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皇主义运动的政治特征之考察转入这一运动参与者实际作为之论述，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攘夷，即对外国人的排斥。这毕竟是志士的追求，是天皇所领导的事业。因此，1858年之后发生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跟攘夷排外有关。
武装的武士对活动于条约港口的外国人施加暴力是1858年之后数年的特征。这些暴力行为表达了武士对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的愤恨，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因无力打破幕府对权力的垄断而产生的挫折感。在志士们看来，外国人的特权似乎就建立在幕府对权力垄断的基础上，这就促使他们以一种颠覆或者意在颠覆贸易条约决定的方式，制造牺牲者以泄愤恨。在头两年里的牺牲者中包括一位俄国海军军官、一个荷兰商船船长、一个法国人雇用的中国人和一个供事于英国领馆的日本人。1861年1月，汤森·哈里斯的秘书休斯肯在江户被刺杀，这一事件促使法国和英国公使(但不包括哈里斯)暂时撤退到横滨。同年7月，位于东禅寺的英国公使馆遭到夜袭。劳伦斯·奥利凡等使馆人员受伤，包括攻击者和卫兵在内的多个日本人被杀。[Ⅰ]
而且，人身不安全并非外国人唯一的不满。他们与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小，从一开始就令人失望，而究其原因，有人直指日本的官员们有意阻碍。[1]因此，外国人可能仅仅因为愤怒，或者由于相信武士的攻击得到官方的支持，为了维护条约赋予的权利并捍卫这些权利产生的利益，他们诉诸于武力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在这种局面下，对外事务与日本政治的互动，以一种在开港之前不曾有过的真实方式展开。现在，大冲突即将爆发的危险清晰可见，如果列强的代表失去耐心，那么人们即使有这样的意愿，也已然没有时间去避免大冲突的发生。
对这一危险状况的认知本身成为政治的一个要素。它使当事人变得谨慎起来，易言之，幕府和大名不再执着于彼此的分歧，而是求同存异，这一动向表现为幕府和大名在公武合体即“朝廷和幕府团结”口号下的一系列举动。然而，对危险状况的认知，也使那些亡命之徒发出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将制造更大动乱的威胁。他们的要求不是别的，正是驱逐外夷，“尊崇”天皇(尊王)。这两个动向之间的斗争，加之以幕府和大名之间第二次权力之争所带来的复杂性，构成了1860年到1863年日本政治的主线。
朝廷和幕府团结
对外国人的攻击，伴随着对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的攻击。对这类日本人的攻击，首先发生在1860年3月24日，井伊直弼于该日在江户城门之一樱田门遇刺身亡。这次刺杀是一群来自水户的武士在少数萨摩武士的协助下实施的。刺杀的目的不仅仅是对井伊惩罚他们藩主的报复，而且发出了夺权的信号。他们计划号召水户攻击住在横滨的外国人，号召萨摩攻击驻扎在京都的幕府军队;他们希望，这些攻击会激起一场不可逆转的、使日本对西方的政策改弦更张的运动。[2]这两个攻击没有一个得以实施，首先是因为水户和萨摩两藩的官员不愿冒风险。但是，这个做法本身，也即那些没有官职的武士，诉诸恐怖主义行动意在迫使当权者驱逐外夷的做法，却成为未来几年各地志士的行动模式。
尽管这个意在引发一场政变的计划被证明是打错了算盘、无果而终，它至少给一桥派尚存的大名们开启了一条重新获得政治影响的通道。摄政者遇刺使幕府行政当局顿时群龙无首，由一些得过且过、声望很低的人来掌权(考虑到井伊的任命，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井伊被刺后担任幕阁首席老中的是安藤信正和久世广周。他们一方面要面对来自批评江户没有保护其公民的外国公使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面对来自仇恨贸易条约及其签署方式的武士的压力;面对这两方面压力的幕阁新领导急欲找到某种妥协之道。
幸运的是，德川齐昭于1860年9月去世，使这项任务变得稍许容易起来。因为岛津齐彬和井伊直弼也都已去世，这就意味着在将军继承人之争中的三个主要当事人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而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在情感上势必难以相容。作为妥协的姿态之一，幕府决定对其他一桥派人员，包括松平春岳、一桥庆喜、山内容堂，给予有条件的赦免。安藤信正和久世广周还采取了一个更加的积极措施。他们重启了井伊直弼在1858年末一度考虑过的提案，即让将军和天皇的一位亲属结婚，藉此修补与京都的裂痕。1860年5月，他们正式提议德川家茂迎娶孝明的皇妹和宫。在7月他们再次提出请求，尽管他们最初的请求遭到拒绝。
在京都，天皇个人最能干的亲信之一岩仓具视于7月底或8月初准备了一份文件，对幕府建议的含义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利用这一建议等事宜作了评估。他写道，幕阁正试图“利用朝廷的声名来提升幕府的权威，以平息人们的不满”。于是，现在，迫使将军“私下里把主要政治权力归还朝廷”，并把他的决策建筑于“国家整体的观念”即咨询藩主的基础之上，变成既可能达成也值得追求的事情。[3]
同时，岩仓也清晰地意识到德川幕府不会不战而降，也意识到大多数大名并没有做好加入反幕联盟的准备。而且，对外国人的攻击甚至会带来双重威胁，同时使日本陷于“国内和对外关系两个险境”。避免这个危机的出现是京都的责任。唯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对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东西做出名义上的让渡。”换言之，同意和宫婚事，以换取幕府接受天皇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这就使朝廷获得了真正的(即便没有得到承认的)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力。
岩仓的这一结论(尽管不包括其论证的理由)为孝明天皇于1860年8月6日致关白的信所采纳，两天之后，这封信经关白之手送交所司代即幕府驻京都代表。9月14日所司代做出答复，传达了老居的意见。后者实际上要反岩仓之道而行。根据幕府的主张，联姻作为达到幕府和朝廷团结的一个手段，本身就构成朝廷介入外交事务的一个前提。幕府断然拒绝了所谓攘夷立场，即团结必须建立在先行做出排外承诺这一条件的基础之上。幕府声称，“如果国内状态不成秩序，则我们无法在对外战线上取得成功……因此，将军希望立即向全国展示朝廷和幕府的和睦。”[4]为达到这一和睦状态，将军愿意在尊皇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诺采取反抗西方的行动，但须以在国家尚未准备好之前不对西方采取敌对行动为前提。“在从现在算起之后的七到十年间，”该文件说道，“我们将肯定采取行动，通过谈判取消条约，或者通过武力将外国人驱逐。”[5]
