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和1864年连续两个夏天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对于到此为止“志士”矢志不渝的尊皇攘夷而言，意味着所有希望的终结，不仅仅终结了攘夷的希望，同时也终结了尊皇的希望。萨摩因鹿儿岛的冲突而得以从外部压力中解脱——这一充满矛盾的事件并没有被时人所忽视——使它可以不受羁绊地重新实施藩主既定的把观点温和之人团结起来的任务，这些人是“公武合体”的支持者，他们希望把日本的改革控制在既足以抵御西方侵略，又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的范围之内。萨摩和幕府合作以武力恢复京都的秩序正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结果，在1863年最后几个月，封建当权者与武士极端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公开冲突，一如上一年岛津久光于寺田屋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中挑起的冲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冲突延伸到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控制朝廷几个月之久的极端主义者和他们的同盟几乎在所有地方(除了向他们提供避难所从而免于惩罚的地方)都失败了，要么战死，要么监禁，要么软禁。唯有长州的情况不是这样。结果到了1864年春，长州成为存活下来的尊攘志士唯一的避难所。
异见分子在长州的集中促成了两件事：一是藩国内部保守派、改革派与极端主义者之间权力争夺的展开，另一个就是幕府和长州在将军权限问题上的纷争。两者都受到随后一年夏天外国海军在下关海峡军事活动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两者都致力于结成反幕联盟，这一联盟将在1868年初实现“王政复古”。
这一新形势的一个要素是极端主义力量的削弱，他们现在不得不接受改革派的领导和控制。另一个与之相连的要素是重心从尊皇攘夷向富国强兵的转移，这意味着政治方法以及对待西方策略都得改变。第三个要素，我们此后还会谈到，是萨摩与幕府的疏远，这一疏远起因于江户企图利用尊攘志士的失败为自己谋利。这些事情共同决定1863-1864两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第一次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治政府的格局及它的决定力量。
重申权威
如前所述，一些攘夷的支持者把攘夷的要求与各式各样以牺牲将军为代价来增强天皇权力的建议结合起来。而且，又因为他们在京都的影响力，他们甚至在将攘夷的建议付诸实施上取得了进展。例如，在1863年初，他们劝说朝廷创立了一个新型的叫做学习院(Gakushūin)的协商机构，为朝廷公卿中的极端主义同情者提供了职位，并给尊皇主义武士自己以直接参与决策的——且是合法的——渠道。他们还在5月获准建立一支由武士组成的皇家卫队(亲兵)，约有1，000人之众，这些武士由大藩选送，大约按他们的土地价值每1，000石高选送一人。
然而这些措施，即便有着不祥的预兆，对幕府来说也是潜在的，并不那么迫在眉睫，所以人们在争论攘外时并没有对它们给予多少关注。然而，从1863年6月起，顿时一切发生了变化。大多数雄藩大名撤回自己的藩国，紧接着将军也返回江户。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可以用来对付“志士”的部队以及可能指挥部署这些部队的指挥官都撤离了京都。同样地，长州大名及世子连同高级官员的离开，使长州政府所能施加给身在京都的武士身上的仅有的一点约束不复存在。这就把京都留给了像久留米的真木和以及筑前的平野国臣这样的激进分子，[Ⅰ]而当下关海峡的第一波冲突一结束，久坂玄瑞及其来自长州的同伴也加入进来。
激进分子在成功推行攘外努力的激励下，开始利用他们在地方的优势，加速实现攻击完全处于守势的幕府的计划。这些计划，正如真木在1863年8月1日向其他人阐释的那样，有如下的预期：首先，宣布天皇将亲自指挥对抗各签约国的军事行动(从而剥夺了将军最重要的职能，并将其交还朝廷);然后，逐步打造一支天皇军队，这只军队由公卿“统帅”、志士“指挥”，并由各藩提供的武士和步兵分队组成;最后，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封地，剥夺幕府在西日本所有的权益。这些接连采取的措施，将得到各式各样旨在确保朝廷获得广泛支持以及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其他改革计划的支持。[1]
8月24日，长州在京都的代表，以他们大名的名义，正式提出了第一步计划，宣布天皇将亲自担当攘夷的责任。[2]尽管有朝廷官员方面的疑虑和一些雄藩大名态度的渐渐冷淡，但新近爆发的包括袭击松平春岳住所的恐怖主义运动，使这项建议于9月25日得到认可。紧接着是将一些尊皇主义武士——真木、平野、久坂，以及木户孝允和其他许多人——任命到学习院，由他们来策划天皇到伊势宇治山田神社巡行的细节。这一在许多世代都没有过先例的仪式将象征着天皇重掌控制权。
然而，9月30日的早晨，抢在巡行之前，会津和萨摩的部队攻占了通往御所的城门。他们似乎是在朝廷官员甚至是天皇自己默许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3]并很快成功镇压了尊攘志士的“革命”。守卫御所的长州人——其规模已经因为一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下关海峡的战争而缩减——被驱逐出京都。他们在公家中由三条实美领导的同盟也一同撤离。其后，一个只召集了极端主义的反对者入阁的皇室内阁废除了所有与学习院有关的职位。去伊势巡行的计划被正式推迟，亲兵也宣告解散。浪人同样难以幸免。一波针对参与了京都政治活动的脱藩武士的逮捕活动展开了，随后又有敕令发布，规定他们不得进入公卿住所，指示藩国围捕他们并遣送回家，这些措施把几百号人清除出京都。[4]实际上，秩序的恢复是以在普通民众中造成恐慌为代价的。如《源氏梦物语》所注意到的，“就像发生了一场大火，许多人离弃了世代居住的房屋，逃亡四散。”[5]
1862年5月，萨摩向大阪和京都进军的行动本身，就足以在许多不同的地区掀起尊皇主义活动：寺田屋事件，在土佐暗杀吉田东洋，在长州推翻长井雅乐。同样，1863年秋天，有关京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当时有超过70个藩国在京都拥有可以传送消息的机构[Ⅱ]——轰动整个日本。人们很快认识到，“志士”们的不自量力，使他们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当“志士”主张攘外的时候，他们仍能打动很多身居高位之人，甚至天皇的内心情感，即便攘外的风险已众所周知。尊皇，当它还只是意味着以对朝廷和大名有利的方式调整权力分配的时候，一呼百应。但在夏日的几个月中，日益频繁地出现于志士笔下的王政复古的口号，却具有革命且并不受欢迎的味道，尤其是当这个口号出自那些毫不含糊地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而非其藩主的要求，来行使他们获得的那部分朝廷权力的武士之口的时候。对这一要求的疑虑使得大名阶级同仇敌忾，[6]一旦有人领头，镇压浪人运动就会扩展到近乎全国的每一个地方。
