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1864年发生的事情加深了日本人对外来威胁的意识，也使其在社会中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这些事还证明了无论是“攘外”抑或是“尊皇”，都不能切实解决这一威胁所带来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导致武士领导人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抛弃了与简单的尊皇攘夷联系在一起的消极态度，取而代之以“富国强兵”的积极目标，这一计划将很快在他们自己的藩国实施并逐步推广到整个日本。结果，1864年末至1868年初这一时期，日本就已经对一些现代化要素进行了尝试。
因为这一变化使攘夷运动失去了原本可以成为其最有力拥护者的那些人的支持，继而削弱了这个运动，它对政治联盟的重塑进程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至此在日本政坛，三大议题将人们区分开来：对外政策问题将长州、朝廷与萨摩、幕府分离开来;德川权威问题将强藩推到幕府官僚的对立面;封建纪律问题使不满的武士纷纷背离他们的藩主。攘外被降到次要位置，减弱了第一个议题的分化作用，至少就它孤立长州的效果来看是这样的。武士积极分子在一些藩国取得成功，成为体面的官员，而在其他地方遭到镇压，沦为囚犯或逃亡的事实也降低了第三个议题的迫切性。这就使幕府权力问题成为政坛的焦点。
换个说法，人们可以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两级分化。长州和萨摩在相似的领导下，越来越投身于相似政策。它们发现它们各自对抗幕府的事业，相比于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而幕府总是试图惩罚它们中的一方，并使其失去另一方的援助。它们首先进行合作，继而结为联盟。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幕府“自强”的努力——这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由于这些努力可以用来针对所有的藩国，便使得长州和萨摩更加容易地将其他藩国争取到它们一边。实际上，联盟的标准变成主要依靠封建关系，即藩主与大藩主之间的关系。同样，这一点也体现于新兴反德川联盟的组成成分上：藩国，而不是志士们推崇的“明智之人”(right-thinking men)。并且，一旦反对派的领导人相信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的话，朝廷自身就回复到早先的消极角色——作为合法性来源以及斗争的活动现场，而非斗争的仲裁者。
萨长联盟
在萨摩，并没有像长州那样的内战来作为尊皇主义者掌权的标志。在那里，大名基于控制武士骚动的希望，逐步把改革者提拔到有影响力的位置。这样，大久保利通在1862年底获得的他第一个真正重要的职位，尽管这是对他出使大原的直接奖励，也是对他为保存萨摩团结所做出的努力的认可——当时，其他藩国都因为尊攘志士的暴力活动而四分五裂。他显然在维持他躁动的追随者的纪律方面与岛津久光保持着默契，只要久光实行一条能为他们所接受的政策路线。给萨摩带来藩内安定的这一合作的成功，也使大久保分享到决策制定权。1863年3月28日，他被任命为侧役，成了大名的私人秘书。他也赢得了位居藩国要职的盟友。因此，到1864年4月，当久光向大众压力屈服，再次赦免萨摩最有名望的武士西乡隆盛，并任命他担任一个高级军事职位的时候，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即通过与封建当局合作而不是向它发起挑战，大久保一派不仅避免了降临在京都和土佐“志士”头上的命运，而且，还获得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机会。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描述一下普遍被认为是大久保一派的那些人的背景情况，以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长州领导人相比较。[1]就大久保本人而言，我们无须多说，只需提及他于1830年出生于一个中等富裕水平的中级武士家庭，并于1858年在岛津齐彬手下担任一个小官，自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2]他的同伴西乡(生于1828年)有着相似的背景，如果不比大久保出身更穷的话;但西乡年长一些，这意味着他更深地参与到齐彬的活动中，也使得他在1859年1月至1864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流放在外。这一处罚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过，这也使得那一时期萨摩尊皇主义者的领导权置于大久保手中，西乡则通过给大久保写信出谋划策来施加他的影响。因此，一旦西乡在1864年得到赦免，两人就以大体平等的地位进行合作，西乡的声望和军事名声与大久保卓越的政治经验和技巧相辅相成。
由于萨摩政治在很多方面依旧十分传统，两人发现有必要物色一些同盟，其出身足以符合担任他们自己作为中级武士所不可企及的职位的要求。这些人中最活跃的是小松带刀(生于1835年)，他是萨摩领地喜入领主的三男，被过继到上层武士小松家，并早在1861年就获得了高级职位。他在1862年底被任命为家老，或高级参议，并于此后成为了大久保在高官中的首要盟友。仅次于他的是另一个上层武士岩下方平(生于1827年)，他在1866年成为家老并代表萨摩出席了次年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与死于1870年的小松不同，岩下寿命较长，在明治政府中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并最终荣升贵族。在比较年轻的盟友中，有出身于1700石高之家的町田久成(生于1838年)。他在1864年成为大目付，这一职位在萨摩相当重要。然而，因为他在1865至1867年选择前往英国留学，所以在我们这章所讨论的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另一些在藩政上与西乡及大久保合作的是与他们具有相同等级和社会地位的人，即平侍。这些人包括吉井友实(生于1828年)，一个因对西乡特别忠诚而闻名的官员;伊地知贞磬(生于1826年)，他总是紧随大久保的提升而提升;海江田信义(生于1832年)，没有任何显要和突出的个人成就值得称赞的他似乎总是接近事态的中心;以及西乡的侄子大山岩(生于1842年)，他是一位军事专家，日后成为明治军队的元帅。
实际上，这四个人在明治时期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地位又逊色于此时任职于萨摩藩的另外三位官员——这三人的背景和经验相比就不是那么正统。他们中的第一个人是松木弘安，后改名寺岛宗则(生于1832年)，他是一个乡士的次男，后过继给一个平侍家庭。寺岛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长崎度过，并在江户学习西医，后回来成了幕府的兰学教师，又在1857年成为岛津齐彬的医生。此后他又相继成为齐彬西学和技术方面的幕僚;成为海军专家，在1863年鹿儿岛炮击中被英军俘获;1865年初萨摩赴欧学生团的共同管理人;以及明治政府早期的外交大臣。
与寺岛一同管理赴欧学生事务的同事五代友厚(生于1836年)是一个平侍的次男。他是1857年齐彬派往长崎向荷兰人学习航海和舰炮技术的学生之一。他的官员生涯始自他于1862年搭乘幕府船只前往上海，然后，他出任萨摩在长崎的航运和贸易代表，并在1865年担任萨摩在欧洲谈判的商贸特使。维新之后，他在新政府中短暂任职，但在1869年辞职，之后成为日本第一位武士企业家，主要从事铁路和矿产行业。
这三人中最后一位是松方正义(生于1835年)。松方的父亲是一个转行从商的乡士。尽管有这样的商业背景，他的儿子还是进入政坛，从一个1850年获得的不起眼的办事员职位开始，最终在1862年以后成为大久保在藩政上的有力盟友。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却是出现在1868年以后，作为一名最有能力的新式官僚，他擢升为大藏大臣，继而又出任首相。
这些人与同时期在长州掌权的人相比有较大差异。从等级上看，后者差不多算是“中上层”，而木户和他的同僚却只能算是“中下层”。他们之任官取决于他们操纵掌权者的能力，而不依靠如高杉在长州的非正规部队那样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支持。最要紧的是，他们似乎既没有，也不需要来自乡士、村长或商人的大规模的支持。尽管寺岛和松方的家庭背景中有乡士的成分，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乡村或商业联系在他们的个人生涯或整个团体的成功方面发挥过多大的作用。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明治维新运动与处于武士阶级之外或位于武士阶级边缘之人的志向抱负密切相关，正如我们对日本其他地方的尊皇主义者的考察所强烈表现的那样，萨摩又是如何在保持传统和“封建性”的同时，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呢？或者，用政治术语更精确地说：当萨摩和长州在1866年就反对幕府结成联盟时，它们的合作基础，如果不是那些掌控政策的人对他们阶级利益的认同，又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对日本和西方关系问题的看法上，达成了日益增强的共识。至少就长州放弃攘夷，转向富国强兵，以此作为确保国家独立的替代途径来看，它回到了江户的堀田正睦、土佐的吉田东洋、长州自己的长井雅乐以及萨摩的岛津齐彬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显然，对于像西乡和大久保(他们曾在齐彬手下服务过)或像寺岛(他做过齐彬的顾问)那样的萨摩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进而言之，现在提出的富国强兵的主张与早前的开国即“国家开放”思想之间的差别，大体上还是现在的主张更为复杂和精细，而这显然是得益于对西方更加全面的认识。[3]在政治上，这体现在对具有新式技术的人才的任命上：萨摩的五代、长州的伊藤和井上。