这个附带这些条件的提议虽没能使在朝廷或在藩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满足，但在那位仍旧极力想避免与江户决裂的天皇看来已经足够了。10月2日，天皇正式(尽管仍是私下地)同意了联姻。这就使幕府得以空出手来，或者似乎是空出手来，对付其政策的另一个侧面，即调整与列强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幕府于1861年派遣使团远赴欧洲。该使团公开宣称的目的是要同列强在推迟开放江户、大阪、兵库和新潟等港口(在未来的两年内开放)事宜上达成一致;幕府提出的理由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克服日本民众的排外心理，这一心理是经数世纪的闭关锁国养成的，并因与外国通商导致的物价上涨而变得更为厉害。[Ⅱ]
对于这个说法，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起初很不以为然。但是，1862年2月，也即在赴欧使团出发后不久发生的对安藤信正的未遂刺杀，让他相信目前的政治局面非常危险的说法不只是幕府的虚构。他很不情愿地得出如下结论：“将军的政府确实面临着不同寻常的困难，确实有真实的危险必须对付，这些问题威胁着幕府统治、威胁着政府的存在。”在内外危险的压力之下，幕府几无可能开放更多的港口，除非列强“已准备好依靠为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强制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要求”[6]。由于阿礼国觉得牵涉到的贸易额实在不值得列强大动干戈，他建议接受日本的提议。1862年6月，当时身在伦敦的他受命与日方谈判，并达成协议，规定更多的港口开放推迟至1868年1月，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协议重申了贸易条约的内容。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其他列强也都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到这时，幕府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用来对付它所面临的问题，尽管这个办法在外国事务问题上对京都和伦敦的承诺是彼此矛盾的。所谓公武合体即“朝廷和幕府团结”的政策(如和宫婚姻所体现的)，确实使武士的反对得不到天皇的支持，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上是如此;而这个政策的另一个产物——伦敦协议——也略微减小了与西方发生直接冲突的机会。这似乎给日本重新武装并控制极端主义者制造的动荡(如果不是沙文主义的行动的话)带来了喘息的时间。
但是，幕府并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它的所作所为已经使改革大名的东山再起成为可能。对于江户来说，如岩仓所指出的，“公武合体”意味着利用天皇的威望来提升幕府的权威，无论幕府如何声称它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全国的”利益。但是，在一些雄藩大名看来，公武合体则意味着他们又有可能以天皇的名义干预政治，以达到扩张封建诸侯特权的目的。此时，在井伊之死后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下，这些大名跃跃欲试，要把以天皇之名干预政治的可能变成现实。
原一桥派的人物和藩国成了这一新的运动的中坚力量，虽然在这些年间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随着德川齐昭的死去，水户藩陷于分裂而自顾不暇。土佐藩则在一位改革大臣吉田东洋的领导下，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和军事需要。肥前藩也是如此。因此，这三个藩都无迹象要在江户或京都采取直接行动。但是，另一方面，长州，即位于本州西部的毛利藩却在这个时期首次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与萨摩藩一争高低。实际上，正是长州，在它的一位高官长井雅乐的推动下，首次在1861年春夏提出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公武合体政策。这个政策承认毁弃通商条约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提出如下的愿景——一个在井伊直弼的安正大狱清洗了其最能干的官员后，幕府不再提出的愿景：通过与西方发展关系来增加国富、增强国力，而且通过实施一系列在施政重点上与幕府主张相当不同的政治方案来寻求“一体”。用长井的话来说：
幕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通过它的行政系统，向各藩发出符合朝廷命令的指示。如果这样做了的话，政策的总方针将由朝廷决定，由幕府承担执行的责任。于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适当关系就得到遵从。结果，和平将迅速在国内得到保证……相反，如果我们仍旧照现在的混乱方式行事，在朝廷与幕府之间没能达成一致，没有清晰的政策，那么，我们国内的困难局势将愈演愈烈，我们人民的生计将遭到摧毁，我们最终将落入任由蛮夷蹂躏的万劫不复的惨境。[7]
1861年7月长井被派往京都，在那里他的方案被接受;然后，他又被派到江户，在那里，他为他的藩国获得了在两个政治权威之间扮演“斡旋”角色的命令。[Ⅲ]但是，在他全力以赴实施这些命令之前，他的计划突然因萨摩藩的一个举动而相形失色。
如前所述，萨摩藩在岛津齐彬的领导下，曾是改革活动最活跃的藩国之一。然而，安正大狱和齐彬之死使藩政落入保守主义者手中，他们放弃了前藩主的大部分政策。[8]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1859年底。其后，随着齐彬的同父异母兄弟、新大名之父久光开始执政，一批1858年服务藩政的官员重新获得任用。同时，久光允许由大久保利通(他也曾服务于齐彬手下)领导的萨摩尊皇派武士同自己建立联系。
大久保与久光的关系在1860年春天变得更为紧密。此时，井伊直弼去世的消息让两人都深切地了解到大久保追随者所要求的激进行动的危险以及它潜在的利用价值。事实上，这促成了两人首次会面，通过会面，两人均对彼此的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面上，他们达成一个交易：大久保应致力于节制武士们的莽撞行为，其劝服方法是主张萨摩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将比由鲁莽的尊皇主义集团采取的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暴乱，能更加有效地改变幕府对朝廷和通商条约的态度;而久光则承诺一旦时机成熟，将在全国事务上采取主动，言下之意是要继承其死去的同父异母的兄长的遗志。这次会面后不久，大久保就被任命出任一个位阶不高的官职，开始在藩国政府和大名府内建立一支追随者队伍。
