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外来的威胁，其结果之一便是许多幕府官员和雄藩大名纷纷呼唤进行“保守的”改革。这些人强调，为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不仅需要西方技术，还需要政治的统一，但他们又不愿为此牺牲在现存秩序下所获得的任何实质性特权。我们现在转向的另一个结果是一场影响更加激进的运动，因为它对日本封建的领导能力本身提出了质疑。这项运动的种子早先在一些藩国为实现儒家治国妙方，即提拔“有才之人”的斗争中初见端倪。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那些通商条约。它们唤起了足以超越集团界限和封建忠诚的情感，从而改变了日本政治的特征。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因为那些条约把一些过去在国家事务上从未有过发言权，或者从未被期待有发言权的人，引入了政治生活。
到1858年，对外政策在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对它的讨论再也不能局限在小的精英集团之内了。关心和参与外交政策的人已经扩展到大名和高级官员这些政策制定者阶层以外。更低层级的人也加入进来。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采取了一条与大名们十分不同的行动路线：诉诸袭击外国人和在国内搞恐怖主义，希望藉此重新评估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些人几乎都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或准武士阶级成员。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份，他们是没有行动的机会的。此外，他们大多来自和一桥派有联系的大名的藩国。这些藩国的大名通过示范，帮助他们的陪臣养成参与政治的习惯。[Ⅰ]
井伊直弼的清洗强化了这一传统，因为他对改革的大名的处理，使幕府成为这些大名的忠实追随者仇恨的对象。[1]此外，许多藩国高级官员毫不迟疑，步井伊直弼后尘，严惩本藩的武士——比如，至少对西乡隆盛的流放显然是萨摩而非幕府的决定——也给他们安上了有负于向藩国尽忠责任的罪名。于是，诸如德川齐昭和岛津齐彬那些人对幕阁成员进行的批评，即为了保护一己私利而忽视国家利益的批评，很快在一个更加卑微的层次上，被下层武士用来攻击他们藩国的政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佐幕(Sabaku)，即“亲幕府”，成为一个辱骂人的词语。
这种对封建上层社会的敌意和排外运动交织在一起，提出了有关维新运动和其支持力量性质的重要问题。通常都认为是武士领导推翻了幕府，然后，重新塑造了日本社会，包括摧毁藩国即“废除封建制”。但是，关于“尊皇主义者”在这一转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则众说纷纭。在一些历史学家那里，尊皇主义者，正如他们的称呼所意味的，是一群从言语到行动都体现了对天皇人格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象征地位饱含炽热情感的人。而有的人则把他们与从封建阶段向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或“现代”的地主联系起来。还有一些人看到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联系，这一斗争表现为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暴动。为此，当我们研究尊皇攘夷即“尊奉天皇、驱除蛮夷”的拥护者的时候，必须把研究置于对尊皇主义者不同解释的背景之下。[2]
为了解决围绕着这个主题出现的困难，我们应当做的第一件事，似乎是对那些在紧随1858年之后的尊皇主义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的态度和社会出身，做一尽可能准确的描述。换句话说，就是要研究他们是谁，他们意图得到什么，他们和社会中的哪些要素的联系最为密切。然后，我们将转向对政治活动和技术的讨论，研究尊皇主义者用来达到他们预设目的的途径。
尊皇主义
井伊直弼的清洗和美国条约的签署，使此前由于多股意见互相交错而显得杂乱无章的政治舞台，变得清晰起来了。更确切地说，变成两级对立。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存在于希望开国的人和希望攘夷的人之间，而两者都被认为是维系国家存续的途径——现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幕府签订条约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吗？那些做出肯定回答、认为幕府在外来压力袭来时别无选择的人，成为佐幕即幕府的支持者。那些拒斥幕府这一行为的人——无论是因为盲目排外还是出于更为理性的、认为城下之盟不可能开启复兴日本之道的人——成为幕府的批评者。因此，井伊把“攘外”和“开国”的拥护者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同时，他给予他们机会声称政治改革是他们的特权。他对一桥派采取的打压行动，使反幕府情绪与包括某些与德川家族关系很近的藩国在内的雄藩大名的利益联系起来，共同反对传统上被谱带大名所控制的官僚机器。因此，井伊不仅使幕府成为对外绥靖的标志，而且成为现存形式下幕府—藩国结构的守护者。结果，因为盲目排外而反幕和出于更为理性的理由而反幕的这两个阵营的人走到了一起。
然而，他们走到一起绝非易事，因为现政权的敌手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且分歧巨大。因此，此后十年的日常政治生活都聚焦到两大问题上：第一，江户的反对者对他们彼此之间分歧的协调，能否使他们在打倒幕府、以另外的政权取而代之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二，如果能的话，他们能否聚集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幕府和整个国家之上。在这两个过程中，尊皇主义及其“尊皇”即“尊崇天皇”的口号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在理论上权威仅仅受神限制的天皇，和一个事实上大权独揽的将军，同时并存所导致的悖理异常，给德川的学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3]有些人径直认为将军有权进行统治，置天皇于一个定义不明的“上天”的地位，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在描述政府结构时可以被忽略。备前大名池田光政在17世纪写道：“将军因为得到上天的信任而获得统治日本人民的权威，大名因得到幕府将军的信任而获得了统治藩国人民的权威。”[4]而从17世纪的辩护者熊泽蕃山和山鹿素行开始，一些学者则声称将军凭天皇授权统治日本。19世纪的一份幕府文件将这一主张表述为：“天皇将所有的政治权力委托给大君(将军)，并静候他的决定;大君掌有全部国家的政治权力，保持谦逊的品德并以最大的诚意拥护天皇。”[5]在德川时代的后期，第二种观点更为人所接受。
但这个观点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例如，17世纪的另一个学者山崎暗斋(1618-1682)做出了不同的强调，他认为天皇作为神的后代，理应受到服侍，受到尊崇，从而拥有不可让渡的权威。这个主张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强调天皇授权的暂时性且这一授权可以被收回的方式，把神道的观念引入了儒家哲学。19世纪60年代许多尊皇主义者都受山崎学派的影响，正如他们受到18世纪的竹内式部(1712-1767)和山县大二(1725-1767)两位学者的学说影响一样。后两位学者都遭到严厉的惩罚，竹内被流放，山县被处死，因为他们指明了忠于天皇和忠于将军之间的潜在冲突，并宣称忠于天皇才是第一位的。
也是在18世纪，日本政治思想中的神道因素因国学家的努力而得到了增强。国学家试图依靠宗教的话语以重申本土的传统，以达到与中国传统相抗衡的目的。他们的这一努力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天皇的古老特权。[6]贺茂真渊(1697-1769)开启了这一进程。他不满又极不准确地评论道，由于中国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引入，日本天皇沦为“妇人之智”，“百无一用，形同虚设”。[7]本居宣长(1730-1801)将这一言论发展成这样的观点，即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能够在任何时候通过其神性与神交流，他本身就是神。天皇应该被给予绝对的服从，而之前却被外来势力所攫取了。“唯有顺从、尊敬和服务天皇，”本居写道，“才是正道。”[8]