例如，在土佐，一有机会就利用其影响力打压尊攘志士的山内容堂，现在与他们公开决裂了。[7]武市瑞山及其心腹被捕。武市在被监禁了将近两年之后，被勒令切腹自尽。1864年10月，他的乡村追随者半心半意的解救他的努力也被凶残地镇压。到这一年末，土佐的尊皇派基本上被摧毁了，决心比较坚定的成员选择逃亡避难，剩下的则在政治上陷入沉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志士都准备束手待擒，或者逃往长州，指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许多人选择了抗争。比如，1863年秋天发生的大和事变就是由此而起，我们在讨论尊皇主义者特征和目标时曾谈到这一事变。[8]这个事变起始于在天皇巡行伊势时发起一场反对幕府的计划。在天皇巡行被取消、京都尊攘志士被撤职的情况下，大和的反叛者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毅然决定推行他们的计划。为了这一目标，一个将近40名浪人组成的小分队(主要来自土佐和九州岛的藩国)，在9月26日夜悄悄离开京都，通过一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前往大和。9月29日的下午，他们和100名左右当地盟友一起，袭击了位于五条的幕府军队司令部，并将代官斩首。接着，他们在年轻的公卿中山忠光名义上的领导下，宣布代表天皇接管了这一地区。此后，他们向“大和国的大名和其他武士”发出号召，希望他们起身相助。为了这一目的而散发的传单非常清楚地代表了极端主义者的观点，几乎全文都有征引的价值：
近些年，自西方夷人入侵以来，天皇一直痛感把我们的国家从蒙羞受辱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必要。然而，受委托管理土地和人民的大名，却对这一情况装聋作哑。藩国非但忘却了自己的职责，甚至大逆不道地违背朝廷的旨令。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深深陷入夷人的蹂躏中，沦为野蛮鬼子的奴隶。尽管天皇希望巡幸大和……以求亲自领导征讨大军，但有些人却试图加以阻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号召各方力量团结起来迎接天皇的驾临。朝廷才是统治者，幕府[只不过]是大名。凡知道统治者和臣民应为何种关系的人，请加入我们，共谋大计。[9]
这份传单的语调和用词很多都起源于真木和久坂等人的理念。但是，大和反叛者所提出的实现这些理念的方法却引起了京都激进分子的忧虑。在后者看来，要想取得成功，就得设法操纵朝廷和藩国，而不能靠孤立的叛乱。为此，他们甚至派平野国臣于9月29日赶往大和制止这场起义，但为时已晚。实际上，即使他没有来晚，平野也没有把握说服大和叛乱者听从他的想法，因为这些人，尤其是来自京都的浪人，信仰着十分不同的信条：志士的职责是行动，无需算计;是舍生取义，不必权衡谋划。
在这种情况下，不久就传来了京都政变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平野的劝说一样，都没能使志士们放弃起义。但它却意味着起义计划在军事上的必败无疑。周边藩国根据幕府的命令迅即派出部队镇压叛乱，其派兵速度之快为它们过去的表现所不可及，而那些四面楚歌的极端主义者却发现他们根本无法从当地乡村群众那里获得帮助。[Ⅲ]不仅如此，他们自身的团结也没有在逆境中坚持多久。10月8日，在攻打高取城失败后，起义领导人就开始考虑突围逃到日本其他安全的地方，而不再指望进一步扩大叛乱。因此几个星期之内，这股势力就分崩离析了。包括中山在内的一些幸存者逃往长州。其余人被最终派来镇压他们的1万多人杀害或逮捕。大多数抓获的俘虏次年在京都被处决。
1863年秋在京都以西的但马国，也发生了一场尊攘志士的叛乱，这场叛乱与之前的叛乱有着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命运。[10]同样，在那里，志士与村长有着长久的联系，后者为他们提供了准备起义的基地。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这次反叛事件是特别针对京都的政变而发动的。起义由平野国臣组织。他在9月底没有完成制止大和起义的使命后，在返回京都的途中发现保守派已经掌权，并疯狂地抓捕浪人。于是他秘密前往但马国。他知道这个地区是同情尊皇主义计划的，并成功地说服那里新近组建的农兵领导人同意发起一场起义，支持大和事变。起义被安排在11月末，以便他有时间找到合适的公卿担当领袖，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争取获得长州的支持。
当平野到达三田尻，他发现长州无意支持他的计划，一如朝廷在大和起义问题上的做法一样。然而，他却成功地使让泽宣嘉这位与三条一同逃出京都的公卿担当这次叛乱名义上的领导人，并且征召了30几个年轻性急的武士。尽管真木和他的同伴都极力劝说他放弃这一计划，平野还是和那30多个武士一道回到了但马。
当他到达但马的时候，大和起义失败的消息已经传来，平野试图取消起义计划，但他从长州带来的人却丝毫不愿妥协。11月22日，他们占领了当地的一个幕府官府，并呼吁农兵参加起义。附近谱代藩姫路的常规军随即开始向这一地区行进，向他们进攻。宣嘉逃跑。其余的尊攘志士做好了防御的准备，但很快遭到他们招入的农兵的攻击，这些农兵杀死了一些志士，并逮捕了其他志士，然后在整个地区攫掠，把他们的怒火发泄在村长、富农、商人和酿酒商的身上。这场叛乱，实际上以典型的农民起义的方式告终，被姬路的武士轻而易举地镇压。平野被捕并于次年在京都被处决。
同一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受大和及但马起义消息刺激而在水户藩发生的事件，也为尊攘主义者决意诉诸武力提供了依据。[11]在德川齐昭的庇护下，一个主要由中级武士领导的尊攘派统治了水户政治。但在齐昭于1860年过世后，有三股势力角逐水户的权力。一是保守的上层武士派别，他们与幕府合作，试图恢复他们早前被齐昭剥夺的权力。另一派由“温和的”中级武士改革者组成。这一派直到1863年都由会泽正志斋领导。这一派既要向天皇献身，又要对将军效忠，而在当时这两种忠诚始终难以共存并容，这使得他们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拔的窘境。然而，尽管如此，只要有可能，他们仍旧力主那种古板的(conformist)的尊皇攘夷论，与萨摩的大久保所倡导的尊皇攘夷论大体相同。第三派由极端主义者组成。他们是刺杀井伊直弼行动参与者的继承人，并在乡士和村长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如武市在土佐所做到的一样。但是，和武市追随者不同的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在1862和1863年使其藩国以朝廷的名义采取行动。
改变这一局面的，似乎是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到1863-1864年的冬天，这个看法甚至传入乡村。这个看法认为，秋天在京都发生的事件，大大地增强了幕府官员的亲外倾向，以至于威胁到天皇做出攘外的决定。随着这一疑虑的加深，为攻击外国在日本的据点所需要的资金开始筹集，其主要来源是地方的商人和富农。充任攻击的领袖也找到了，他就是藤田东湖之子小四郎。在1864年5月2日，叛乱的规模升级。这倒不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反叛，至少初期的时候还不是。集结起来的军队全副武装向日光神社进发，并在那里为反外圣战的胜利举行了祭祀仪式，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实行攘外的请愿书也被送往幕府，还向齐昭的儿子包括德川庆喜送去了信件，提醒他们向攘外的父亲尽孝的责任。然后，这些反叛者在农村驻扎下来，等待着天皇的命令。
这些行动，尽管外表上不那么激进，但它们对当局的挑战是如此公开，以至于产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后果。水户大名德川庆胜写信给德川庆喜，敦促他至少采取一些象征性的抵抗西方的官方行动——比如，暂停在横滨的贸易——以免水户的骚乱波及整个日本。[12]同时，这场起义重新引发了水户藩内的政治争端，这场争端在几个星期后的内战中达到顶峰。保守派在幕府那里寻得了盟友，幕府命令其他藩国介入以帮助他们。温和派迫不得已与极端主义者以及他们的乡村支持者达成妥协。