在这之后的18个月内，形势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因为和其他强藩一样，萨摩此时仍然敬畏幕府的报复性打击。可是，大久保却发现越来越难以约束激进主义者的行动，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朝廷和幕府因和宫婚姻而有和好的迹象。在1861年底传来了公主离开京都前往江户的消息。这个事件(它被想象为违背天皇的意愿)在鹿儿岛激起巨大的抗议，导致大久保及其同党要求萨摩追随长州的榜样，派兵保护朝廷。
对动乱的恐惧，加之对长州的妒忌，使大多数藩政官员，甚至包括那些与大久保意见不同的官员，都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到当年12月底萨摩藩制定了一个由久光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进驻京都的计划。从表面上看，久光率领这支军队是在去江户访问的途中在京都停留，但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朝廷赞同再来一次“调解”。这个调解采取的形式，仿佛是桥本左内1858年行动的再现，是要求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进入幕阁，担当起有效监督政策的职责，藉此恢复国家对幕府掌管政事的信心。萨摩的领袖们要亲自到将军的首都提出这一要求，以确保它不会遭到冷落。
作为计划的第一步，大久保被派遣到京都与近卫忠熙做初步的磋商。他携带了一封出自久光及世子的长信，并于1862年2月12日把信交给近卫。[9]该信指出，幕府的政策无视大名的意见，使国家的安全和“德川家族的命运”都陷入困境。这些政策因此必须改变。该信声称，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像极端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推翻德川幕府。天皇和萨摩都不欢迎这样一个结果，而是要用新人，那些像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一样同情朝廷的人来取代幕府当前的决策者。
久光指出，这一次雄藩大名必须针对他们努力做出这一改变可能招致的谱代大名的防御性反应(如他们在1858年所做的那样)，采取应对措施。为此，他有意不但亲赴京都，而且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并且同其他大名谈判合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有必要号召尊皇武士起义反抗幕府，不过他还是更希望以“不挑起敌对或对国体有害”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这个提议尽管已经比当时武士们的要求温和得多，但近卫及其同事的反应却是谨慎有余热情不足。他们并没有忘记几年前类似的环境下，雄藩大名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他们免于井伊直弼的怒火。但是，他们的犹豫无法改变事态的发展，因为久光决意要一试武力。西乡隆盛这位原齐彬手下的干将、全国尊皇派的英雄从流放地被召回。久光带领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开进大阪，然后进驻京都。
久光在1862年5月14日抵达京都后，立即向朝廷官员通报了他提议的细节。[10]这包括：对井伊在1858年惩罚的公家和大名彻底平反;任命庆喜和春岳出任幕府要职;解除安藤信正的幕阁职位;将军访问京都以解决外交政策问题;朝廷任命一小批雄藩大名充当天皇的代表监督幕府兑现其承诺。[Ⅳ]到7月初双方同意这些要求应当成为天皇特使大原重德带到江户的敕令的主体，而将由久光护送他出使江户。
而在此之前，京都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传到了江户，那里已预见到朝廷可能提出的一部分要求，并做出相应的动作以避免难堪。5月9日安藤信正被解除官职，两周后，对原一桥派成员之间的会面和通信的禁令终于取消。6月27日，大原尚在去江户的途中，幕府宣布将军即将为了国家团结正式访问京都。次日，久世广周辞去老中职位。
尽管如此，当大原于7月3日到达江户时，他发现他的出使绝非一帆风顺。幕府做出的让步毕竟都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而非为萨摩铺就胜利之路。首先，松平春岳仍旧挣扎于家族忠诚的呼唤，并对岛津用心的纯粹性将信将疑。因此，在他愿意接受政事总裁(Seiji-sōsai)职位(与摄政相当)之前，必须做足游说工作。其次是谱代对水户的敌意(此乃1858年的又一遗产)使得一桥庆喜被任命为将军监护人(Kōken)一事困难重重。事实上，唯有在大久保和久光的若干近侍威胁要使用武力对付作梗的官员后，老中们才不再顽抗。而且，直到8月中，几乎是在庆喜得到任命的一个月以后，德川家族的另一位亲戚会津藩主(家门，23万石)松平容保才得到京都守护职(卫戍司令)的任命，他取代所司代成为幕府驻京都的首席官员。
毫无疑问，大多数幕府官员，如他们后来的行为所表明的，都无意于让庆喜、春岳和容保三位高官掌握真正的政策控制权。对于他们来说，三人担任幕府高官不过是为了贿赂岛津，是掩饰幕政一切如故的烟幕。然而，这绝非岛津对事态的看法。在于1862年9月12日致庆喜的信中，久光清楚地亮出自己的观点。[11]他提出的要求包括：安排将军尽早访问京都;增加1万石土地用于维持天皇的开销，和对“忠诚”公家增加土地奖赏;惩罚那些在安政大狱中与井伊直弼合作的幕府和朝廷官员。从长远的观点看更为重要的是，久光要求在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上做出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应当放宽参觐交代的条件，停止幕府以建设公共工程为名搞财政索取，“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建立反抗外国人和平息国内动乱所需要的防卫力量”;应当改进沿海防御，特别是京都地区的防御;减少政府在非防卫事务上“浪费”的支出;应当改变京都的护卫责任，把这个责任委托于四五个强藩，轮流执行任务，不这样做的话，“人心浮动永无宁日”;应当安排大名委员会而非老中来处理外交政策的日常问题，这个委员会由四个外样大名和四个谱代大名构成，每个成员大名拥有的土地在10万石到30万石之间。