19世纪的学者平田笃胤更进一步，宣称整个日本民族都有神圣的起源。正因为如此，他说道，他们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民更为优秀，他们的文化比中国文化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文化都要先进，正如他们的天皇也比所有其他统治者高贵。他设想了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与忠君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力图激起一种基于对中国文化统治地位不满的国家意识，一种在后来能够被运用于应对西方在文化和政治上之威胁的国家意识。
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学直接激发了反外或反幕运动。事实上，或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19世纪排外反幕运动的成长，使人们反而回溯性地意识到国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过，就是这个说法亦当有言过其实之嫌。[Ⅱ]本居和平田显然不是反叛者，甚至不属于因挫折而反叛之流。对他们而言，虽然天皇本人的权力被转移到了将军和大名那里，但将军和大名权力存在本身证明了这也是符合神的意志的。
然而，不可否认国学实现了皇权的合理化，使之能为反叛者所用;它也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反叛者能从中获得支持。特别是平田，作为一个成功的政论家，他在维新年间有几千个“学生”;而他的学说中包含了攻击武士阶级的官方儒家意识形态成分，使他的学说对处于武士阶级之外或处于这个阶级边缘的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结果，他的思想在富农和商人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人，我们将要看到，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集团提供了新成员或同情者;这表明那些有志于武士地位却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可能会被一类不同的事业所吸引，在这个事业中，为天皇服务(勤王)成为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尺度，一个有别于靠武士出生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尺度。[Ⅲ]
既然如此，我们就毫不奇怪地发现，尽管武士阶级本身产生大多数的反叛领袖，但他们受本居和平田国学的影响，不及水户学派的尊皇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后者把神道传统与儒家思想协调起来。[9]水户哲学的核心要素是大义名分(taigi-meibun)的概念，通常翻译为“忠诚与责任”。大义就是每个人需要履行对天皇的职责，既是作为统治者又是作为道德楷模的责任。然而，它的直接政治内涵却是由一个人的名分、立场以及与地位相称的行为所决定的，也即忠诚必须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保持一致。正如藤田幽谷所说的那样：“如果将军敬畏皇室，所有的封建藩主就会尊敬将军。如果封建藩主尊敬将军，大臣和官员也会尊重封建藩主。这样一来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就会互相支持，整个国家就会和谐融洽。”[10]
这种秩序井然的国体因孝道得以增强。所谓孝道乃是尊奉祖先，而祖先被认为是忠诚的，因此要求子孙也是忠诚的。国体也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惠因素而得到加强，因为一方的“忠心”总是伴随着另一方的“仁慈”。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水户学与正统的中国模式出现了最严重的分歧。在中国，君王不仁就会导致天命的丧失和王朝的衰落。在日本，作为神的后代的天皇是永远不可能被合法地推翻的。再次引用会泽正志斋的《新论》，“敬畏祖先(即天照大神)，统治人民，君王与上天合为一体。因此，只要上天存在，君主的谱系就要延续下去，就是万物秩序的自然结果。”[11]
这就给信奉儒家的尊皇主义者留下如何调和两个潜在的互相冲突的观念——也即天命观念与天皇为神之后裔的观念——的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通过以天皇之命令替代上天之命令，并把将军认定为天皇命令的接受者。在水户学说那里，将军有责任向天皇表示敬畏，向人民表示仁慈，并以此作为其行使君主权力的一个条件;而且因为仁慈不仅意味着保护人民免于困苦，还意味着抵御外国的侵略，于是，尊奉天皇，就很合逻辑地蕴含着攘夷，即攘除夷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佩里远征时，水户学派已经准备就绪，攻击幕府在对外事务上的作为。将军因违背天皇命令与西方签订了可耻且有损日本利益的条约，可以说，在忠诚与仁慈两方面同时失职。
不过，对会泽正志斋和他的藩主德川齐昭而言，一如对1858年在围绕将军继承的争论中与水户藩合作的大名们而言，幕府在外交上的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必须被废除，或者，为了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封建制必须被废除，尽管会泽声言天皇“应该统治疆土，掌控人民”[12]。幕府在外交上的失败，实际上意味着幕府声誉的下降和朝廷威望的提升，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雄藩大名可以在政策制定上获得发言权;也意味着为了国家统一抵抗外敌而公开表达对京都的尊敬(为攘夷而尊皇);还意味着强化日本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而这是通过有意识地把天皇——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权威的最后堡垒——作为效忠对象而取得的(为封建制度而尊皇，实际上使德川幕府和大名得以保留实权)。
但是，在另一群学脉有所差异的人那里，水户的思想，经国学的熏染，却能够派生出不尊奉幕府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举赖山阳(1780-1832)为例。他在1829年写了一本广为流行(尽管不甚准确)的日本史著作。该著作意在展现崇奉天皇的尊皇主义原则，抨击那些违背了这一原则的人和事。[13]影响更大的是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14]作为教师，他的思想来源广博、兼收并蓄。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一个活动家、一个“志士”。他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他和像会泽正志斋以及佐久间象山那样更受幕府尊敬的“合法”改革家一样，都有把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的强烈愿望。
松阴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负笈江户，在佐久间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与会泽建立了联系(这个关系是以他丧失武士等级和57石俸禄为代价的，因为他未经允许就去了水户)。1853年，松阴和许多学生一道去横须贺观看了佩里舰队的登陆仪式。这(加上佐久间的鼓励)使他萌生了偷乘美国军舰离开日本到国外深造的想法。但是，他被美国人发现，后者虽然觉得他“谦逊而优雅”[15]，却拒绝带他走，松阴也最终因此而入狱。他先是在江户服刑，然后在荻城即长州的城下町服刑，一直被拘禁到1856年初。那一年，他的刑罚被减为软禁。他旋即开始在位于荻城边叔叔开设的学校里教书。在那里，许多在其后十年成为长州领袖——在1868年后成为日本的领袖——的人物，都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然而，对于他来说，教书是不够的。1858年底，松阴策划了对井伊直弼派往京都的特使间部诠胜的暗杀;但是计划被揭发，密谋者都遭到逮捕。作为策动者的松阴，于1859年6月被押往江户，并于11月被处决。当时他还不满30岁。