因为农兵无意于与正规的武士军队作战，温和派与极端主义者同盟的军事结局就不言而喻了。然而，直到11月底，由温和的武士改革家领导的叛军主力才承认失败。但事情并未就此告终。几百个由藤田小四郎和另一位著名尊攘志士武田耕云斋为首的不妥协者，向西横穿中日本大部分地区(以求得德川庆喜的支援)，最终才向外样藩加贺投降。他们中将近有400人被移交给幕府代表，并于1865年年初被处决。另有100人被流放，更多的人则被处以相对较轻的惩罚。[Ⅳ]
从大和、但马与水户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教训。第一条教训甚至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对于一些当时的人来说也已经很明显了，真木和泉对卷入这些事件的踌躇不决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教训是，政治行动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得到一个或多个强藩的支持。无论幕府在特定区域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叛乱者最初击败当地防卫力量所表现出来的轻而易举，使这种弱小看上去不值一提——但它反击的实力却不容小觑，区区民兵是难以抗衡的。因此，尊攘志士要想超越恐怖主义阶段，向时局施加切实和长久的影响，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调和他们的行动与封建当局的偏见，或者利用封建当局来实现自己的意志。1863-1864年之后，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做好了面对这一现实的准备。
第二个教训涉及到社会结构与维新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志士大体包括两个社会阶层：一是没有雄厚财富却有着崇高地位的中级武士;二是下级武士，其典型为农村精英成员，包括许多非武士出身的村长和富农。[Ⅴ]在大和与但马起义中扮演领袖角色的浪人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均来自这些下级武士。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地方的联系，是那些与他们自己十分相像的人，即乡士、村官和农村比较富裕的阶层。这些乡村领袖凭借他们在农村的影响力，有时能够号召其他农民援助他们;但他们同样也成为乡村积怨和不信任的众矢之的，这样，一旦封建当局开始镇压这些叛乱者，穷苦的农民就会倒戈，转而向他们发起进攻，至少是抛弃他们，就像在水户所发生的那样。[13]自此，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严格意义上，尊攘运动并没有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武士”领导人将他们自己视为“农民”不满的发言人，也没有现象显示乡村富人着力于纠正对乡村穷人的不公平待遇。相反，这些起义所提供的证据支持了这样的判断，即乡村里，已经出现了一条界线，把乡村居民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要得到明治国家偏袒的人——现代日本的地主;而另一部分则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这一点，也将在明治国家那里得到证实。
与前维新政治更加紧密相关的是这些事件对武士思想带来的影响，即影响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武士，对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秩序的动乱的反应。实际上，他们强化了中级武士和下级武士的差别。因为中级武士的地位使他们有可能控制，至少是渗透到藩国的政府，他们往往会反对发生在传统封建体制之外，或与其相冲突的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因为这些做法与上层武士的想法格格不入，并使获得权力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很重要的一点是，反对平野但马方案的人，是他的尊皇主义同志，而非藩内的保守派。努力制止中山忠光大和叛乱的也是中层武士而非上层武士。在水户，温和派显然是带着几分犹豫而追随激进主义者挑战其藩主。结果，所有这些计划的失败，不仅使人们开始怀疑叛乱的可行性，同样，也削弱了那些不顾朋友规劝执意于此的下级武士的地位;因此，1864年后尊皇主义运动、尤其是在萨摩和长州的运动所采取的新方向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它的领袖主要由具有平侍身份的武士充当(其中若干人虽然并非生于平侍之家，但因提拔而获得了这一身份)，二是它所采取的政治方法与封建社会需求更加一致。
然而，即使计划落败，并且在最终的王政复古上所能发挥的个人影响力极其微弱，“志士”们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的确，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是“反对”派，而不是“维护”派;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得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他们缺乏组织，尊奉太多的“领袖”，热衷口号而非政策。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之所以如此，至少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有助于打破日本社会的“垂直”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采纳了诸如水户学者的观点，并使之成为辩论的共同话语的一部分，从而为一种其视野越来越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建立的政治关系超越了封建藩国的边界(即使还没有彻底超越封建忠诚)，从而为一个运作层级迥异于大名联盟的藩国联盟打下了基础。
此外，因为他们公开谴责了江户和藩国都城的当权者，并转向吉田松阴所谓的“草莽英雄”或“出身卑贱的英雄”(或许为下级武士，尽管这个词在最宽广的意义上甚至包括那些实际上根本不是武士的人)那里寻求支持，这样，正如我们在本章开篇说的那样，尊皇主义者把社会中一部分以前从未在国事上有发言权的人引入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农村精英成员，也即那些凭借其对变化中的乡村的控制而致富并拥有地位的人，包括那些拥有权力的地主和企业家。有鉴于此，人们很容易视“志士”为封建主义的批评者，视他们为封建政府的反叛者，认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从旧有体制中的较低阶层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确实，他们自己对这个阶级及其重要性都有一定的自觉，而那些镇压他们的人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志士的言行中找到任何社会目标宣言之类的东西，找不到一项方案，或者一套关于如何改造社会秩序以符合他们利益的系统观念。尽管他们常谈“有才之人”，尽管他们斥责大名无能、武士寄生，但是，他们关于改革的建议，似乎从未设想过一种权威的根本性转移，一种与从将军向天皇和大名的横向转移不同的跨越社会阶层的向下转移。他们在行动上是革命的，但在思想上却不是，因此赋予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标签并不容易。“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极端主义者”、“恐怖分子”，我们会这样称呼他们，但这些词汇是感召性的，并不精确，亦不具分析性。因为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革命，而是攘夷，驱逐外夷，这被视为拯救日本的第一步;而这一目标反映的是一种爱国情感而非一套成体系的社会目标。这个事实决定，幸存的尊攘志士能够比较容易地纳入此后进行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将把他们的情感转移到实现一系列新目标的斗争上。这些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倒幕。这一进程的重要一步已经在长州拉开帷幕。