这个文件清晰地显示了萨摩路线的“强藩”偏好。这个方法几乎没有给京都任何实权，一如幕府的“合体”论对朝廷的做法一样。当然，岛津的计划仍然比幕府的要积极得多;但除此之外，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仅在于它们希望看到的权力行使的方法上：是由将军及其官员行使，仅在名义上得到了朝廷上的同意;还是通过一种会商的方式行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大名作为天皇的“代表”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毫不奇怪，大名委员会的构想对像岛津这样的外样、像松平春岳这样的家门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对谱代大名的吸引力，后者中拥有10万石领地的少之又少。实际上，谱代的反对使萨摩的大部分改革建议无法得到实施，尽管在行政和军事改革上确有一些真正的尝试。[Ⅴ]一个重要的改变是1862年10月初宣布参觐交代条件放宽，据此改革，大多数封建大名在江户居住的时间减少到每三年一百天。结果，按照《源氏梦物語》的说法，“转眼之间，繁华之城江户变成一片荒漠。”[12]
不过，这不但夸大了萨摩的成就，而且还意味着对萨摩目标的误解。这一点，可清晰地见于岛津久光后来劝说朝廷给予江户新的执政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的努力。久光在于9月30日回到京都后不久，向天皇递交了一封长信，论证只有在暂时停止攘夷要求的情况下，他取得的初步胜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13]朝廷下令排外，即便是出于振奋日本士气的目的，也会招致大难，因为幕府完全可以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朝廷的权威将受到质疑”;而且，如果武士们因此受到鼓励，果真将攘夷付诸实施(这绝非不可能)，他们将把日本带入中国所经历过的命运之路。实际上，军事行动必须在国内改革后发动。唯有在幕府没有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久光主张，唯有当幕府继续像它以往那样，“只知道恐吓和压制诸藩”时，朝廷和大名才应该从幕府那里，把政策的主动权夺过来。
因此，久光一直坚持诸藩独立是创造新日本的唯一基础，这就决定他是完全从封建传统的立场出发来反对幕府的。不过，他仍然明白，现在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将军和大名各自权力传统分配方式尊重与否的问题。一方面，外国武力攻击的危险近在眼前，而且这一危险又因他一些陪臣的行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逼近。这些陪臣在从江户回到京都的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杀害了一个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另一方面，大名本身是分裂的：一直努力争取天皇支持的长州，已经把尊皇运动推到一个要摧毁萨摩定义的“公武合体”的极端。最重要的是，尊皇武士绝对不会接受现状。他们最初对久光寄予莫大的希望，因发现他既无意于尊皇，也无意于攘夷，当然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尊皇攘夷，结果，他们再次诉诸暴力，为实现目的而在京都大搞恐怖活动。
攘夷
这一部分的故事始于1861-1862年的冬天，当时，萨摩的领袖人物——包括(虽然仅在边缘的程度上)大久保利通和一两位尊皇主义者——开始就岛津久光干预全国事务制订计划。如前所述，这个计划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公武合体”的利益，而迫使江户任命前一桥派成员，特别是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担任幕府高级职位。但是，为“志士”普遍理解的萨摩计划想要实现的目标要比这大得多。
大久保曾一度试图劝说萨摩狂热武士，“官方”行动将比武士们自行其是、不加区分的暴力行动更为有效。这就意味着，萨摩官方的作为在性质上至少会满足极端主义者的部分要求。因此，当久光终于在1862年春天率兵前往京都时，许多极端主义者都相信这乃是尊皇主义者反对德川幕府政变的第一步。即便是在萨摩，除了大久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尊皇者知道真实的计划。而在九州的其他地方，这一误解更为常见，因为信息的主要来源是鹿儿岛的极端主义者和天皇朝廷里的同情者，这两者都缺乏现实主义和谨慎精神。
结果，萨摩的有马新七与久留米的真木和泉以及筑前的平野国臣一道，策划了发动尊皇主义者起事的阴谋。这个起事计划发生在久光到达京都郊区之际，意在对他表示支持，如果久光有意发动一场反幕府的政变的话;或者，如果久光无意于此，就向他传达一个既成事实，藉此迫使他发动政变。如平野在1862年5月6日(当时久光正率领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军队接近大阪)的一个文献中描述的，起义将由萨摩人根据天皇的敕令执行，并得到志士的支持。起义将从攻击幕府在京都、大阪和彦根的驻军开始，继之以向江户的进军，直至胜利。这样，平野说道，将军将被赶下台，降至“与其他雄藩大名一样的地位”[14]。
在大阪会商的真木和有马对形势的判断甚至更为简单。他们认为，需要做的不过是刺杀幕府在京都的首席代表关白九条尚忠和所司代酒井忠惇，以点燃起义之火。他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行动的。
在这些情况下，大久保对控制激进派的行动几乎无计可施，因为在后者的眼里，他因为亲身参与了久光的计划而遭受怀疑。甚至刚从流放地回来、更为激进派信任的西乡隆盛也无法克制激进派行为。事实上，西乡有没有尝试克制激进派行为本身也是一件可疑的事情。而且，无论如何，他在5月9日被久光弃用。[Ⅵ]这就使封建纪律成为当局唯一可以用来克制激进派行为的工具。
5月13日，平野国臣在试图与他刚抵达京都的藩主黑田长溥争辩时被捕并送回福冈。受到这个举动的刺激，当久光获悉5月21日晚有马、真木等人在伏见附近的寺田屋密会商谈其计划的最终细节后，即派家臣去传达要求有马、真木等放弃计划的指示。结果，在寺田屋的黑暗中发生了一场混战，有马等多人被杀，其余阴谋者在久光的命令下被制服。真木和泉被送到他的领地监禁，其余的二十余人被送回鹿儿岛并遭到羞辱。
这样，利用岛津久光现身京都来推进尊皇攘夷事业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朝廷自身也表示松了口气：“浪人的行为，”朝廷这样说道，“不仅威胁了国家团结，也与天皇意愿完全相悖。”[15]更重要的是，寺田屋事件标志着在萨摩尊皇主义者中，不再出现任何自行其是的阴谋计划。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这个事件证明尊皇主义者过于弱小，无法直接挑战他们藩主的权威。但这还因为阴谋的失败使西乡和大久保很快重新确立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两人又能够在这样一个命题下——必须由萨摩藩而非由萨摩武士个体来行动——把尊皇攘夷运动统一起来。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又是受益于久光希望在全国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意愿，受益于与英国的争端导致的1863年的军事冲突，两者都给予萨摩尊皇主义者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意义，使他们为之自豪，从而更容易使他们在自己不完全赞同的政策上与藩政合作。于是，萨摩藩自此至1868年发展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就是西乡和大久保致力于从保守派那里夺取政权，武士的骚乱和不满则变得无关紧要。随着大久保在6月17日被提升到更高的官职，这些变化几乎马上就开始了。