这一主张在实践上的意义，在萨摩表现为1865-1866年间向欧洲派出的使团。五代有厚于1862年从对上海的访问回国后，深信日本需要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对外贸易上，日本可以使用日本所有的船只而采取西方的运营方式。不过，萨摩藩内浓烈的攘夷情绪使他在接下来的两年根本不能实行这样的计划。但是，他在1864年五六月份起草的一份文件，就已经包含了萨摩后来施行的大部分计划的种子。五代认为，藩国必须向英法派出教育使团——由来自封建社会各个阶级的学生组成：家老家庭、平侍、年轻的攘夷分子、技术专家。应该命令他们学习掌握各种军事、科学以及行政技术。除此以外，必须开放与上海的贸易，其收益——他做过精确的计算——可以用来购买军事和工业设备，这既会满足迫切的军事需要，也将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4]
这些提议得到岛津久光和大久保的支持，稍作修改就被藩国政府采纳并于1865年付诸实施。在包括五代和寺岛在内的四名官员负责下，14名学生被挑选出来并被派往伦敦。他们在6月一抵达伦敦，便被安排了英语以及其他特殊知识的学习，比如航海、海上工程、军事科学、医学(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人被允许选择文学)。之后，他们被安排访问美国、俄国和法国。在1866年，又有五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同时，护送他们的官员考察了当地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组织购买武器和机械，甚至与英法政府展开外交谈判。实际上，他们几乎是照着他们的藩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方式行动的。在他们办成的诸多事务之中，就包括萨摩单独组团参加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5]
在英国，萨摩官员为建设棉纺厂采购设备，该设备于1867年被安装在鹿儿岛并持续运作了30年之久，雇用了200多名工人。他们还购买了英国和荷兰造蒸汽动力炼糖厂设备。它也在1867年投入使用，但事实证明并不成功，部分是由于当地人对由此造成的工人失业的不满。炼糖厂在1869年被迫关闭，机器变卖处理。
这两项建设是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借助比利时发展萨摩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由五代和康东·蒙布朗伯爵(Comte des Cantons Montblanc)商议达成，并落实于1865年10月15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双方将成立一个合资公司。该公司将为萨摩的工业和采矿业提供设备和技术，并以此换取萨摩经由琉球群岛的进出口贸易的垄断权。萨摩从中分享的利益将被用来购置武器，包括一艘近2，000吨的蒸汽船，在双塔中载满阿姆斯特朗大炮。但是，在五代于1866年返回鹿儿岛后，蒙布朗伯爵个人遇到困难，加上资金问题，以及出现英国反对的迹象，这一切都使协议的实际成果大打折扣，萨摩最终只获得了5，000支步枪。整个协议于1868年终止，因为幕府的废除使其失去了政治基础。
五代使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坚持把贸易和军事改革挂钩的政策行动的一部分。例如，五代在从伦敦发回国内的一封信中，敦促把贸易收入(他所认为的富国)用于强兵项目，后者不仅包括重新装备萨摩军队，还包括以西方的编制重新组织这支军队。[6]这个原则马上得到五代鹿儿岛上司的认可。1865年，他们强调了西方学科在武士教育中的重要性，将藩学重新命名为洋学所，并给予优秀学生以不同等级的助学金奖励。接下来几年他们又在京都建立了军事学校，那里的训练都是基于翻译的英国步兵手册，并将海军从他们的军队中单列出来，直接由小松领导。他们还向海外购买了舰船，特别是蒸汽船，其中两艘超过750吨。
不可避免地，这一切的花费超出以封建税捐为基础的藩政收入所能提供的支持。这些花费的资金，部分来自于外贸收益：糖的生产和销售有了很大的提高，经长崎和横滨出口茶叶、丝绸和棉花(这并不是由萨摩生产的)获得了额外的利润。即使这样，在1866年藩国还是不得不把大多数武士的薪俸和俸禄削减30%。紧接着，在1867年，藩国发布命令，重新规定了不同地位人员配备武器装备的等级，以减少武士的经济负担，藉此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7]
萨摩采取的“富强”的政策，不仅在树立一套与长州的愿景十分相似的目标上具有巨大的政治意涵，还直接恶化了萨摩与幕府的关系。毕竟，正是幕府的贸易垄断和它所声称的垄断特权，遭到了独立追求权力的萨摩的藐视。[Ⅰ]此外，正如像五代一般的人对时局的认识那样，如果无法劝服幕府接受这些政策——在1865年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像萨摩这样的藩国将只有两项积极措施可供选择：回复到割据即“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力量以应对将来的可能之需;或努力“联合所有的强藩对行政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使幕府的阻挠不再起作用。[8]按照这一估计，因为拒斥富国强兵，幕府可能因此成为倒幕的直接动因。
然而，要使在萨摩政事上最具影响力的人完全认识到有必要与幕府彻底决裂还有待时日。一方面，大久保一直以来都在支持岛津久光公武合体的政策，这些政策试图通过削弱将军对强藩的控制，来达到“团结一体”的目的，以使出现一个共抵外辱的统一战线成为可能。虽然有证据表明，在1864年末，对在幕府的“自私”面前取得任何有益之物感到绝望的大久保，曾一度被割据的想法所吸引，[9]但他仍然下不了全力攻击江户权力的决心。西乡也深信确保萨摩实力的重要性;但一如他自1858年以来那样，他仍然把他所谓和平政治即“合作共治”放在第一位，在这一体制下，少数雄藩大名承担了在重大决策上辅佐天皇和将军的责任。[10]换句话说，尽管两人在1864-1865年间都对幕府充满了敌意，但都不愿此时就摧毁幕府。因此，他们在1866年初愿意与长州结成反幕府联盟的事实，就必须由1865年所发生的事情来解释，具体而言，必须用如下两个事实加以解释：江户对长州的政策;萨摩在年底的一场争端中企图把朝廷当作反幕府工具，这一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而以失败告终。让我们依次考察这两件事情。
尽管尾张作为司令做主接受了西乡于1864年设法在幕府和长州之间达成的妥协，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一妥协受到了那些曾计划惩罚长州以儆效尤，重树将军权威的幕府官员的欢迎。[11]尽管有了这一处理方式，他们还要求长州大名和世子被带到江户以示臣服。几个星期后(1865年2月20日)他们命令把参觐交代制度完全恢复到1862年之前的形式，要求所有的大名必须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将军的都城，并受到严格控制。此时完全由尊皇主义者控制的长州，对这两项要求都没有做出回应。于是，在5月13日，幕府宣布再次讨伐长州，此次将由将军亲自率领。他在6月15日抵达大阪督导集结军队。
对这些发展，萨摩最初是迟疑不决的。大久保在1865年2月被派往京都劝说朝廷反对幕府的这些政策，并很快确保得到了朝廷敕令。这份于3月28日发出的敕令指示幕府把关于长州的决定推迟到将军抵达之后做出。同时，朝廷指出，参觐交代应该恢复到1862年采取的形式。在家茂于6月抵达大阪之前，幕府没有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实际上，直到此时，幕府老中一直以毛利拒不服从为由，要求将他处死并没收其藩国，尽管许多大名，包括越前、备前国、因幡、纪伊和熊本的藩主，公开反对江户的做法，他们认为如此举动将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内战爆发。
面对幕府的顽固不化，大久保发现朝廷不可能再有所作为。然而，他认为既然这么多的雄藩大名不愿采取行动，那么长州面临的军事威胁也是微乎其微的。西乡的思考更加深入。他在六月份写道，如果再发动一次远征，更有可能遭受损失的将是幕府而非长州：“远征不会增加幕府的威望，相反将在全国引发动乱;德川家的命运每况愈下。”[12]到10月份，他坚信江户将无法消除大名的疑虑。“幕府无法独立完成对长州的报复，”他说，“它也没有正当理由向各藩国征召部队。”[13]