尊皇主义和长州
1863年后半年和1864年种种保守反应——对京都浪人的打击，对武市在土佐追随者的攻击，对大和及但马叛乱的镇压，尊皇派和改革派在水户内战中的战败——都使长州成为尊攘志士的希望仅存的据点。大部分到那里寻求避难的浪人都获准在三田尻，濑户内海的一个港口，或附近定居下来。[14]他们在那里组建了多支可用于协助藩国军队应对外国或幕府攻击的非正规部队(诸队)。这些兵队强化了长州的非正规军，后者是从1863年6月起，在当地从与浪人有相同态度和社会背景的人中招募建立的。这就导致一种新的、产生于一群不但有武装而且有组织的极端分子的激进主义，从此被引入长州的政治事务之中。
长州兵队发展很快，其中最有名的一支被称为奇兵队(Kiheitai)，源于高杉晋作在1863年夏被任命为下关长官时的提议。在一份于当年7月22日提交的呈文中，他主张创建新式步枪部队，以西方的方式训练，来补充藩国的军事力量。高杉建议他们应该主要由足轻和其他低级武士组成，毕竟，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志士”。在这些部队中，征募与提升都不取决于身份地位。中级武士如果愿意，也可以加入进来，但他们必须与陪臣以及其他各类低级武士并肩作战，他们的工作与这些人“并无二致”。[15]这样的军队一旦组建，即使在这些方面有些不正规，但却会是一支训练有素并且是半常设的军队，并将以某种同等的地位与城中的武士进行合作。这使它与以往的民兵组织有很大不同，这些民兵组织在长州，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由适当的乡村和幕府官员指挥的地方性、临时性的征召，而且他们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召集起来。
高杉的想法一经原则上批准——这或许也只有在谋划“排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就有好几支志愿兵队被组建起来。[16]在这些兵队中，有的是由像高杉这样的武士，在藩国知晓和支持的条件下组建的;有的是在富有农民和商人同情者的资助下，由热心的尊攘志士组建的，事后才得到藩国认可。结果，这些兵队规模大小不一(从100人到500人不等)，并且常常从同一个地方征召而来。理论上，他们长官的挑选，靠的是才干而不是出身;但在实际操作上，这通常意味着和藩国官员的提拔一样，从那些有世袭军事身份的人中挑选，比如平侍和足轻，而不是从那些完全处于武士阶级之外的人中挑选。兵队的许多普通战士也有武士或准武士地位，根据那些被研究的兵队的资料，这一比例从25%到45%不等。另有30%至50%的人可以被认定为“平民”，他们绝大部分是从富裕农民和乡村官员的家庭中招来。
如此说来，这些志愿兵所招募的人，大体上和土佐的浪人、大和与但马的叛乱者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处于武士阶级边缘，有的在边缘之内，有的在边缘之外。他们接受统治精英的信条(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总为统治精英所接受)，并构成了在乡村和城下町中行使相当大权威的家庭网络的一部分。
像“志士”一样，这些人大多首先是因爱国而行动的，尽管他们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为了藩国而非整个日本;他们认识到夏天发生的事件使长州不可避免要遭到攻击，为了保卫藩国而准备走向战场，必要的话愿意做出牺牲。但是他们一旦召集起来，被带到了像下关和山口这样的主要中心城市，这种简单的爱国主义就迅速获得了政治内涵。来自土佐和京都的避难者，大和及但马的幸存者以及长州自己的尊攘志士，例如指挥他们的木户、久坂和高杉，不但将长州面临的危险归咎于外国人，也归咎于本应防止危险发生的日本人——幕府及其在藩国的同盟。对他们而言，攘外与尊皇密不可分，就像它与重炮和海防不可分一样;攘外不但事关军事技术，同样也是一个政治责任。显然，这些观念对于那些新近招募加入志愿兵的人(甚至包括来自乡村的人)而言，不可能是全新的，他们显示了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有足够的了解，为此自愿加入兵队。[Ⅵ]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加入志愿兵所带来的新的而且激动人心的东西，是使自己与一批这样的人物为伍——对这些人而言，观念不仅仅停留于言辞，而且成为行动的框架。这些人物的出现，使长州的氛围变得和几个月前京都的氛围一样一触即发，尊皇攘夷情绪得以强化，尊皇主义领袖的影响力随之上升。
这一变化的影响早在1863年10月就已初见端倪，当时，9月京都发生政变的消息使长州保守派武士成功地实现了罢免周布政之助所领导的温和派的要求。这一罢免引起了尊皇主义者在大名宅邸前集结部队、展示武力的回应，向那些尚未被诸队控制的长州官僚势力显示了武力的重要性。几乎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向藩府山口城的进军，[Ⅶ]使周步官复原职。此外，他们确保他们自己的领导人高杉和久坂得到官方任命，这就意味着周步的追随者尽管还控制着藩国政府，但没有尊攘志士的支持，就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两星期后，从京都赶回来的木户孝允被提拔到大名幕僚的关键职位。
然而，如果说非正规部队的支持增强了高杉和木户与官僚打交道的手段，它也同样给他们制造了难堪，因为这些力量很有可能被发动起来支持那些被他们谴责为鲁莽和幼稚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在长州因尝试实施攘夷而与幕府、与朝廷争执不已那里变得很明显。1864年2月，朝廷对幕府提出的谴责长州下关海峡行动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幕府这一要求的理由是长州故意逾越了有关命令的用意。结果，有关如果长州藩领袖拒绝就范，即对之进行惩罚的计划被制定出来，这一举动在山口激起很大的不满。在那里，人们认为，长州的所作所为都是依据天皇和将军的命令。这一认识尽管并非完全符合事实，但却让长州人认为任何对他们的惩罚都不合适。
诸队的反应尤为激烈，他们要求武装进军京都，以重新获得接近天皇本人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看来，天皇的公开言论与他在一年前的言论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只能被解释为受到与长州敌对的大名的指使。木户和高杉——两人与大久保一样，随着每次提拔在态度上变得更加“富有责任心”——力主整合大名的意见才是明智的做法，认为必须以一个封建大名同盟来反对另一封建大名同盟。他们发现，正如在他们之前其他人在相似的事件中发现的一样，理智对于狂热分子毫无吸引力。最大的诸队(游击队)的指挥官来岛又兵卫(他在3月初与高杉的会谈中支持远征京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你们所有的问题就在于读书太多，”他说，“因为读书，‘后果’这个词总在你们的脑子里转来转去，带兵之人怎能如此优柔寡断？”[17]实际上，如果需要，来岛情愿违背藩主的命令带兵前往京都。相反，木户希望藩国政府能够制止煽动者并重申权威。“毫无疑问，”他在几天之前写道，“除非那些高位之人掌握权威，所有的人都将为所欲为，那么我们将无从达成目标。”[18]