松阴的著作，在某些方面一如他的人生，狂放澎湃而离经叛道。和佐久间象山一样，他深感于外敌对日本的威胁;对此，他要求以改进国家的军事技术来应对。“在学习欧美学说时”，他在1855年写道：“过分仰慕或崇拜夷狄……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是，蛮夷的造枪术和造船术，他们的医学知识和物理科学，均可为我所用——一概应适当地加以采纳吸收。”[16]然而，松阴认为仅仅是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还不够。日本必须控制周边的领土以使它的防卫坚不可摧，并能以平等地位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不是日升就是日落，不是月盈就是月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富强，就必定会衰落。守卫一个国家并非仅仅是使它免于国土沦陷，而是不断地开疆拓土。”[17]堪察加、朝鲜、菲律宾，甚至中国和印度，都在他的盘算之中，“只要地球还在运转，这项事业就必须继续下去”。
除此之外，还要坚持进行国内改革，以此为国家团结和道德重振奠定基础。国防毕竟是全体国民的事业，并非单靠武士对大名狭隘的忠诚就能成立。因此，国防是幕府和朝廷需要承担的要务。“如果在全国国土之内有任何人被夷狄凌辱，”松阴说道，“幕府将军理所当然应义不容辞地率领所有的藩国，为国雪耻，并且给天皇的内心带来宁静。”[Ⅳ]因此，改革应该包含那些旨在带来这样的团结并在外交上富有成效的元素。松阴的这一思想所指的正是水户学派提出的改革元素：好的政府，提拔“才人”，协调好天皇、将军和大名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扫除幕府本身，或者对以幕府为核心的封建家臣网络体系的攻击。松阴认为，即使将军没有履行忠君的职责，没有承担国防的任务，以至于应该加以告诫时，任何惩罚举动都应由藩主发起：“如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将军)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失，那么，不可避免地，唯有我藩藩主与其他意识到将军之罪的大名一道，把问题呈现于朝廷，并执行天皇之命令，别无他法。”[18]换句话说，当松阴在幕府与西方谈判条约的时期发出这些言论时，他是站在与他的老师佐久间和会泽无异的政治保守主义立场发言的;他所持的改革理念也同这二人相近。他还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就这一称号用于1960年代的许多人时的意义而言。
改变松阴的是1858年的危机。通商条约，安政大狱，无论是大名还是武士，在幕府采取行动反对他们所主张的每一个事物时，都未能挺身而出进行反抗;这一切都使松阴确信需要一个比他迄今为止所想更加激进的计划。他说，不仅德川幕府的“邪恶权势所及越来越大”，大名也显然听命于幕府而无所作为;而且整个武士阶级也坦然接受了所有的一切，不做反抗，背离职责。“在更低的层级中，”他写道，“即使是在忠心的武士中……也不见有任何人站出来，越过藩主，谋求正义。”[19]
此前，松阴曾认为在面对外来危机时，长州尊皇派武士应该采取的合适政治行动，是努力迫使藩国政府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协调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但现在，当朝廷和幕府似乎处于公开冲突、大名却站在一旁无所事事之时，他觉得“志士”必须选择立场独自行动了。不能再指望将军、大名或藩国官员：“身穿丝织的锦缎，品尝精细的美食，怀抱美丽的女子，抚弄可爱的孩童才是这些世袭官员唯一关心的事情，尊王攘夷已与他们毫无关系。”[20]实际上，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些处于官僚阶级之外的人身上，那些松阴称之为——但没有具体定义——“草莽英雄”的人身上。他们必须放弃藩国，通过留给他们的唯一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即以天皇的名义“起义”。
然而，究竟谁是“草莽英雄”，何为起义之举，松阴未及详加说明即已逝去，虽然刺杀间部的计划显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明显，在1859年他人生最后几个月中，他提出的建议所显现的剑走偏锋特征——特别毫无疑问的是他明确无误地表示了抛弃有影响、有地位的武士，以换取“草根英雄”的支持意愿——使他失去了许多学生的支持。[21]像木户孝允和高杉晋作那样受人尊敬的长州平侍，表现得如他们在萨摩和其他藩国的尊皇主义同志一样的谨慎、一样的犹豫，不愿因鲁莽行动而危及藩主和藩国的安危。
但是，尽管如此，松阴在此后的几年间，在长州之内和长州之外，绝非没有影响或追随者。年轻的一代——特别是众多开办在江户和城下町的军事学校里学习且地位低于平侍的学生——从松阴的教诲那里得到启示，以他为榜样，感受到起义的召唤。对他们来说，攘外成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一项唯有天皇能够领导、唯有志士愿意执行的使命。尊皇主义者声称，必须让将军和大名从消极被动中摆脱出来，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还像以前那样，控制着最终要被用来对抗西方的军事力量。为此，必须通过起义、密谋和袭击外国人挑起争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为1860年代恐怖主义提供合理性的主张。[22]
这里，如在吉田松阴的著述中一样，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失，即缺少一个改造基本政治制度的计划，而这正是我们从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那里所期望看到的。我们在其他“志士”那里也能看到同样的缺失。例如，井伊直弼的刺杀者们在1860年3月起草的一份解释他们行动原因的陈情书(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讨论)中，就体现了这一缺失。这份陈情书是一份动人心弦的文件，是刺杀者为避免逮捕和耻辱在自杀前不久写的。它详细讲述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情况，指责井伊给日本带来的耻辱和对他们前藩主的迫害，还谴责了幕府对天皇旨意的漠视。然后，在陈情书的结尾，它从谴责转向期望。它说，将军应该再次向那些最有资格帮助他的人，比如他在水户、尾张、一桥以及越前藩的亲戚，还有萨摩、土佐、宇和岛和长州的外样大名，寻求参谋和建议。每个人都有适当的角色可以扮演。“如果一方面有亲戚关系的宗室协助将军处理行政，而另一方面雄藩大名尽忠地在军事准备上付出努力，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神圣领土上的耻辱将被洗刷，而天皇的内心也会得到宁静。”[23]它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复活一桥派的计划而已，一个出自一桥派领袖德川齐昭家臣之手的计划。就此而论，它所着眼的与其说是未来，倒不如说是过去;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制度设计，倒不如说是封建政治。
在一项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中，对于这个陈情书，人们或许会倾向于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因为它所表现的不过是封建复仇、忠孝之道而已。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还要讨论它，是因为对1862-1863年的主要尊皇主义积极分子的研究揭示，这些誓言要“重建帝王统治”(王政复古)的人也同样缺乏真正的革命思维。他们的“复古”，尽管蕴含着激进成分，但完全不为江户接受，而且离1868年后真实发生的事情相去甚远。例如，与早些时候的吉田松阴一样，这些1862-1863年的尊皇主义者并没有预想到废除藩国或废除封建社会。[24]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急不可耐地表达了对封建主义(hōkenseido)的偏爱，以抵抗在7世纪传入日本，而且在真正意义上更具“帝制”性质的中国式的行省制度(郡县制度)。