大久保在写给他在欧洲的一些同事的信件中，更加清晰地道出了事态对幕府权力和萨摩政策的影响：“如果将军在如此张扬的开始之后一无所获地回到江户，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命令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违抗，雄藩大名将倾向于绕开他各行其是。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即便只是一个藩国的力量，用于保卫朝廷，让天皇威震天下。”[14]大久保还写道，将军在大阪集结的部队的健康和士气都很低落，而且，部队在战场坚持一个月就需要花费50万两，因此，这些部队的集结几乎肯定达不到为制服长州所需要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到1865年秋天，大久保和西乡已经相信，对于他们所理解的国家需求来说，幕府的所作所为不但无所帮助，而且非常危险。因此他们对幕府的行动持拒绝合作态度。不过，他们还没有做好与他们的传统对手长州结盟的准备，仍然倾向于依赖“单个藩国的力量”。
促使他们改变这一立场的似乎是11月份就天皇批准对外条约所引起的争端。[15]通过1864年下关军事行动中缴获的资料，某些西方代表早就知道朝廷鼓励藩国对西方的仇视。结果，当1865年4月江户通知他们希望推迟支付与此事件相关的第二笔赔款时，他们抓住机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是提前开放兵库港，另一个是削减进口税率。比这些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天皇向公众宣布所有这些条约都得到了他的认可。7月抵达日本的新任英国大臣哈里·帕克斯(Harry Prakes)率先提出了这些主张;又由于将军已经同他的大部分阁僚前往大阪，帕克斯劝说他的同伴也赶赴那里，一支舰队大张旗鼓地与他们同行，作为谈判的后盾。
外国人的这些要求在1865年11月被递交到身在兵库锚地的小笠原长行手中，并在家茂的幕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幕僚明白朝廷吃硬不吃软，为此，他们建议接受这些要求，并辅之以将军辞职的请求。他们警告，当幕府还在与长州处于争端之时进行一场对外战争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将“生灵涂炭”，德川家族将“危在旦夕”，天皇的安全也将“遭到威胁”[16]。
这种因害怕外国人可能直接与京都打交道而引起的恐慌，最终导致江户的代表就对外事务发表了正视现实的公开声明，而这正是岛津久光在过去三年一直要求幕府做的。在京都的幕府人员——一桥庆喜、松平容保、小笠原长行——宣称他们与江户团结一致。接下来，通过他们在朝廷高级官员中的影响力，他们打消了天皇和大部分公卿的疑虑，朝廷对条约的认可终于在11月22日得以宣布。幕府的老中们自己又加上了修改关税的承诺。[Ⅱ]
对幕府来说，这是一个代价巨大的胜利，特别是因为它对国内时局的影响。与江户一样，朝廷和藩国认识到当幕府和长州的争端就要演变为一场内战的时候，对外危机是极为危险的。[Ⅲ]然而，朝廷和藩国将这看作解决长州争端以团结国家抵御西方的理由，而不能让幕府借机躲开对外问题的压力，恢复实力。大久保和西乡分别在京都和大阪代表萨摩为使人们接受这一观点而全力以赴。
11月9日大久保和朝彦亲王进行了私下会谈，后者是朝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得知朝彦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劝说一桥庆喜和松平容保重大事宜需要与雄藩大名协商，但没有什么效果。为此，现在朝廷好像就要接受幕府的立场了。如他事后向西乡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大久保对此极为不满。他告诉朝彦，朝廷支持幕府讨伐长州，势必引起藩国的齐声反对：
如果朝廷赞同了这一提议，就等于是发布了一条与正 义背道而驰的敕令。没有一个支持朝廷的藩国会遵守它……因为有悖正义的天皇敕令不是天皇敕令，从而无需遵从。当前的问题只关系到两个藩地即长门和周防(即长州);但如果有一天，各藩都拒绝服从镇压这两个藩地的命令时……那该怎么办？现在人民的不满都集中在幕府身上。如果有一天这种不满转移到朝廷身上，就是由于朝廷因自己的行动而将幕府的麻烦惹到自己身上。[17]
接着大久保否认他是在为长州辩护，或者是在推动倒幕;但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以朝廷可能失去与萨摩的同盟关系来威胁朝廷。此外，他的行为方式，即便考虑到他关于对话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仍然明确透露了他所理解的尊皇主义(勤王)。
在这次会面以及后来与关白二条齐敬的会谈中，大久保相信他已经成功地使朝廷坚定了抵制幕府观点的立场。于是他进一步采取措施促使雄藩大名集聚京都。西乡前往萨摩迎接岛津久光，吉井去宇和岛迎接伊达宗基，而大久保则亲自前往越前迎接松平春岳。然而，风云突变。在大久保回到京都的那一天就传来了将军辞职的威胁，并在没有一位大名抵达的情况下，促成了一项有利于幕府的决定。派天皇特使到外国公使那里(由萨摩护送)以求得延迟做出决定这一最后一刻的努力，也因幕府的突发举动而遭否决。因此，这个只有在雄藩大名在场的情况下，才敢于有所决断的朝廷，再次被证明无法成为反幕政治的有效工具。
大久保承认失败。因为这一失败，日本没有实现基于大名之抉择、天皇之认可的“真正的开港”，为此再次受累于幕府“优柔寡断的”外交政策。从这里可以得到如下教训：萨摩必须为了日本而加倍努力;同时还要追求自己的事业——尊藩，即“尊崇藩国”，而无需顾及这可能在公卿、幕府官员以及其他封建藩主那里引起的猜疑。[18]西乡同意大久保的这一看法。[19]
实际上，这些经历已经使两人得出一系列相似的结论。首先，他们相信，得到一桥庆喜和松平容保支持的(如果不是在他们领导下的)幕府，完全只顾及它的“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其次，他们深信，在任何使将军的参谋们的行为有所改变的努力中，天皇朝廷尽管可以赋予人们的行动以合法性，但终究不是可靠的盟友。第三，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将来的任何决战中，他们自己的藩国，如果需要的话，必须做好独自作战的准备。换句话说，他们已视自己为通过富国强兵拯救国家的倡导者，因此，他们认识到他们与江户的关系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而公武合体已不是这一关系可以依赖的合适形式。正是这一对时局的判断使他们更加积极地走向与长州的联盟。
而在上一年就已出现了朝着这一方向的进展，西乡和大久保在11月危机时一定有所了解。[20]分别服务于萨摩和长州的两个土佐浪人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从1865年春起就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而当时西乡在幕府和长州之间的斡旋似乎为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正如中冈在当时所写的那样，残存的尊攘志士只能将他们“终有一天建立自己的国体并彻底驱除夷狄屈辱”的希望寄托在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国之上。[21]然而，由于它们之间的敌对传统以及整个为了阻止这种“横向”联系而设计的德川体制，要使两者走到一起并非易事。两个土佐人安排木户和西乡会面的第一次努力在1865年6月无果而终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退却，而是采取了一种间接途径，提出了一项贸易合作计划，长州因抵抗幕府而产生的武器需求，可以通过萨摩在长崎的代表英商托马斯·格罗佛(Thomas Glover)，与坂本以萨摩的名义经营的航运组织海援队的合作而得到满足。
坂本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西乡的认可;井上馨也在长州提出这一计划，并劝说木户支持此计划。然后，木户以萨摩、肥前以及肥后这些最具实力的九州岛藩国都在加速重整武装，而长州以“决不能因为执着于尊皇主义(勤王)而被甩在它们后面”为由，打消了其他长州官员的疑虑。[22]结果，井上和伊藤博文被派往长崎，在萨摩的协助下处理武器贸易，作为回应，长州同意为萨摩驻扎在日本中部的军队提供大米。
一旦这些实际的事务得以确定，就为直接的接触铺就了道路。这发生在长州大名和世子联名写信给岛津氏父子提议展开正式对话的1865年10月。[23]从这封信的语调看(批判幕府并称赞萨摩的“尊皇主义”美德)，显然长州人心中已有某种政治协议的意向，但是，在萨摩有机会做出回应之前，就发生了关于天皇批准条约的危机。危机结束，各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萨摩对幕府的敌意得以确证，幕府也坚定了再次出征讨伐长州的决定。其结果是这两个藩国被推到彼此的怀抱。
即便这样，最终的正式合作成立也相当不容易。1866年1月，西乡派出信使，邀请木户在伏见与大久保以及他本人进行会谈。尽管有来自长州非正规部队的反对，他们认为萨摩应为他们1864年在京都的失败负部分责任，木户坚持前往，并于2月末抵达伏见。然而，他们还是经过好几天毫无结果的讨论后，才因坂本龙马的调停而达成共识。这样，他们在3月7日才起草并签订协议。在这个协议中，萨摩承诺，在敌对行动发生时，它将为长州向朝廷和幕府求情;如果调停导致幕府对萨摩采取行动，有条件的军事联盟也将生效;一旦斗争结束，双方誓要为“重建天皇威望”而合作。木户在写给坂本龙马的信中就是这样总结这一协议的。在这封信里，他把这个联盟形容为“我们天皇大地重生再造中最为重要的事情”[24]。