这一意见分歧除了有政见不同的因素外，还与社会偏见有关。来岛和木户的言论隐含地表现了这一点，而在另一个场合——高杉把某个奇兵领导人称为“低贱之人”——则把这一点表露得更加直白。[19]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我们曾经区分的“政治家”和“激进分子”两个团体之间争论的翻版。木户和高杉在久坂的支持下，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试图节制诸队里的极端主义者，就像大久保在萨摩、久坂自己在大和事变中所做的那样。他们的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尽管他们自己也是享有盛名的“志士”。
1864年4月，当幕府和大名在京都的会谈破裂时，很显然，江户要利用它控制朝廷的优势极力向长州复仇。对此，久坂将赌注押在了极端主义者身上。大部分浪人以及去年秋天从京都逃到长州的七个公卿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不久高杉被捕;周布和其他温和派被降服;1864年6月30日发布了向京都进军的命令。7月末，由非正规部队打头阵，他们中最先的一部分人到达了大阪，从那里，他们继续行进以抢占京都周边地区。
在其后的四周里，随着城内的人敦促幕府代表妥协，而城外温和派却致力于劝阻急躁的长州人不要发动进攻，京都笼罩于一种草木皆兵的危险状态之中。然而，几乎不可避免地，极端主义者最终失去了耐心。8月20日，三个长州纵队向京都进发，突袭了主要由萨摩和会津领导的防御力量。[20]由来岛的游击队担任先锋的一支纵队几乎推进到了御所的大门。另一支包括了久坂玄瑞、真木和以及许多浪人的纵队，在被制服前攻占了鹰司家的住所。第三支由长州在伏见行辕的卫队组成的纵队，在城外就遭到了抵抗而退却。下午战斗就告结束，长州军队四处逃散，全线败退，幕府的权威得以保存，如果尊严未能幸免的话。同样重要的是，大批比较激进的尊攘志士阵亡，很多没有死于战斗的人选择了自杀，以免被捕。最终的战亡名单包括了久坂和一些他最亲近的长州幕僚、真木与两个来自久留米的同伴以及另外十多个浪人首领。这意味着活到这个时候的志士中最著名的一批人自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这些事件的结果之一是证实了江户能否控制朝廷取决于萨摩是否合作。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长州内部的政治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因京都战败的“耻辱”以及随即而来的外国对下关的军事行动，力量遭到削弱的周布政府，现在面临着幕府威胁报复的灾难。朝廷8月24日的敕令宣告长州为叛乱者，并号召大名提供军队准备讨伐远征。10月这支部队在尾张藩德川庆胜的领导下于大阪集结完毕，他们的目标，正如许多人想到的那样，除了处罚那些参与袭击御所的人之外，还要确保对长州领地的削减。这显然给长州带来了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温和派与尊攘志士之间的联盟也告瓦解。而可能为保存这一联盟而有所作为的木户自8月逃离京都之后便躲藏起来，直到此时都不在藩内。高杉则因为在9月与外国海军军官签订停战协定(他在此之前获释离开监狱，指挥对外国海军的战斗)而遭到了攘夷极端主义者的憎恨，这使他一度失去了很多追随者。周布自杀，以为其政策失败赎罪。在这种情况下，到11月底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保守派在椋梨藤太领导下重新执政。他们很快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掌权对于长州与幕府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他们命令三位在7月指挥进军京都的高级官员自杀，希望这一举动能够使江户满意并得到宽大处理。
他们成功地让他们的藩主免于严酷的处罚，并使他们的藩国免遭实质性的领土损失，这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还要归功于西乡隆盛。主要由于大久保的劝说，西乡在1864年从流放地被召回，并在8月担任在京都的萨摩军队的指挥官，随后被任命为征讨长州的尾张军的总督参谋。最初，他对于担任这一职责颇有几分热情，视之为消灭这一萨摩有理由惧怕的敌手的机会。[21]然而，10月与胜海舟的一次谈话使他心中产生疑虑，担心战争最后的结果给幕府带来的好处可能远甚于给萨摩带来的好处，[22]所以长州保守势力重掌政局的消息使他做好了妥协的准备。“如果能用长州人来惩罚长州人，”他在给大久保的信中写道，“那么，这将是一种优于开战的上策：首先，这样的方略能够避免助长长州的反抗情绪，因此是使长州臣服的更加经济的做法，其次，它将确保在应对西方时更为急需的军事资源，不至于浪费在内战中。”[23]
11月23日西乡向尾张表达了这些主张，其经济上的考虑对后者很有吸引力。因此，西乡被授权与长州调停斡旋，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通过信使以及密访下关，敲定出一套双方同意的条款：长州正式做出道歉，停止向从京都逃离的公家(他们将被转移到位于九州岛的一个藩国)提供保护，并且承诺镇压非正规部队，并把这次事件的大部分责任归咎到这些部队的成员以及三个已经过世的家老身上。尾张代表幕府接受了条款，并于1865年1月24日在位于广岛的指挥部宣布远征的使命已经完成，集结部队随即解散。
正如人们可预期到的，长州非正规部队对导致了如此结局的椋梨政策的整个倾向极为厌恶，他们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保卫藩国，抵抗外敌，无论是日本的还是外国的敌人。1864年12月2日，奇兵队和其他一些诸队发布呈文，谴责日益加剧的屈服于幕府要求的迹象;在他们看来，这一发展“与天皇意愿对立，有违对朝廷的忠诚”。他们坚持认为长州的尊严荣誉优先于安危。“善恶之别，对错之分，”他们宣称，“并不依赖于是生是死。”更加切合实际的是，他们号召提拔“有才之人”，惩处保守派，大名由萩迁回山口，以及做好战斗准备。那些解散他们的威胁(尽管这些威胁并不会有效，因为诸队在武器方面大体上能够自给，且在其他方面可以依靠乡村上层阶级的支持)更加剧了这些不满情绪。[24]
高杉很快利用了这一形势。1865年1月3日，他劝说此时由石川小五郎指挥的游击队，与伊藤博文领导的一支小分队一起，袭击了下关。尽管初战告捷，但由于没有援兵帮助，这两支部队没能保住他们的战果，所以高杉不得不叫停了战斗。然而，两星期后发起的一场相似的袭击则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这次是由山县有朋指挥的奇兵队和井上馨的部队共同起事。当藩国军队被派来镇压他们时，其他志愿兵也加入了战斗，结果促成一场大战。2月6日和7日进行了大规模的交火。尽管没有哪一方取得了绝对性胜利，但非正规部队却因此得以继续向萩前进。此时，城中中层武士“中立者”转而以团结一致、对抗外患的名义反对保守派，迫使政府改组并与叛乱者公开对话。[Ⅷ]结果，3月12日诸队进入城中。大名在月底被恭送回山口，尊皇主义领导人在此后也逐渐官复原职。
长州发生的事件中有几件事情值得强调：在危机之时高杉首先行动并获得伊藤、井上和山县支持的重要性;尽管大多数非正规部队反对大名的政府，但直到高杉挑起冲突而使他们最终别无选择之前，他们对起兵反对大名政府一直犹豫不决;“藩国爱国主义”为长州内部团结的重申奠定了基础，即使是在这种局面之下。然而，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与这次成功的运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属性所提出的问题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这一点由于如下的共识而尤为正确：发生在长州的事件提供了“三年后在全国发生的事件的模板”，[25]即一个微型的明治维新。