在长州，形势则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发展着。[16] 6月17日，即大久保升职的那一天，长州公武合体的主要倡导人长井雅乐终于屈服于那些要求他辞职的人的压力。那些人反对他的理由之一是他未能维持长州的政治主导地位，这一地位似乎已经从长州转移到了萨摩那里。另一个理由是他“合体”的概念牺牲了“攘外”的概念，在尊皇主义者看来，这是对他们认为属于天皇的思想的大不敬，招致那些接受吉田松阴继承人久坂玄瑞和木户孝允领导的武士的愤恨。确实，第二个理由甚至在长州的温和派那里也是有说服力的，他们不仅抛弃了长井，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他的政策。原先，这些温和派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既要对朝廷表示忠诚，又要对幕府保持信任。然而，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讨论后(木户于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长州的武士们正式做出决定：在两者之间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前者优于后者;换言之，对于长州人来说，尊皇攘夷是“合体”的基础。
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注意到这个决定是由在京都的长州人做出的，也就是说，是由那些生活在朝廷庇护和尊皇主义者阴谋的炽热氛围中的人们做出的。后来，在复古的那些年间，这样的局面又将多次促使在京都的人们，采取那些远离京都政治(无论是在江户还是在藩国城堡)之人所难以接受的政策。确实，我们不能从这个决定推出尊皇主义者已经控制长州的结论，一如不能因为大久保的升迁就断言尊皇主义者在萨摩已胜券在握。
诚然，现在木户和大久保一样，也确保在藩国政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两人占有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藩国政府与极端主义的沟通中，起到某种桥梁的作用，并对后者形成某种制约，或者说，是因为他们能够给藩国政府制造麻烦;而不是因为他们处于政局的核心。在萨摩，主持政事的是大名之父岛津久光，大久保必须以属臣身份与他共事。在长州，主宰政局的是一群更为温和的中级武士改革者，木户在等级上，如果不是在信念上，也属于这个集团。两个藩国的政权结构都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
然而，两个藩国的政治重点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因为在京都发生的事态而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变化又因土佐在18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而得到了强化。[17]在土佐，当它的前藩主山内容堂因参与一桥派而被幕府软禁于江户时，藩政由改革者吉田东洋所掌管，后者的世界观与萨摩的岛津齐彬和长州的长井雅乐有许多相通之处。东洋改进了藩政效能，尤其是那些与税收和藩政垄断相关的藩政;引进了新的武器和战法;鼓励“兰学”，甚至还在长崎开设了一个代表处，以便于土佐外贸的发展。
接近1861年底，东洋在一则笔记中指出这样做的种种好处——创设一支西式的海军，建立海外殖民地。[18]在1862年初，他采取措施改革土佐社会，并把这些改革视为达到上述更加广泛的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他的改革包括简化武士阶级体系，提携“有才之人”;废除专门人才世袭的传统，涉及面从军事专家到儒教学者，给那些接受过西方技能训练的人创造更大的机会;重建藩校以培养具有西方技能的人才，他们应不但从高级武士中，也从低级武士中招收。从1862年4月21日起的两周之内，土佐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令着手实施这些政策。
这里我们能看到明治领袖们最终要做的事情的轮廓，一如我们能在更早的岛津齐彬那里看到的一样。显然，保守主义者并不会对这些改革计划感到满意。[ⅶ]但是，我们不可由此推出“志士”会自愿支持这些计划。在他们看来，藩内改革唯有在使土佐更有效地推进尊皇攘夷事业基础上才有意义;为此，因为东洋没有去追求这个事业，从而他个人及其政策均被志士们谴责为拥幕。因此，武市瑞山的追随者同心协力刺杀东洋这一事件，绝非偶然地发生在1862年5月6日，即紧接着新式藩校开学之后，紧随其后的正是岛津久光到达京都。
武市，如前所述，与大久保和木户不同，是一个乡士，缺乏被任命为藩国官职的地位。不过，这时他能够通过比他地位高的同盟者介入政策决定过程，要求土佐像萨摩和长州一样，在全国政治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即便如此，也只是到7月末他才终于如愿以偿。年轻的大名丰范离开高知前往京都。此后，又花费了几周时间(因为丰范身患麻疹)大名一行才进入京都城。这使陪伴年轻大名的武市最终得以与长州的尊皇主义者及其在朝廷的同盟者直接接触。
那么，接近1862年9月底的京都局势是什么样的呢？城里有一大群来自长州的武士，他们在政治上跃跃欲试，并同朝廷的官员有所合作。木户孝允因为有任官职，在这些武士和他们的藩国政府之间充当了沟通的桥梁;长州大名现身于京都，给予那些武士的所作所为以合法性，尽管那些仍然留在萩城即长州都城的官员们不时地对这些作为表示反对。此时，年轻的土佐大名也在京都，而且随着他更加保守的参谋返回高知，武市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与长州的毛利一样，土佐大名也带来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随从队伍，这些人的到来，大大加剧了京都街头的混乱程度，增加了发生动乱的风险。
