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67年春天，大多数热心政治的日本人都已经明白，在诸如兵库开放那样的争论中首先涉及到的利害，是德川的权力施用范围，甚至是它能否存续的问题。就短期而言，存在着三种可能性。首先是幕府可能壮大自身力量，面对藩主的挑战重申它的权威，正如藩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异见武士所做的那样。其次是幕府主要的反对者——萨摩和长州——可能采取攻击性手段，寻求通过武力推翻德川政体。第三是观点温和之人(其主要代表为土佐和越前)可能找到一种为各方都赞成的国家统一事业的妥协方案。
毫无疑问，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正如哈里·帕克斯爵士在5月写给伦敦的一封信中所评论的那样，除非将军给予更有权势的大名以“事务的参议权”，否则他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对整个国家实行普遍控制的全国政府”。[1]他说，与此相对应的是，藩主之间的“猜忌与隔阂”使得他们很难维持“一个广泛的联合”，[2]这就使得庆喜可以通过表明“愿意按照宪法统治”并且“承认天皇的至高无上……”而再次获得有效的权威。[3]既是由于庆喜的个性，也因他个人的经验——我们必须记住他曾是“公武合体”的积极倡导者——庆喜自己倾向于这一方案。毕竟，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满足幕府官员对德川家的袒护，同时得到绝大多数藩国的支持。结果，在1867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中贯穿着一条导致将军辞职的线索，而将军的辞职，无论在他的盟友还是他的政敌看来，都是以放弃权力的部分形式为代价保住实际权力的一个谋略。
对温和派而言，支持这个计划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主张是，正如五六月间的兵库争端所表明的那样，幕府仍然具有控制天皇朝廷的能力。温和派中的大多数人本能地不愿陷入公开的政争，因为在这样的政争中，反对德川幕府将会背上反叛合法政权以及在外来威胁面前破坏团结的双重恶名。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愿将事情推向极端的情绪，突显了萨摩和长州最终决定拒绝任何妥协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以幕府权力的存续——庆喜的宪政主张不过是个伪装而已——作为对国家需求的回应是不能接受的。换言之，对它们来说，领导权问题才是关键所在，无论是改头换面的德川霸权，抑或是大名—天皇控制的全新体系。基于此，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根除了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并促使内战爆发。
显然，任何对明治维新所做的广泛讨论都需要判定萨摩、长州的这一行动，究竟不过是除了权力归属，社会观念别无差异的敌手之间的权力斗争，还是意味着更加激进的社会目标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问题的答案必须取决于对激进社会目标可能的产生方式以及对它们的激进程度的考察。这是我们在下面几章将要讨论的话题。但是，问题的答案同样取决于对1867-1868年间所发生的事情的详细考察，这是我们现在就要着手做的。
将军辞职
最先提议庆喜辞职的土佐领导人，在背景和观念上与萨摩领导人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在1867年的争端中，这两个藩国一般分别被描述成拥幕府派和反幕府派。土佐的关键人物是后藤象二郎(1838-1897)，150石高的中级武士，因为姻亲关系而与吉田东洋有了联系。[4]在1864年武市的忠义派瓦解后，后藤第一次被提拔到高位;当时他年方26岁。三年后，作为对他努力的奖励，他被提拔到1500石高的家老级别。和他密切合作的是福冈孝弟(1835-1919)，也是一个中级武士(56石高)，不过他出身传统的家老家族，并担任过吉田东洋的幕僚。具有同样年龄与身份的是板垣退助(1837-1919)，他是西式军事改革专家，是一个与山内有联系的富足的平侍家庭(220石高)的当主。与后藤和福冈一样，他师从吉田东洋，并因为吉田的照顾而担任了一些具有一定重要性的职务(尽管众所周知他同情尊皇主义者)。这一集团内的其他成员还有神山郡廉(1828-1909)，斋藤利行(1822-1881)和佐佐木高行(1830-1910);三人都是平侍，薪俸从50至80石高不等。
这些人没有土佐尊皇主义者所特有的与乡士和村长的联系。同样他们对土佐尊皇主义者提出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政体也没多大的热情。然而，这些人是改革派，不是保守派——至少在萨摩的西乡和大久保以及长州的木户和高杉的意义上，他们追求通过迥异于传统的方式实现“富强”的目标。板垣负责向土佐的武装力量引进了西式武器和组织，尽管有许多武士反对。为了在财政上支持变革，后藤使土佐投身商业，建立开成馆(Kaiseikan)，促进本地的樟脑、纸、糖和茶的生产，发展采矿，建设渔场，从事对外贸易。在这方面他的主要助手是岩崎弥太郎(1834-1885)。岩崎弥太郎是得到吉田东洋庇护的乡士门徒，他协助起草了1864-1865年的工程项目计划，后来负责土佐在长崎的贸易机构(他在那里获得的商业经验使他在1868年后建立起三菱航运公司)。
这些事实与维新政治相关，并不仅仅是因为土佐在所有这些方面与萨摩有着相近的模式——例如后藤与岩崎的关系，后藤主要关心政治目标而岩崎主要关心经济手段，就很像大久保和五代的关系一样——还因为土佐的政策使这两个藩国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后藤的改革项目不但使他得以在1866年访问长崎和上海，而且还使他和当时正负责萨摩对外贸易的土佐浪人坂本龙马达成一致。当这两个人在1867年初会面时，很快就同意征募坂本的非常规力量海援队作为土佐海军的核心。这支部队尽可能地通过从事运输和贸易来维持运转(这或许反映了坂本的商人和乡士出身);但它有官方的支持，并与其他流放的土佐尊皇派，特别是在长州积极活动的中冈新太郎，建立了宝贵联系。毫无疑问，这一联系使土佐与像坂本和中冈那样一批人建立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成为可能;这批人已经意识到，国家为政之道所需要的不是莽撞粗糙的攘除夷狄，而是在军事科学技术上“学习他人之长”，以使日本能以平等地位与西方打交道。[5]
换言之，土佐的改革派与残存的尊皇派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找到了共同点，就像他们在长州和萨摩的追随者已经做到的那样。他们还向反幕府的立场迈进了一步，尽管他们的藩主山内容堂并不愿意切断他与德川的联系。坂本原本可能希望他的藩国加入萨长联盟。中冈和板垣也是如此。不过他们像后藤一样意识到走一条独立的道路，即在江户与它的敌人之间调停斡旋，也许对土佐更为有益。实际上，正是坂本——将他从胜海舟、大久保一翁那样的“自由派”幕府官员，横井小楠和由利公正那样的越前改革派以及他在长崎遇到的西方事务专家那里得来的想法整合到一起——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构想。[6]如他在1867年向后藤解释的那样，这一构想勾勒了如下的愿景：将军正式承认天皇权威;创设两院制立法机构以确保决策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任命有才之人担任官职，其人选来自公卿、封建领主和“平民”;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天皇卫队。他宣称，通过这些变革，过时的法律和政策将被其他更适合日本当前需要的法律和政策所取代。
