更早与西方的接触对一群现在被称为“改革者”的人，特别是伊藤博文、井上馨、五代友厚、福泽谕吉。事实上，对于五代友厚和涩泽荣一来说，跟西方的接触促使他们决心献身商业而非政治，这反映为他们决定辞去官职投身商界。留学生井上省三于1873年自德国发出的一封信里解释了他为什么从军事转向实业，这个解释所提供的理由是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的。他写道，虽然日本人人都说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甚至孩子也把它们挂在嘴上，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如果国家要富裕，军队要强大，教育要兴起，那么，首先需要鼓励人民从事生产，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出口海外，进口我国缺乏的物品”;因为这才是“欧洲文明与开化的根本”[44]。
木户和大久保尽管没有走这么远——确实他们没有达到放弃政治的地步——但现在至少完全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工业和商业的成长本身就是目的，而非仅仅作为军事改革融资的手段。从这里出发，最终产生了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一套政策，而这正是在其后的几个十年中明治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更为急迫的是，他们正是秉持这一观点，在一场日本正在发生的危机中推进了改革的事业。
这场危机的产生有其复杂的根源。它部分出自东京改革派官员和其他官员于岩仓使团在外游历期间所出现的分歧。在使团于1871年底出发之前，就废藩之后必须采取的措施已经达成几项决定，包括对征兵制和土地税改革之类问题的原则性协议。显然，即便在使节们不在的情况下，这些改革项目仍有必要继续推进。同时，由于新的政府机器仍然没有经过多少历练，似乎不能让它承载过多的压力。于是，那些将随使团出访和那些留守东京的人在1871年12月签署了一份措辞精密的十二点文件，相当细致地规定了“看守”政府拥有的权限。十二点中包括誓言团结，即在所有重要事务上与参议会的出访成员交流信息的承诺，并对东京任命新高官或招募更多的外国人的自由予以限制。此外，它还包含了如下的承诺：“我们决意于在使团回国后，再实施国内事务上的重大改革，为此，在此期间应尽可能避免引入新的改革。”[45]
然而，粗略看一下在1872年和1873年初引入的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德川对土地买卖的禁令，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分离，教育法和征兵法的颁布，采用西洋历法，和与土地税相关的几项改革制度的建立——使人对上述约束的承诺能否得到履行生疑。而且，即便我们下结论说，严格而言，在这份清单中的改革措施没有超出已经达成一致的原则，但在如何实施这些原则的方法方式上，仍有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大藏省的现代化论者，因为要求废除武士俸禄，土地税征收标准化并以现金支付，以及一系列用以支持这些改革的“西化的”方法，而使问题变得异常尖锐。这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在武士那里激起敌意，在农民那里引来震惊，并在政府内部这些集团的代言人那里招致憎恨。
三条没有岩仓能干，也不像后者那样灵活，无法把他的施政班子团结起来。西乡作为武士在政府中的首要代表也是如此，况且他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本来就持保留意见。结果，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并在1873年5月井上馨和涩泽荣一以“以命令打造文明”的做法对国家的损害为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所无法承受为由辞去大藏省官职时达到高潮。有趣的是，他们也抱怨改革进展过快，使人民难以消化吸收，从而导致反抗，而非推动进步。他们说，“虽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在改进，我们的人民却筋疲力尽，”并警告“我国没等到成功那一天就陷入贫穷之中了”。[Ⅰ]
明治政府内部各个小圈子就改革步伐和深度的争斗，一直持续到木户和大久保被从欧洲召回以控制局势。然而，这些争论并不是岩仓使团成员最终回国后面临的危机的直接原因。它起自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具体而言，产生于朝鲜对明治政府试图获得它对日本新政权的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外交举动，是中国的朝贡国之间的礼仪)的拒斥。1869年朝鲜曾拒绝了日本的示好，不讲任何礼貌。[46]此后，在东京，义愤填膺的说辞层出不穷，间或也有一些外交举动，并在1872年夏天派使团到釜山那里达到高潮。但这次出使归于失败。
东京的许多人士视朝鲜的行动为对日本的尊严的打击，它应当为此遭到惩罚。毕竟，日本没有必要接受来自于一个亚洲邻国的侮辱，即便它不得不咽下来自西方侮辱的恶气。包括西乡在内的另一些人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争端——把它视作为武士阶级找事做的一个机会，这个阶级的特权，包括军事特权，正在被迅速剥夺。对朝鲜的征讨将使武士的能量和抱负得以施展，如西乡在1873对板垣所言，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将把那些希望发动内斗之人的注意力引向国外”[47]。他是在重复木户1869年的一些论调，当时，木户认为强迫釜山开港以使朝鲜追随日本，“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物质上或金钱上的利益。其实，我相信我们会遭受损失。但是，这将使我国步入正轨，使人们的目光从国内事务转向国外事务，并给予我们的陆军和海军以实战经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有朝一日将再次崛起，并永保强国之位。”[48]