因此在1861年，久留米的真木和泉，最有影响力的忠义之士之一，将“复古”描述成在封建体制内的“正名”，也即废除封建领主持有的头衔，因为根据头衔，这些领主被将军与大名的关系所束缚;而以更早的——但同样是封建的——即在引入中国制度之前的时期使用过的头衔取而代之。[25]换句话说，他提议的是延续封建制度，不同之处是这个制度以天皇而非将军为中心。在1863年写成的另一文件中，他对此做了扩展：应该组建一支帝国军队，由各藩国提供的士兵组成，并且由朝廷贵族和忠心的武士领导;尾张以西的藩国应该不再受幕府的控制，京都周围的领地由帝国的行政机构直接领导。[26]
真木的论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其他志士的著述中，这些著述与真木的观点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筑前国的平野国臣力主在1862年5月夺取京都，宣称他的目标是确保抵御外国人的行动，而这只有通过“把天皇的权力扩展到帝国的各个部分”才能够实现。而唯有摧毁将军的权力，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他应该被剥夺职位、降低等级和收入，给予和其他雄藩大名一样的地位。”[27]
吉田松阴的学生，长州的久坂玄瑞在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的问题上，有更加具体的论述。例如，他认识到志士的暴力只能补充而不能取代藩国的努力[28]。然而，他同样也被关于社会性质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像一桥派的成员一样，他寻求的是放宽参觐交代制度，以削弱将军对大名的控制。和一桥派一样，在他的愿景中，幕府仍旧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尽管制定政策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将被转移到京都。正如他在1862年的一份长篇请愿书中写道：
[将军]以朱红印章分配领地……和向封建藩主授予官职的权力，只有向朝廷提出申请后才能施行，以此表明幕府对其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傲慢和不逊的悔意……政府的权力必须奉还给朝廷，在畿内(京都周边的省份)建立行政总部，所有重要问题都要征询朝廷……在那里由朝廷贵族和官员来讨论。[29]
土佐的尊皇主义者武市瑞山在两个月后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将上述所有的思路整合在一起，给他和他的朋友——毕竟他们之间通信频繁——关于日本的政府的构想设定了规划。[30]他的论证还是从幕府在外交事务上的失败开始。“幕府官员，出于对夷狄的恐惧，采取了权宜之计，”武市说道，“他们没有顾及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苦楚，而且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爱国情感。”他们的政策在全国的志士中引起了不满，“甚至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只有旨在完成攘外的激进改革才能平息他们的愤怒。
首先，武市说，必须通过把京都周边的藩国置于帝国政府的控制下，为朝廷提供足够的防卫。这个地区要分配给朝廷的高级贵族们，他们将得到志士的支持和“大阪富人”在武器装备上的支持。其次，为缓解藩国的财政压力，必须缩短参觐交代时大名在江户居住的时间。最后，“必须恢复统治者和大臣各尽其责的局面”，这就是说，政府运作必须由朝廷控制，正如第一个幕府于12世纪形成之前一样，大名必须在京都而不是江户履行他们仪式性的责任。武市很清楚德川幕府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改变，甚至会对朝廷的命令置之不理。因此，他论证道，必须使他们面对由九州岛和西日本藩国联盟提供的压倒性武力优势。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一方面通过实行仁爱和正义让幕府改变傲慢的态度，另一方面诉诸权力扑灭它的嚣张气焰”，以使江户臣服。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尊皇主义者的著作中选取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尊皇愿景代表的是对幕府而不是封建制度的攻击。它意味着权力平衡的转移，使天皇成为封建效忠的中心，让雄藩大名分享决策权。它意味着朝廷行政方法必须改变，使之在财政上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幕府和藩国的恩赐(而这也将给志士获得有影响力的职位提供机会)。最重要的，它要求削减或彻底废除将军的权威，因为将军在他最应该履行的职责上失败了。
很明显，在挑战幕府上，尊皇主义者的立场比一桥派提出的任何观点都更为极端，更加暴力。然而，在这些立场中，一如改革的大名提出的计划那样，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中央政府的概念，找不到一个以朝廷为核心、采取行动废除藩国的中央政府，一个在德川幕府被推翻后出现的中央政府。此外，在尊皇主义者的立场中，一个没有了大名和武士世袭地位之社会的观念更不可能存在。
事实上，“志士”之不同于改革的大名，与其说在于提出了与后者相冲突的制度目标，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强调天皇朝廷的政治功能，而且与那些大名相比，他们表现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久坂玄瑞曾写信给武市瑞山，“只要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和忠诚的事业，那么，即使你和我国破家亡，也在所不惜。”[31]他显示了对其社会的拒斥，这一拒斥是如此之极端，以至于在保存日本的努力中，如果有必要，可以把他的社会摧毁殆尽。但这只能算是攻击传统，还谈不上是革命。
就其结果而言，志士的很多所作所为确实具有革命性，因为旧的制度一旦被削弱或摧毁，就必须由新的制度而不是口号取代;但若把这些结果的发生归因于某个宏伟的设计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尊皇主义者在性情上与其说是革命者，倒不如说是反叛者或暴乱者。马瑞斯·詹森(Marius B.Jansen)把他们描述为“勇猛、随性、放浪不羁……沉湎酒色”[32]，今朝有酒今朝醉;从关于他们活动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天皇和外国人的态度都出于直接而简单的情感，与执掌幕府或藩国权力的人所具有的更加“负责任的”关切相比，差距不啻十万八千里。正是这一点——他们对现行秩序的不经意甚至轻蔑——而非更正式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他们与自己的藩主的冲突。
尊皇主义者
在我们完全接受上述观点，即尊皇主义者献身于天皇的事业在本质上既非“反封建”亦非“现代性”之前，有必要知晓尊皇主义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否与他们所持的观点在逻辑上相一致，以及是否有必要在一类尊皇主义者与另一类尊皇主义者之间做出区分。为此，我们首先不妨看一下，在1858年之后，在一些最重要的藩国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从尊皇主义最终取得成功的萨摩藩谈起。在井伊直弼被任命为摄政之前，萨摩的许多年轻武士满怀热情地支持岛津齐彬的计划，并在江户与水户领导人以及松平春岳的越前藩的桥本左内等家臣密切合作。[Ⅴ]西乡隆盛是萨摩武士中的佼佼者，井伊直弼遭清洗时他年仅30岁，却已是有名的剑术家。西乡是一个高大威猛又火热心肠的人，具有众多传统浪漫英雄的品质：“性情暴躁、淳朴幽默、咄咄逼人的静默，透露出几分轻蔑、几分睿智。”[33]第二号重要人物是大久保利通，他比西乡年轻四岁，相应地较缺乏经验，但在很多方面却是一名精明的政客。有人说他既“冷静至极”，又“孜孜不倦追求出人投地”，[34]两者结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精于算计、专心致志操纵国人的政治家。