基于这一计划，土佐领导人与萨摩领导人展开对话。在1867年7月22日于京都举行的由后藤、福冈、坂本和中冈代表土佐，由小松、西乡、大久保代表萨摩参加的会议中，双方起草了约定两个藩国将共同致力于寻求将军辞职的协议。[7]协议写道，“一方土地不可能有两个统治者，一个家庭不会有两个家长。”因此，将对日本的管理委托给将军而不是交由天皇来行使是“对自然秩序的违背”。这就需要废除将军的职务并将其降到封建藩主的级别。在此之后，政府需要通过京都的两院制议会运行，议会由公卿和大名组成的上院以及由“陪臣，甚至是诚恳正直的普通人”组成的下院构成，并由议会设计修订条约、改革体制和“安抚人心”的方法。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本质上与藩国联盟在1868年初所实行的政策无异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关于庆喜命运的条款。然而，正是这一点上，雄藩大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现了分歧。正如当我们在本章稍后进一步讨论这些政策时将要看到的，萨摩人在他们6月京都失败的影响下，已经倾向只有武力才能使江户屈服的观点。这意味着一种比土佐计划更为激进的解决之道——萨摩原先也是这么计划的，即允许庆喜下台并成为与岛津地位相同的大名。尽管这样，萨摩还是同意土佐进行尝试，只要它承诺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萨摩同意等待，直到后藤通过他的努力使庆喜辞职。而土佐则承诺如果调停失败，它将为反幕府军事行动贡献部队。
但是，要让仍身处高知的山内容堂相信这是土佐最好的行动路线绝非易事。然而，在8月12日，他做出让步，接受了后藤的观点，并同意担负起他的责任，即给庆喜写信。但由于与英国人的争端又被进一步推迟——英国人声称土佐海援队在长崎袭击了英国渔民，结果直到9月17日，容堂才向他的高级陪臣宣布了他的决定，[Ⅰ]然后起草了给幕府的文书，该文书包含了由容堂签名的总陈述，以及由后藤和他的同僚提出的一系列详细建议。[8]
容堂的个人陈述主要是关于国家团结的问题。他说朝廷和幕府的分割以及公卿和封建藩主的分割，在日本最需要国家实力的时候削弱了日本。只有“王政复古”才能团结“天下万民”，方可改变国体并解决外患。[Ⅱ]土佐官员的文书谈论的是相似的主题，但更为详细，体现了后藤与萨摩达成的协议。这些文书包含的内容有：应该通过两院制议会实现行政责任向天皇的转移;对封建权威和朝廷制度做“根本修正”;成立一支驻扎于京都附近的天皇卫队;以天皇的名义并与藩主咨询后进行谈判达成新的条约;“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学校系统;以及对能够“避免之前纷争，注重解决现存问题”的官员的任命。总之，日本必须做实现国家复兴所必需的事，这样它才能“无愧立足于民族之林，有望千秋万代长存”。
后藤带着这些文件于1867年9月22日离开土佐，由于恶劣天气数次拖延后于10月1日，也就是说在他与萨摩领导人会见两个多月以后才抵达京都。他发现西乡和大久保显然已经不再对他有所指望，因为他们已经在准备驱师进入首都。当后藤向西乡和大久保解释说，尽管有过协议，但还是无法说服山内容堂对以武力推翻幕府的任何尝试采取合作态度后，两人拒绝继续等待土佐的行动。不过，在小松的督促下，他们同意后藤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而他们则去完成他们的准备。[9] 10月29日，土佐的文书按一定的规矩递交给老中板仓胜静，由后者转交给将军。而几天之后，坂本在私下对永井尚志发出了萨摩部署军队的警告。
实际上，庆喜也明白幕府和萨摩与长州的关系再次走向了危机。此外，他已经受到幕府官僚要求接受土佐现在提出的那些政策的压力。他最为得力的两个官员大久保一翁和胜海舟一直都主张采取这样的措施。[Ⅲ]老中稻叶正邦在1867年11月初写的备忘录中，建议废除将军的职位，不过得由德川家族的首领来担任关白的职务，藉此保证他在京都的影响，并通过一个包括公卿和封建藩主的议会进行统治。[10]
另一个高级官员大给乘谟提出了更加详尽的建议：幕府继续担任政府行政首脑，但根据两院制的全国大会或参议会的建议行事，而全国大会或参议会反过来又有地方上相似的大会的支持。他认为，这样就不仅是取消作为行政机构的幕府意义上的王政复古，而且是创建中央政府意义上的王政复古。它还可通过剥夺大名，包括德川家族的私人军队，要求他们将2/3的收入交由中央政权支配而得以强化。此外，还可要求他们将剩余的1/3分配到教育和工业发展上。按照这一计划，幕府的敌人就再也不能声称国家利益从属于德川利益了：“政府将会富有效率，人民将会团结一致，国家的利益将会得到满足……所有力量都将用于防卫整个国家，所有的财富将用于作为整个国家的支出……不会有人再说政府为私人所有，国家为私人所用的话。”[11]
另一个计划是由刚从莱顿学成回国的西周在庆喜的要求下起草的，它给同样的想法换上了西方的外衣。在他的计划中，天皇将拥有批准法令、主持典礼宗教、征募军队和要求大名为其服务的权利。将军则将仍然掌管着自己的领地并管理国家行政，并有权任命官员，出任两院制大会中由大名和武士(而不是普通人)组成的上院的主席。这个大会——即藩国的代表大会——将就一般政策进行立法，但它的决议要得到天皇的批准。获取天皇的认可将是将军的职责之一。[12]
其中一些提议设想幕府在新的伪装下继续保留，无论是作为封建大会的行政分支或是作为更加中央化的官僚机构的核心。还有一些提议则暗示为了使将军的敌人满意，幕府官员最后可能会被牺牲。不过，所有的提议都试图利用土佐的和解方案，为德川家族在新的秩序中保留一个关键位置。
这似乎也是庆喜的态度。[13]尽管后来他声称自己辞职让位于封建大会，是在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团结的情况下运行行政的唯一途径，[14]但是，毫无疑问，他视自己为任何最终可能会出现的政府的实际领袖。其他很多人也这么认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萨摩和长州仅仅将他的辞职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公武合体的另一种变体。研究幕府的历史学家福地源一郎认为同样的想法在朝廷和幕府的高级官员中也很流行，虽然他们对此持赞成而不是反对的态度。[15]哈里·帕克斯爵士如下一番对庆喜的评论，反映了当时江户的气氛：“我十分怀疑庆喜是否将放弃毫无疑问是由他所代表的那一大派势力以及如此巨大的利益，将政府拱手让给他的反对者。如果他这么做，对日本以及对外国利益来说都是不幸的，因为这个国家急需一个强者来掌舵，以避免无政府主义的吞噬。”[16]后来，当帕克斯得到关于现状更加准确的信息时，他赞扬庆喜敢于“违背其支持者的公开意愿和利益”而行动;[17]但他注意到只要庆喜保有“钱袋权”，任何事都不会摧毁将军的影响力，而只要他保持着对几乎1/3国家收入的控制，他就控制了“钱袋权”。[18]
有鉴于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庆喜在与松平春岳以及一些可以接触到的高级幕府官员商议之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庆喜没有征询幕府各方的意见——于11月8日向萨摩、土佐、安芸、备前以及宇和岛的代表宣布了他的决定，即向天皇移交他作为将军的行政权力(而不是他的头衔)。几天后，他又以同样的措辞向天皇提交了文书。他说，通过这样做，他希望确保“政府由一个中央核心领导”，以使日本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9]
