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在1868年4月宣布的五条誓文中，并不见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明治领袖中酝酿的一系列变革的蛛丝马迹。这些变革首先导致了1869年的版籍奉还，使大名成为天皇的行政长官，受命治理他们曾经以封建方式世袭的领地;然后又导致了1871年的彻底废藩，取而代之的是由天皇任命的人员治理的县。这一进程成为创造“明治绝对主义”的关键一步，其意义之重大，足以称为“二次维新”。
这一进程也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乔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看来，这个过程“主要是事后之举”，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新的统治集团无法通过“一个业已过时的行政机关”来有效地行使权力。[1]在赫伯特·诺曼(Herbert Norman)看来，推翻德川政权运动的性质决定这一进程不可避免。一旦斗争的获胜方意识到他们唯有在“把霸权从德川家转移到其他家族或家族联盟”和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一进程就开始了。[2]许多二战后的日本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强调，决定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是封建阶级成员愿意将他们的权利转交给一个可以接受的中央政府。他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做将使他们保持相当大的特权;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因“大众”骚乱而失去这些特权。[3]
在前一章里，我们考察了作为1868年之后政治制度形成背景的一些影响和思想。现在我们转向对这一进程中的政治，特别是其中的关键阶段的考察。正是在这些阶段，执政者终于相信有必要在他们权力范围以内进行激进的变革。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通过操纵封建权术才上升到具有影响力位置的武士，要说服他们相信他们到目前为止赖以生存的整个体制应当被打破绝非易事，更别提用一种源于异国且必定会挑起保守派不满的制度来取代它。因此，他们的决定无异于对其民族主义决心的考验。
版籍奉还
从一开始就有迹象表明，明治政府里的一些人并不希望简单地用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取代幕府体制。比如岩仓，想的总是更加深远，不过他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谨言慎行，不轻易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与此相似，大久保在1868年就力主将天皇和他的都城从京都和朝廷里那令人生厌的气氛中迁移出来。这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此举，才能使天皇制成为统治日本的有效工具。大久保说，公卿几乎都是“女流之辈”，根本无法担当责任。[4]而天皇由于过分受到推崇，已经到了“自以为是、以自己为至尊至慧之神明，最终为上下各层人士所疏离的地步”[5]。藩国则“桀骜不驯”，态度多变，“一片乱象”。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团结全国以“改变懒散这一放任数百年的恶习”，这就迫切需要天皇从幕后走到台前。天皇必须“采取简单且直接的措施扫清这些积弊”，“履行君王之责任”，而变得像其他国家的君主一样——“出行只有一两个随从陪伴，关心人民的福祉”[6]。
在木户的支持下，大久保通过这一类论证，最终达成了他的目的。江户，现在的东京，或“东都”，成为天皇政府的所在地。[Ⅰ]这个例子显示了现实的考虑是如何使得传统不再得到延续(在这个例子中，现实的考虑是害怕一个脱离政事并受其反动随从陪臣压力的天皇，可能变成反对根本性变革的中心)。另外一个能够推出相似结论的例子，是明治领袖难以通过像1868年上半年存在过的藩国联盟去达成并推行决定。每当需要就事关要紧的问题做出决定之际，明治领袖核心圈首先必须就应该做什么在圈内达成一致。考虑到这个圈内的人物多样纷杂，这个一致本身就不易达成。正如帕克斯所说，“日本在恢复秩序、建立一般政府的道路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许就在于无法合作，对于一群一直被禁止搞任何结社活动，而且其行为多为嫉妒和寡信之心主宰的人而言，合作必定不是常例，只是例外。”[7]一旦决策者达成一致，他们还须赢得他们藩主的支持，并操作协调朝廷的各方利益以获得天皇的同意。最后，他们还必须确保政策在各个地方都能实行。为此，他们就需要依靠朝廷的声望，自己藩国的示范，以及他们的朋友在全国各地的游说。总而言之，这种方式既反复无常又效率低下。对成长于雄藩大名严明纪律下有着专制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在1868年，决策者已经在塑造中央政府自身结构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只具象征性的人物和“闲”职不断减少，从而使那些在达成决定过程中必须咨询的人的身份和权威相对清晰起来。这就留下问题的第二部分，即政策，一旦决定下来，该如何推行到日本各地。假设这个问题不能靠再建立一个幕府来解决——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萨摩和长州之间的竞争就决定这一方法不可能——那么，问题的解决必须涉及到在中央和地方权力之间，也就是政府和藩国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切实可行的第一步是以略加改动的方式，再施行德川统治下的某些原则。在1868年6月政府变动中，一部分内容涉及到禁止大名相互结盟或发行硬币，如以前他们也被幕府禁止这样做一样。与此同时，从将军那里接收过来的土地(加上年末会津藩战败后，从幕府支持者那里没收的九百万石)直接归朝廷控制，作为府和县由天皇的官员管理。言明这一改革的措辞暗示着与封建做法的决裂。然而，在实际上，这一切所做的，只不过是使天皇变成自己的将军，变成全国藩主中最有实力的一个。
天皇的行政安排，如德川的安排一样，现在成为全日本的模范。1868年12月11日，仅在军队宣布平定西南叛乱五天之后，一个指导大名对“三类地方组织”——府、县、藩——做一定程度统一安排的天皇敕令即被颁布。[8]该敕令详细阐明了如何完成这一统一安排：明确分离各藩国的事务与藩主家族的事务;对高级官员采取标准的(也是新的)称呼，而能否担任这些职位则取决于他们的才能，与出身无关;任命一名官员作为藩国在京城的代表，在那里他将成为议事所的成员。