诚然，长州的经验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典型性。例如，绝不可以说其大名毛利敬亲在政治上发挥了像萨摩的岛津久光、土佐的山内容堂以及越前的松平春岳那样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与其他政治上活跃的藩国相比，在长州，一套十分不同的环境条件控制着保守派、温和派以及极端主义武士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此相似地，长州的尊皇主义者看上去总是比其他地方的尊皇主义者实力更为强大，这使他们能够在1862-1864年间向当权者做出较少的妥协，正如他们能够用武力夺取权力，并在1865年1月以后一直把持权力，而其他地方的尊皇主义者却做不到那样。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还是可以令人信服地说，长州尊皇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以及运动胜利所带来的政策，与其他地方情况的相比更接近于“明治专制主义”。如远山所见，长州事件出现了这样一个联盟，对农村保持控制力并能镇压农民起义的乡村上层阶级支持下层武士中的一部分人，并且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武士也因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威，这一权威转而便被用来追求“富国强兵”。[26]同样，克莱格大体上接受这样的分析结果，尽管在总体上，他强调传统因素在长州社会中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否认诸队的活动证明了“革命高潮”的出现。[27]
在这里，姑且不论这个联盟的乡村成分能否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或“革命的”(如有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显然，我们有必要评估一下它们的影响和作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种路径是检视1865年初内战结束后长州政府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的变动状况，因为它是尊皇主义运动的直接后果。另一条路径是考察这个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的性质，以评估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关系到或直接反映了这个所谓的联盟中的地主和武士的利益。
一个可以立即看清楚的事实是：在长州，就像在萨摩和土佐一样，武士出身依然是获得任何关键职位所必需的条件。[28]许多职位依旧被温和派——周布的继任者——占据，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平侍;由于诸队的支持而更加强大的尊皇主义者领袖，事实上也有着与他们相似的地位。担任仅次于两个家老的关键职位的是木户孝允(生于1833年)，一个享有90石高并拥有大量俸禄和官场经验的中级武士，并且新近成为大名的幕僚。尽管享有“志士”的名声，木户却反对1864年对京都的攻击，并且直到1865年5月保守派与高杉的非正规军之间的斗争结束后，他才回到长州。除了他的尊皇主义，木户在背景和观念上，与像周布一样的温和派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在下面的一个层级上，是一群与地方政府、财政和秘书职责相关的职位，这些职位的地位大体相等。木户在保有其他职位的同时，兼任其中一职。他的同事是温和派的领导人兼重让藏(60石)和山田宇右卫门(100石)，以及高杉晋作、前原一诚、广泽真臣和大村益次郎等尊皇主义者。高杉(生于1839年)是有200石俸禄的中级武士之子，吉田松阴的学生，也是诸队的创建者，在本书中已多次出现，想必大家已很熟悉。前原(生于1834年)，也是平侍出身，与久坂玄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1863年才在藩国获得任命，而从那时起他的仕途几乎平步青云。广泽(生于1834年)是拥有104石高的中级武士;令人惊奇的是，他既没有参加吉田松阴的私学，也没有加入过诸队，只是作为同情尊攘志士的官员在1863年与久坂一同制定过军事计划。这个团体中的第四个成员大村(生于1824年)不仅比其他人年长很多，而且经历不同寻常。他是一个藩医之子，也是兰学家，在1860年被召到长州并被提拔为平侍阶级之前，服务于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基的军事改革家。事实上，如果广泽主要还是一个官僚的话，那么大村就是一个卓越的通晓西方技术的专家。
在这些出身相对富裕的尊皇主义者中，只有木户孝允在明治政府中取得了卓越的名声。高杉过早地死于1867年;大村在1869年被暗杀，广泽则在1871年的早些时候被刺;前原则在维新后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因叛乱在1871年被处决。于是，那些此时在长州担任了一些较低官职的人后来更为声名显赫：井上馨(生于1836年)是平侍之子，被另一个平侍(220石高)收养，曾赴伦敦求学并指挥过一支志愿兵;伊藤博文(生于1841年)出生于一个与足轻地位相当的农商之家，但却是被当作武士抚养长大;他先求学于吉田松阴的私学，然后相继成为一个激进分子、求学伦敦的学生和诸队指挥官;山县有朋(生于1838年)来自俸禄较少但历史久远的足轻家庭，他几乎完全是因为升任奇兵队指挥官，才获得了政治上的影响力。
在社会地位和经历上，尤其是在把那些能操控封建权威之人和那些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西方技术之人整合起来的能力上，这群人在总体上和早期明治官僚有很多相似之处。[29]他们还与村长及当地商人中的尊皇主义者有着直接的联系。[30]比如，井上的家庭与富裕的村长吉富简一家十分亲近，吉富曾资助过高杉，与周步也非常熟悉，后者就是在他家自杀的;另一个乡长、吉富的侄子林有造是山县有朋的资助者;伊藤博文父亲的家系可能与林有造家是同一支。通过婚姻和领养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比如存在于吉富、林和秋本新藏(秋本是村长兼商人，他组织并领导了一支志愿兵)之间的关系网，拓展了这种联系范围。因此，存在于“武士”和“农民”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并没有完全排除长州(像在土佐一样)两个阶层的人——包括那些一方面比武士地位低、另一方面又比农民地位高的人——为了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由此不可推论他们追求的目标必然是“革命的”，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概念。就史料记载所言，1865年长州面临的最大问题集中于与防务相关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应对可能来自幕府或外国人的——或者两者同时的——再次打击。藩内改革服务于这些问题，因为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防御能力，其本身并非政策目标。