显然，幕府在京都的代表既没有反对尊皇主义者的实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志;而朝廷对尊皇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朝廷意愿的做法也是无计可施。导致后者的原因之一是尊皇主义者发展出了一套能够间接控制朝廷决策的方法。有的志士住进了对他们观点表示同情的朝廷贵族的家，这样一来，这些志士的极端行为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以免于其封建上司的惩罚;另一方面又使武士们的行动得以同他们在朝廷中的公家同盟们相互协调。其他的志士则成为他们大名的“保镖”，并发现越来越有可能在官方正式场合下声张尊皇攘夷之道，并为此向天皇请愿。在这种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气氛中，[Ⅷ]朝廷的高级官员们完全没有此类政治斗争的经验，感到难以抵抗来自极端主义武士们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压力。
有两个人或许有意愿也有能力恢复京都的秩序。但其中之一山内容堂仍然在江户，他在那里曾一直致力于避免幕府和萨摩在大原出使江户一事上的公开决裂。另一人是岛津久光，此时正在护送大原返回京都的途中，但现在，刺杀英国商人理查森将引发萨摩与英国冲突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岛津的心中，自己藩国的利益已取代尊皇主义斗争成为当务之急。果然，在他于9月30日到达京都后不久，即向朝廷明确进言，要拒绝那些以惩罚将军、把外国人驱逐出条约港口为目的的“鲁莽建议”。[19]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仅仅靠进言，不管措辞如何严厉，也无法压制长州和土佐凭借武力威胁在京都建立的统治。另一方面，在萨摩可能遭到外国攻击的情况下，他也无意于通过强力打破长州、土佐藩士对京都的控制。10月16日他返回鹿儿岛，放弃京都于其对手。
一旦尊皇主义者控制了朝廷，他们究竟会作何打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我们对极端主义运动目的进行一般性讨论时引用过的两份重要文件那里得到答案。[Ⅸ]一份是长州22岁的藩士久坂玄瑞在1862年8月底向其藩主提交的长信。在这封信里，他提出了“恢复天皇威权，改革幕府行政”的建议。[20]他呼吁采取果断行动，使幕府在一桥庆喜和松平春岳的领导下，采取驱除外人并惩罚向外国人卑躬屈膝、玷污国家之官员的政策。它还要求将军放松参觐交代并把制定全国政策的权力交还朝廷，以示对天皇的尊敬。作为将军接受这些条件的确证，他应亲赴京都，并由主要的谱代大名陪同。
另一份文件是武市瑞山在两个月后即1862年10月写的文字。[21]这份文件中包含了一封武市希望能够以其大名的名义向天皇提交的信件。在这封信件中，武市也谴责幕府的外交政策不可接受，并坚持要增强朝廷的政治权威。但是，他的强调点与久坂不同。他主张由尊皇主义武士来充任官员，由若干强藩而非仅仅是土佐和长州，来行使新的天皇权威。(www.xing528.com)
久坂的观点更有分量，因为长州对朝廷以及来自其他藩国的武士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于是，在11月，他得以商讨出一份由长州、土佐和萨摩在京都的代表签署的信件，[Ⅹ]力主再派遣一位天皇特使到江户，要求立即终止外国人进入日本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国耻”。
该使节所要传达的，一言以蔽之，是要马上把外国人“驱除”出去，而非如幕府一直承诺的那样，让外国人在七八年后“撤离”。诚然，在该信件中没有一处具体文字提到需要改变政治程序或政治制度，但所有当事人都能从信件中清楚看到，信件所建议的出使江户，实际上将成为幕府和敌手之间一次实力的较量。在三条实美这位朝廷中级官员、极端主义的同情者和土佐大名的亲戚被任命为特使后，关白近卫忠熙觉得有必要特别叮嘱他避免与江户公开决裂。[22]
最终使三条出使获得成功的，并不是幕府害怕天皇可能集聚的军事支持力量，而是在那些可能护卫幕府的力量之中出现的意见分歧。在三条由山口丰范率五百土佐藩士护送，于1862年12月到达江户几周之前，他将到来的消息已经动摇了刚刚经岛津久光帮助而掌权的人的权威，极大地削弱了反对朝廷建议的力量。松平容保已于11月8日威胁，除非幕府在外交事务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否则他就要辞去京都卫戍司令职位。他说，幕府的所作所为，给人以非但不惩罚外国的傲慢，反而压制日本国内批评的印象，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政治稳定的首要条件是不再向条约列强做任何更多的让步。再者，因为群情已被激起，幕府必须向公众表明它已经做好准备“按天皇的意志行动”。容保断言道，这将使幕府能够“安定人心，保持国体，创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23]。
松平春岳同意这个论断，不过，在他那里，幕府的困境更为明显。他承认，就其个人而言，他认为开国既是必需之举，也是可欲之事，但幕府的开国之道，毫无疑问包含着一种坏的算计，将摧毁日本生存所依赖的团结。幕府因“屈从于强者、凌辱弱者”而冒犯了朝廷，失去了封建大名的尊敬。幕府的作为，显示出它大事当前先顾自己的狭隘利益，这就使它的统治权利遭到挑战。为了修复这个损害，首先必须努力劝说朝廷放弃攘外的要求，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在与外国的战争中战败。如果将军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排外引起的骚乱将得以平息，他即可与大名们谈判以达成某种可以接受的政治安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将军应当辞职，忠诚地加入其他大名，成为平等大名中的一员，共同推进攘夷的事业。春岳论证道，将军毕竟既不能对执行一个他不赞同的政策承担责任，也无法反对国家团结所依靠的天皇。[24]
出自于这样一位人物的这般建议，对江户执政者无疑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使江户的决策者好几周都阵脚大乱。幕府老中们的实际做法是把丰范建议的顺序颠倒了一下：他们坚持履行条约比承认天皇权威更为紧迫。然而，出于对分裂所产生的可怕后果的认知，加之山内容堂坚持不懈的调解，最终达成如下妥协：幕府原则上接受排外的原则，如果这尚没有满足尊皇主义者的希望的话，但完成了三条出使的使命。但是，幕府拒绝规定从当天开始实施排外，而将日期的决定推迟到将军有时间访问京都之后。而且，在将军访问之前，先由庆喜和春岳打前站。1863年1月26日，在就此事宜多次交换信件后，三条离开江户返回京都。
这一切只不过是把政治运作的舞台迁移到天皇都城，因为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派大名——庆喜和春岳邀请岛津久光、伊达宗基和山内容堂到京都加入他们的下一轮讨论——指望将军的访问将为恢复京都的秩序提供机会。而“志士”则把将军访问当作将他们的恐怖主义方法用于幕府及其权高位重支持者的机会，这些恐怖主义方法已被他们成功地用于反对朝廷。于是，雄藩大名们的到来——始于松平容保于1863年2月12日、庆喜于10天之后的到达——就为在改革者和反叛者之间发生大冲突搭好舞台。如当时的许多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个冲突涉及到幕府权威、封建纪律等一系列广泛议题。[Ⅺ]但是，在最初，冲突是围绕着关于何时开始驱逐外国人的问题展开的。