西乡和大久保都来自小姓与家庭，是萨摩中级武士中最低的一个等级。两人都极度仰仗岛津齐彬对他们的亲睐而得以施展抱负力。[Ⅵ]因此，他们的野心都因1858年8月岛津齐彬之死而遭到严重打击。西乡在江户和京都为一桥派的利益而进行的密谋，因保守派控制了萨摩的都城鹿儿岛而突然终止。西乡被判流放，尽管糟糕的健康状况让他直到1859年初仍留在萨摩;而他的同伙和追随者，以大久保为首，都被解除了在藩国政府中的职务。如此一来，他们只能在没有藩政官职之便、没有藩国大名庇护的条件下，寻求推动自己的政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盘算叛乱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使用武力以促成反幕府政变的发生。尽管存在疑点，但有传言说齐彬在死之前也曾做过类似的考虑。[35]西乡确实这样想过，因为他曾与1858年写信给他的两位同僚，规划了尊皇派发动起义，占领并控制京都直到雄藩大名军队到来的计划。[36]这个诉诸武力的主意并不缺乏支持者。对于一群为他们视为国耻的条约的签订而痛心疾首，每日听到他们尊为英雄和圣人的人物被捕的消息，且因无法使那些统治他们的藩官行动起来而倍感沮丧的年轻人而言，暴力的吸引力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诚然，从这时起，显然是有鉴于安政大狱的影响，西乡开始建议应有一定的谨慎。[37]与此相反，对许多萨摩人——不仅仅是年轻人而言，西乡遭到的惩罚非但没让他们冷静下来，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怒火。对他们来说，克制或对风险太过精细的计算都不过是胆小畏缩而已。在1859年底，他们中的一些人再次计划在京都发动起义。在这项冒险计划付诸实施之前，相关消息被泄露到萨摩当局那里，新大名——齐彬的侄子岛津忠义发布命令制止了这一行动。大久保坚信，没有藩国的支持，这一行动终将无果而终，遂决定服从命令。经过一番周折，他说服大部分密谋者和他一样服从了命令。[38]
这个事件构成了萨摩尊皇主义者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一方面大久保领导下的一派人(后来西乡于1862年从流放地被召回后也加入进来)，致力于赢得藩主对他们反幕府事业的支持，这个任务自然意味着愿意同那些不那么激进的观点妥协。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分裂出去，在萨摩藩外从事为萨摩大名禁止的极端主义活动。在第一部分的人之中，出现了不少1868年后明治政府的成员;而在介于此时和明治政府成立之前的时期出现的尊皇主义殉道者中，有的就出自于这第二部分人之中。因此，对他们的年龄和社会成分加以比较，将从一个侧面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部分人都参与其中的尊皇主义运动的性质。
我们可以确认22个属于西乡—大久保派的人的身份(见表1)。[39]在他们之中，有9人确定、8人极可能属于中等武士家庭，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领导人本人也算在内的话;另有3人是上级武士，其中包括最终成为家老的岩下方平;还有一人松方正义为下级武士，他的父亲是一个放弃了领地而投身商业的乡士。甚至松方在维新前也获得了平侍的等级，因此，一般而言，我们有理由把这群人看做具有完全的武士地位者，尽管其中的一些成员，包括西乡和大久保在内，地位处在中级武士的下限上。[Ⅶ]在年龄上，从最早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尊皇派骚动的1862-1863两年的数据来看，他们中差不多有2/3的人在25至35岁之间，其余的大多稍微年长一些。
表1 萨摩和土佐尊皇主义者之背景和年龄
资料来源：Beasley，“Politics and the Samurai Class in Satsuma，1858-1868，”Modern Asian Studies,1(1967):47-57; Beasley,“Politics Group in Tosa，1858-1868，”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0(1967):382-390
注：我在计算年龄组时忽略了阴历年份和阳历年份之间的差别。大约一半萨摩的人物和4/5的土佐人物的家庭背景有具体文献佐证;其他人则基于合理的推测。
a.其中一个萨摩人是商人/陪臣;其余两人为陪臣。
b.这四个萨摩人是商人/乡士。
c.未被归类的萨摩人是个神道僧侣。15个未归类的土佐人中，1人是佛教僧侣，1人是医生，1人是农民，还有1人是商人。其他11人的背景不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要与藩国政治彻底决裂的极端主义者或激进分子，[Ⅷ]倾向于有比较低的地位，年龄也比较轻。他们的领袖是有马新七，1825年出身于乡士家庭，但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继到有亲戚关系的中层武士家庭。其他人中——可以确认身份的也是22人——有15人似乎有与有马大体相似的中级武士背景，尽管关于他们的信息远没有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精确。其他人可以归为下层的武士，不过同样不是很确定，尽管他们中有4人有商业背景或联系。其中1人是森山新藏，一个乡士出身的富有的城里人，为这个集团提供经济资助。1862年，森藏刚过40岁，而有马是37岁，他们的同伴中至少有8人当时不到25岁，其中的两人实际上还不到20岁。他们中只有5人活到了明治时代，与之相比较，跟随大久保的人中则有18人活到了明治时代，这个事实对搞政治和搞叛乱之间的相对危险性做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当我们转向山内容堂的领地土佐时，就会见到另一番景象。[40]因为山内在一桥继承争端中没有岛津齐彬那么积极，所以在他的领国就没有出现能把激进分子聚集起来的核心人物，而在萨摩，西乡和他的朋友们充当了这一角色。结果，对土佐政府的攻击更多来自于“外部”，这些人的尊皇主义信念并非直接由他们藩主的政治观点促成。事实上，他们大多来自于乡村武士(乡士)和村长(庄屋);他们对农村的控制，再加上较低的正式身份，使他们对城下町武士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特权，产生诸多不满和怨恨。
土佐的乡士家庭主要有三大类。[41]最早的一类是一些16世纪在容堂成为大名之前就居住在土佐的武士家庭的后代，他们在17世纪被赋予乡士地位，以使他们为维护乡村的稳定做出贡献。然后是一些比较富有的农民家庭，他们通常是武士的后代，因为开垦土地之类的服务而被提升到乡士地位。最后一类是那些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通过开垦土地(和农民一样)或通过购买而获得乡士身份的前商人家庭。所有这三种类型在尊皇主义者中都有代表。
这些人现身于尊皇主义运动，清楚地显示了在德川后期土佐的政治分野基本上是沿着武士阶级中既有的对峙局面分布的。这一紧张状态在这个世纪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就已经有所表现，那时，来自乡士的抗议者迫使藩国政府承认他们拥有与平侍一样的权利。1841年一个村长协会的会议文件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份文件宣称：“难道我们不应该说，作为平民脑袋的村长应高于作为贵族手脚的陪臣吗？”[42]
实际上，在土佐，那些认为主要是凭自己承担的职能而具有优越感的人们，对“凭出身而贵的人”(门阀)有着相当大的敌意。然而，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却视自己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武士的教育，接受武士的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还养成了武士的生活习惯。再者，尽管他们代表了乡村富有者的利益，并与那些在城市里统治他们的官僚的利益相冲突，然而，一旦与列强的通商条约把日本的政治两极化，他们仍旧使用几乎与萨摩中层武士毫无区别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民族主义的情绪，谴责幕府和藩国对外国人的软弱;以地方性的封建忠诚，谴责高知——土佐藩都城——对江户的屈从。在这里，土佐武士表现得就像武士一样，尽管在当时的严格意义上，他们是否有权称为武士是有疑问的。