幕府在向列强的公使解释这一变故时，更加明确地阐明了它的动机：日本当前的动荡不安起因于江户“因害怕战争而向外国屈服”的错误观念，而且，某种程度上，正是要维持那些通商条约，庆喜现在才意欲“把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行政权力移交给朝廷”。接下来，他将“呼吁天皇召集由各大家门的当主组成的大会，让他们充分讨论当前的局势，共同制定有关政府的法律”[20]。
帕克斯报告说这些消息使江户极为震惊，但他自己却表示赞同。他声称，外国利益在日本最为需要的是稳定。如果庆喜不采取这些措施，日本或许早已陷入内战之中。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无法运作的日本政府，已有相当大的机会被一个”以京都而非江户为中心的“合理系统所取代”。他在给外交部的埃蒙德·哈蒙德的信中写道“看到政府的光辉将如此突然地离开这座精致的城市令人不无伤感，但是，这座城市所有的炫耀之物和重要地位，乃是得自于一个我们希望终结的体制，一个组织不善、群龙无首的封建体制”[21]。
帕克斯能够以这样的口吻写信，足以证明此时在日本甚至在江户，必须进行重大制度变革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为舆论所接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把权力从幕府转移到其反对者手中的观点也得到了同样的认可。许多谱代都愿意以武力对抗萨摩和长州，认为庆喜的辞职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最终将带来天皇对将军的重新授权以及将军名望恢复的策略。而朝廷的高官，此时正面临起草庆喜来函回复的任务，也抱有相同的想法;但他们同样受到来自萨摩人的压力，这些萨摩人和“反对派”公家联手，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实现真正的“王政复古”。
和往常一样，朝廷对此类情形的回应模棱两可。11月10日，一道敕令宣布接受庆喜做出的请求(但并未明确指出是他的提议)。与此同时，雄藩大名连同像岛津久光以及在井伊直弼的肃清运动中“隐退”但实际上仍然是他们藩国真正(如果不是名义上的)领导的那些人，再次被召集起来商讨对策。在讨论悬而未决时，朝廷决定一切照旧如初：“迄今为止在幕府控制下的领地和城市继续像往常一样管理，尽管它们将受制于未来发布的命令。”[22]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不祥之兆，蕴含着将军可能终将失去其领地的意思;但当两天后庆喜要求朝廷对这一文件做出澄清时，他立即——不可思议地——从关白那里得到保证，涉及到的只是向天皇提供收入的土地，即那些向来由幕府替天皇管理的土地，而不是德川自己拥有的封地。
一周后，11月19日，庆喜更进一步提出辞去将军职务的请求。朝廷再次以需要与藩主商议为由推迟做出决定。而在这期间，庆喜仍须像以前一样履行职责。确实，在此刻，将军辞职这个带着巨大不确定性的事件，其变化不定并没有带来任何人们所预想到的巨大变化。藩主没有表现出赶赴京都参与决策的迹象。[23]庆喜则保持克制，未对他的敌人采取行动。朝廷则陷入了混乱与分裂。月末，绝望的后藤再次前往土佐，看他能否说服山内容堂前来打破僵局，而萨摩和长州的代表们继续为一条十分不同的解决途径做着准备;他们已经视这条途径为必需，而且一定要由他们自己来实现。
政变
1865年和1866年间发生的事件，让萨摩和长州新的领导人——一方主要是西乡和大久保，另一方主要是木户和高山——坚定了他们对幕府的敌意。他们坚持认为幕府“自私自利的”政策招致了国家的灾难。但是，幕府仍保有足够的传统权威，以抵御他们为变革而集聚的所有压力，不管这些压力是像1865年底那样通过朝廷，还是像1867年春那样通过藩主施加于幕府。因此，幕府必须“打倒”。自诩为“有才之人”和“志士”的藩国官僚的个人野心、地方爱国心以及日益增长的国家意识，在必须倒幕的主张下集合在一起塑造了反幕府联盟。
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对目标与手段做出区分。显然，直到1867年年中，在那些对倒幕问题有过思考的人中间，绝大多数对江户体制的替代制度，只有极其模糊的想法。某种通过领主议会运行、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已是他们想象之所及;而且这样做也是明智的，或许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它能够将各种社会团体，从公卿和封建大名到下级武士甚至到富裕的普通人，都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它同样给各种意见(从传统主义到西式改革)以及具体政策(既包括土佐的政策也包括萨摩长州的政策)留下空间。
土佐的提议如1867年6月后藤与萨摩的协议所设想的那样，实质上是试图劝说将军调整他自己与藩主之间的力量平衡，并使之有利于后者。由于在仅仅一个月之前的兵库危机中藩主的联合行动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大久保一方面从一开始就怀疑这一策略能否成功，但另一方面他仍然不愿平白无故地冒犯他潜在的盟友，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同意实施土佐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一直在考虑如果土佐行动失败，可能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正如他此时在给一位身在鹿儿岛的同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幕府已决意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它的一己私利，向忠诚于天皇的藩国施加压力，企图以恐吓让它们屈服。这使我们别无选择……很可能幕府最终将整个天皇朝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军队做好准备，聚集国内的支持，展现我们向天皇效忠的决心。没有这些我们将一事无成。”[24]信的其他内容是关于军队的调动，表明这绝不是空谈。尽管如此，在像大久保这样的老练政客准备使用武力之前，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毕竟，在朝廷，在其他强藩，甚至在萨摩和长州，依旧有许多怀有敌意以及犹疑不决的势力，而它们的影响力不能轻易忽视。
7月17日，长州在京都的代表品川弥二郎和山县有朋，在与萨摩领导人的谈话过程中被告知，如果有必要的话，萨摩打算使用武力争取朝廷对其政策的支持。[25]萨摩人心头所念——他们的言论如往常一样含含糊糊——是像萨摩和会津在1863年所做的、长州在1864年企图做的那样，攻占皇宫。木户和高杉很快获知这一消息。然而，此后不久，他们又获得了土佐和萨摩达成协议的消息，这使他们对大久保究竟做何打算心生疑虑。在8月被派去询问这一点的品川得到这样的保证，即协议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土佐注定会失败;但直到大久保在两个月之后亲自拜访山口，联盟双方的信任才得以最终修复。在10月15日与长州领导人的会谈中，[26]大久保强调岛津久光已经认识到过去太多次上呈请愿书都是无果而终，所以他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行动上;他将诉诸武力，并希望长州采取相同的行动。在私下交谈中，大久保警告必须立即攻取皇宫，以免幕府抢先一步，幕府可能会得到外国的帮助。木户表示同意。他评论道，“如果珍宝被劫走”——意指天皇本人——“我们将无枝可依。”[27]