事实上，从1873年春东京的观点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攻打朝鲜是否有必要，而仅仅在于这样做是否明智。西乡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只要朝鲜首先发起攻击。因此(或许因为他试图追求一项他觉得比管理政府更适合自己气质的事业)，他建议自己担任特使以另辟蹊径，并相信他的不免一死将为惩罚性远征提供借口。板垣主要出于对武士命运的关切，支持西乡的这个建议。外务省卿副岛也表示支持。后藤、江藤和大木也有响应，尽管他们似乎部分出于与大藏省官僚的斗争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大藏省因战费支付问题而反对攻打朝鲜。无论如何，不管主战派成员出于何种动机——且战费如何不菲——参议会于1873年8月17日决定接受西乡的计划。这等于是决定与朝鲜开战。唯因天皇坚持这个决定必须等待岩仓归来确认，而岩仓归来已经为期不远，才没有立即开战。
到这时，木户和大久保已经回到日本。大久保已于4月离开法国，自5月26日起一直身在日本。木户坚持要先陪同岩仓访问俄国，不管东京的争斗，但也于7月末回到了日本。因此，在朝鲜争论的最后阶段，两人都在国内，尽管他们在欧洲时关系有所疏远，此时也不能并肩作战。大久保尽管身为大藏卿，却不是参议会成员。实际上，他自认为他对影响事态发展无能为力——“像蚍蜉撼大树”，他这样向大山严描述自己[49]——并小心地离开东京。与此相反，木户则尽其所能约束蠢蠢欲动的主战派，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参议会会议。8月，他向朝廷提交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强烈认为日本尚不足以推行西乡计划的军事行动。它“尚未开化”，“财富和国力都没有得到发展”;“只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他说，没有什么比“搞好我们的财政经济”更加重要的了，确实不应该发动可能带来巨大外交风险、危险而又出师无名的海外战争。最好“专注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打造我们国家的实力”，而把征韩之事待到改革项目有足够的时间运作生效后再做不迟。[50]
木户的主张，看来非常有可能得到了大久保私下操作的援助，因为当天皇做出等待岩仓归来确认参议会计划的重大决定时，他人在箱根，而大久保也在那里(表面上他是在去攀登富士山的途中)。无论如何，天皇的犹豫——或者他的勇气——使计划搁置起来直到岩仓和伊藤于9月13日归来，紧随其后的是一系列否决政府此前做出的有关朝鲜的行动。
第一步是使大久保再度担任参议，这一点在10月12日完成。(www.xing528.com)
两天后，继对大久保表示支持之后，三条和岩仓建议重开参议会讨论朝鲜问题。岩仓首先在会议上发言，以对付北方俄国威胁和发展日本的国力更为急迫为由，要求放弃进攻朝鲜的计划。对此板垣表示不同意，西乡也不同意。木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但此时大久保发言道出木户8月信件中的主张，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须等待国内“财富与力量”的基础打好夯实之后方可进行。会议以僵局结束，一直休会到第二天。
在会议再度召开之前，西乡以最强烈的言辞写信给三条和岩仓，使两人向他的立场有所靠拢。然而，当他们在其后的参议会会议上立场之改变已经非常明显之时，大久保和木户两人当即表示辞职(10月17日)，显然意在向西乡施加压力。这一招果然管用，即便不是以两人意下的方式，因为10月18日三条在重压之下支撑不住，留下岩仓领导政府，导致竞争各方的天平再度发生变化。这时，岩仓果断采取行动。尽管有来自西乡、板垣、江藤和后藤辞职的威胁，他于10月23日召开参议会，宣布他有意于建议天皇逆转派遣使节到朝鲜的决定。“主战派”成员随即宣布辞职。
毫无疑问，在这一切的下面，有多种暗流交汇：个人之见的好恶，封建和地方的争斗，真正的政策面的分歧。整个事件提供了一个关于日本政治中派系斗争以及废藩后政治制度运作方式的极为精彩的案例。但是，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事件的结果，因为危机决定了明治政府的性质和它在此后二十年的政策。
首先，它标志着由各级各地公卿、封建大名和武士基于复古形成的松散而广泛的联盟，走到了最终解体的阶段，留下来的是一个对国家未来持有比较一致观点的小核心集团。西乡的辞职造成萨摩团队的分裂，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撤回了鹿儿岛。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军职人员，这就使明治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长州人的队伍。长州的分裂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它没有涉及到像西乡和大久保那样的个人冲突。但是，江藤退出政府则引来同一藩国多位官员(大多数为武士)的辞职，他们对那些损害其地位的改革颇为不满。土佐的板垣和后藤转向政党政治，试图聚合一类新的追随者抗衡官僚力量。