在这个联盟是走向倒幕的决定性一步这个意义上来说，木户是正确的。要记住，这个安排还是秘密的。但一旦为人所知，它们也终将为人所知，难以想象由此导致的权力争斗将以先前情况下雄藩大名所达成的那种方式妥协告终。毕竟，这是对幕府法律的根本违抗，比“公武合体”名义下大名设想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具体地反对将军权威的延续。此外，是平侍策划了这一切，他们甚至没有足够高的出身，以像他们的大名那样，免于失败所带来的最坏结果。既然已经开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路向前。
遭到攻击的幕府
1865年末，幕府官员已经很清楚，江户权威的废存系于与长州的争端。[Ⅳ]他们也开始怀疑将军亲自率军远征的威慑力，是否足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解决争端——他们原先就是这么希望的。接着在1866年二月初，长州领导人拒绝了任何以交出长州领地为代价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由于雄藩大名不愿参加远征已是众所周知，幕府最终决定修改他们的条件，并在1866年3月5日(萨长联盟结成的两天之前)同意如下条件：毛利敬亲及其子辞职，让位于一个年轻的继任者;长州的领地削减10万石高;对逃到长州避难的极端分子和浪人采取行动。小笠原长行被派往广岛向长州的代表传达这些条件。
长州再次以静制动，一方面坚决不让步，另一方面不做明确回复。这就把事情一直拖到7月初;但到此时，小笠原的最后通牒已经过期，战争已不可避免。在几天之内，幕府的主力，包括纪伊和彦根的军队，沿着日本海岸线从广岛开始进发。但它很快就被击退。另一波从四国出发针对南长州的进攻也被击退(部分是因为英国反对任何可能干扰海上贸易的行动)。计划从琉球发起的第三波进攻则被高杉预料到，他抢先攻占了下关海峡对面的谱带据点小仓，从而阻止了他们的进犯。事实上，在几个星期之内，幕府的每一次进攻都被控制或击退，幕府的征伐显然已告失败。而此时的江户幕阁又因将军家茂在8月29日的离世而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之中。于是，内外交困的江户幕阁决定放弃征伐;并于10月10日，由胜海舟执行幕阁的指令，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零星的战斗。
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发觉一股反幕府的浪潮在整个日本的兴起。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有谣言肆意流传——越前似乎就是这些谣言的发源地[25]——说胜海舟、大久保一翁和其他主张对雄藩大名实行和解政策的德川官员，已经彻底输给了以小栗忠顺为中心的那一派人，他们认为改革首先应该作为增强幕府实力以对抗大名的手段。正因为这个原因，除了萨摩之外，许多藩国也都拒绝派兵参加对长州的征伐，或者找理由按兵不动。[26]这一不安因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加剧，而经济状况的恶化则主要是因为军事开支造成的财政紧张所带来的。米价在1865年翻了一番，第二年又涨了三倍。[Ⅴ]因此并不奇怪城市及附近的乡村暴乱迭起，尤其是在有大量军队集结的大阪及其周边地区。正如松平春岳在7月中旬写给胜海舟的信中所指出的，在如此明显的民众暴动面前，幕府发动征伐，势将使国家分裂，并彻底崩溃：“它可能危及幕府的权威，并最终毁掉这个国家。”[27]
有的学者基于这一言论以及相似的说法，认为这些暴动(以及当时更为常见的农民暴乱)起到了弥合统治阶级内部各等级间分歧的作用，暴动给统治阶级对日本社会的控制构成威胁。[28]至少就大名而言，这个论断也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因为统治阶级做出这一反应与我们已描述过的大名“公武合体”的观点是很一致的。不过，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甚至对于大名来说，农民暴动的整个问题存在于外来威胁的背景之下。例如，岛津久光及世子在1866年8月18日提交给朝廷的呈文中，就道出了一个为许多人持有的看法：他们指责江户不顾一切要惩罚长州，从而使国家陷入外来威胁之下。[29]他们在强调幕府的对外政策“在各地都招致了普遍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之后，宣称对于那些除了“拥护朝廷、辅佐幕府以及守护自己的领地”之外别无所求的藩国来说，江户现在似乎已经无力领导这个国家了，这首先是因为它对长州的所作所为。他们还注意到近来各地都传来了民众动乱的消息。即使是在大阪和兵库，尽管人们原本还希望德川部队在那里的大规模集结至少能够维持当地民众之间的秩序，然而，就是在那里，“商人和最低贱的阶级依然藐视法律，对幕府权威没有丝毫的敬畏。”价格的上涨以及一些地区干旱的迹象显示情况将会变得更糟。岛津氏认为(作为对松平春岳的呼应)，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内战，必将日本置于“被不断上升的冲突浪潮撕成碎片”的危险境地;在外来威胁不断的情况下，这只能说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幕府本该专心于“改革行政和复兴国家”。既然它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项任务现在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朝廷以及和朝廷并肩作战的人身上。
这很难说是封建藩主面对民众暴动时能保持阶级团结的证据。这封信所预示的，除了要兑现萨摩对长州的承诺外，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该信就“修正政治结构”所做论述的解释，在那里，没有对这一修正的性质给出任何具体的界定。从西乡对胜海舟和大久保一翁公开的尊崇来看，[30]他个人脑海里所想的，想必也是他此时正督促岛津氏去做的，乃是发起某种雄藩会议，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胜海舟及其朋友赞成的做法。这一观点可以从英国公使哈里·帕克斯在访问鹿儿岛后写下的一封私人信件那里得到支持。他对岛津的官员的态度做了这样的描述：“他们对将军并没有恶意，只是希望改变体制，并不追求更迭王朝;领地上的贵族应当被允许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上，或者至少在国家事务的立法上，有发声的权利。”[31]这与萨摩早前“公武合体”的观念的差别并不大。或许，它意味着一种更加正式的制度框架，但这距“明治绝对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路。
人们同样也不能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长州的思考有任何超出萨摩水平的见解，尽管它有着更长的反幕府活动记录。例如，木户在1866年8月写给品川弥二郎的一封长信中，讨论了对内战的反应(这封信充满了对幕府攻击长州行为的愤怒，尤其是对造成大量妇女儿童伤亡的长州沿海炮击的愤怒)，但并没有提及幕府讨伐长州失败在政治上的可能带来的结果。他说，“为了一时的愤怒就将国家的所有人都置于悲惨境地”的政策使人们开始怀疑将军统治国家的权利。[32]不过，他没有试图进一步解释这一论断的深层含义。
实际上，在几个星期后写给九州某藩国官员的信中，他没有过多提及江户的罪行，而是着重强调了对外政策和封建阶级的责任。他认为，只要日本仍然不能在与世隔绝和完全意义上的开国之间做出决断——前者因天皇对条约的确认而告终结，后者仍不被国人所接受——它将总是被事态的发展牵着鼻子走。那么，这种犹疑不决的责任究竟在谁呢？在大名，他们“剥削他们领地上的农民，闲荡度日，沉迷酒色”，并且“不顾国家面临的危险，过着享乐的生活，其行为举止好像对他们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陪臣效仿他们的做法，奴仆又效仿陪臣的做法”，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木户说，“人们又如何知道何日见青天呢？”[Ⅵ]这里既有吉田松阴的余音，也有后来引领木户摧毁整个封建体制的思想路线的征兆;但没有任何可付诸实施的关于幕府命运的言论。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木户还没有认真思考幕府和藩国之间斗争的结果这一更大的问题，那么，有一个人这么做了。他就是朝廷公卿岩仓具视，他首先意识到，无论这一斗争结果如何，它都不必然使朝廷获益。在他于1866年秋天也即上面提到的两位岛津氏的呈文之后写的一份呈文中，他把岛津氏指出的江户对长州政策已引起众怒的观点拿了过来，并将其转化为朝廷应采取主动的主张。[33]他说，“只有完成对长州的征讨，幕府才能在雄藩大名中维持威信。”在这种情况下，京都可能保护自己的一种做法便是声明支持幕府，认定萨摩为叛乱者。另一种也是木户认为更可取的做法是，朝廷可以利用封建大名的意见，以服务于恢复天皇的统治(王政复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现今国家政治的所有问题，无论是维护和平还是爆发内战，以及我们是驱逐外国人还是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都取决于天皇的命令。如果朝廷能唯以公共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在听取建言并权衡各方意见之后再做决策，那么所有的舆论都会如同山泉一般，义无反顾地追随朝廷……自1862年以来，天皇的权威一直处于回升再兴的过程，而幕府的权力则每况愈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内尊攘志士的有力干预和活动……因此，我认为现在是重建皇室江山的时候了。认识到了这一点，天皇就应该发布命令告诉幕府，从现在开始它必须抛弃自私自利的做法，按照公共原则行动;天皇的统治必须恢复;在此之后，德川家必须与雄藩大名共商国是，为天皇服务。在传达这些指示时，还必须指出，让幕府……放弃其行政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使重振国威、战胜外国人成为可能。为达此目的，国家必须团结。为了使国家团结，政策和行政就必须出于一源。而要使政策和行政出于一源，就必须使朝廷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这样才有可能遵守上天的旨意和民众的意愿。[34]