他们的领袖武市瑞山本人是个乡士，他的家族是土佐前封建大名陪臣长曾我部的后裔。他曾是剑术家，高大而且结实，稍显粗狂。他于1856-1857年在江户学习，这使他和其他藩国的激进分子建立起联系，而他的剑道学生则成为他长期追随者的核心。尽管武市和其他藩国激进分子有联系，但他对通商条约的签订以及安政大狱带来的局面的反应，却比后者慢了许多。1861年，他组建了一个尊皇主义者团体，起誓要“重振日本精神”，“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新生”。[43]这个团体一度有将近200个成员。然而，直到1862年5月，当他策划了对土佐藩首席大臣吉田东洋的谋杀后，武市才开始对土佐的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影响有赖于一些同情者的帮助，后者的地位之高，足以让他们在藩政中担当要职，而这是武市本人无法企及的。但武市影响土佐政治的手段很笨拙，经常被前大名吉田东洋的谋划所挫败。武市在土佐政治圈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达到一个能与(比如说)大久保在萨摩所获得的地位相提并论的水平。
其实，许多土佐尊皇主义者很快对没有进展失去了耐心。像他们的领导人一样，他们更像是煽动者而不是政客，结果，他们往往愿意在京都或其他地方冒险，藉此从更加乏味的——也是更加困难的——试图操纵藩国官员的任务中脱身。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小团体很快在1863年后解体，在这一年，日本全国的政治舆论气候发生了变化，且山内转而公开反对这个小团体。武市被捕，而他幸存的追随者中的大多数逃离土佐藩，投靠他们在日本其他地方的朋友，成为浪人，或脱藩武士。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能够判别出某种与我们在萨摩观察到的“政治家”与“激进分子”分野相似的轮廓。这一轮廓即便对事实细部有所歪曲，但在大局上仍然正确。于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包括武士在内、拥有22个成员的土佐群体。[44]这个群体主要关注的是他们自己藩国的政事，就像大久保及其同伙那样，尽管没有后者那样有成效。这22个成员中无一为上层武士，但有7人是中层武士，15人为下层武士，其中大部分人是乡士(见表1)。在年龄上，在1862年，他们绝大部分都在25-35岁之间。武市自己是33岁，他在官员中的主要盟友要更年长一些。所以这方面和萨摩的“政治家”比起来非常接近。事实上，尽管这类土佐人总体上在地位上比萨摩的对应者要低，但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必然较低：大体上土佐乡士的领地平均略大于50石高。这和许多萨摩平侍所占有的土地是一样的，尤其是西乡和大久保所属的小姓与相比。比如，武市家拥有的土地估值51石高。
土佐尊皇主义者中的另一部分人即“激进分子”选择了离开藩国成为浪人，以解放自己从而得以参加日本国内其他地方的密谋和起义。他们是在不同时间，既有在武市被捕之前也有在此之后，出于不同原因，而做出这个决定的。选择这条路的人相当之多——和萨摩相比起来要明显多很多——因为至少有55个可以辨认姓名的人选择做了浪人。其中平侍很少，可能不超过5人(见表1)。[45]相反，如果把9个乡士算进来的话，至少有24人是下层武士;还有包括村长在内的7个社会地位实际上大体相同的人。
这个名单包括了——且看一些有特色的例证——坂本龙马(生于1835年)，一个有商人家庭背景的城下町乡士，他经由江户的剑术学校而被引入到政治中;[46]他的妹夫千屋孝(生于1842年)是个村长，他在1863年初成为胜海舟海军操练所的学员，而龙马自己与海军操练所有着紧密的联系;那须俊平(生于1807年)是一个相对较穷的乡士，他在自己的养子在尊皇派暴动中被杀后加入到极端主义者中间来;中冈慎太郎(生于1838年)是一个老资格村长(大庄屋)的长男，他像坂本一样，深深卷入了江户和长州政治;还有一个中级武士望月龟弥太(生于1838年)，他是武市的一位藩国官员朋友的表兄，也是胜海舟的学生，1864年死于与幕府卫兵的冲突中。[47]在年龄上，这些浪人中有2/3在1862年还不满25岁，只有一人超过35岁，这也表明了这类冒险活动对年轻人最有吸引力。这55人中，只有12人活到1868年以后。
从对在萨摩和土佐所发生的事情的这一总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这两个藩国的大多数上级和中级武士——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出现在名单上的人——在井伊直弼掌权后，对幕府施加给他们的压力做出的反应，是小心谨慎而且是防御性的，尽管通商条约的签署招致广泛的批评。少数派谴责这样的反应是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并要为了他们心中的国家利益而扭转这一局势。于是，他们被迫首先在不依靠大名及其亲近的幕僚的条件下，寻求重建他们藩国在国内事务上的主动权的道路：或者通过规劝和阴谋，以诱导政策发生变化;或者通过武力行动，以图制造事端迫使藩国官员——无论他们多么不情愿——不得不采取行动。两类不同的反对群体，取决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反对方法。
这两个群体的领袖虽然不全是平民百姓，但年龄都在30岁上下，来自中下层武士阶级，或来自地位比中下层武士阶级略低的家庭，这一相似之处意味着这些人在合法与不合法的政治形式之间做出的选择，无法仅仅用年龄或社会背景加以解释。毫无疑问，性情和脾气与做何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关系的还有地区性因素，即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更愿意通过常规的渠道获得影响力，如果他知道在他之前已经有人这样成功地做过。因此，西乡在1858年前在萨摩藩政中的经验对大久保来说是一个鼓励，同理，自天保年间以来，长州即有平侍出身的武士担当藩政领导的记录，自然有助于像木户那样的长州人在藩政上出头。[48]与此相反，武市瑞山由于知道自己缺乏获得显著提升所需要的等级地位，所以对合法性的恪守不那么坚定，同样也很难约束追随者做到这一点。
其实，正是在这里才真正体现出等级的意义，在一定的水平线下，没有等级的人就不可能获得官职。身为小姓与的大久保很难与其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建立私人关系，[49]但他至少还具有被授予藩官所需要的最低身份，这使他能够与最上层的武士面对面接触。而在那些放弃正统政治手段的人中占大多数者，多为缺乏这一资质的乡士、村长和足轻。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与之相伴的可在合法和非法手段之中进行选择的自由。[Ⅸ]如果他们一定要介入政治活动的话，他们要么接受服从于平侍政客的角色，要么以必定与藩政相冲突的方式行动。因此，他们的野心，他们的理想(这些理想与他们生活的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合在一起几乎注定他们会挑战他们的藩主。事实上，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对激进政治的献身精神，倒不如说是由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一种冒险的意识，一份迫不及待的冲动，一股为追求更高理想而抛弃传统道德的愿望。坂本龙马就具有所有这些品质。他在写给一位像他一样逃离土佐成为浪人的朋友的双亲的信里，曾这样说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今时代，忽视亲属，怠慢藩主，离开母亲、妻子和孩子都是有悖于人们理应履行的职责——这显然是出自愚蠢藩官的看法。”[Ⅹ]
在我们此时讨论中所浮现的范式中，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至少在土佐和萨摩，在藩国内通过“政治的”——并非总是合法的——手段参与权力斗争的人，与那些做出不太合乎常规的但或许更加刺激的其他选择的人相比，处于较高的等级范围内和年龄段上。[50]然而，人们一定会问这个结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到整个尊皇主义运动上。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即便仅仅是出于并非所有的藩国都像萨摩和土佐一样，已经被或者都能被历史学家做彻底且精致的研究的缘故。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们可以引证的证据。例如，在长州，吉田松阴开办的私学在通商条约签订后即成为反对幕府政策和长州藩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中心。该校的15个学生后来因成为“志士”而为人所知。[51]这些人都很年轻——3人在1858年年仅15，最大的是27岁。7人是中层武士，8人为下层武士，后者包括四名足轻。这15人中的大多数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或某种形式的非法活动;但还是可以区分出那些相当快就放弃这种生活的人——似乎一旦看到有望取得官职和权力便就此放弃——和那些坚持反叛到底的人。这个区别在某些方面符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萨摩和土佐“政治家”和“激进分子”的差别。