木户在6月获得任命时提交了一份政见书。在这份文件中，他主张现在真正需要做的是有效配置包括非正规部队(对他们必须要求建立适当的纪律)在内的军事力量，加之以勤勉认真的行政管理和厉行节俭。[31]从长远看，这些措施将给长州带来团结和力量。如果长州要领导反抗幕府的藩国联盟，要推翻这个妨碍国家抵抗西方努力的领导层的话，这样的团结和力量就必不可缺。他在其后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江户在压制长州上一直不惜大动干戈，从而在正该通过“和平治理”来增进国家团结的时候，“把我们的人民逼到了绝望的境地”。[32]幸运的是，长州挺过了这次进攻，正如它挺过1864年外国人的进攻一样。此外，这次经历也将长州推到开出“灵丹妙药”以治愈“日本之疾病”的位置上。他说，“一个熟练的医师，现在一方面能为国内长治久安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能立即提出一套国策以富国强兵。这个医师能够为整个日本带来安宁。”相反，将问题留给至今一直掌权的“庸医”来处理，“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Ⅸ](https://www.xing528.com)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政策言论一样，木户的信件和呈文在关于他提出的“治疗”的要素上语焉不详。很明显，它们都包括了以天皇的名义削弱将军权威。它们甚至可以走到“推翻”幕府(倒幕)的地步，尽管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了任何其他具体的替代制度构想，例如采取那些将会废除藩国或封建体制本身的制度。然而，由于内战获胜的事实赋予了长州尊皇主义者管理藩政日常事务的责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检视木户和他的同事在他们自己的藩国究竟做了什么，来了解一下他所说的“治疗”是什么意思。
他们所做的，从前一章我们对他们观点的评论中可以推测到，是放弃攘夷，代之以富国强兵。高杉强调，这就是勤国(kinkoku)，“为国服务”(这显然是在玩弄辞藻，引起人们对勤王即“为天皇服务”的联想)，因为，国富有赖于日本开放外贸，而国富产生强兵，无强兵则无法为国服务。[33]木户相信，由于这个理由，同样是为了避免“陷入外国人的魔爪”，[34]长州必须开放下关。伊藤博文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他坚持认为贸易在当下对日本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没有国内的团结，贸易也是危险的，[35]但他仍然支持下关方案，井上也是如此。然而，来自非正规部队成员的激烈反对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现。实际上，高杉、伊藤和井上在1865年4月底都被迫躲藏起来，以免攘外支持者的报复。然而，在接下来一个月里，木户返回了藩国，并支持了他们的方案，结果使藩政最终做出了开放对外贸易的决定，但仅限于通过在长崎的一家英国公司购买船只和武器。[36]
同时，主要在高杉和大村的主导下，以西方标准重新组建和装备藩国军队的措施也得以推行。这一进程涉及到许多事情，其中就包括把非正规诸队在某种程度上纳入中央控制的努力。这一举措引起了关于这个政策的动机在多大意义上是政治性的争论，即旨在使诸队与帮助它们组建的“资产阶级”脱钩，而将其更加全面地置于“官僚专制”的控制之下(这被认为是1868年后发生在全日本的变化的预演)。[37]
显然，此类纪律建设在严格的军事改革中有其合理位置。而对于那些新近获得权力并且意识到其同盟和追随者中有一部分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攘外)与自己的意见并不一致的人来说，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已知的证据下，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这一争论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长州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至少足以使我们不会相信任何关于木户、高杉以及长州政府中的其他武士领导人，是由其村长或商人朋友造就的说法。更令人信服的主张是如克莱格所论述的那样，[38]认为诸队的组建首先是一个军事决定;这个决定是由当权的武士阶级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一些相当富裕的非武士通过它得以获得垂涎已久的某种程度上的武士地位，从而使他们比过去在更大的程度上脱离乡村社会。这就意味着武士与富裕平民之间的“联盟”，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只可被视作为对抗外敌及其带来的危险而应运而生的一种“团结”的形式，而不可视作出自地位相等且追求相似政治目的人所做的安排。
然而，无论作何理解，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在在长州掌权的人，是一群决心要通过实行一套比早前“志士”提出的方法要精致得多的政策来拯救其国家和藩国的人：他们以富国强兵取代简单的攘夷，以求得军事上的生存;通过获取官职，而非诉诸于尊皇主义情感作为达成团结的途径。他们为这些政策，也为他们自己的地位，从最广泛意义上的农村和城下町的统治精英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那里赢得了承认，结果使日本向反幕联盟的形成迈进了一大步，因为这个联盟的敌手越来越难以通过“攘夷”的分化效应作梗了。这些人还描画了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创建一个强大的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首先看到这个联盟成为现实并相当成功，然而我们还将看到关于如何才能实现其目标的争论。对于明治国家的性质而言，两者都非常重要。
【注释】
[1] 真木的计划在田中惣五郎的《明治维新体制史》第9-19页得到了详细的论述。
[2] Craig在Chōshū第204-207页对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做了有益的总结。
[3] 《岛津久光公》第三卷包括了多则出自于朝彦亲王和近卫忠熙求助萨摩藩反对极端主义的呼吁文件，这些呼吁显然已经到了张皇失措的地步。这些呼吁信件伴随着内容大致相同的天皇的亲笔信。见Sakata，Meiji Ishin shi(1960)，pp.152 -155; Toyama，pp.116-119; 以及Katsuda，ōkubo，1:469-476。
[4] 关于反浪人措施，见Hirao，“Bakumatsu”，特别是第542-546页。
[5] Satow,Japan 1855-1864，p.119.
[6] 肥前藩主锅岛直正像萨摩藩一样支持公武合体政策。他对极端主义者的破坏性行 动非常不安，因此欢迎采取步骤使他们就范。芝原拓自，《明治維新の權力基盤》，第99-101页。另外，《维新史》3:549注意到另外几个藩主，包括馆山藩主和备前藩主，都反对志士的计划。这表明，如我们可以预期的，在挑战封建权威本身这件事上，在大名中，甚至包括那些在政治上不太活跃的大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团结。
[7] 见Jansen,Sakamoto，pp.143-150。
[8] 最完整的相关论述是Hara,“Tenchugumi” 。
[9] 该文文本见Hara,“Tenchugumi”，2: 1229-1230。
[10] 见《维新史》，3:602-621。
[11] 我在这里关于水户局势的叙述参见《维新史》，4:92-110;芝原拓自，《明治維新の權力基盤》，第149-183页。
[12] 该信(署名日期为1864年5月22日)的全文见涩泽荣一，《德川庆喜公传》，6:93-94。
[13] Hara(pp.58-61)强调了这一点。
[14] 细节见Umetani，pp.326-330; Hirao，“Bukumatsu，” pp.565-567。
[15] 高杉信件的内容文本，见Tokutomi，Koshaku Yamagta，11:312-314。
[16] 我们对这些诸队的描述是基于Seki，Hansei kaikaku，pp.128-137;Tanaka Akira,pp.118 - 121; Haga，pp.63 - 65;和Craig，Chōshū，pp.199 - 204。此外，Craig 在Chōshū 第271-272页中详细分析了三支诸队的社会构成。
[17] Craig，Chōshū，p.215.