所有这些措施，一旦实行，极大地增强了政府影响藩国的手段，因为它们壮大了支持政府目标的那些人，即“有才之人”的实力。简而言之，朝廷与地方改革集团之间的联系已经取代了幕府与保守的上层武士之间的联系。对于如萨摩的寺岛宗则和长州的伊藤博文那样了解西方做法，并视藩国存在为阻碍进步、削弱统一的人来说，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一切已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极限。正如一个越前武士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他表达了松平春岳的观点——任何要求所有藩主，而不仅仅是将军把领地交出的提议都将“使国家陷入动荡与不安”。这一建议本身就有问题，他说：“一国之土无疑是统治者的领土;但即便是统治者的领土，随意将其收入自己手中也并非正当之举。”[9]
岛津久光也深有同感。他和其他“开明”大名一样，从没有将改革的需要与打击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特权联系起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武士认为，再怎么说，只要这些大名仍然是反幕联盟的重要成员，触犯他们就不明智。因此，那些负责起草文件表示愿意向朝廷上缴十万石萨摩领地充作对天皇军队花费的贡献的武士官员，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考虑至少不低于对天皇的忠诚。虽然“上缴[全部土地]是得当的，就像镰仓时代之前的情形那样，”但他们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做到。”[10]基于相同的现实主义，朝廷认识到接受领地将使它与大名的关系陷入普遍的尴尬，认为最好是谢绝萨摩官员上缴土地的请求。
在克服大名对这件事上的保守主义态度上，首先采取行动的是木户孝允。也许是因为伊藤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他不像大久保那样精于算计，木户很快就对京都政治的纷繁复杂失去了耐心，而试图寻求另外的道路。他在1868年初写道，新政府有两项责任：“提拔各方面的有才之人，投身提高人民福祉的事业，”并且使日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并驾齐驱”。但是如果国内没有一个有效的权威，两项任务就都不可能完成。而且，既然权威的建立依靠的是创建一支天皇军队，而不是继续依赖各藩国的军队，只有藩主将领地和人民交给天皇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1]
伊藤同意木户的观点。此外，他还找到了一种使政策得以实施的方法。他说，对于那些看不到把个人利益从属于国家统一事业之重要性的大名，或许不得不诉诸武力。但是，对于那些确实交出他们藩国的大名，应该给予新设的贵族成员资格，享有俸禄和等级，若有能力还可获得官职等奖赏。至于他们的陪臣，条件合格者可任职于军队或官僚机构。其余的可回到他们先前的藩国土地，如果需要，可以通过特殊的救助项目给予经济上的援助。[12]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约到1868年底，明治政府中的长州领袖——尽管他们不一定仍然身在长州——已经设计好了后来废除藩国所需要的计划的框架。他们也获得了他们大名的准许(尽管是很勉强的)，与他们的同僚特别是来自萨摩的同僚来讨论这个问题，没有萨摩同僚的合作，事情将寸步难行。有的萨摩领袖，特别是寺岛，已确定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土佐的后藤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年的夏天就向英国译员密特福德表示，无论“彻底废除封建体制”有多么困难，他自己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天皇，而不是藩主。[13]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有很多理由可以用来说服他们。如木户所言，如果允许各藩国继续各行其是，政府将退化成一个由众多“小幕府”组成的集合体，[14]这一局面与维新意欲终结的那个局面一样糟糕。或者用伊藤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内实行统治，就不能在与外国打交道中把事办好”;[15]因此，问题的利害所在，不是国内斗争中谁胜谁败，而是日本国家的兴亡。
木户是在1868年11月2日首次与大久保讨论这件事的，尽管他在日记中表示当时他并没有准备好将他的想法完全展现出来。[16]同样谨慎的大久保，同意试探其他一些萨摩人的想法，而后藤在土佐也做着同样的工作。然而，他们得到的反应非常复杂。到1869年初，大久保至少开始认为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道路，是做他们在1867年底那些充满了阴谋的日子曾做过的事情：先发制人，把一个既成事实摆在大名和藩国面前。他在给岩仓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家需要坚定不移的路线方针。而事实上，“今天所做的明天就变了，今年所做的明年就变了，”[17]于是，混乱不断加剧。2月24日，大久保与长州的广泽和土佐的板垣会面，再次讨论应当如何处理藩国的问题。在其后的几天内，在肥前的代表也有参与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以他们的藩主的名义递交文书，将这些藩主的领地交由天皇处理。
这份文件于1869年3月5日被呈送到朝廷。文件的开头简要提及，在遥远的过去，将军僭越天皇，“假借天皇权威窃取”并掌握了权力。它说，在所有的将军包括德川将军的统治下，这一“无约束的专制主义”使天皇与原本属于他的土地分离。为此，现在有必要恢复原状。
我们居住的土地是天皇的土地。我们统治的子民是天皇的子民。那么，我们怎能轻易地把它们据为己有？我们现在把版籍奉还于皇室，请求朝廷处置它们，请它安置应该被安置的，拿走应该被拿走的;而且，我们还请求朝廷发布必要的命令，处置雄藩大名的土地，决定那里的变革，并且为所有的事务定下规则，从制度、地位和军事组织的规定到与制服和装备相关的规定。这样，国家事务，不分大小，都将掌握在一个唯一的权威手中。这样，名实才能合一，才能实现我国与海外诸国的平等。[18]
解析这份文件颇有几分困难。它封建性的语调意味着在统治者发生变化之时版籍奉还是适当的，因为这个统治者一定会通过相应的奖惩安排，对诸侯的领地或加以核准或调整。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一处表明，土地一旦上缴，就不会返还给那些业已持有他们的人，如果这些人理应持有这些土地的话。然而，与撰写这份文件的人密切接触的帕克斯则深信这是发生激变的前兆。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我很高兴地说，阳光已经射出云层……几位雄藩大名已经站出来，请求把他们的领土——他们的收入、军队、司法等等，上缴政府，交到天皇政府的手中，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9]文件中的“唯一权威”和使“名实合一”的提法，似乎证明帕克斯的判断不假。