1863年3月，尊皇攘夷极端主义者在长州官方支持下，[Ⅻ]成功地迫使数位他们不信任的朝廷官员辞职，包括岛津久光的同盟关白近卫忠熙。他们还确保一批他们自己的朋友得到朝廷官职任命。结果，幕府的代表们发现要朝廷同意他们的提议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
3月29日，幕府代表提出在将军返回江户20天以后即5月底或6月初，实施对外国人的“驱逐”——在朝廷的坚持下，攘夷一词在稍后的一稿中取代了这一表述。各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是相当快的。然而，4月6日在一桥庆喜、松平春岳和松平容保与山内容堂和伊达宗基会商后，决定必须正面解决朝廷和幕府的关系问题：或者天皇证实将军统治日本的权利，或者将军把他的权力完全交出。这是一种为关白等朝廷官员以其政治视野和经验难以抵挡的政治讹诈。结果，在4月24日，家茂到达京都后不久，朝廷和幕府即有公开的承诺交换。一方面，天皇正式授权将军，另一方面承诺幕府在行使授权时需要咨询朝廷。
然而，这一协议建立的基础相当脆弱，如岛津久光在1863年5月1日到达京都后就马上指明的那样。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与极端主义者达成妥协将是致命的，势必招致国内和国际战争。攘外的建议操之过急，“志士”的观点充满暴力而不可接受，朝廷对待庆喜及其同盟的做法是侮辱性的。现在需要强硬的手腕，而非绥靖妥协：恢复针对低级贵族的纪律;惩罚志士以及命令在京都没有具体事务的所有大名和武士返回其藩国。唯有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他才愿意在公武合体即“朝廷和幕府的合作”上继续合作。[25]
这一强硬路线的效果完全是消极的。尽管自信和野心使久光拒绝任何可能减少江户对他本人依赖的妥协(从而使长州在京都的地位几乎毫发无损)，他却因与英国的争执而无法投入兵力和精力强迫朝廷采纳他的解决之道。所以，在宣布了自己的声明之后，他于5月5日离开京都返回鹿儿岛，让他的同盟们好不尴尬。近卫忠熙从朝廷事务中退出，而大名们(松平春岳、山内容堂和伊达宗基)退居自己的藩国，留下27岁的一桥庆喜独自面对长州和尊皇主义者，只能指望从幕府官僚那里获得支持，而庆喜本人的提升已经对这些官僚的权力构成了挑战。
久光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大名之间的异会压倒他们的共同利益。就庆喜而言，他现在刻意表现的高深莫测，被幕府的敌人们称为江户“暧昧”(evasiveness)。他意识到在那些雄藩大名离去之后，朝廷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受制于“志士”的操控。这些志士正要求立即兑现将军攘外的承诺，甚至采取步骤要把天皇推到攘外的领导地位。对此局面庆喜感到无能为力，而且他的性格决定他不愿为此挑起正面冲突。结果，他选择了妥协。他定下了攘外的日期——6月25日。他清晰地表明这个日期是幕府将开启劝说外国人离开日本谈判的日子，[26]实际上幕府最终也这么做了。但是，送达大名的通知在这点上却闪烁其词、暧昧模糊。尽管它写明6月25日是定好的让外国人“撤走”(拒绝)的日子，但首先提到的却是“驱逐”外人(攘夷)。[XIII]结果，这使尊皇主义者得以对此做出与幕府的意愿截然不同的解释。
到6月25日，即约定的日子，长州的炮队向停泊在下关海峡上的一艘美国商船开炮。此后的几天对法国和荷兰的船只进行了攻击。尽管法国和美国军队进行了局部还击，但此后下关海峡对外国船只关闭。长州还强硬地通告幕府，它的有关以“和平方式”进行攘外的命令丝毫也改变不了冲突已经开始的事实。[27]
【注释】
[1] 当时有人评论道，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相比，日本的外贸“有点喜剧色彩，或者就像小孩玩扮演商人的过家家一般”(Michie，2:27)。Fox(pp.45-87)比较详细地报告了外国的不满。有关这个时期日本对外贸易的最好的论述见石井孝，《幕末贸易》;特别是此书第325页至329页关于幕府对贸易限制的讨论。
[2] 关于这个计划的陈述见《维新史》，2:710-714。
[3]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98-200，at p.198.
[4] 老居致朝廷，写作日期未标，1860年9月14日在京都提交;同上书，第200-204页，见第202页。
[5] Ishin-shi,p.203.后来的一个文件表明，武力唯有在劝服失败后方才使用。见所司 代致关白，约1861年1月8日，同上书，第206-208页。
[6] F.O.46 / 21，阿礼国致罗素密信，编号23 号,江户，1862年3月17日。这些谈这里只做了非常概要性的讨论，但可通过阅读如下著作做更加详细的研究： Ish Takashi，Zotei Meiji Ishin，pp.55 - 138; Fox,pp.87 - 96; 和Beasley,Sele Documents,pp.208-221。
[7] 长井雅乐的文件，署名日期为1861年第5个月(6月8日-7月7日)，见《岩仓公实记》，1:526- 534，at pp.533- 534。关于长井的政策的一般性讨论，见Craig,Chōshū，pp.168-172。
[8] 我的关于萨摩藩政策的阐述主要基于《鹿儿岛县史》第3 卷提供的非常详细的信息。亦可见Kutsuda，Ōkubo，vol.1; Shimonaka，vol.1; Shimazu Hisamitsu，vols.1and 2; Kaeda，Ishin zengo jitsu rekishi den，vol.4。
[9] 该文件署名日期为1862年1月，全文见于Shimazu Hisamitsu，1:18B-22B。
[10] 见Shimazu Hisamitsu，pp.38A-39B。
[11] 文件内容见Shimazu Hisamitsu,2: 35A-38A;又见Shibusawa，Tokugawa Keiki 5:268-273。
[12] Satow，Japan 1855-1864，pp.61-62。关于参觐交代见Tsukahira，pp.132-137。
[13] 1862年3月23日文件，见Shimazu Hisamitsu,2:50A-56B。
[14] 平野于1862年5月6日信件，通过大原重德提交给朝廷，见Junnan rokkō，1:346- 349。
[15] 天皇对久光的信件，1862年5月23日，见Katsuda,ōkubo,1:267-268。
[16] 关于当时长州的政治，主要参见Craig，Chōshū,pp.172 - 192。又见Umetani pp.322 -326。
[17] 关于土佐，主要参见Jansen，Sakamoto，pp.72-77，104-123，130-134。在Fukushima Nariyuki著作第255-271页中有关于吉田东洋的很有用的描述;又见Nirano,Yoshida,pp.110-152。
[18] 1861年10月11日备忘录，见《吉田东洋遗稿》，第268-270页。
[19] 1862年10月14日备忘录，见Shimazu Hisamitsu，2:50A-56B。
[20] Suematsu，Bōchō，3:329-330对此作了概括。
[21] Takechi Zuizan，1:119-124.