[18] 1864年2月27日备忘录，见《木户孝允文书》，2:1-7，第3-4页。
[19] Craig，Chōshū，p.280.
[20] 《源氏梦物语》中有关于这场战斗详细并生动的描述。在那里，这场突袭被描绘为不过是长州试图驱逐会津军队的努力。根据这一说法，皇宫之所以被攻击，仅仅是因为松平容保的军队占据了那里的缘故(Satow，Japan 1853-1864，pp.173-219)。下中弥三郎(《大西乡正传》，1: 271-286)从萨摩的观点出发，提示萨摩之所以在这个场合下要保卫幕府，是因为天皇下令要它这样做，而同情幕府的公家在袭击前一天把长州的计划泄露出来，使一桥庆喜能够确保萨摩军队保卫幕府。
[21] 1864年10月7日西乡致大久保表示，他希望对长州战争的胜利将使长州大名的领地被削减，并迫使他迁移到东日本成为可能，见《大西乡全集》，1:471-476。
[22] 1864年10月16日西乡致大久保，同上书，第490-504页。
[23] 1864年11月11日西乡致大久保，《大西乡全集》，第548-553页，见于第549页。又见西乡11月7日信，同上书，第522-533页。
[24] 诸队的这一呈言见于德富猪一郎，《公爵松方正义传》，1:455-459。关于在某些地区诸队能否得到乡村上层人物的支持，见Tanaka Akira，pp.166 - 169; Craig，Chōshū,pp.281-285。
[25] Craig，Chōshū,pp.269.
[26] 这一论证取自于Toyama，pp.139-150。又见Seki，Hansei kaikaku，pp.132-137。
[27] Craig，Chōshū,pp.276，出自于其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考察过程中(pp.268-301)。
[28] 关于这个时期长州领导层的地位和背景，见Craig，Chōshū,pp.264 - 267;Tanaka Akira，pp.186-189; 以及主要人物的标准传记。Tanaka 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官位及其担当者的名单，该名单反映的是1865年5月31日政府官员重新任命后的 状况 。
[29] 可比较Silberman在“Elite transformation”中对明治官僚的分析。
[30] 这里引用的案例，见Craig，Chōshū,pp.286-288;Umetani，pp.331-339; Ito Hirobumi den，1:3-5。
[31] 这个没有注明日期的政见书见于《木户孝允文书》，8:22-24。有关它的提出的背景信息，见Shokiku Kido Ko，1:465-471。
[32] 木户致大马友之允，1865年9月7日，见《木户孝允文书》，2:89-93。注意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藩国(对马藩)的官员，其目的在于为长州的行动辩护，因此，可以视作一封特别的申诉书。
[33] Tabaka Akira，p.194n.
[34] 高杉致诸队指挥官，1865年4月18日，见Tukutomi，Koshaku Yamagata，1:566-567。高杉想必因为预计到会遭到敌意的反应，所以小心翼翼地提到开放下关(这实际上是外国公使们提出来的要求)，对于防止外国的进一步攻击是必需之举。
[35] Ito Hirobumi den，1:202.
[36] 木户是在致山田宇右卫门的一封信(1865年10月16日)里提出这个主张的。在这封信中，他毫不犹豫地谴责了攘夷(《木户孝允文书》，2:105-109)。整个事件在《伊藤博文传》，1:194-203得到了详细的记述。又见芳賀登，《幕末志士の生活》，第143-146页，这里谈到开放下关港的计划得到了下关的尊皇主义商人白石正一郎的强烈支持，这应当是出于商业的考虑。
[37] 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见Craig，Chōshū,pp.324-326; Tanaka Akira，pp.235-236。
[38] Craig，Chōshū,pp.274-281,292-295.
[Ⅰ] 两人都曾被藩国政府逮捕，但在朝廷的干预下得以释放，后来又被长州藩提拔。
[Ⅱ] 冈义武，《近代日本的形成》，第62页。《源氏梦物语》评论了藩国代表增加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变化，称赞道，“大街小巷挤满了步行的和骑马的武士;愉快和美景成为一天里的常态，京都的繁荣是之前朝代未曾有过的。”(Satow，Japan 1853-1864，p.72)。
[Ⅲ] 幕府随后没有着力确认和惩处乡村里那些只是简单为叛乱提供方便的人的事实，就表明叛乱者获得了如此之少的“群众”支持。
[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温和派”中只有29人被判死刑(《维新史》，4: 109-110)。这使我们忍不住要得出刑罚的差别与牺牲者的社会地位的关联，要大于其罪行本身的结论。
[Ⅴ] 我充分地意识到这个判断的真实性，部分取决于在土佐(在较小的程度上在水户)出现的模式是整个尊皇主义运动的特征的假设。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有的在第六章讨论志士的社会根源时已经给出。更多的证据可从在长州发生的事情那里导出，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看到这一点。萨摩的情况也能被证明与这个假设相一致，虽然不那么确信。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看到关于尊皇主义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这些年间不那么引人注目从而研究较少的地区的情况的信息。
[Ⅵ] 或许那些其经济地位意味着他们可能出于经济动机而参加志愿兵的人是一个例外;志愿兵中确实有一些来自乡村的穷人(见Craig，Chōshū,pp.272-276)。尽管如此，现代日本学者(例如Seki，Tanaka Akira，Haga)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些人是由那些出自乡村上层阶级的首领征召的，并受到后者的严密的控制。
[Ⅶ] 在这些年间，长州藩府在萩和山口之间迁移了两三回。前者位于日本海沿岸，是该藩传统的(也是保守主义的)中心;后者靠近内海和大多数诸队战士的招募来源地区。藩府所在地的变动，一般与该藩权力平衡转移相一致。见Tanaka Akira，Meiji，pp.131-132。
[Ⅷ] 有关这两派人即中立者和保守派的分析，见Umetani,“Meiji ishin-shi”,pp.339-341。他注意到保守派由上层武士主导，包括6名俸禄在300至1，300石高的寄组(yori-gumi)，而温和派或中立者的领导人包括了13名中级武士(他们中3人不满100石高，5人在100至200石高之间，有5人超过200石高，最高的是363石高)。然而，Craig在Chōshū第260-262页中论证两派人的身份差别，事实上并没有这番分析所指示的那么显著;毕竟，椋梨尽管是保守派领导人，但其实是只有46石高的中级武士。
[Ⅸ] 《木户孝允文书》，2:90.木户的血亲家庭——他于幼时被领养——是藩医之家。由于其他好几位明治领袖的家庭背景也都有医学成分(如大久保和大村)，而许多志士(如久坂与多位土佐浪人)，我们禁不住会思索这一成分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成为一群不同寻常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比日本的大多数人口更加可能认识到某些新近可用的西方技术(并非仅仅是医疗技术)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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