这个文件的含糊暧昧，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这使大久保和岩仓可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至于在保守主义过于强大之时失去妥协的机会。朝廷3月6日的答复(这个答复主要是大久保和岩仓的功劳)表明事实正是如此。该答复说，四位大名所显示的忠诚值得嘉许。但是，对于一件如此重要的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在咨询各方意见之后方可做出。咨询的方便时间是在天皇于5月或6月到东京时。[20]换言之，领导层建议需要时间以评估反应。
大名对这一举动的反应非常复杂。[21]到此为止一直与新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藩国，包括越前、鸟取和熊本，加紧追随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的，向天皇呈交了自己的版籍返还文书。这样一来，其他大多数藩也追随其后。这样，到7月底做出决定之时，仅有14个藩国置之不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公开的反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废藩的观点已广泛赢得了支持。当问题于6月和7月被提交到公议所讨论时，约有40个藩国的代表，在越前代表的领导下，表态支持伊藤提出的方案，即县由天皇的官员统治，但在“现在这一段时间”，从大名和高级武士中选拔这些官员。另外60个藩国的代表赞同最终被采取的妥协方案：任命大名为原先他们自己所有的土地上的行政长官，并继续实行武士领地制和俸禄制。但是，有超过100个藩国要求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留“封建制”。有的论证道，现状足够好，相信土地只是在形式上上缴，然后再还复给藩国，仅接受最低限度的天皇监察。其他的藩国代表试图仅仅以天皇取代将军，而让其他一切保持不变。事实上，一位武士告知密特福德，藩国能否“无需革命”即予以废除值得怀疑，因为废藩将“牵涉太多的既得利益”。这位武士说，甚至大名也不过是在嘴上说说废藩而已，“他们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件工作上。”[22]
1869年8月2日由公议所准备的一份文件(该文件主要是在熊本的推动下准备的，该藩现在的做法否定了早先其藩国代表的做法)，为上述说法提供了证据。该文件认为，地方行政的两种不同体系的共存——一以藩国为基础，另一以郡县为基础，将导致混乱和动荡。而郡县制度在中国没能使它抵御西方，这意味着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日本也不应该采取这一制度。进而言之，因为藩国的存在从来没有阻碍朝廷命令的实施，现行的关系不应仅仅为了行政统一而受到干扰，不管在理论上行政统一是多么值得追求。[23]
对这股反对暗流，明治领袖了如指掌。大久保在1869年4月写给岩仓的信中注意到，“一种不安的和平笼罩着国家;大名陷于怀疑，大众充满迷惑。”[24]三条从东京报告说那里的武士骚动使他害怕会出现新的对外国人的攻击，从而导致“极其危险的局面”。他说，人们已经“开始在各个方面表达对前政府的思念，并就新政府的失败表示他们的轻蔑”[2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久保、木户和岩仓没费什么气力就同意，在对藩国的未来进行公开的讨论之前，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保证首都的秩序。其中的一项，如大久保在7月指出的，是调整政府结构，改变它的人事安排，以提高效率、争取人心。他说，照目前的状况，政府遭帕克斯轻蔑(“他讥笑我们就像我们是孩子似的”)，受武士侮辱(“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奴隶”)。[26]在他的建议下，政府内部进行了一场“选举”。“选举”结束之后，高级职位的数目降至十人，其中四人为公卿(包括三条和岩仓)，一人为大名(肥前藩主锅岛)，五人为武士(包括大久保、木户和后藤)。一到两周之后，70万石的天皇俸禄发放，用来奖赏内战中的军功。这些俸禄的大部分发给了萨摩和长州人。[Ⅱ]最后，一些“值得信赖”的部队被派驻东京。
然而，此时尚不清楚这些准备究竟要用来支持哪样的政策，因为政府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公议所内也是一样。伊藤、井上和那些后来被称为“学生党”(因为他们曾在海外留学)继续坚持只改变名称远远不够，必须废除藩国。但许多大名和高级武士也同样坚持反对形式变化之外的任何变化。结果，如大久保在一封写于7月12日的信中所表示的，他已经确信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不现实的”。他说，这是“一个需要逐步渐进的行动，需要在一定的范围的行事，不可鲁莽”[27]。其他“政治家”如木户和岩仓也倾向于这个观点。
达成一个妥协的任务再次落到了岩仓的身上，后者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最能干的公卿。在一份大约于7月初撰写的文件中，他提议让大名担任郡县的知事或副知事，各自负责管理他们此前的领地，然后，由他们从自己的陪臣中任命“有才和有教育之人”担任自己的副手。大名可保留他们收入的1/10，这些收入最初应用于偿还藩债，其余的可用于特别的地方支出，如大名家族支出、武士俸禄和行政费用。在一般的政策事务上，他们必须受制于天皇的指示。这样，“郡县制的观点就可在封建制的包装下得以实现。”此外，社会秩序也可随之归于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得强调陪臣对(通过知藩事)天皇的责任;其次要建立一个新的贵族制，在这个贵族制下，前公家和大名凭出身获得贵族地位，武士(可能还有其他人)也能作为“地方有名望者，即那些有杰出服务表现的人，或者道德高尚、学问优秀之人”而升为贵族。[28]
岩仓于1869年7月9日拿到高级官员核心圈内去讨论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计划。长州的广泽真臣和肥前的副岛种臣如大久保一样表示支持。木户最初主张更加普遍的改革，但后来在大家同意知藩事的任命不得世袭的前提下，放弃了更加普遍的改革主张。经过这样的修正，岩仓的计划最终成为政府的政策。
这项政策很快向公众公布。7月25日朝廷宣布它接受大名版籍奉还的请求，并命令所有尚未做出这个请求的大名照章而行。这表明，大名将成为知事，保留其藩国收入的1/10用于其家族开支。同时颁布的其他敕令，把公卿和封建领主定为同一类贵族，称之为华族;把武士分为两个两大类，士族(绅士)和步卒(战士)，以取代现有的多重等级;建立一套审查继承性俸禄的制度;还对有关地方官职和财政的规定作了修改。如英国公使所言，这是“伟大的一步”:“天皇虽然在财政上没能从这一变革上得到什么，而且大名仍旧保留了他们的大部分权威，但从此开始，天皇政府的官员就成为国家的官员而不是为他们自己而统治。”[29]
废藩
接受版籍奉还、任命大名为他们之前藩国长官的决定做出后，接着而来的是1869年8月15日中央政府的进一步重组。[30]这次重组的一个特征是它更多地强调了其权威来自于天皇，其标志是给予神祇官很高的地位，并引入了一个新的朝廷等级体系，不同层次的官职需要与这个体系对应。另一个特征是强化行政部门(此后被称为太政官)，同时减少里面握有实权的人数。