除此之外，岩仓补充道，将军的核心幕僚(一桥庆喜、会津藩主和老中)也充分认识到舆论已经转向反对他们的世袭权力。但是，他们与这个政权的干系太深了——他称之为“骑虎难下”——以至于不会甘愿承认失败。然而，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仍可能欢迎一种能使他们保存德川家(如果不是它的特权的话)的和解，从而使他们得以逃脱进退两难的境地。
鉴于数个世纪的孤立无援造就的谨小慎微的态度在朝廷高级官员那里已是根深蒂固，岩仓的提议尽管非常机智，但当时却没有什么付诸实施的可能。为了做到这一点，朝廷内部必须发生权力转移。其实，岩仓的提议，甚至在雄藩大名那里，也不能完全接受：越来越反映大久保和西乡主张的岛津久光，[35]仍然把重点放在领主的独立上，这与真正的天皇统治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木户，就其作为长州的代表而言，已经走向一种远远超越岩仓所愿意接受的尊皇主义。而在其余的即像土佐和越前那样与德川有更紧密关系的藩国那里，岩仓的解决之道获得接受的可能性，在1866年显然小于在1867年。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改变这一局面的，不是出于对农民暴动引起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惧怕，而是由于对在一个重整旗鼓的幕府下异见分子将遭到镇压的预期。1866年8月家茂去世之后，人们一致认为后继人非一桥庆喜莫属。然而，庆喜却犹豫了，主要是因为他怀疑幕府有多大的胜算机会。因此，他建议应该通过大名会议选出新的将军;这次会议还要就国内外的重大政策议题做出决策;随后还要发起一场行政改革运动。[36]在这一过程中，庆喜受到了如大久保一翁和胜海舟这样的“自由派”幕府官员的支持——胜在几年前就评论道，如果江户希望使日本强大，而不仅仅是使德川永远统治下去，那么幕府就必须自行让贤[37]——庆喜在10月向主要大名发出信件，邀请他们到京协商。然而，大部分大名，因害怕牵扯到对他们来说过于危险的事务，而选择了避让;又因为萨摩的公开反对(这还是往轻里说的)，会面的计划被取销。
结果，庆喜被他以前公武合体的盟友空前地孤立起来，这显然使他相信改革如果还能得到实施的话，必须由幕府来做。对这一问题，接受了胜海舟的建议，他在1866年10月10日向老中提出了最初的这些想法：在官员中提拔有才之人;军事改革，包括分设陆军和海军;财政经济;对条约国更加开放的态度。[38]其后，在他继任将军时(1867年1月10日)，他接到法国公使莱昂·罗切斯(Léon Roches)基于相似思路的一揽子改革建议;[39]他也开始支持幕府内部一部分改革者，他们的政策建议，不但着眼于增强日本的实力以对抗西方，而且致力于增强江户的实力以对抗它在国内的对手。
这些改革者中级别最高的是两个老中，板仓胜静和小笠原长行，他们一直是庆喜在京都政治中的左膀右臂。等级稍低的是一些在中层行政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专家”:在19世纪50年代任堀田正睦幕僚的永井尚志，他因与一桥派的联系而在1858年被贬，但在1864年底重新获得重用，被任命为大目付和外国奉行;小栗忠顺，他于19世纪60年代在勘定奉行这个财政职务以及与军事、外交相关的职务中越发突出重要;还有胜海舟，他是西乡隆盛的好友，也是幕府海军事务的首席专家。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人对西方的了解不可谓不丰富。胜海舟和小栗忠顺都于1860年参加了赴美国外交使团;这个集团中还有外国奉行栗本锄云，他是罗切斯的翻译梅尔麦·德·加松(Mermet De Cachon)的朋友。此外，他们还得到了一些在欧洲受过训练的年轻日本人的支持，他们中有西周和津田真道，两人在1866年刚从莱顿回来就成为幕府的幕僚。[40]
这些幕府的改革者尽管在对德川家族的政治利益的投入程度上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军事和经济政策上都达成了广泛共识。在他们的领导下，有关扩大幕府军队规模，以西方模式将军队重组为步兵、骑兵、炮兵的措施得以采用。1867年2月，一个法国使团到来，帮助幕府训练军队。横滨炼铁厂的修建已经得到了法国的帮助，而伴随着炼铁厂的修建，出现了一所向官员和当地居民的小孩教授法文、数学和其他西方学科的学校。除此之外，一个大型造船厂于1866年在横须贺开工建设，同样是在法国人的指导下建造的，只不过它直至维新之后才竣工。为了支付这些建设所需的费用，双方达成了成立一家法日贸易公司的协议;该公司由法国和英国资本支持，享有经营日本商品特别是丝绸出口的特权，相应地它组织进口舰船和武器，以为幕府之用。
改革的进程早在家茂去世前就已开始。1865年2月签订了建造横须贺造船厂的协议，差不多与此同时，横滨的炼铁厂也开工了。栗本锄云在第二年的夏天被派往巴黎，安排机械设备、工程专家和教员的引进，并在几个月后，即9月份提出了建立合资企业的计划。换句话说，幕府“富国强兵”的计划与我们此前讨论过的萨摩计划差不多同时起步。除此之外，萨摩与比利时之间的利益安排同幕府与法国之间的利益安排有很多相似之处。富国强兵，对幕府正如对藩国一样，本质上是对1864年“攘外”失败做出的反应。
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在萨摩，正如我们看到的——在长州、土佐和肥前也是一样——人们认为只有首先保住藩国，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救日本的目标。幕府官员同样也这样主张，但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他们能够声称他们的将军代表国家，这决定他理所当然是忠诚的对象，而绝非犯上作乱者。这就使他们接受外国援助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根据西方的法律，外交官有权提供对外援助。因此，当1867年3月，罗切斯在大阪会见庆喜和板仓，提出能使幕府重申对藩国的权威的更加激进的计划时，幕府没有立即予以回绝。
罗切斯的提议读起来很像是很多明治政府将要做的事情的预演：与雄藩大名协商，佐之以他们对重组的中央政府的绝对从属;行政改革，包括设置处理财政、外交、司法、军队、海军等其他事务的专门机关;鼓励贸易、制造和采矿;向商业收入征税与削减武士的俸禄;安排武士进入农业和商业;以及向谱代大名征收现款支持职业军队的建设，军队将从更有能力和效率的幕府陪臣中征召士兵。[41]
罗切斯提议中的一些措施很明显与已经开始的改革非常契合，实施起来也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几乎与此同时，一些老中就被任命负责不同的政府职能(财政、外交和国内事务、军队和海军)并开始组建相应的政府部门。出现了许多打破以往身份局限的提拔。比如，永井尚志被任命为若年寄。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幕府追随者那里募集资金，以支付军事改革的开支。
尽管如此，要说服一个封建政权废除封建主义，即使是作为保存它权力的途径也不容易——事实上，罗切斯正努力要做到的就是这一点。诚然，也不是每一个官员都完全反对这一提议;[Ⅶ]但很明显，像庆喜这样最有影响力的人，与人数众多且力量强大的幕府保守派一道，发现自己无法把对将军特权的支持，同维持现状这一更为普遍的意愿分离开来。罗切斯关于税制结构和封建阶级地位的提议，以及他关于政府的大部分言论，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然而，对于幕府的反对者来说，幕府认真改革的努力姿态才是当务之急，这足以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岩仓具视在1867年5月将庆喜称为“不可轻视的对手”;木户也说道，如果庆喜的计划取得成功，那么情况“就如家康再生一般”。[42]英国公使哈里·帕克斯这样写到庆喜，“他似乎是我所见到的最为强势的日本人，他很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43]英国翻译官萨托甚至向西乡暗示“革命的机会还没有丧失”，因为如果幕府与西方列强达成解决的方法，“那么就得向大名的机会说再见了。”[44]