在第一类人中有两个平侍，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他们的俸禄分别是150石和90石。值得注意的是，木户尽管在年少时是极端主义者，但在维新之前就获得了上层武士的地位。1862年他29岁，比高杉晋作年长6岁，比萨摩的大久保年轻3岁。在1865年初以后实际控制了长州藩“政府”的群体中，有一个足轻品川弥次郎，还有地位相似(如果不更低)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后两人在19世纪后期成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三人都和高杉年龄相仿，在1862年还不到25岁。此处，我们还能举出这个团体中的另外两个成员，他们没有做过吉田松阴的学生：出生于1835年、有俸禄100石的中级武士井上馨，和与木户一样出生于1833年且显然具有相似等级的广泽真臣。
从这些描述中，似乎可以说那些一路打拼并在1865年取得长州政权的人，就其地位和年龄而言，与那些在土佐进行斗争而以失败告终的人，即武市瑞山一派人，有较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在萨摩进行斗争并取得成功的人即大久保、西乡及其追随者相比，相同之处较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三个集团都可以说来自于封建社会中宽泛意义上的同一集团。吉田学校中的其他学生也来自这个社会集团。他们的名声来自于反叛而非执政(可能是因为早逝，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尝试其他的选择)。其中最有名的是吉田松阴的妹夫久坂玄瑞。他出生于1840年，比高杉晚一年。他出身于医生家庭，属于平侍的最低一级，俸禄为25石。在他的同伴中，一个比他稍年轻一点，一个比他略年长。年长者为有吉偎次郎，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下层武士(21石高)，年轻者是足轻入江弘毅。
在这里，把长州尊皇主义者与他们在1862年和1863年间合作过的其他藩国的人加以比较是不无益处的。[52]在土佐浪人中，他们和坂本龙马以及中冈慎太郎有特别密切的联系，两人一人是乡士，一人是村长，年纪与木户相仿。另一个土佐的合作者是33岁的乡士武市瑞山，年龄比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大一两岁。他们与萨摩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有马新七进行的。有马出身乡士，后因过继而成为平侍，1862年37岁;他们还和西乡隆盛(平侍，34岁)常有往来，间或与大久保利通(平侍，30岁)有联系。最后，他们还与其他藩国两个重要的尊皇主义者相交：久留米的真木和泉，具有中级武士地位的神道官员，49岁的他比其他人要年长得多;还有平野国臣，福冈(筑前国)的中级武士，时年34岁。
我们以上所述，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对尊皇主义者的完整描述——即使篇幅允许，我们所能得到的证据也不足以保证完整，描述还有过分强调著名人物的局限。为了改进这一局限，我们将对发生在这些年间的一个特殊事件，即1863年秋发生的所谓的大和事变的参与者进行详尽的研究。[53]这次起义(我们将在第9章更加详细地讨论)原本是为了支持朝廷而发动的，朝廷当时为尊皇攘夷派控制，并正与江户在攘夷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起义采取的形式是攻击位于大和国的幕府家臣处所。起义名义上由年轻的朝廷贵族中山忠光领导，但实际上由真木和平野的同伙在地方的帮助下完成。
包括中山在内的起义者中，至少有36人来自于事变直接影响的地区之外(见表2)。就不完全资料所能让我们做出的判断，他们当中有23人标榜有某种武士或准武士身份。参与者中有14人来自土佐，包括2个乡士，3个村长和3个足轻，他们的领袖吉村寅太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村长了。这14个人之中，有12个年龄不足30。在其他20个外来参与者中，有5人来自真木的藩国久留米，2人来自筑前国(这些人和平野有联系)，还有3人来自九州岛的其他地方，这样总共有10人来自九州岛。这10人中有1人似乎是比较富有的农民的儿子，另外9人是各类武士，至少6人可确定为下层武士。他们的年龄从18到34岁不等。剩下的11人来自日本多个不同的地方，而且背景各异，既有中层武士又有算命先生;但这里还是以下层武士居多。他们由藤本铁石和松本奎堂领导。藤木是来自备前国的下级武士，四十几岁;松本曾在位于三河国的谱带大名领地刈谷藩当过老师，为33岁的平侍。36个非本地参与者中，总共有23人在起义发生时不满25岁，且只有3人达到或超过35岁。
表2 已知大和反叛参与者的年龄和背景
来源：Hara，“Tenchugumi kyohei shimatsu-ko，” Shigaku zasshi,48(1937): 1115-1151,1223-1251; Kinno resshi den(Tokyo，1906); Junnan rokkō(3 vols.,Tokyo，1933);Naramoto Tatsuya，Meiji ishin jimbutsu jiten(Tokyo，1966).
注：关于年龄和背景采用了与表1相同的惯例，除了对一些明显是武士，但不确定可归为中层还是下层武士的人(有证据表明他们处于中下层武士之间)进行了如表2的描述。在36个非本地参与者中，14人来自土佐;5人来自久留米;岛原、福冈(筑前)、鸟取(因幡)以及刈谷藩各有2人;淡路、备中、备前、江户、肥后、日立、纪伊、京都和水户各1人。32个本地参与者中，16人是十津川的乡士。
a.在这里，并不总是可以将乡士和村长区分开来。并非所有的村长都必然是下层武士。
b.在非本地参与者中，有1个朝廷贵族，1个农民，1个商人/下层武士，1个商人;而在本地参与者中，有6个农民，2个医生以及1个佛教僧人。
让我们来看那些生活在大和及附近地区的人，他们中最有名的是水郡善之祐，他是伊势一个藩国所属村庄的代官或村长。[54]水郡38岁，拥有武士身份。正是水郡选定了起事地点并做了大量的细致策划。协助他的是6个来自他自己乡村或邻近地区被称为“农民”的人，应该都很富有，因为他们都有姓氏。这个群体其余的9人包括了1个当地代官的弟弟;3个乡村医生，其中2个据说很富有，1个乡士出生;1个医生的儿子;1个神道官员，也是乡士出身;1个佛教僧侣;1个曾在肥前学习制枪的“兰学家”;和1个来自邻藩的剑术家。因此，这16人(主要因为起义失败被杀或被处决而为我们所知晓)可以说是构成了上层乡村社会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典型。看得出来他们比从外地来的人要年长，只有2个是25岁或者没有超过25岁，至少9人35岁或更加年长。此外，还另有16个来自十津川的当地乡士。对这些人，除了名字，我们知之甚少。[Ⅺ]最后还有很多但无法确定的农民追随者，他们在起义开始后被召集起来辅助战事。
这些人出现在尊皇主义者的阵容中，便把我们带回到尊皇运动的阶级特征问题。尽管这个运动领导人有显著的“武士”世界观，但根据这一证据，尊皇运动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封建阶级对外来军事威胁做出的反应。[Ⅻ]事实上，毫无疑问，那些或者出于自愿、或者迫于无奈而试图迫使其上司就范的尊皇主义者，能够从那些勉强达及武士阶级边缘的人，甚至野心勃勃的武士集团以外的人群那里获得支持。通常，这些支持所采取的形式不是武力上的帮助，而是财政捐助或仅仅提供住所而已。也就是说，他们的帮助是与他们并不愿牺牲财富地位和尊严的方式相适应的。长州富农像林有造就是山县有朋的资助者;另一个长州地主吉富简一向高杉捐献了资金;三河国的古桥晖儿通过结交当地尊皇主义者，而几乎没有风险地获得了尊皇主义运动支援者的名声，与此同时又不动声色地改进了他的乡村的农业生产。[55]我们在阅读有关土佐浪人的生活记录时，会看到很多类似(虽然援助的规模可能比较小)的例子。(www.xing528.com)