我们可以从对这些讨论的记叙中发现两件事：首先，现在最先采取行动的是萨摩，其次，在长州仍有许多人，尽管团结一致坚决抵抗幕府的攻击，却下不了像1864年那样再次冒险发动进攻的决心。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木户的影响力，长州领导人的疑虑才最终得以消除。但胜利的前景依然渺茫，所以有必要继续小心行事，以免做出的决定被突然逆转。
另外，萨摩方面几乎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同样必须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之前加以解决。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些计划不是在鹿儿岛，而是在京都制定的——在那里，岛津久光被像大久保、西乡和小松那样的积极分子包围着。不过，在他的都城里，政治势力的平衡却十分不同：“公武合体”(他自己之前的政策)的追随者，对那些看来是指向尊皇主义的行动进行了抵制，他们本以为这样的尊皇主义行动在他们镇压“志士”的行动中已经被消灭;而保守主义分子则像长州的保守分子一样，沉迷于大名和藩国狭隘的地方利益，反对任何可能危及这些利益的行动。[28]
于是，当大久保前往长州时，岛津便赶赴鹿儿岛确保军队调动的指令能够得到实施。为了达到调动军队的目的，他不但必须动用权威，还得依靠劝说。岛津及世子在10月24日联合签署了宣告，暗示——非常狡诈地——在动乱发生的情况下需要动用军队保卫朝廷。三个星期后发布的另一道宣告则说，在目前日本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需要对紧急情况——包括在京都发生暴动——做好准备，因此萨摩应当迅速行动起来以保卫国家的统一，因为新的天皇,15岁的睦仁——他的父亲孝明在1867年2月过世——太年轻，还不能独自安定国家。该宣告承诺萨摩无论如何都不会首先诉诸武力。[29]这与大久保此时在长州所说的完全相反，但它在萨摩起到了它的预期目的。萨摩的积极分子得到大多数年轻武士的支持，争取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决定。
为此，他们必须诉诸对天皇的忠诚以及对藩主的责任意识。局势表明，对于萨摩的积极分子而言，能否操纵朝廷的公开言论，是他们能否控制自己追随者的关键。岩仓具视这个从1866年到1867年初的强制软禁中渐渐走出来的朝廷官员，被证明是萨摩人在朝廷中的得力盟友。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在公家中拉拢同情倒幕事业的一派人，一旦时机来临，这些人可以用来改变朝廷的领导层：三条实美(他的流放地已经从长州迁到九州岛);嵯峨实爱，公认的京都下级官员中极端分子团体的领导人;中御门经之，岩仓的同僚;还有或许是所有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新的年幼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
岩仓的总体策略可见于他在1867年5月底，即关于兵库开放的讨论的前夜，为嵯峨和中山准备的长篇备忘录。[30]他认为重要的是朝廷克服自身的不团结，并做好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公开号召推翻德川将招致灾难，因为朝廷不能像江户期待谱代的支持那样指望支持他们的藩主。不论是朝廷事业的正当性，还是朝廷敕令所具有的威信，都不足以弥补这一差距。要想成功，就必须实际或潜在地使用武力，而这只有萨摩、长州、土佐和一些其他藩国才可能提供。因此，直到使众藩主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京都能做的也仅仅是维持与他们的关系——岩仓将他们称为“朝廷的手足”，并牢记其长远的“宏伟设计”，即创造“朝廷受到尊敬，幕府和强藩受到控制”的局面。[31]
基于这种考虑，岩仓着手开始为了朝廷的利益而利用萨摩和长州的军事力量，而与此同时他还要维持政治平衡，以免出现岛津或毛利霸权替代德川霸权的局面。他的目的似乎可比之于土佐的目的，尽管是为了天皇而不是藩主着想。然而，在幕府似乎依然强大而且自信的情况下，就像兵库争端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实现这些目标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到了秋天，萨摩和长州领导人越来越难以保持其追随者的决心不变，而土佐方案则有使如安芸和备前那样的“中立”藩国为达成另一次终将失败的妥协而团结起来的风险。这就促使西乡和大久保以及长州的广泽真臣转而寻求天皇对他们计划的秘密支持。于是，在11月3日，在后藤向板仓递交土佐请愿书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大久保起草了另一份文件，这次是以萨摩的名义，要求获得天皇推翻将军的敕令。[32]该文件从简要重述江户失职的历史开始：对外事务上的软弱，物价的上涨，武士和平民中间不断出现的骚乱。然后，它转向幕府对待长州的政策，指责幕府的政策在极为不公的讨伐远征中达到了顶点，以至于与大名离心离德，导致庆喜和岛津公开决裂。现在的危险是将军可能试图“占领朝廷、肆意统治”，这势必引发内战。因为战争将要在面临外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它只能带来一个结果：日本的毁灭。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将军必须去职走人，萨摩和它的盟友已经做好这一准备。只要有天皇的命令，他们将“诉诸武力惩罚将军的攻击性行为，消灭背信弃义之人，为国家长治打下基础，这样就能安抚天皇的心灵，缓解百姓的痛苦”[33]。
岩仓立即对这一请求表示支持，尽管措辞与大久保有所不同。在他自己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还要求中山将这一备忘录呈送给天皇——他强调在封建统治的几个世纪内“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已经感觉不到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神的儿子”[34]。据此，他说，废除将军职位不仅仅是对政府最近一系列过错的惩罚，而且，它还将使“政治制度的大变革”以及采取措施推进“国家财富与力量”成为可能。
这一谋划所设想的愿景远远超出了封建权力重新分配的程度，它当然会让使高级朝廷官员感到恐惧，即使是像近卫忠熙这样同情萨摩的人也是如此，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谋划的话。但它对一小群公家尊皇主义者却极具吸引力，而这些人通过中山可接触到睦仁(明治)。[Ⅳ]11月8日他们获得了对长州大名及世子的秘密赦免。第二天，同样是私下，他们获得了——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因为一直以来对它的真实性都存有疑问——大久保所要求的敕令。庆喜被解职，他的两个助手，会津和桑名的藩主受到惩罚。(这两个藩主之所以被单独挑出来，似乎是因为他们是负责控制京都和朝廷的幕府官员;会津的松平容保是京都守护，桑名的松平定敬是京都所司代。)