[22] 1862年12月2日信件，转引于《维新史》，3:284。关于在前一天对三条的官方指示，同上书，第282页。它们意味着任何因出使江户而做出的决定，幕府都有必要征询封建大名的意见。这也意味着对志士更为极端的观点，在朝廷内部仍有反对的势力。
[23] 1862年11月8日备忘录，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25-227。
[24] 1862年12月4日备忘录，见Select Documents,pp.227-234。
[25] 1863年5月1日陈词，相关概述见Shimazu Hisamitsu，3:7A-7B。
[26] 这一点可清晰地见于庆喜发给江户的指示：庆喜致老居，1863年6月12日，见Bea sley,Select Documents,pp.246-248。
[27] 长州致幕府信，1863年7月20日，见《川胜家文书》，第278-281页。一则关于幕府对这封信的讨论记录说这一解释是不可接受的：长州一直明知故犯地对抗幕府命令，因此必须受到惩罚。
[Ⅰ] 阿礼国对这些事件所带有的残忍做了很好的描述。在他看来，攻击外国人的是这样一类人：“常常喝醉，总是一副侮慢模样……地痞流氓制造的恐怖”(The Capital of Tycoon，1: 126)。
[Ⅱ] 老居致阿礼国，1861年5月30日，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08-211。当时物价是否因为外贸导致物价上升，这是一个难以判定的问题。虽然并非所有的记录在细节上都看法一致，有证据表明在1861年稻谷等食品价格上涨幅度相当大(并在其后的几年特别是1865-1867年间继续上涨)。参见Tsuchiya，“Bakumatsu doranki，” p.83;和Tanaka Akira,Meiji，pp.93-94。不过，物价上涨是否因外贸引起则似乎不那么确定。1861年的外贸规模仍然非常小(进出口总计不超过600万美元)。1858年进行的货币改铸提供了至少和外贸一样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从讨论日本政治的目的上看，物价上涨是否可归罪于外贸的问题，并不比许多日本人，包括“志士”，相信外贸导致涨价的事实重要。因此，物价上涨起到了刺激排外心理的作用，不管它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
[Ⅲ] “斡旋”(assen)一词在晚期德川政治中广泛使用，反映了在一个等级差别森严、政治按照垂直关系运作的社会中，有走动于各方之间的政治角色存在的必要。
[Ⅳ] 久光接下来提出的代表朝廷参与全国政治的大名包括如下藩主：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仙台藩和加贺藩。对萨摩藩的计划的这一解释据说是岩仓的贡献。岩仓认为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调和长州和萨摩这两个强藩的建议，同时确保这两个雄藩大名与那些能够对其野心形成制衡的藩主结成统一战线。见Ishin-shi，3:101-105。
[Ⅴ] Tanaka Akira在Meiji Ishin第72-86页中对这些改革做了概述。但他指出，这些改革的有效性受制于幕府高级官员的反对或缺乏改革的热情，他们关心的是保卫幕府的权威，反击敌手的攻击;还受制于幕府的僵化体制，这个体制使任何真正地提拔人才之举成为非常困难之事，即便幕府采取了某些符合这个方向的动作(特别是在军事事务上)。
[Ⅵ] 西乡本来就很勉强地接受了久光的计划。他在4月底被派出调查大阪和京都的事态发展。据报道，他在其后的一两周内与激进派有过接触。按照西乡自己的解释，他与激进派接触是试图赢得他们的同情，以达到缓和其计划的目的。对此久光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再次流放西乡。关于这个事件，《大西乡正传》第175-211页有完整但不很清晰的描述。又见Iwata著作第52页之后。西乡的弟弟西乡从道也因牵涉密谋而遭到惩罚。
[Ⅶ] 记载在Fukushima Nariyuki著作第58-59页的一则故事说，某日山内容堂与两个高级陪臣，在土佐改革的背景下，讨论了有关给予儒教学者和医生那样的专家固定补贴是否妥当的问题。山内认为，专家的收入应建筑在任职而非世袭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实际上就使他们的收入取决于能力。陪臣之一指出这同一原则不但可用于如他那样的家老，而且可用于大名、将军或许甚至天皇。这一谈话被视为是笑话。但它仍可能反映了在特权者中具有的一种真实的恐惧：打乱社会秩序，甚至仅在像“专业人员”这样较为低级的人群中打乱秩序，都可能打开机会之窗，引起更深远的变化。
[Ⅷ] 极端主义者爱用的一个手段是刺杀温和或拥幕朝廷贵族的地位较低的从属，以此向他们的上司发出警告。例如，在1863年3月中就发生了三个此类事件，在此之前，恐怖主义已在上一个冬天滋长，并随着主张公武合体的大名们到达京都达到高潮。在第一个事件中，被刺杀者的耳朵被送给两位朝廷官员，中山忠能和嵯峨实爱。两位官员都在几天后辞去官职。在第二个事件中，一位牺牲者的头颅被放在一桥庆喜家的院外，他的耳朵则被送给岩仓具视。在第三个事件中，一个被砍下来的头颅被送到了山内容堂的寓所，而且，显然在此之前这个头颅曾先被尝试送到松平春岳宅邸，但因后者的保卫甚严而未果。在所有的个案中，都夹有警告信，确保收者不会看不到这些警告动作的含义。
[Ⅸ] 见本书第6章，第143-145页。
[Ⅹ] 信件内容见《维新史》，3: 276。萨摩的签名是由岛津久光留在京都负责处理萨摩藩在京都事务的官员签的。因此，萨摩的参与并不反映该藩的政策变化，而仅仅显示该藩无意于反对已在京都占尽优势的意见。
[Ⅺ] 在《源氏梦物语》中关于在京都的浪人的评论中，显然意识到了攘夷背后的种种之争：“在那长期和平的年代，身居高位者不知地位卑微者的痛苦。为此，那些对情况更为了解的低级武士认识到他们的藩国所处的危险境地，不断向掌权人提出警告和建议;但是，那些高官们耽于奢侈和懒散，竟把这些武士视作兴风作浪者，忽视他们的建议。”见Baba Bunei，2:33。萨托的译文见Japan 1853-1864第65页，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Ⅻ] 随着山内容堂的到来，武市瑞山发现他对年轻的土佐大名丰茂的影响力急剧降低，结果导致在这些事件上，土佐的激进主义者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长州的激进主义者。
[XIII] 这一宣告(1863年6月9日发布)的原文在《维新史》，3:406。使用这些显然互相矛盾的言辞，与其说是出于谋略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因惊慌失措所致，因为在朝廷自己于6月7日发布的宣告中，在通告让外国人“撤出”的语句之前，并没有提到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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