右大臣这一最高职位由三条实美担任。其下是三个大参议(大纳言);这三个职位首先由两个公卿(岩仓具视和德大寺实则)和一个前大名(肥前的锅岛直正)担任。锅岛一年后离职(并于1871年初逝世)，但又有两名公卿分别在1869年12月和1870年11月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再下面是参议，所有的参议都是武士：最初只有两人(肥前的副岛种臣和长州的前原一诚)，后来有四人出任(一两个星期后加上了萨摩的大久保利通和长州的广泽真臣)，随后的两年中参议的人数一直都在变化(最少两人，最多七人)，另有六名武士在不同时期出任过这一职务(长州的木户孝允、肥前的大隈重信、萨摩的西乡隆盛以及来自土佐的佐佐木高行、斋藤敏行和板垣退助)。
向太政官负责的是六个省：民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宫内省和外务省。他们的首长一般由皇子、公卿或大名(比如松平春岳和伊达宗城)担任，但通常是担任副职(大辅)的武士握有实际控制权。大隈重信就在民部省和大藏省担任大辅，而长州的伊藤博文和萨摩的吉井友实是他在这两个部门的直接下属(在他们共同服务于一省的时间里)。大木乔任(肥前)担任民部省的大辅;长州的大村益次郎、前原一诚和山县有朋在接下来两年先后担任兵部大辅;萨摩的寺岛宗则任外务省大辅。换句话说，来自这四个藩国的少数几个最先提议版籍奉还的武士垄断了政府的关键职位。这使得对参议会和行政部门的控制可以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手中的程序得以延续。1869年9月15日，担任着最高职位的六个人(一个右大臣，两个大纳言和三个参议)书面承诺他们将携手合作并坚持集体决策。[31]
假设这些政府重组举措解决了政府团结的问题，至少在当时一度如此，但首都以外政府权威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公议所此时被另一个议事机构众议院取代。众议院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众议院在1870年休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给武士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场所。然而，更重要的是为求得各藩国统一行政而采取的步骤。
如前所述，在1869年夏天，伴随着版籍奉还的决定的，还有关于藩国收入分配、简化武士阶级结构和俸禄修正(蕴含着削减)的指示。在1870年10月4日又有进一步的规定发布，这些规定把在过去两年里发布的规定整合在一起，并做了新的补充。[32]像往常一样，这些规定提供了地方行政职务和术语的标准模式。它们要求知藩事(前封建领主)每三年到京城参加会议，在那里停留三个月(参觐交代的变种);设定了会计和地方货币控制的程序;重申了知藩事家族财务必须与公共支出相分离的规定;限定了地方官员在法律处罚以及发放俸禄等事务上的权力。12月又有一项新规定，该规定将地方军队的规模控制在每1万石高60人的水平上，这些做法与幕府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一计划在各个地方推行的效果差别巨大。例如，在谱代藩佐仓，新的行政机关的高级职位似乎仍由上层武士牢牢把持，但是各个层级的俸禄都有很大程度的削减，所以人们的经济地位开始更多地取决于职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能力，特别是在中低级的职位上——而非世袭等级。这就加速了武士的官僚化，拉大了官员和普通人的距离，也迫使更多的家庭从农业和商业中寻找额外的收入。因此，这就使佐仓在摧毁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所享有的特权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尽管权力结构几乎没有发生改变。[3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熊本，中央政府的行动极大地壮大了低级武士改革者的力量。他们同他们在乡士和富农中的同盟一道，一度控制决策，其力量之强，颇似1862和1863年间的志士。在他们的强力推动下，税赋得以减免，众多武士官员被免职，地方垄断也被打破，甚至迫使大名辞职让位给世子。[34]
可以预计的一点是，在明治参议会有代表的那些藩国的政策目的(如果不是政策效果)具有更大的一致性。肥田在江藤和副岛的推动下，公开承诺它将通过选拔“有才之人”来降低地位的重要性，同时继续它在维新前追求“富强”的政策。[35]在土佐，改革者(在某种意义上的)在山内容堂的支持下，一直长期执政;然而，板垣退助不断提升的影响导致1870年一系列前所未见、对传统社会进行更激进攻击的计划出台。因为一条于1869年12月26日颁布的政令，土佐的乡士、步卒和许多乡村领袖都属于士族即士绅阶层。而现在人们所希望的是废除基于世袭职位所形成的阶级差别;创立一支职业军队来取代武士;终止那些倾向于阻碍经济选择和竞争的特权和限制。[36]因此，土佐成为把武士变成符合社会团结和国家富强利益之生产者的试验场。
萨摩的情况因大久保利通及其亲信觉得必须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国家的首都而变得复杂起来。这削弱了鹿儿岛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被证明无法应对级别较低的武士积极分子(他们东北讨伐归来后要求获得权力)和保守的上层武士(他们不愿意放权)之间发生的争斗。大久保不得不于1869年春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回到萨摩。由于他的劝说，西乡隆盛同意担任地方官员与尊皇主义者共同致力于实施改革的计划。他们首先做的是以才能提拔官员并使俸禄同职务的责任挂钩，取代官位与地位挂钩的规定。另外，整顿重组行政体系，以增加其专业化的功能;更加清晰地界定官职，削减官员数量。在这年末，残留的武士领地被废除，武士的俸禄遭削减。从此以后，岛津家族俸禄被限制在最高不超过1，500石，其他上层武士不得超过700石，中级武士不得超过200石。俸禄在200石之下的不受影响。[37]
相似的发展模式也见于长州。在那里，早在1868年12月藩国就宣布它的目标是“富强”，向才俊开放职位，改造官府结构。在第二年的10月，俸禄削减得以实现，其幅度之大为萨摩不及。它把最高的俸禄享有者(那些超过1，000石的)削减至他们原先价值的10%，而对其余的俸禄享有者则规定不得超过100石。在这之后不久就进行了军队单位的重组，然后废除了武士阶级内部的地位细分。最后，在1870年7月，武士家庭被准许从事农业或商业活动。[38]