无论真假与否，这道敕令还是发挥了它的设计者所希望的一个效果：萨摩和长州团结起来，开始集结部队向京都进军。[Ⅴ]此外，与此相关的传言很可能影响了庆喜的辞职，他的辞职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接下来，在11月16日，当西乡和大久保离开京都时(凭借天皇敕令，迫使他们在鹿儿岛和山口更为保守的同僚行动起来)，他们在朝廷的盟友以为庆喜的辞职使敕令变得多余而放松警惕，撤销了这个文件。此后不久，松平春岳抵达京都，开始在被公认为赞同“公武合体”的藩主中，聚积起对土佐计划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他明确地略过了萨摩，但包括了德川系的尾张和宇和岛。
因此大久保于12月10日回到京都时，发现形势急转直下。他感到他必须做出让步，于是告诉春岳，如果能证明庆喜是真的要放弃他的权力，那么萨摩和长州就愿意让尾张和越前充当中间人加以调解。[35]然而，松平却无法从幕府那里获得相同的让步，主要是因为会津的固执，会津直到现在依然要求采取行动处罚长州。与此同时，大久保在重建他在公卿中的影响力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除了岩仓，其他公卿似乎对他关于这次机会很可能是尊攘志士最后一搏的主张半信半疑。使这一混乱局面乱上加乱的是，一直极力促成山内容堂前来京都扮演积极角色的后藤象二郎，将他所知道的大久保的计划告诉了春岳，而松平春岳立刻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庆喜。
在所有这些发展中，有两个事实尤为显著：首先萨摩和长州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很难全身而退，无论其余各方结局会怎样;其次它们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证明它们是在遵循天皇的意愿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皇宫。正如木户从长州给他在京都的代表品川弥二郎的信中写到的那样：“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使天皇处于我们的监控之下。如果幕府掌控了天皇，那么无论我们表现出怎样的决心，尊皇主义者和积极分子的士气都将一蹶不振，我们的计划也将以失败告终。毋庸置疑，这将意味着所有相关藩国的灭亡。而且还很清楚的是它将给天皇国家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36]这同样也是大久保和岩仓的看法。于是他们决定在1868年1月3日，无论有没有其他藩国的支持，都会将已经秘密发布而又撤销的反幕府宣言正式地公布于众。
1月2日，岩仓将来自萨摩、土佐、安芸、尾张和越前的武士召集到他家，请求他们为“王政复古”事业助一臂之力。(其他三个参与密谋的公卿，中山、嵯峨和中御门，原本要参加这次聚会，但在最后时刻因不同原因而缺席。)[37]岩仓所陈述的迈出这一步的理由现在被描述为天皇自己给出的理由，它们本质上就是大久保和岩仓在11月递交的陈情书所提出的理由，即国家危机和幕府内外政策上的失败。因为这些事故，庆喜应被革除职位。而为了使新议会——五个藩的藩主将被邀请加入其中——发布指令时不会出现动乱，必须在第二天清晨拿下宫门。
这天晚上，小御所会议召开再次商讨对长州的惩罚这一存在已久的议题。庆喜、会津和桑名的藩主以身体有恙为由没有参加会议，他们应是事先得到警告——毕竟，即将投入政变的军队中包括了来自他们亲戚封地的部队。但是，参议会中的朝廷成员当晚参与了长谈。事实上，这次会谈历时太长，以致打乱了黎明攻占宫门的安排，导致尾张人贸然进入了皇宫(他们最终道歉并撤退)，以及接下来对计划的紧急调整。尽管有这一变故产生的种种混乱，到早晨10点钟皇宫已被牢牢地掌握在尊皇主义者手中。中山、嵯峨、松平春岳以及会津和尾张的藩主在会议结束后还留在那里。岩仓这时加入进来，带来草拟好的敕令，并得到了天皇的准许在紧急召集的会议上宣布这一敕令。幕府的追随者，包括大部分朝廷高官，都被拒绝进入紧急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声明[38]接受了庆喜提出的辞呈，并宣布天皇意欲恢复他古己有之的执政责任，因为“重建国家声望”需要这么做。为此，声明宣称，不但要有新的政策，而且要有新的人事。因此，现行的朝廷和幕府高级官职均将废除，取而代之是一个由总裁、议定和参与构成的三级职位体系。大部分最初的官员在敕令中有详细列出：有栖川宫亲王被提名担任总裁，这是一个政治上“中立”的选择;担任议定职位的，是两个皇子，加上那些名义上发起政变的人，即三个公卿中山、嵯峨和中御门以及萨摩、土佐、安芸、尾张和越前的大名(或者是他们家门中的显赫人物);担任参与的有五个公卿，包括大原重德和岩仓具视。除此之外，每个有人担任议定的藩国均可任命三位参与(不言而喻由武士出任)。长州此时在议定或参与两个层级中都没有代表，因为它的藩主尚未得到正式的赦免。三条实美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被排除在外。[Ⅵ]
这一行政体制暗示着决策模式也将发生改变。天皇的敕令本身承诺“既往不咎”，提拔“有才之人”，还将采取措施缓解近年来因物价上涨而带来的困难，物价上涨使得“富人不断地聚集更多的财富，穷人则在苦海中越陷越深”。换句话说，尽管这次事件有着宫廷革命的表象——关于它的消息甚至直到五天以后才传到封建大名那里——而且敕令大多是人们熟悉的套话，它里面还是暗藏着开启改革的意愿。不过，那些撰写文件的人能否长期掌权以实现他们的承诺还有待观察。
内战
尽管这场政变看上去像宫廷革命，但如果就此认为维新以及在此之前长达几个星期的密谋，完全逃过了公众的注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京都，多年来大字报和小册子一直对时政进行持续的评论。这些大字报和小册子大都出于年轻的“志士”之手，从而从属于尊皇攘夷的传统。这些公共意见批评幕府处理与外国关系的方式，批评朝廷对江户的俯首帖耳，批评幕府官员收受贿赂并批准“可耻”的政策。[39]换句话说，他们保持了一贯的“尊攘志士”的口吻。同样在1867年末发生了许多街头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因群众高喊的口号，而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在评论天皇预期重掌权力：“えじゃないか”(e ja nai ka)即“这不是很好么？”。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这些抗议是反幕府团体组织的，以显示大众对他们的事业的支持。[40]英国外交官阿尔杰农·密特福德(Algernon Mitford，后来的里兹代尔爵士)在1867年12月13日于大阪见证了一次这样的抗议活动，不过他甚至根本没有看出来这是一项政治活动。他报告说看到数以千计的“欢快的狂热分子”，他们“身着节日的盛装沿街起舞”，并且“高声呼喊直至声音嘶哑”。当他询问这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他被告知这是因为下了一场写有神道众神名字纸片的“奇雨”。结果，他在备忘录里细述了“辉煌过去的神圣仪式”，而没有涉及政治。[41]