换言之，所有无论是因为对过去抱有情感纠结，或者是由于对未来持有极端不同观点，从而对明治政府走中庸之道的那些人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都选择了其他的道路，从而使得大久保(现在牢固地掌握了新成立的内务省)在政府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岩仓仍然与他密切合作，大隈、松方正义、伊藤和山县也是如此。木户则不那么可靠，但他从未作出公开决裂的举动。他们一道训练了一代官僚，这些官僚通过训练获得的习惯和观念，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特征。
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他们创造的那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并同时考察他们的政策所引发的反抗。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些政策，这里首先值得对大久保在这时表达的观点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其同事之上。叙述这些观点最好的起点是从他就朝鲜危机写的一则文字(显然写于1873年10月)谈起。[51]该文字有七个要点，专门针对当下的问题进行议论;但是，作为一个能够反映他更具普遍意义思想的文件，最好把它分作两个部分加以理解，一则处理国际因素，另一则处理国内因素(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他论证的本质是这两类因素的联系)。
让我们从第一类因素开始：大久保说，日本已经与欧洲的国家和美国以明显不平等的条件签署了通商条约，其不平等事实上竟然到了法国和英国能够以日本政府无法对其公民提供适当的保护为借口建立兵营的地步。他抱怨道，他们对待我们“好似对待他们的依附国”。于是，修订那些使我们饱受屈辱的条约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能否成功完成这项任务，还要看我们的方法是否谨慎。在北方，俄国正伺机利用日本和朝鲜发生战争可能带来的机会以分一杯羹。更危险的是，英国将因此获得干预日本内政以确保其金融利益的借口。众所周知，在印度，英国首先创立了一家贸易公司，然后用公司利润建立了一支殖民地陆军和海军，最终利用印度统治者之间的争斗，建立起一个陆上帝国。“我们日本必须对此深思，迅速采取措施刺激国内生产并增加出口，通过国家富强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转入国内问题，大久保承认，过去五年间发生的许多激进变化，包括废藩，已经引起了太多不安，不利于社会统一。再者，它们还导致了大量政府支出，而这一点因对朝鲜的敌意有增无减。为此目的募集额外的收入，无论是通过重税，国外借款，或发行纸币，都将带来动乱蔓延的危险，“导致日常用品流通的混乱和不畅，给人民带来痛苦。”这“最终甚至可能导致叛乱”。就现在的局势而言，等到国家收获了那些“为我国富强而已实施的种种举措”的果实之后，再发动战争亦为时不晚，而“不必要的敌意”无疑将迫使政府放弃这些举措。事实上，战争将资源调离生产部门，并增加昂贵的海外武器的进口，其对经济的损害将使国家回复到1868年的状况：“进口和出口之间差额巨大，陷日本于无尽的困难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这番言论是现实主义政治的一番作业，如它关于外交事务的现实主义开场白所表明的：“尽管是耻辱，有的事却不得不忍;正因为它是耻辱，不会总对它安之若素。”但大久保这番言论的用意不止于此，他把整个明治政策置于民族主义的语境下。日本唯有通过放弃传统方能被拯救，为了国家的未来，必须牺牲过去。藩国必须废除，武士必须被征兵制取代，经济必须以新的方式发展。必须采取一系列在概念上全新、在内容上激进的改革。实际上，不但必须采取这些措施，而且甚至不得不(如果有必要的话通过武力)将之强加于那些认为因此而受损的人身上。为了避免叛乱的发生，任何可能的措施都必须采取，这一点绝没有问题。但这仅仅是因为叛乱是国家在国际领域虚弱的根源，而不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
【注释】
[1] 1867年第3月[4月5日-5月3日]备忘录，载《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288-300。
[2] F.O.46/106，帕克斯致斯坦利，机密，第5号，1869年1月13日。
[3] 1870年大约第8个月[8月27日-9月24日]的备忘录，载《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338-362，第348页。
[4] 1869年 6月 3日备忘录，载Higo-han,9:794-797。
[5] Niwa,Meiji,pp.131-132,引用了大隈署名于1870年第9月[9月25日-10月24日]的备忘录。
[6] 1869年第1月[2月11日-3月12日]备忘录，载《大久保利通文书》，3:8-13，第11页。
[7] Sidney Brown,p.203.
[8] F.O.391/15，帕克斯致哈蒙德，1870年3月26日。
[9] 参见Sakata,Meiji ishin shi (1960),pp.229 - 243; Toyama，pp.301 - 304; Sidney Brown,pp.199-202。
[10] F.O.391/15，帕克斯致哈蒙德，1870年3月26日。
[11] F.O.46/139，亚当斯致格兰维尔，第7号，最高机密，1871年6月12日。
[12] Hawks,1:357-358.