实际上，西乡和他的朋友无需萨托来告诉他们这一点。木户认为当前的形势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他写道，日本“将陷入幕府和法国的魔爪中，如果朝廷的权威不能很快得以重建的话”[45]。山县有朋在1867年2月听说江户有计划再次攻打长州时，甚至提议九州宣布从德川统治中独立出来，置于以岛津为首的大名联盟的控制之下，四国和本州西部的藩主随后也会加入进来。[46]西乡和大久保写信给岛津久光，阐述了他们自己的目标：“国家的整个行政必须再次托付给朝廷;将军的地位必须降为雄藩大名中的一员，并与他们鼎力合作、辅佐朝廷;政策的决定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大局利益;对外条约问题的处理也必须留给朝廷，比照通行的国际惯例处理。”[47]
这些想法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岩仓具视，他现在已成为西乡在朝廷的首要盟友，与大久保合作密切。不过，岩仓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阐明了这一点：“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显然，一个国家只有诏令统一，才能生存下来。如果朝廷和幕府像它们现在这样继续共存下去，那么，我们将既不能实现真正的攘外，也不能与外国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因此，我迫切希望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废除幕府。”[48]他同样认为德川家应该“被降为雄藩大名的级别”。
从所有这些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866年和1867年初发生的这些事件，不仅因其显现了幕府东山再起的征兆，从而使反幕府的藩国有了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而且还促使他们更加细致地思考现存体制的替代方案。原先具协商性质的大名会议的模糊概念(这个架构尚给幕府留下了行政执行的职能)，现在被一个全新的计划取代。在这个计划下，将军的职位将被废除，一个以朝廷为中心的政府将得以成立，而在这个政府中，德川家将仅仅扮演一个封建大名的角色。
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逐渐实现的，这一点也反映在英国公使帕克斯的通信中，而他是驻日外国使节中消息最为灵通的人。[Ⅷ]1866年5月，在幕府和长州的战争爆发前不久，帕克斯就认为岛津希望“通过提升天皇的权力(他预期自己能对天皇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来压制被他视为对手的将军的权力”[49]。10月，当帕克斯听说庆喜与众藩主计划中在京都的会面时，就推断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庆喜“希望他的职位必须具有实质意义，而不能仅仅是名义上的”，然而，藩主们却希望确立“天皇和将军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并给予他们明确的地位参与国家事务”[50]。
此时，帕克斯对双方达成妥协还相当乐观。他认为庆喜继任将军将提供“相对于人们之前所期待的更好的机会。”[51]然而，到了年底，当很明显计划中的协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时，帕克斯开始动摇了。庆喜的幕府支持者“显然倒向了绝对主义”，他注意到，尽管他们在1862年参觐交代制度调整后不再有实力强迫藩主;而且庆喜能否“通过劝说或更加强硬的手段”说服大名还有待观察。[52]接着传来庆喜就任将军的消息，这显然加深了双方的分歧。“萨摩人，”帕克斯说道，“将他的任职视作他们政策的失败，他们希望将将军的权力置于极大的制约之下，并使一些主要大名能够分享到行政权力或其中的关键部分。”[53]接下来又出现了幕府将再次远征长州的传言，证实了帕克斯局势将不断恶化的观点。“我担心的是将军试图使用暴力而非劝说来镇压大名”[54]。
这些报告的语调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位英国大臣对他所认为的特别是萨摩的目标是抱着极大同情心的。由于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不干预日本内政的特别指示，他谨慎地向日本人宣布“我们没有任何意图干预他们将选出来的政府的形式”;但他也指出西方的利益在于维护条约规定的权利，这就保证了“外国人的同情将很自然地给予最愿意履行这些义务的那一方”[55]。
在实践上，这第二条原则给予列强进行干预，或者至少做某些近似干预的事情的理由。帕克斯相信剥夺大名“在他们国家政府中的发言权”将导致动乱，而这将伤害到英国的贸易。因此，他试图通过劝说幕府接受分享权利来阻止动乱的发生。与此同时，鉴于战争爆发而藩主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他也与幕府的对手建立了关系。这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政治保险。本着这一政治保险的态度，帕克斯同样告诫萨摩和长州“在进行宪制变革时必须小心谨慎、深思熟虑”[56]。在同一时期，萨托在一份条约港口发行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敦促列强“抛弃只承认将军为日本唯一统治者这个早已不合时宜的做法”，并“与萨长联盟签订条约以补充或替代当前的条约”。他认为，这不是一场“废除将军的政治革命”，因为它“早已发生了”。它只不过是对“事态的实际状况”的承认罢了。[57]
鉴于这些行动对日本舆论的影响(此时日本人和外国人都相信英国已经走向反幕府)，以及法国公使里奥·罗切斯越来越多地介入幕府政事，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下一次大的国内危机也是由对外事务问题所引起的时候，就毫不奇怪了。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关系到兵库的开放，1867年3月11日罗切斯与庆喜在大阪会面时提出了这一要求。罗切斯指出，根据1862年伦敦协议的条款，兵库应该在1868年1月1日开放。不能按期开放将使列强相信，幕府若不是不愿实施条约，就是不能将他的决定施加于朝廷和大名身上;这可能会促使列强对幕府使用武力，或者与幕府的敌人直接联系。[58]随后不久，帕克斯在一封信中间接地重申了这一警告。在这封信中他把港口的开放视为当然，只是要求就如何在那里开展贸易的条件进行协商。[59]
庆喜的难处在于早在1865年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幕府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兵库应保持封闭的敕令。这就使他在行动之前向京都提出申请，变得有必要或者至少比较明智。因此，在1867年4月9日，他写信给朝廷，坦白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实行天皇1865年11月的命令，并要求撤回这些命令。他强调，如果兵库继续保持封闭，将有与外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他还认为有必要“采用外国的方式来实现富国强兵”[60]。朝廷对这两项提议都予以拒绝，将军立即遭到指责，还被要求重新审议，且这次要与大名协商。
庆喜在原则上对这一安排没有异议，但鉴于英国已迫不急待，他认为协商耗时太久，因此，在4月26日，他更加急切地再次提出了他的请求。但在5月3日得到的又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否决。在接到这一回复24小时之前的一次公开会见中，庆喜还向法国、英国和荷兰的特使保证，条约将会按照签署的条件得到完全实施。
在朝廷这一强硬姿态的背后，存在着某种超出排外情绪(这些情绪确实存在，而且依然强烈)的东西。萨摩似乎因庆喜接受将军的职位而确信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妥协的念头，因此只有通过形成藩国联盟，才能把他拉回谈判桌——帕克斯的评论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大久保利用他在朝廷的影响力阻止就兵库问题做出决定，[Ⅸ]与此同时，西乡和小松则出发游说藩主。到6月3日，岛津久光、山内容堂、伊达宗基和松平春岳都抵达京都;西乡和大久保着手在他们之间做工作，以求共同达成一个以天皇的名义向庆喜施压的政策。
他们的主要建议包括：赦免长州(唯一的条件是其藩主需要隐退)，因为它完全是“出于保护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一真诚愿望”而行动的;开放兵库须伴之以使条约关系“完全彻底由朝廷负责”的措施;就幕府藐视朝廷关于兵库的命令这一“巨大且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处罚将军。对将军的处罚包括削减其领地，并令其“加入封建大名阶级作为其中一员”。[61]岛津久光颇为勉强地被劝服接受了这些提议(并从其陪臣那里得到关于他应该如何向“狡猾而邪恶的”庆喜提出这些建议的详细指示，包括要从尊重“民意”而非“倒幕”的视点进行谈论)。[62]岩仓则开始游说朝廷里潜在的盟友，促使他们相信，现在应该接受兵库开放，因为它已经成为实现王政复古的手段。他指出，只要朝廷通过自己的特使就兵库开放问题谈成协议，朝廷就证明了处理对外事务是天皇而非将军的特权。[63]