一事显而易见：贯穿于明治早期在藩国发生的重组，是利用中央政府的影响，保证地方政权掌握在那些愿意实施中央政府计划的人手中。如果藩国没被废除的话，它们也必须服从命令，藉此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不幸的是，要达到这一服从，就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变化，而无论哪一种变化都容易导致敌对。第一个变化是基于明治政府的同情者存在于中下级武士阶级之中这一并非不合理的预期，它强调凭能力而非出身取得官职。这就为在那些“有才之人”尚未取得官职的地方，开辟了取得官职的道路;在那些他们已经取得官职的地方，为他们地位的巩固添加砝码。对世袭官职原则的攻击很自然地会引起传统优势地位被剥夺的人们的反对。第二个变化是把新政策延伸到整个武士阶级，其目的仍然是确保在未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财富，而不是靠世袭。这个变化是第一个变化合乎逻辑的结果。两个变化都蕴含着一种地位和官职的归属依功能主义(但非平等主义)而定的方式的倾向，目的是提高军事和行政的效率。但是，第二个影响还使许多不属于任何上层阶级的普通武士家庭，丧失了任闲职小官获得微薄收入的可能。而到此为止，尽管经济走向对这些普通武士家庭不利，但这些收入曾一直保护他们免于不利的经济走向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最坏结果。例如，俸禄在各地都遭到大幅削减，那些在内战中被击败的藩国削减幅度更大，但在胜利的藩国那里的削减幅度也很可观，除了最低收入群体。[39]结果，对政府政策进行抵抗的，不仅仅限于失去权位的少数人，还有大量的普通武士，他们遭受的地位和收入损失价值虽小，但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再者，传统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自己未必受到上述的影响)却因被他们视为这些政策伴生物的偏重商业和崇洋媚外而被触怒。[40]
在萨摩，岛津久光和西乡隆盛在1870年中对政府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具批判性。对明治政府的现代化计划，他们都拒绝合作。这鼓励了其他人站出来表示不满。例如，在鹿儿岛躁动不安的武士中，就有一个在8月公开自杀，以此表示他的悲愤。在他的绝命信中，他列出了自己的种种不满。他首先抱怨的是官员任命问题。他说，官职落入了那些“沽名钓誉之徒手中”，“派别而非德行决定官职的归属”。接着，他抱怨高物价、高税收、铁路和通商条约，并对不讲原则、只讲权宜的风气盛行痛心疾首，认为这些风气使人们“把昨天还被斥为邪恶的事情在今天当作善举来歌颂”[41]。在这里，他相当全面地表达了武士的感觉，特别是那些曾带着尊皇攘夷的朴素信念支持反幕运动，但却在当下的政治中找不到尊皇攘夷空间的萨摩武士的感觉。唯有西乡(或者看起来是如此)才能防止他们把那些在首都的大臣们当作泄愤的靶子，因为，他们把目前的局面归罪于这些大臣。
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个约束。三位以改革者著称的人士遭到攻击并被刺杀：横井小楠于1869年2月15日;大村益次郎于同年年底;广泽真臣于1871年初。在1869-1870年的冬天，长州情况危急，直接起因是藩政试图解散长州非正规部队(诸队)，并把它们并入常备军，但也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对外交政策和武士俸禄不满的情绪。大约有2，000人反叛，攻击山内，迫使那些以前曾率领过他们的人——木户、井上和品川(高杉已死于1867年)从东京返回，使用忠诚的武士军队镇压了反叛。[42]部分反叛者逃到了北九州，在那里加入熊本和真木和泉之前的领地久留米的其他反叛队伍，使得这一带在1871年春天之前始终处于动乱状态。最终，来自萨摩、长州和熊本的军队平息了他们的反叛。
帕克斯在东京被告知，这些骚乱中的大部分都是由低级武士对明治政府索求藩国财政的不满，加之农民“革命后就不必缴税”这一天真的看法所致。[43]换言之，“被遣散的战士”与“农业或劳动阶级结成统一战线”[44]。帕克斯的高级随从亚当斯(F.O.Adams)后来就骚乱的情况写道：“自维新以来，当愚蠢的农民因苦于官员制造的不公正而群起抗争时，他们从不缺乏出自武士阶级的人[来领导他们]。这些武士对自己地位的降低深感不满，[并且]无法理解天皇的顾问们采取的对外国人友好的基本政策。”[45]
上述事实还表明，明治领袖继承了幕府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德川晚期日本的社会和经济震荡，表现于武士、债务和农民起义。这些问题不会因政府的转变而消失，一如权力的转移并没有使“不平等条约”突然变得可以接受。就这些困苦都被归罪于“政府”而言，它们会像削弱旧政府一样削弱新政府。再者，显然，一直到此时为止，维新后修正藩国结构的尝试对改进政治稳定毫无助益。诚然，这些尝试是在追求统一的名下进行的，但它们实际上却动摇了统一，即便是在那些被参议会理所当然地认定为是政府主要的支持者的藩国那里也是如此。于是，尽管有版籍奉还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改革，在1869年，原本就有的三个政治问题依然存在，尚未解决：政府自身的目标的统一;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萨摩和长州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把权威加诸全国。
用另一种方式说，现在不仅仅是政府的政策濒于破产，而且是政府本身也岌岌可危。用木户于1869年9月写给大久保的信中的话来说：“除非政府在主要政策上做出坚定并一以贯之的决定，否则，毫无疑问，依靠它来拯救我们的国家无异于水中捞月。持续犹豫不决，造成人心混乱，只能导致灾难性的结局。”[46]一年之后，他仍能够说同样的话。
这些困难部分与一群坚定的现代化论者有关，他们由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领导，并在大藏省打下了根基。这些人在1869年夏天因大藏省与民部省合二为一而获得了对地方政府的一定程度的权限，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藩政改革，尤其是那些与财政和俸禄相关的改革。这些改革在各地都引起保守主义者，包括他们某些同事的不快。如三条所评论的，尽管他们都很有能力，但却欠缺谨慎：“他们没有中庸的精神，也没有容忍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谴责。”[47]木户虽然基本上支持这个群体努力要做成的事情，但也曾在日记中这样评论伊藤：“深谋远虑，却未深察我们自己国家之现状。结果，他之所言在理论上都不错，但在实践中却无法结合现实可能性来评估理论的优劣。”[48]
这些都不是大久保追求的特质。他更加关心的是维护政治基本盘不乱。在1870年夏天，为了减轻大偎和他的朋友之间明显的分歧所带来的影响，他同前原和松方一起试图拆分大藏省和民部省。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是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冲突，且对重建参议会的团结毫无益处。[49]然后，在10月底和11月初，大久保与木户、三条和岩仓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以寻求恢复早先的反幕联盟;这时，这个联盟已从遭到破坏滑向面临崩溃。他们达成了两项决定：第一，在中央政府内部，必须加强参议的权威，特别是他们对大藏、民部两省的控制;第二，必须重新努力采取措施来确保他们与萨摩和长州的同事之间的合作关系。