在某一方面米特福德的印象可能是正确的：对那些消息相当灵通的当时的人来说，1867年12月以及1868年1月发生的事件，并不像对我们那样具有那么大的决定意义。帕克斯在发给伦敦的一份文件中评论道，对我们来说，这次危机并没有显现出“达到震惊警告的级别”，尽管他补充说“一旦刀剑出鞘，总有许多邪恶的激情失去管束的危险——尤其是在一个半开化的国家里”[42]。历史学家冈义武引用了一位来自佐仓的武士的话，后者注意到在京都“人们并没有表现得有多么惊讶……大部分人似乎在怀疑这个新政权能否长久”[43]。
此类信念很可能导致了幕府未能迅速采取措施应对宫廷政变。让我们再次转向帕克斯，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基于他在事件发生后与庆喜的会谈。根据他的看法，要将军辞职的提议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通过少数圈内人开会投票把他再次推向首席行政长官地位——如果不是国家首脑地位的话——的计划”;其结果是“采取行动的一方……感到有必要主动出击”;而庆喜则似乎对此攻击“不屑一顾，无心反击”，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对手联盟将很快自行解体”[44]。庆喜的这一态度使帕克斯把庆喜描述为“用心缜密更胜于鲁莽”。[45]对庆喜态度的这一描述确实可以由幕府所做到的或者没有做到的事所证实。幕府的反应基本上是依赖尾张和越前的家族忠诚，加上土佐尽职的官员，把萨摩和长州孤立起来，并确保德川家的利益在天皇政府中得到适当的代表。
改组后的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月3日在天皇被“恢复”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召开。这次会议讨论的首要议题是对于庆喜，除了解除他的将军职位外，还应当做什么，如果需要有什么处置措施的话。大久保认为，除非将军不仅放弃他的职位，还放弃他的领地，或至少是他的绝大部分的领地，否则，新的政府就将徒有虚名，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果将军继续占有1/4的国家领土，无论政权取何形式，他都注定将占据统治地位。岩仓同意这一观点。但是，山内容堂和松平春岳却催促立即邀请庆喜进入参议会。由于安芸支持萨摩，尾张力挺土佐和越前，参议会很快陷入绝望和分裂。接下来是休会，以便进行私下的商讨(伴有萨摩用词强烈的威胁)，这些商讨(和威胁)以妥协告终，尽管已是深夜：到这时唯一正式决定下来的是解除庆喜的职务;并给予尾张和越前劝说庆喜放弃领地的机会，然后再考虑任何其他行动。如果庆喜不放弃领地，那么他将不被允许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46]
第二天松平春岳和尾张的德川庆胜就将这一决定传达给身在二条城的庆喜。庆喜表达了愿意谈判的意愿，即使他的表态不是那么明确。土佐和越前受此鼓舞，继续他们的调解努力，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多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参议会成员的提议。根据这些提议，参议会成员扩大的范围不仅要包括庆喜，而且还要包括许多其他藩主。此外，他们还提议为了维持天皇行政开支，应向所有大名的收入征税，而不是靠没收庆喜的领地。与此同时，在1月6日，庆喜撤退到大阪，显然是为了使他的随从离开极易挑起冲突的地方。
起初，萨摩的地位因为这些举动而被严重削弱。岩仓告病。岛津久光身处鹿儿岛，而他的儿子忠义则被证明无法与来自土佐和越前的经验更加丰富的藩主在参议会上抗衡。西乡和大久保因为仅仅是参与，从而无法直接参加最高层级的争论。然而，由这些因素汇成的、显然正走向妥协的潮流，因对长州的正式赦免而中止。1月21日，三条实美在长州藩兵的护送下抵达京都，并被立即任命为议定。六天后两个长州平侍广泽真臣和井上馨被任命为参与。此外，尽管松平春岳和山内容堂获得了仙台、福冈、肥后以及肥前(全国最大的四个藩)大名的支持，大久保却赢得了因幡和备前伊达家的支持以及许多其他地区尊皇派的合作。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藩主(包括谱代，尽管他们依附于德川家)在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上犹豫不决，[Ⅶ]纷纷寻求托词解释他们为何无法赶赴京都参会，双方势力的分布要比咋眼观之的印象要平衡得多。至少大久保这么认为。[47]这使他得出了值得冒险进行一场实力较量的结论。
现在的事实是尽管有土佐和越前的调解，以及大量幕府官员表现出来的无心应战，[Ⅷ]但双方都有众多视战争为解决争端唯一途径的不妥协者。在幕府方面，会津的松平容保和桑名的松平定敬就属于那种极难被说服的人，为此他们离开京都前往大阪;而一旦到了那里，他们继续要求与萨摩和长州军事对决，而反对那些希望撤回江户的人(在那里将军想来能够在他的中心区域坚持抵抗)。[48]同样不能确定的是会津和桑名能否一直处于庆喜的控制之下。萨托记录的他与幕府军官久保田千太郎1月7日在大阪的一次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对于禁止敌对行动的天皇敕令一旦颁布就必须服从的说法，久保田的答复是：“是的，将军必须服从，但他的陪臣不必。”[49]
也有同样性急的萨摩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必在西乡的命令下，在江户挑起一个又一个扰乱治安的活动，希望以此促使江户周边的藩国里掀起反抗幕府的起义，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镇压，而且人员伤亡惨重。[50]当这一事件的消息传到大阪，它就成了点燃导火索的火星，因为它最终劝服庆喜和他比较温和的幕僚，必须首先采取行动阻止事态进一步落入萨摩手中。1月26日，他们取道鸟羽和伏见向京都进军，显然是为了展示实力，以增强土佐和越前在京都斡旋的筹码。
大久保在随之而来的危机中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在1月27日为岩仓所写、意在督促朝廷禁止庆喜进入都城的文书中，大久保指出自月初政变以来出现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允许土佐、越前和尾张进入政府，使之陷于一长串关于将军命运的讨论之中，而不是立即剥夺他的官职和土地。第二个错误是让庆喜转移到大阪，并继续其仿佛仍是全国统治者一般的行为，尤其是在与外国代表打交道的问题上。现在出现的同等严重的第三个错误——允许他返回京都并参与政治——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将鼓舞他摇摆不定的支持者，使他重新获得影响和权力。确实，大久保认为，现在唯有把问题推到战争的地步才可能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而且，由于在这样的局势下，无论是议定还是参与都不可指望，萨摩和长州必须有意愿自己做出决定，即便导致好像是“萨摩—长州的朝廷”在做决定也必须在所不惜。[51]
重要的是，在天皇对上述文书的答复到达萨摩和长州领导人之前，两个藩的军队就已经行动起来。在鸟羽和伏见，两个藩约六千藩兵(总数中包含来自土佐等地的少数部队)与大约万人的幕府军队相遇，并将其击败，逐回大阪。这场胜利，无论在政治还是在军事上，都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庆喜立即取道海路撤回江户，拒绝反攻。如他后来所述，这样做是因为他下定决心为国家而降服新政府(尽管他直到逃回江户之前，始终没有向别人甚至是老居吐露这个事实，从而给人感觉他是要回到据点重整旗鼓)。[52]无论真相如何——而且确有证据表明在全国许多地方，包括幕府，确实存在着一种要避免全面内战从而避免外国干预的强烈意愿[53]——其效果是使庆喜的对手们大获全胜。