接下来需要两位萨摩人做的事仅仅是打消其他藩主的疑虑。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此时他们所提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大名早先所接受的，仅仅是对幕府的权威的限制。实际上，他们最终的成功取决于对长州重要性，而非对兵库或将军命运的强调，因为通过将与庆喜的谈判置于“国家团结”的情境下，他们就可以避免与朝廷内排外派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长州问题成了反幕府联盟能否成形的关键。
不过，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主要还是有赖于西乡的名望和大久保的政治技巧，事实也很快证明了这一点。1867年6月16日，这四个藩主在与将军进行第一次会谈时，要求在就开放兵库达成公开一致之前，幕府必须发布一道“宽大”处理长州的命令。对此，庆喜回应道，尽管他个人希望同时采取这两项措施，但他认为延缓兵库问题的解决必将引起各条约签署国的不满。这一说法使大名在随后几天拿不定主意，产生了意见分歧。在与庆喜交谈的时候，他们发现其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毕竟，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那些观点也正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但在会场之外，大久保和西乡却能够劝服他们相信——至少让与德川家联系较弱的岛津和伊达相信——最初对时机的要求在政治上是有必要的，即使庆喜使它们看上去并不合理。由此，经过一个星期的博弈，最终达成妥协。妥协方案由松平春岳提出，要求同时宣布对兵库和长州问题的处理。(www.xing528.com)
然而，在大久保的催促下，大名们刚接受这一妥协，转身就拒绝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庆喜决定不再等待意见的一致，而将这一妥协作为自己的建议递交给朝廷。他这样做只是改变了争论的场所，但其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高级公卿一如既往，忠实地为幕府说话;相对级别较低的公卿在听取了大久保的通报后，重申了萨摩的要求;而被召集来做见证的藩主们则仅仅表示他们不同意。这就使幕府可以像在1865年11月那样采取行动：压制分裂的反对派，坚守自己的传统权利。6月26日晚，摄政二条齐敬在朝彦亲王和前任关白鹰司辅熙的压力下，接受了庆喜的提议并使之成为敕令：开放兵库，因为将军和藩主都认为这已不可避免;至于长州，则采取“宽大的政策”。[64]
事实上，这个结果对幕府来说，与其说是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新的对抗的开始，因为藩主们通过这次行动，再次迅即联合起来反对将军。两天后，6月28日，岛津、伊达、山内和松平春岳正式上书朝廷，挑战了对这些事件的官方说法，他们要求要开放兵库必须首先赦免长州，并否认他们同意庆喜的妥协。他们说，日本首先需要的是向天下表明，“所有的事务都以公正且明确的方式得到处理”，即以对长州的宽大政策来实现“国家的稳定”，而这正是在与西方交往中获胜的前提条件。[65]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同样的主张将被用来要求庆喜辞职。
【注释】
[1] 这一概括所依据的资料的大部，在我的论文“萨摩的政治和武士阶级”和“早期明治政府的萨摩参议起源”那里得到了引证。
[2] Craig 在“Kido Kōin”第282-290页对1868年之前的大久保的生涯做了简明 的论述。
[3] 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富国强兵带来的政治后果，与开国的后果是不同的。Harootunian在Toward Restoration 第354-379页中对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论述。
[4] 田中彰(《明治维新史研究》，第197-209页)在对五代的现代化态度的精辟讨论过程中，对此作了引证和概括。
[5] 关于五代的背景、早期生涯和赴欧使团活动的一般论述，见《五代友厚传》，第7-16页、36-100页。有关使团活动论述，见《鹿儿岛县史》,3:212-234。
[6] 《五代友厚传》，第56-57页。
[7] 关于这个时期萨摩的军事改革和财政，见田中惣五郎，《近代日本官僚政治史》，第69-71页; 《鹿儿岛县史》,3:26-27、 68-72、 111-120。
[8] 石井孝，《学說批判明治維新論》，第194-196页，引自五代的信件。
[9] 大久保在1864年末给西乡的建议见Kutsuda,ōkubo,1:588-591。他建议西乡放弃参与征讨长州的军事行动，回到萨摩处理军事改革事务，这些事务更为紧急，能给他的努力带来更大的回报。
[10] 西乡致大久保，1864年10月16日，见《大西乡全集》，1:499-504，第496-499页。
[11] 我的关于1865-1866年间幕府对长州的政策以及萨摩与这些政策的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基于Craig,Chōshū,pp.302-311;Iwata,pp.85-88;Kutsuda,ōkubo,1:598 -599,607-649。
[12] 西乡致小松带刀，1865年6月27日，见《大西乡全集》，1:645-646。
[13] 西乡致大久保和蓑田伝兵卫,1865年10月12日，见《大西乡全集》，第647页。
[14] 大久保致新纳中三和町田久成，1865年9月23日，见《大久保利通文书》，1:297-299。新纳和町田是当时与萨摩使团同在欧洲的高级官员。《大久保利通：日本的俾斯麦》，第88页给出了这段话略有不同的翻译，并以石垣和上野为受信人(新纳和町田因避免攘夷批评而为他们的欧洲之行取的假名)。
[15]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见Fox,pp.164 - 170;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90-305。
[16] 将军致天皇，1865年11月18日，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97-299。
[17] 根据大久保致西乡(1865年11月11日)的长信对这次会见详细的描述，见《大久保利通文书》,1:307-321，第311页。
[18] 大久保致伊地知贞磬，1865年11月30日，见《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37-342页。
[19] 西乡致大久保和蓑田伝兵卫，1866年1月22日，见《大西乡全集》，1:678-686，在这封信里，西乡反复强调了他的信念，幕府权威正在“衰落”，并且表示对萨摩独立于幕府之外行动的能力有信心。
[20] 关于长萨结盟的谈判可见于Jansen,Sakamoto,pp.211 - 222;Craig,Chōshū,pp.311-319。
[21] Jansen,Sakamoto,pp.210.
[22] 木户致广泽真臣，1865年10月16日，见《木户孝允文书》,2:103-105。
[23] 信件署名日期为1865年10月27日，见于Ishin-shi,4:458-459。
[24] 木户致坂本，1866年3月9日，见《木户孝允文书》,2:136-142。协议是由木户代表长州、西乡、大久保和小松代表萨摩、坂本作为见证人签署的。
[25] 参见记载于松平春岳记录中的多封信或谈判，它们发生的日期是从1865年11月 30日到1866年4月2日，见《续再梦纪事》，4:356-358和5:54-57、71-74、80-82。
[26] 《续再梦纪事》5:210-213报告了松平春岳与一桥庆喜于1866年8月17日的一次谈话。
[27] 松平春岳致胜海舟，1866年7月15日，《续再梦纪事》，第172 - 175页，见第124页。
[28] 特别参见Toyama,pp.179-183,193。
[29] 这封信的内容见于Shimazu Hisamitsu Ko,5:49A-59A。
[30] 在一封致蓑田坛兵卫(1866年4月3日)的信中，西乡评论说，幕府不听取胜海舟和大久保一翁的建议，正在走向自我毁灭。见《大西乡全集》，1:727。
[31] F.O.46/69，帕克斯致哈蒙德，私人信件，长崎，1866年8月2日。
[32] 木户致品川弥二郎，1866年8月23日，载《木户孝允文书》,2:208- 218，第210页。
[33] 1866年8月[9月9日-10月8日]，载《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249-255。
[34] 1866年第8月[9月9日-10月8日]，载《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251-254页。
[35] 大约在这个时期，大久保关于萨摩的目的的论述是，“[与长州]讲和，摧毁幕府权威，为朝廷威望的复兴打下基础”(大久保致西乡，1866年10月16日,《大久保利通文书》,1:410)。
[36] 庆喜是在1866年9月5日在京都与松平春岳等会面时表述了这些观点的。见《大久保利通文书》,1:410。
[37] Tanaka Akira,pp.242-243.