广而言之，这就是说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平衡，必须为了政府的整体权威向保守主义倾斜。在实践上，它变成岩仓领导的赴鹿儿岛和山口的天皇使团的计划，借此大久保和木户可以进行必要的谈话。他们的主张被证明是有说服力的。1871年2月初在萨摩，岛津久光和西乡隆盛都被劝服到东京任职。然后，在长州，毛利敬亲也同意去首都表示对政府的支持。最后，当岩仓回到京都之时，其余的人转到土佐说服板垣加入他们的事业。到3月底，整个使团回到东京。
尽管有很丰富的文件，但要发现这些来来往往究竟是为了什么是非常困难的(除了明摆着的一点，为了政治权力的事情)。相关者直接提到的只有两件事：对核心藩国集团内部团结的再次公开强调，以及旨在提高东京政府效率的计划。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两个月内明治政府做出了一个关键的特别决定，即废除藩国。实际上，常常有人认为——我觉得是过于仓促了——上述往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废藩。[50]
有若干因素导致在1871年做出这个决定比在1869年更加容易。因素之一是许多藩国一方面受困于大藏省的财政要求，另一方面又苦于武士对削减俸禄的反对，因而要求变藩为县，就像德川的领土一样。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小藩，受到的经济压力最大。不过，有少许几个大藩——盛冈、名古屋和德岛——也赞同这一方案。[51]然后，还有证据表明(这些证据主要见于众议院中的辩论)，许多武士发现早先就版籍奉还做出的妥协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在这个妥协下，他们与知藩事的关系，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个人忠诚上，都非常别扭。另一个外在促进力量来自于哈里·帕克斯，他一直不停地提醒掌权者需要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坚实的、精巧的国家，由统一和正义的法律统治”，[52]不单因为这是通往文明的必经之路，而且因为它会给予参议会干预地方事务的手段，以惩罚那些攻击外国人的武士。参议会的一些成员看到了这个论证的吸引力，却是出于与帕克斯不尽相同的动机。
在政府联盟内部，来自土佐的官员认为废藩可以达到他们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这个目的见于他们此前提出的建立封建大会的建议：稀释他们来自萨摩和长州的同事以藩国为基础的统治。[53]岩仓也被这个主张所吸引。在他写于1870年夏天的一封长信中，他基于两点主张废藩：第一，它是终止因内部分裂造成的软弱政府并创造位于藩国之上，而非以分割的领土为基础的政府的唯一途径;第二，因为国防需要的是国家军队，而不是由各藩国提供的、组织和训练形式各异的军团。[54]
在原则上，这些主张对那些与大久保和木户相近的人，对那些已经选择了中央官僚生涯而非在本藩勤务、现在又难以折返的人，也颇具吸引力。事实上，自1869年以来，他们一直关心的，不是废藩是否值得，而是是否出现了废藩的适当时机。这一考虑使他们在1871年春天仍旧小心翼翼。
木户早在几个月前就赞同采取一条渐进主义路线，逐步推广。他写信给三条道，废藩“应从那些受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开始，为那里受苦已久的人民大众松绑解压，让他们获得自由之权。这样，到了各藩发现它们无法维持旧有的习惯，因而和平地把自己置于朝廷控制之下的时候，朝廷之行政将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55]。大久保也反对不必要的仓促行事，因为他完全了解明治政府对保守主义者西乡在萨摩影响力的依赖，一如它对进步主义者木户操纵长州的依赖一样。[56]他看到的一个危险是私人性的：损害统治核心权威的风险，这一权威部分系于他们作为藩国联盟成员发言人的地位。另一个危险是全国性的：引起大范围的武士暴动从而摧毁政权的风险。很重要的，当岩仓于1871年5月20日跟帕克斯谈论国内局势时，他把三件事联系起来：废除藩国，建设一支由不再受藩国控制的军人组成的天皇军队。大幅度削减武士俸禄。[57]
所有这一切，一言以蔽之，在明治政府内部发生的争论不关乎目的，只关乎手段，不关乎使国家强盛本身的政治目标，而关乎它的实施。在这场争论中，一边是如大隈和伊藤那样的官员，认为不废藩则无全国统一之可能;另一边是如大久保和岩仓那样的官员，认为断无既废藩而在废藩过程中又不摧毁政府自身统一的可能。木户则很不易地骑墙其中：他同情第一边的主张，但接受第二边的现实主义。就文献所示，在这个时刻，这五个人所关心的除了时机和手段外别无其他(这可解释为什么在史料中基本上找不到相关决定的记录)。
缺乏这样的文献记录，我们只能断定完成统一进程的决定可能是在1870-1871年冬天做出的。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不会晚于1871年5月20日，这天，岩仓告诉帕克斯政府已下定决心要达成这样一种局面：“肥后不再是肥后，萨摩不再是萨摩。”[58]不过，在把这个决心转化为法律之前，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虽然已经达成协议，在3月底来自萨摩、长州和土佐的军队进驻东京，以防对改革的抵抗，此后仍然发生了几件使改革推迟的事情：岛津久光最终明确表示不愿意来东京;长州和萨摩对镇压北九州的动乱发生分歧;毛利敬亲的离世迫使木户回到山口重新安排长州政治。直到7月中旬这些事情才终告解决，政府的关键成员回到东京，得到了多支忠诚的部队的支持。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职位调整，使决策权集中于他们自己的手中，这在1871年8月11日的一次重组中完成。经过重组，木户和西乡成为仅有的参议，大久保为给他们让路降格为大藏卿。一个月后，民部省再度被废除，其职能转移至大藏省也即大久保的手中。其后两年也一直是这样：由武士来担任主要省部的礼仪性首长，以取代那些到这时为止一直担任这些职务的公卿和大名。更为直接地，这次重组向西乡等保守主义者保证：激进的大隈派将得到控制。
几乎就在同时，废藩的最后措施得到实施。木户在7月21日正式向太政官三条提出这个问题，主张把事业推进到超越1869年的所作所为的时机已经到来。大久保和西乡表示支持。在政府重组之后，他们开始坐下来确定细节。[59] 8月24日在由萨摩和长州领袖——他们决定不邀请土佐的领袖和公卿——出席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将以敕令而非咨询的方式采取行动，而西乡应做好镇压一切反抗的准备。这一点达成后，三条和岩仓被告知行动的计划，大隈和板垣被定为参议，以确保肥前和土佐的合作。最后，在8月29日，天皇召见了29个身在东京的大名，最终宣布郡县制将推广至整个日本。他们聆听了完整的敕文。“为了保存日本国民的和平，为了让日本能以平等身份立足于世界各国，”敕文解释道，“……我们决定，有必要把国之政府统一于唯一的权威。”[60]