1月31日，即庆喜逃回江户的同一天，朝廷发布敕令，谴责将军，要他对敌对行为负责，并解除了其追随者对他的责任。三天后，大阪城投降。会津和桑名的军队沿着东海道即通往江户的道路溃逃，而京都周边支持幕府的藩国不失时机地与新政权言和示好。有的如彦根藩早在鸟羽伏见之战之前就这样做了。其他的藩国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对有拥幕行为的人进行惩罚。在江户，来自东部和东北部43个藩国的代表起草了一个陈情书，呼吁朝廷对庆喜本人宽大处理，但是有好些代表甚至连这份陈情书也不愿签署，而是更愿意退回自己的封地，静观事态的发展。于是，毫不奇怪，2月底有栖川宫亲王率领远征军讨伐江户，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倒不如说是胜利的展示。[54]
现在，庆喜寄希望于谈判以求得问题的解决。谈判是通过胜海舟进行的，后者被任命为幕府次级参议(若年寄)，以与他的责任相区配。3月8日，他向时任有栖川宫亲王参谋长的老友西乡隆盛写信建议谈判。他写道，“尽管他是德川家的陪臣”，他也是“天皇土地上的臣民”。以此身份，他相信及早恢复和平符合两者的最大利益。[55]此时，西乡和有栖川宫的总部已经移至距离江户一百余英里的静冈。对于胜海舟的来信，他们提议停战，将军投降，并把自己置身于肥前大名(他的兄弟)的管束之下，并且移交他的城堡、军舰和军队。4月6日，胜海舟获得与西乡会面的机会，在那里，后者接受了上述条件，仅要求以水户替代肥前作为庆喜的管束者。西乡表示同意。他在下达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后，马上前往京都，在那里岩仓以正规的形式传达了这一协议：庆喜辞去德川家族之首的职位，其位将传给田安家，持有不超过70万石的封地;唯有那些公开反对朝廷的官员将受到惩罚。在5月3日，一旦庆喜证实他接受这些安排，江户城即被占领。十天后，有栖川宫举行了国事规格的入城典礼。
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发现把这个协定加诸于追随者的头上并非易事。在京都，岩仓、大久保和木户不得不竭力克服尊皇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要求更加严厉的惩罚，致使协议条件的公布不得不推迟了好几周。在江户，西乡不得不使用武力镇压三千名德川陪臣抗议对他们领主的处理方式。幕府海军的一部，在榎本武扬指挥下，拒绝投降，逃到北方。更严重的是，东北部的藩国组成了一个以仙台和会津藩为首的联盟，显示出以有组织的方式抵抗新政权的意愿。他们强调萨摩和长州是“邪恶的顾问”，天皇是被蒙骗了，并准备保卫他们的封建权利。但是，在9月西乡指挥了一场镇压他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他们的主要距点，会津的若松城堡于11月初被最终占领。到这年年底，东北动乱终告平息，尽管代价巨大。
这样，就剩下榎本及其部队有待平息了。榎本和八艘军舰以及约两千人(其中包括幕府高官板仓胜静、小笠原长行和永井尚志)逃到虾夷岛(北海道)，并要求把那里变成德川封地。这超出了京都所能容忍的范围，尽管榎本在北海道受到人们的尊敬。于是，在1869年，一旦春天来临使作战成为可能，一支强大的军队被派往制服“叛乱者”。北海道于6月29日陷落，和平得以在全日本恢复。这时，榎本做出的一个动作非常恰当地标志着时代的变化特征：他把自己在荷兰当学生时做的航海笔记送给了击败他的军队司令。他说，这些笔记“将有益于国家”，不管他本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56]
他的对手也同样不吝做出爱国主义重于封建忠诚的表示。1869年11月1日，在国家团结的名义下，庆喜得到赦免(尽管没有被恢复原位)。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慢了一些，那些服务于庆喜的人，甚至包括曾为他的事业战斗的榎本，也被赦免。其中的一些人——大久保一翁、永井尚志、榎本本人——最终都在明治官僚体制中获得高级职位。因此，这就证明了对国家强盛的追求，使胜利者有必要做出和解的姿态、不拘一格地使用“有才之人”。这使“倒幕”政治很快成为过去。
【注释】
[1]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大阪，1867年5月6日。(www.xing528.com)
[2] F.O.46/67，帕克斯致哈蒙德，私人信件，1866年2月28日。
[3]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7年7月27日。
[4] 以下关于土佐政治的叙述的大部是基于Jansen的Sakamoto，尤其是第241页以后。关于后藤的政治追随者，见我的论文《土佐政治团体》多处。
[5] Jansen在Sakamoto第252页引用了中冈于1866年秋季写的一封信。
[6] Jansen,Sakamoto,p.294-302.
[7] 基于后藤起草的协议正文的英译文见Jansen,Sakamoto,pp.299-301。该协议的日文文本，见Katsuda,ōkubo,2:131-135。
[8] 这个文书的完整英译文载于Ishii Ryosuke 著作，第708-711页。Jansen 在Sakamoto第316-317页中总结了容堂的陈述，并翻译了附文。两个文件的日文文本可见于《岩仓公实记》,2:75-78，那里将两个文件的署名日期定为1867年的第9月[9月28日-10月26日]。我尽可能采用Jansen 的译文。
[9] Kogoshima-ken shi,3:453-454.值得注意的是，萨摩的领袖们在这个时段遭受到了来自鹿儿岛方面的反对，这拖延了萨摩军队的部属。见Jansen,Sakamoto,pp.324 -325。
[10] 原文载于《淀稻叶家》，第328-331页。
[11] 大给乘谟1967年11月13日文书，《淀稻叶家》，第334-342页，见第337页。
[12] 见Havens,pp.61-64。又见Asai,pp.45-56。西周建议的日文文本载于ōs 1:87-99。
[13] 关于庆喜的观点的最详尽的讨论见ōsatake,1:147-164。
[14] Shibusawa,Tokugawa Keiki,4:79-80.
[15] Fukuchi,Chap.30.
[16] F.O.46/82，帕克斯致哈蒙德，私人信件，江户，1867年10月15日。
[17] F.O.46/82，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7年11月28日。
[18] F.O.46/82，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7年12月16日。
[19] 在Gubbins 第305页和Ishii Ryosuke 第712页有英译文(两者的译文有些小小的差异)。日文原文载于《岩仓公实记》,2:74-75。
[20] 幕府的备忘录见Shibusawa,Tokugawa Keiki,7:212-220，at p.218。该文件不甚精确的翻译见于Gubbins,pp.306-311。
[21]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7年11月28日。顺便指出以下，我们应注意到帕克斯的通信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时期他同情的是土佐的解决方案，而非如人们有时所主张的那样同情萨摩-长州的方案。
[22] Ishii Ryosuke,p.713.