[38] 庆喜建议的文本载于Shibusawa,Tokugawa Keiki,6:460-461。胜海舟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写于1866年9月1日)见《续再梦纪事》，5:275-277。在这个备忘录中，改革的问题是以比庆喜的文件更为直率的方式论述的;改革还包括了另外几项内容：与雄藩大名合作，从而使政策能够建筑在共识的基础之上;制造西式船舰和枪炮;促进贸易、科学和工业。
[39] 有关罗切斯的活动和建议的讨论，见ōtsuka;Sims,pp.67-114。
[40] 有关西周和津田真道在莱顿的活动及其后作为幕府幕僚的活动，见Havens,pp.48-65。
[41] 见Henjo,“Leon Roche，” pp.188-193;Honjo,Economic theory,pp.179-182。
[42] 两个引文均见于岡義武，《近代日本的形成》，第95页。木户指的是德川家族的创始人德川家康。
[43]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1867年5月6日。
[44] Satow,Diplomat,p.200.
[45] 木户致品川弥次郎，1867年6月18日，载《木户孝允文书》,2:300。关于木户对王政复古的看法这个具普遍意义的问题的讨论，特别参见Umetani,pp.341-350。
[46] Tokutomi,Koshaku Yamagata,1:710-711.
[47] 西乡和大久保备忘录，1867，第五个月[约在6月12-16]，载《大西乡全集》，1:840。
[48] 岩仓具视致中山忠能和正亲町三条，1867年5月29日，载《岩仓公实记》,2:35。还有一个岩仓于1867年第三个月[4月5日-5月3日]写的长篇文章，显示了他就所有这些有关行政安排的影响上的详细的思考，不知比他的同代人要往前走了多少。见《岩仓具视关系文书》,1:288-300。该文章的内容将在后面考察有关新政权的观念的发展的背景下予以讨论。
[49] F.O.46/68，见于帕克斯致哈蒙德，1866年10月31日。
[50] F.O.47/71，见于帕克斯致斯坦利，第180号，1866年10月31日。
[51] F.O.46/68，见于帕克斯致哈蒙德，1866年10月31日。此处所谈及的机会是通过“将军和倾向自由主义的大名之间”建立反对“旧的、保守主义大名和天皇朝廷的功能机构”而实现的。
[52] 同上，1866年12月31日。
[53] 同上，1867年1月16日。
[54] 同上，1867年2月1日。
[55] F.O.46/68，帕克斯致哈蒙德私人信件(1866年5月29日)中包含的备忘录。
[56]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1866年8月14日。
[57] 引自于F.O.568。萨托三篇文章中的两篇(写作署名日期为1866年3月16日和5月19日)在该处全文刊载(第566-575页)。萨托(在其日本助手的帮助下)把三篇文章翻译成日文，并以题名为《英国政策论》的小册子形式流传。参见Fox,pp.179-182;Satow,Diplomat,pp.159- 160;Ishii Takashi,Zotei Meiji ishin,pp.505-513。萨托总在声称在这件事上他是在帕克斯不知晓的情况下行动的，但我怀疑他是否敢于做违背上司意愿的事情。
[58] Ishin-shi,4:627-628.
[59] Ishin-shi,p.629.
[60] 庆喜致朝廷，1867年4月9日，载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308-310。朝廷和幕府在这个问题上交往的其他文件见第310-311页。
[61] 这些要点列示于大久保致岛津久光，约1867年5月15日，载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312-313。
[62] 西乡和大久保在这个时期为久光准备的各备忘录印行于《大西乡全集》，1:822-849。这里引用的备忘录(署名日期为1867年6月中旬)见于第835-842页。
[63] 这个主张见于岩仓致中山和嵯峨[正亲町三条]实爱，1867年5月29日，载《岩仓公实记》,2:36-37。
[64] 朝廷致幕府，1867年6月26日，载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319。关于前述在朝廷进行的讨论的记述又见同上书，第314-319页。关于整个事件的详细论述可见于《维新史》，4:634-643。
[65] 四位藩主致朝廷信,1867年6月28日,载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319-320。
[Ⅰ] 五代和寺岛在伦敦向英国政府陈言(在与劳伦斯·奥利凡的会谈中)，日本政治争端中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强藩有意于扩大对外贸易，而幕府出于其垄断利益的考虑予以抵制(见Fox,Britain and Japan,pp.174-175)。Toyama在Meiji ishin 第122-123页中认为这类言论，加上萨摩在条约港口进行的大量贸易行为，表示对幕府垄断的反对实际上来自日本商人，而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藩国的保护。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接受被归之于英国商人托马斯·格罗夫的看法，后者担任萨摩和长州在长崎的贸易代理商。这个看法认为，两个藩国实际上都无意于“不加歧视地向所有外国人”开放它们的港口，而是试图寻求“保证自己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程度，限制在推动他们自己的观点或垄断所需要的范围之内”(F.O.46/47，帕克斯至哈蒙德，私人信件，1866年2月23日，引自Gower,The British consul at Nagasaki)。
[Ⅱ] 一个把外国货物关税统一降至5%的关税会议，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于1866年6月25日闭会了。但是，兵库开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朝廷拒不同意开放;幕府告知外国特使它无法比既定的安排更早地开放兵库，这个问题不得不在1867年春天再次被提出。
[Ⅲ] 外国代表也了解日本国内复杂险恶的政治局势。在于1865年10月30日致幕府的一封信中，他们说他们的行为动机之一是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防止“战争行动的开始，这些战争行动可能会是内战(爆发)的信号，无论内战的结果会是如何，都只会损害在日本的外国列强的政治和贸易的利益”。(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96)。
[Ⅳ] 这一态度并非全新的。1863年10月，一桥庆喜在写给老居的信中，谈及即将到来的与西方的冲突时写道，“幕府对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国所采取的行动，对于幕府政体(国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萨摩与英国的冲突中，英国战胜是国家的耻辱，萨摩战胜则是对幕府声望的打击”(Shibusawa,《德川庆喜公传》，5:563-564)。
[Ⅴ] 土屋乔雄在《幕末动乱期》一文第83页给出了肥后大米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按每石值多少银匁计，系农历各年第一月数据):1862年,144.5银匁;1863年，177.5银匁;1864年，164.5银匁;1865年，207.5银匁; 1866年，473.0银匁;1867年，1475.0银匁。关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见Tsuchiya,Ishin,pp.39-42。
[Ⅵ] 木户致渡边升，1866年10月6日，载 《木户孝允文书》,2:224-226，第225页。有趣的是，在这封信中，木户使用日本(Nihon)这个近代的词来称呼日本(Japan)，而不是当时更加广泛使用的说法如皇国，“天皇之土”。
[Ⅶ] 早在1857年，岩赖忠震，永井在通商条约谈判中的同事之一，就对伊达宗基谈到，“即便在通商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我们统治的方法，若无国内改革，仍旧是错的，因为像日本这样的封建制度在国外并不存在”(伊达致松平春岳，载《昨梦纪事》，2:61)。再者，据报道，1865年11月小栗忠顺等人建议通过废除藩国，并以将军-总统制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取而代之来应对大名的反对(秋月种木致松平春岳，载《续再梦纪事》，4:357)。
[Ⅷ] 帕克斯在1866年夏天访问了鹿儿岛和宇和岛。除此之外，他的翻译萨托经常在中部和西部日本旅行，并与反幕武士和江户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
[Ⅸ] 例如，参见大久保致近卫忠熙的一封信。该信主张，尽管兵库迟早不得不开放(当时为5月初)，但在雄藩大名就“一个将能平息帝国各方意见的合理可靠的政策”进行商议之前，必须避免承认兵库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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