废藩问题的解决方式清楚地体现了萨摩和长州明治领袖构成的核心武士统治集团的强势。他们不仅愿意抛开他们的大多数公家和大名同盟，甚至到了不与他们商量的地步，而且还敢冒与他们的武士同事中仍旧忠诚于藩国的人们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他们知道这是一场赌博，只消看看他们所做的军事准备。而且，赌注非常之高。在大名这方面，同样的危险因他们获得了“可观的货币利益”而大大减小。[61]他们被允许保留藩国原先财政收入的1/10作为自己的收入。作为一个另加的利诱，他们都将成为国定贵族的一员，这将保证他们的社会声望。这两个措施合力促使大名无异议地接受变化，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岛津久光就仍希望继续享有权力。但是，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武士的命运并没有这般好。事实上，他们的不满成为明治政府挥之不去的一大难题。
关于日本社会的变动这一更加广泛的问题(废藩决定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将留待后面再谈。在这一章的结束部分，让我们来看看就这个决定所产生的狭义上的政治后果。在中央政府，它是现代官僚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风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这首先是因为它改变了政策过程，把它从一个需要操纵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利益(朝廷、封建大名和藩国政府)的过程，转变为一个那些残存的封建和地域的忠诚必须通过中央内部派别斗争表现出来的过程。这些忠诚不再是政策操作的对象，而变成影响政策的因素。在这一情景之下，有才能且有足够经验但却缺乏“封建”权力即无法驾驭一个藩国资源之人，就有可能依靠其官职或在官僚的追随者而成为政府的关键人物，[Ⅲ]与此同时，那些到此为止凭他们的世袭地位而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颇具重要性的改革型大名开始淡出舞台。
就此而言，这一变化是反封建的。然而，它的反封建性不在于从外部，即从商人或农民的立场向封建社会发起了攻击。恰恰相反，这一攻击发自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人(以看似传统的形式发动)，其攻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妨碍了他们建设一个强大日本事业的封建制度。结果，他们所摒弃的仅仅是那些对政府性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封建因素，与这些因素相伴生的社会架构得以保留。在这个世纪的剩余时间里，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仍然出身武士。在1871到1885年之间担任过参议职务的22个人，无一例外都曾是武士。而在1900年之前被任命为知县的人之中(根据一个随机抽样)，86%曾是武士。[62]同时，专业技术，特别是西式专业技术变得比家族地位甚至地区归属更为重要。[Ⅳ]因此，武士出身所代表的特权背景仍然重要，但世袭地位本身已不再决定一个人的生涯发展模式。这是提拔“才子”政策逻辑上的结果。它还是1868和1869年政府重组中显现出来的走向武士掌权趋势的自然延伸。
同理，废藩成为了告别封建分离主义的最后一幕，这一封建分离主义曾是改革的一部分，因此，与它的告别，就是与“公武合体”残存的印迹以及封建大会的观念告别。在1871年底之前，大名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住在东京，他们当中大多数的知县职位都被武士取代，而这些武士通常来自其他地方。在其后的1月份，在被废藩国基础上建立的302个县被减至仅有72个县，自此，藩国不但失去其名，而且失去其实。紧接着，县又被划分为市、区、町、村。在1873年底，它们都被置于新成立的、由大久保担任长官的内务省的管理之下;这个省掌握了干预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此后不久，政治家开始抱怨“集权之恶”，并视之为新政权不太理想的产物之一。[63]这导致了1878年郡县大会的成立，但这并没有改变明治体制的特征。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而言，地方自治和封建统治一道消失了。
【注释】
[1] Sansom,pp.338-339.
[2] Norman,Japan's Emergence,p.91.
[3] 参见《明治维新史研究讲座》,4:83-87。(www.xing528.com)
[4] 大久保1868年5月23日信件，转引自Tanaka Sogoro,Meiji ishin,p.125。
[5] 大久保1868年2月16日备忘录对把首都转移到大阪进行了论证，载于《大久保利通文书》，2:191 - 195，第193页。 Black,2:184 - 187 中有英译文，此处引用略有 改动 。
[6] Black,2:184-187，有意思的是，哈里·帕克斯爵士也和大久保一样不喜欢京都，或许部分因为他曾在那里受到攻击吧。他说，京都是“第二个麦加”，朝廷公卿们必须除却那里的“偏见和狭隘之心”，然后才能接受“更为理性的观念”( F.O.391 / 14,帕克斯致哈蒙德，1868年8月8日)。
[7]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1868年10月7日。
[8] 该文本的英译文见McLaren,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pp.26 - 27。又sai,pp.84-86;Tanaka Sōgorō,Meiji Ishin,pp.132-134。
[9] Asai,pp.109-110.
[10] 浅井清，《明治維新と郡縣思想》，第117页，那里引用了该文件(1868年3月4日)的内容。
[11] 1868年第2月[2月23日-3月23日]备忘录，见《木户孝允文书》,8:25-26。
[12] 1868年12月/ 1869年1月备忘录，载于Ito Ko zenshu,1: Part 1,pp.165-168。
[13] Mitford 提供的备忘录，1868年8月6日，载于F.O.410 / 12,pp.337-338。
[14] 木户致三条和岩仓，1869年3月13日，载于《木户孝允文书》,3:237-243。岩仓似乎接受了这些说法，并在几周后跟帕克斯的谈话中略加变动地使用了这些说法。当时，他提到因每个大名自身都像“一个小天皇”一样的事实所产生的困难(根据帕克斯的报告)。见F.O.391 / 15，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9年6月7日。
[15] 伊藤致木户，1869年5月5日，载于Ito Hirobumi den,1:438-440。
[16] 《木户孝允日记》,1:99-100。
[17] 大久保致岩仓，1869年2月6日，见Toyama,pp.265-266。
[18] 据《岩仓公实记》,2:671 所载文本翻译。有若干对这一文件的当代翻译，在细节上与我的翻译有所不同，见McLaren,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pp.29-33; Gubbins,pp.313-315。
[19] 见F.O.391/15，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9年4月6日。
[20] 《岩仓公实记》,2:672.