[23] 田中惣五郎在《明治维新体制史》第47-53页中给出了一长串大名给朝廷的答复的名单，他们请求朝廷对他们未能出席会议予以谅解。
[24] 大久保致蓑田伝兵卫，1867年第6月[7月2-30日]，载《大久保利通文书》,1:475-476。
[25] Kagoshima-ken shi,3:442 - 443; Katsuda,ōkubo,2:124 - 126; Craig,Chōshū,p.339.
[26] 这些发展在大久保的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见《大久保利通日记》，1:392 -396。又见木户的传纪,《松菊木户》，i:810-816。
[27] 《大久保利通文书》,1:395.
[28] 关于萨摩在此时的局面，参看Katsuda,ōkubo,2:205- 208，214- 220;Kagoshimaken shi，3:449-450、457-458。
[29] 这两个宣告的文本载于Katsuda,ōkubo,2:214-217。
[30] 1867年5月29日备忘录，见于《岩仓公实记》，2:33-39。
[31] 1867年5月29日备忘录，见于《岩仓公实记》，第37页。
[32] 事实上有两份文件：一份短的陈述，写给了中山、嵯峨和中御门经之，由小松、西乡和大久保签名;另一份文件是一个较长的解释性备忘录。文件文本载于Katsuda，ōkubo,2:171-175。
[33] 同上，第175页。
[34] 该文本仅注明写于1867年第10月[10月27-11月25日]，但显然是写于11月3日。文本载于Katsuda,Ōkubo，第179-181页。
[35] Katsuda,ōkubo,2:237-242.这发生在两人于12月22日进行的会谈中。
[36] 木户致品川，1867年12月17日，载于《木户孝允文书》,2:338。
[37] 关于这些事件最详尽的叙述，见Katsuda,Okubo,2:263-289。
[38] 该文本署名日期为1868年1月3日，载于《岩仓公实记》,2:148-150。该文本的英译文见石井良助著作第714-716页。这个文本仅用于朝廷内部。1月8日向大名发布的通告使用的是同样的言辞，但省略了任命名单。
[39] 相关的例子可见芳賀登，《幕末志士の生活》，第46-47页，概述认定这些小册子的始作俑者大多是为参与政治访问京都的乡村头面人物，也即1863年的志士的政治继承人。又见下中弥三郎，《大西乡正传》,2:99。
[40] Okay,pp.105-107.
[41] Redesdale,2:414.他确认了群众呼喊的口号是“えじゃないか”。
[42]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大阪，1868年1月5日。
[43] Oka,p.115.
[44]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大阪，1868年1月10日。
[45]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大阪，1868年1月10日。
[46] 关于这次会议最详细的叙述见Katsuda,ōkubo,2:294-298。关于1868年1月的政治操作的一般性讨论，见Osatake,1:164-177;Asai,pp.105-111。
[47] 关于他对局势的评价，见大久保致蓑田伝兵卫，1868年 1月22日，其中包含了对京都政治的详细阐述，载于《大久保利通文书》,2:128-145。
[48] 《淀稻叶家》第329页清楚地表明这个辩论甚至在萨摩—长州政变之前就开始了。
[49] Satow,Diplomat,p.299.
[50] 详细讨论见Junnan rokko,3:1-4。
[51] 《大久保利通文书》,2:154-158。
[52] Shibusawa,Tokugawa Keiki,7:341-349.
[53] Katsuda,ōkubo,2:485 载有当时在江户的胜海舟通过越前的一个武士送交京都的一封信的全文，该信呼吁朝廷避免敌对行动。他说，这只会起到给予列强干预的口实的作用。又见Oka,pp.129-132;Sakata,Meiji ishin shi(1960),p.208。
[54] 关于谱代反应的概述，见Kimura and Sugimoto,pp.306-310。
[55] Ishin-shi,5:201.
[56] 引自Fukuzawa,pp.276-277。
[Ⅰ] 这一宣布反映了容堂对已做的事情的保留态度。在这一宣布中，他特别否认有任何“摧毁幕府”(倒幕)的用心，并在提出要求庆喜辞职的建议的同时，加上发展海军和贸易的计划，这意味着要富国强兵(见《维新史料纲要》，7:222)。
[Ⅱ] 这里有两个与术语相关的有趣现象。尽管使用了“天下万民”的表述，但他所具体提及的唯有统治阶级的构成部分，这就使我们难以主张容堂在使用“天下万民”的说法时，是在现代的意义上想到民众的支持的。再者，国体这个词尽管在后来(也为某些容堂的同代人)用作指称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政体，但在容堂的陈述中显然是用于指现存结构即包含幕府和藩国的结构的。因此，这个文件所具有的封建味道，比英译文所透露的要强得多。
[Ⅲ] 大久保一翁在1862-1863年就向松平春岳提议：将军辞职恢复为大名地位，并保留德川家族在家康掌权之前所拥有的领地;设立两院制议会，在京都或大阪开会讨论基本政策;由五位从上院选出的大名担任行政委员会成员。见ōsatake,Ishin,1:76.81。
[Ⅳ] 直到1868年睦仁天皇才采用了年号明治。
[Ⅴ] 不过是到了一个多月之后才有军队实际到达那里。萨摩的第一支部队于12月10日到达长州的三田尻。两天后随之到达的是由西乡指挥、由大名岛津忠义陪伴的三千余人的主力。这支部队于11月18日到达京都。与此同时，长州军队也开始向东进发，并于11月31日到达位于大阪近郊的西宫。土佐的一些部队于两天后到达京都。见《维新史料纲要》第7章多处。这些行动使用的一个借口是当兵库根据条约义务于1868年1月1日开放时，可能会发生与外国人的冲突。同上书，第387页。
[Ⅵ] 对公家的任命，很有意思地反映了严格的等级障碍是如何被忽略的，尽管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被忽略的。敕令提名担任官职的八位公家，他们的同事或者是大名(议定)，或者是武士(参与)，而这八位公家都属于朝廷的中级而非高级公卿，尽管其中的一些人以朝廷的标准看已经过得很好：嵯峨、中御门、中山和岩仓拥有从150到350石不等的俸禄。尊皇主义者中唯一的一个高级公卿是三条(469石)，他属于一个堂上公家家族，而按传统朝廷的高级官职均由堂上公家家族之人出任。(译者按，公家包含两个阶层，堂上公家可与天皇同席而坐，地下公家则不可与天皇同席而坐。)三条后来如岩仓一样成为议定(想必是因为他们分别与长州和萨摩的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些人的地位和俸禄，参见Fukaya,Kashizoku,pp.96-97。
[Ⅶ] 幕府官员也是如此。其中的一位池田长发后来评论道：“虽然它让我极度烦恼，但我仍然袖手旁观，因为我没有固定的想法;在这个场合下无所谓政策之争”(Burks,“A Sub-leader，” p.290)。
[Ⅷ] 福地，《幕府衰亡论》，第30章评论道，幕府中许多仍然忠诚于德川家族本身的官员，因为庆喜的改革项目对他们的利益造成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他们对是否全力支持庆喜一直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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