[13] 我关于铁路政治的叙述主要是基于田中時彥《明治維新の政局と鉄道建設》一书的精致而细腻的研究。这个研究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他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论文《明治维新与铁路引进》中得到了概述。
[14]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1868年12月18日。
[15] 该文书的内容载于《大日本外交文书》，2:3 (第5 卷)，第73-76页。
[16] F.O.391/15，帕克斯致哈蒙德，1870年4月22日报告说帕克斯曾与约20位据信为反对这一铁路计划的日本企业家共进晚餐——而这是由日本官员安排的——意在劝说他们把资金投入到东京—横滨铁路线。他在更早的时候就同一问题与大隈和伊藤商谈过。
[17] 1870年4月14日备忘录，载于《明治前期财政》，2:83-84。
[18] Dore,pp.249-251.
[19] 关于这些努力的讨论，见《维新史》，5:600-610。
[20] 引自于Kikuchi《日本教育》第68-69页对该序言的全译文。
[21] 引自于Kikuchi《日本教育》第68-69页对该序言的全译文。
[22] 英文来自Kikuchi《日本教育》第2-3页。
[23] 《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357-358.
[24] 大久保致岩仓，1870年10月1日，载Katsuda,ōkubo,2:777。
[25] 关于征兵制的导入最好的论述见于Hackett的《现代日本兴起中的山县有朋》和他的论文《明治领导人与现代化：以山县有朋为例》。
[26] Katsuda,ōkubo,2:726-277.
[27] 该文本载于Tokutomi,Kōshaku Yamagata,2:183-187。
[28] 两个文件的英译文均可见于石井良助,pp.723-724;又见于Tsunoda et al.,pp.704-705(此处日期有误)。日文文本载于Tokutomi,Kōshaku Yamagata,2:195-196。
[29] 详细细节见Hackett,Yamagata,pp.66-67;Ishii Ryosuke,pp.194-196。
[30] Ishii Ryosuke,pp.723-724.
[31] Havens,pp.194,196-197，207-208.
[32] 详细讨论见Norman,Soldier,pp.41-47。
[33] 1867年第3月[4月5日-5月3日]，载于《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288- 300，第290-292页; 致中山和嵯峨，1867年5月29日，载于《岩仓公实记》,2:33-39，第36-37页。关于使团及其起源最好的英文论述是Mayo,“Rationality in the Meij Restroation”。
[34] Altman.从富贝克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希望看到的这样一类向西方学习的一个结果是日本将采取对宽容基督教有利的措施。
[35] Shōkiku Kidō Ko,2:1321-1324。
[36] 大久保和井上共同署名信件，1871年第8月[9月15日-10月13日],见《大久保利通文书》,4:361-363。
[37] 该文本署名日期为1867年10月16日，载于《岩仓公实记》,2:927-934。
[38] F.O.46/143，亚当斯致哈蒙德，1871年12月8日。
[39] F.O.46/151，亚当斯致格兰维尔，第13号，机密，1872年1月12日。
[40] 木户1872年1月26日信，载于《木户孝允文书》,4:319-321。
[41] Pittau,pp.41-48.
[42] 自柏林发出的信件，1873年3月12日，载于Katsuda,ōkubo,3:54-55。
[43] 大久保致大山严，1872年12月20日，载于《大久保利通文书》,4:476 - 470，第 468页。
[44] Ienaga,p.260.
[45] 该文件签署日期为1871年11月18日，载于Katsuda,ōkubo,3:21-25。又见Iwata,pp.150-154。文件的签名者包括三条、岩仓、木户、大久保、大隈、后藤、板垣、副 岛和伊藤。
[46] 关于朝鲜事件最好的叙述是Conroy,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pp.17-77。又见Iwata,pp.164-172。
[47] 西乡在1873年8月的信，见Tsunoda et al.,p.657。
[48] 木户致三条和岩仓,1869年3月13日，载于《木户孝允文书》,3:237 - 243，第 241页。
[49] (自欧洲) 致村田新八和大山严，1873年8月15日，载于《大久保利通文书》,4:521-523。
[50] 备忘录，署名日期为1873年8月，载于《松菊木户公》，2:1580-1584。
[51] 《大久保利通文书》, 5:54-64。在Tsunoda et al. 第658-662页中有关键部分的翻 译。以及Conroy著作第47-49页。前者更加忠于日语原文。
[Ⅰ] 井上和涩泽1873年5月7日辞职书，见于《世外井上公》 1:549-561，第553页。辞职牵涉到的具体事件是所谓江藤为首的司法部和大木为首的文部省滥用财政资金。从两人辞职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须注意到大久保仍然担任大藏卿，尽管当时不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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