[21] 这个问题在Asai(pp.159-171，190-199)和Kimura and Sugimoto(pp.329-332)那里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讨论。
[22] F.O.46 / 109,Mitford 提供的备忘录，1869年5月20日，帕克斯致克莱登，第114号，机密，1869年5月28日。
[23] 1869年8月2日公议所备忘录，见Higo-han,10:31-33。
[24] 大久保致岩仓，1869年4月26日，见Akita,p.6。
[25] 三条致岩仓，1869年5月17日，载于《岩仓公实记》,2:706。
[26] 1869年6月6日备忘录，载于《大久保利通文书》，3:161-194。
[27] 大久保致桂久武，1869年7月12日，载Katsuda,ōkubo,2:692-694。政府内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Asai,pp.173-190。
[28] 岩仓备忘录，1869年第5月[6月10日- 7月8日]，载于《岩仓公实记》,2:728-730。参考，他的早期提议在第12 章(第304-305页)得到了考察。
[29] F.O.391/15，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9年8月28日。
[30] 见Robert A.Wilson,pp.66-86,任命名单载于第120-125页。
[31] Iwata,pp.132-133;Katsuda,ōkubo,2:702-708 (该处给出了文件的文本)。该件的前言是一段关于需要全国团结的话。这个前言是用“尊皇主义”的术语包 的。
[32] 10月的法律总结于石井良助著作第94-95页。
[33] 参见Kimura and Sugimoto,pp.323-347。
[34] 参见ōe,pp.51-60。
[35] 参见芝原拓自，《明治維新の權力基盤》，第111-112页。
[36] 这些改革在Jansen 的《坂本龙马》第361-368页中得到了讨论。板垣对世袭特权的批判体现于他在1870年第11 个月[1870年12月22日-1871年1月]写的一个备忘录中，该文本收入《自由党史》,1:7-9。
[37] 见《鹿儿岛县史》,3:522-550。
[38] 见《维新史》,5:727-731。
[39] 在Niwa的Meiji第16-21页中有关于俸禄削减的详细考察。
[40] 关于这一反抗的一般讨论，特别见浅井清，《明治維新と郡縣思想》,pp.221-243。
[41] 横山正太郎文书，1870年8月21日;它的翻译出现在帕克斯致格兰维尔，第31号,1871年3月17日。
[42] 《松菊木户公传》,2:1217-1243。又见Tōyama,pp.272-274,那里指出，在这个个案中的所带的行为方式，不但有如尊皇攘夷的信徒，而且还具有典型的武士的特征，尽管在他们的队伍中有富农和富商的成分。
[43] F.O.46/138，帕克斯致格兰维尔的附件，第8号，机密，1871年3月25日。该附件报告了与外务省的伊达宗基和寺岛宗则在3月8日和23日，就可能威胁到外国利益的骚乱问题的会谈。
[44] F.O.46/138，帕克斯致格兰维尔的附件，第3号，机密，1871年3月17日。
[45] Adams,2:246.
[46] 木户致大隈，1869年9月5日，载ōkuma,1:120。
[47] 三条致佐佐木，1870年7月11日，载《伊藤博文传》，1:504。
[48] 木户日记，1871年7月28日，载Kido Kōin nikki，2:52。
[49] 这场冲突在Sakata 的《明治维新史(1960)》第245 - 257页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考 察。
[50] 参见Robert A.Wilson,pp.96 - 98，以及那里引用的权威说法;又见Asai,pp.272-278。
[51] Asai,pp.245-258.关于藩国的财政困难(这个问题在后一章中将得到更详细的考察)，特别参见Niwa,Meiji,pp.9-47。
[52] F.O.46 / 139，帕克斯致格兰维尔，第72 号，1871年5月2日,报告了他在5月18日与天皇私人会面上他对天皇所谈的内容。
[53] Asai,pp.265-272.
[54] 1870年大约第8月[8月27日-9月24日]备忘录，载于《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 338-362。该文件据说是肥前的江藤新平撰写的，但岩仓把它当作自己的文书，并在上面签了名字。
[55] 木户致三条，1870年9月15日，见《木户孝允文书》,4:102-106，第104页。
[56] 这里所涉及的困难表现于三人于1871年3月15日在大阪的一次会面上，当时，他们正在从土佐去东京的途中。在三人中，木户和西乡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而大久保极其困难地避免了另一次公开的决裂。见Shokiku Kido Ko,2:1375 - 1376。
[57] F.O.46/139，亚当斯致格兰维尔，第7号，最高机密，1871年6月12日。
[58] F.O.46/139，亚当斯致格兰维尔，第7号，最高机密，1871年6月12日。
[59] Katsuda,ōkubo,2:856-859;《松菊木户公传》,2:1457 - 1460。该文件的调子显示，废藩的问题是一个被一度搁置而现在被重新激活的问题，而非一个这个集团最近的行动才开始进行作业的目的。
[60] 天皇敕令，1871年8月29日，译文见石井良助著作第717页。
[61] 这个说法来自McLaren，他对整个事态的发展做了很好的描述。见他的Political History，第82页。
[62] Silberman,“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pp.352-355.
[63] Steiner,pp.33-34.
[Ⅰ] 江户是在1868年9月3日重新命名的。天皇从1869年中开始居住在那里，但他在东京的住所，即前将军的城堡，是到1783年才被宣布为“皇居”的。在《维新史》5:447-471中有关于这些决定的争论的长篇讨论。又见Iwata,pp.117-119。
[Ⅱ] 于7月10日公布的最大的奖赏分给多位大名，包括长州和萨摩藩(各得10万石)，土佐、肥前、鸟取和备前藩。武士接受者包括西乡隆盛(2，000石)、大村益次郎(1，500石)、板垣退助(1，000石)。就此目的拨付资金的决定，尽管有来自对财政负责的官员的反对，是在这一年很早的时候做出的(Katsuda,ōkubo,2:683-688)，所以，实际上宣布的时机可能是很重要的。确实，直到10月30日对政治服务(其对赢得支持的重要性被设想为低于军事服务)的奖赏才宣布。受赏人包括三条和岩仓(各得5，000石)、木户、大久保和广泽(各得1，800石)、后藤(1，000石)。在《维新史》第五卷的附录中有两次受赏人的完整名单。
[Ⅲ] 陆奥宗光是个好例子。他出身于德川显要藩国纪伊(和歌山)的一个中等富裕的武士之家，1864年后与土佐浪人一起加入军队，然后逐步上升为明治政府高官(最终担任了外务卿)。但是，甚至他在1868年也觉得有必要恢复与和歌山的联系，以为自己提供某种藩国的“基础”。见Jansen，《陆奥宗光》一文，特别是第311-320页。
[Ⅳ] Silberman(Minister's ,Tabel 12,p.70)证明，被研究的在1875到1900年之间取得重要官职的69人之中，不低于47人有某种西式教育或专长。表11(同上书，p.68)证明西式影响与低级武士出身之间具有相关性。Sidney Brown在“ōkubo Toshimichi”第221-223页中注意到尽管在来自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的人在参议和大臣中占压倒性优势，他们的直接下属却未必符合这同一模式;在战争省最高阶位的官员中超过1/3来自这四个藩国，但在大久保领导的内务省51名高级官员中仅有5名来自萨摩或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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