这一点不仅在农民那里成立。尊皇主义运动的同情者中也有人是富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经营棉花、钢铁以及船运业的备中的三宅定太郎。三宅为逃匿中的平野国臣提供了一年多的住处，最终自己也不得不躲藏起来。[56]三宅的生意伙伴之一、为萨摩经销棉花和靛蓝的下关的白石正一郎更加有名，据说在1868年前他曾在不同时期招待了多达150个尊皇主义者。[57]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这些尊皇主义者大多来自萨摩和长州，但也有一些人来自筑前国、久留米、土佐和其他藩国。白石的船运业(以及他拥有的一家有名的妓院)为许多希望秘密活动的密谋者和信使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声称是武士后裔的布商山崎久三郎提供了另一类服务。他将自己在京都的商店用作来自各藩国的访客的会面场所。他的客人包括长州的木户和高杉，土佐的坂本等人，还有参与大和起义准备工作的一些人。他最终也不得不逃跑，成为长州非常规武装力量的一员。[58]
这些与尊皇主义者运动相关的社会资料，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即使这个简短的讨论也不能忽略。我们还必须回到这个主题。首先当我们讨论1863-1864年之后尊皇主义者遭遇了什么命运时(尤其是与长州相关的人和事时)，我们必须回到这个主题;然后当我们考察明治早期政策时，我们还必须回到这个主题。然而，在这里我们仍将就以上所论可以合理推出的结果做一总结。
首先，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操纵藩国政治上的尊皇主义群体的核心成员来自于中级武士阶层，通常是较低层次的平侍。围绕着他们的，有少数上层武士和少数下层武士。前者提供接近那些真正处于决策高位的人的路径，如果他们要对实际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话，这是至关重要的。而那些少数下层武士则在他们联系极端主义者时派上用场。但是，这些成分并没有改变这个集团的基本特性，它的构成就与它希望在现存的社会规则范围内行动的意愿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尊皇主义“政治家”与温和派和保守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其次，那些缺乏在通常意义上参与城下町政治所需最低地位的尊皇主义者，或者，那些因为别的原因认为合法的方法不适宜或无效的尊皇主义者，势必要在常规权力中心以外活动，从而卷入那些就其本质而言会对幕府政权形成挑战的政治活动。就像坂本龙马一样，一个人会在理想主义、野心和冒险精神混合作用的激励下奋起行动。[XIII]然而，一旦行动起来，他就会因行动本身而变成了一个颠覆者。因此，在下层地位——即在平侍之下的地位，因为，唯有达到平侍地位，才有资格获得具有一定职责的藩国官职——和反叛、恐怖主义以及暴力威胁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浪人，作为先行者、抗议者、密谋者和行刺者的浪人，共同拥有一个特征，即在社会地位上低于“政治家”。
第三，这个论断也适用于那些没有多少，甚至根本没有根据声称自己具有武士地位的人：村长、富农和商人，他们拥有的姓氏和配刀的权利很可能是买来的。即便这些人在社区中很有影响，受到足够的教育、见多识广，对当前的政治议题有自己的见地，德川社会仍然没有给他们提供合法的渠道以表达关切。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即为非法;而对于武士而言，情况就并非如此，对于大名而言，就更非如此。[XIV]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而我们已经给出的那些例子并不必然表明一个真正大规模的运动的存在，如果我们考虑到现代日本历史学家在找出这些人上所付出的努力是何等之大——会与那些在实际上与他们地位相等(虽然在理论上高于他们)的人在政治上联手，这些人就是城下町中的低等级武士。
【注释】
[1] 见Jansen，Sakamoto，pp.98-102，这一点是专门针对土佐提出来的。
[2] 这些与解释相关的问题在导论有更全面的阐述，在第2章也有所讨论，第2章还给出了相关的参考文献。
[3] 有关这一话题更详尽的讨论，见Earl，pp.16-65; Webb，Japanese，pp.168-173，248 -252.
[4] Hall，Government,p.403.
[5] Hall，Government,p.351.
[6] 见Earl，pp.67-81;Tsunoda et al.，pp.506-551; Satow，“Revival”。
[7] Satow，“Revival，” p.13.
[8] 见于《直毘神》(写于1771年)。载Earl，p.75。
[9] 关于水户学派和尊皇主义，见Webb，Japanese，pp.182-195，213-216;Earl，pp.94- 106; 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pp.47-128。
[10] Webb，“Development，” p.177.参见德川齐昭的观点，见上文，第127-128页。
[11] Tsunodo et al.，p.600.
[12] 出自会泽正志斋，《新论》。见Earl，p.95。另参见浅井清，《明治維新と郡縣思想》，第57-60页;以及芝原拓自，《明治維新の權力基盤》，第127-128页。
[13] 参见Garmen Clacker (Beasleya and Puleyblank,pp.259-263)对赖山阳《日本外史》的讨论。这本书比水户学派在17-18 世纪出版的具有相似尊皇主义主题的不朽历史著作《大日本史》(同上书，第109-210页)流传得更加广泛。
[14] 研究吉田松阴(又被称之为吉田寅次郎)的作品有很多，包括R.L.Stevensonn 的论文。这里给出的描述，我大部分是依赖于Earl，pp.109 - 210;以及Craig，Chōshū,pp.154-164。与我引用的著作相比,Harootunian 的Toward Restoration 是对松阴思想更加晚近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更加深刻的作品。
[15] Hawks，1:421.
[16] Earl，p.147.佐久间对松阴当时的态度的影响非常明显。在1853年底，他在一封信中将佐久间描写成“当世英雄，人中龙凤”(同上书，第147-149页)。
[17] Earl，p.173.
[18] Earl，p.203，引自1856年9月16日的一封信。
[19] Earl，p.209.
[20] Tsundo et al.，p.622.
[21] Craig，Chōshū，pp.161-162.
[22] Harootunian在Toward Restoration第193页中将松阴描写成“把行动和毁灭视作妥协和调整的解毒剂的虚无主义者”。换言之，通商条约对松阴的震动是如此之强，使他拒斥这个让他失望至极的世界的所有价值，并且，以行动本身而非以任何其他的价值来取代这个世界的价值。
[23] 《岩仓公实记》，1:349.请愿书以及附带信件的文本出现在第342-350页。
[24] 关于这一点，尽管简短却最有益的讨论，见Asai，pp.60-64;关于志士总体上的政治理想，见Inobe，“Bakumatsu shishi”; 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pp.246 - 320。
[25] Asai，pp.61-62.真木提及的大化之前的头衔(比如国之造)通常并不为现代学者看作是封建的，尽管在中文中它们可能被描述成封建头衔。
[26] Tanaka Sogaro，Meiji ishin，pp.9-19.
[27] 1862年5月6日的记录，在Junnan rokko，1:346-349。
[28] Tanaka Akira，pp.90-91.
[29] Asai，pp.63-64.Suematsu在Bōchō(3:329-330)中有对这份请愿书的总结。将这些建议与岛津齐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见上书第5章，第126-127页。
[30] 文本见于《武市瑞山》，1:119-124。很多显然属于早期的文件也收录于该书第109-119页。
[31] 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p.318.
[32] Jansen，Sakamoto，p.98.
[33] Jansen，Sakamoto,p.189.
[34] Iwata，p.3.
[35] 《鹿儿岛县史》,3:267-271。
[36] 《鹿儿岛县史》，第275-277页。
[37] 西乡致大久保信(1859年2月4日，见《大西乡全集》，1:137-146)，指出，鲁莽之勇虽然本身可敬，但却反映了“不能区分轻重”的缺陷。据此，西乡主张萨摩必须唯有在得到其他强藩特别是水户、越前、长州、土佐和尾张藩的合作的情况下才能行动，必须事先征询这些藩的代表的意见。
[38] Katsuda，ōkubo，1:117-151.
[39] 关于分析的进一步细节，以及作为分析基础的材料的信息，见Beasley，“Politics，”pp.50-55，有关武士阶级划分的一般性术语的讨论见第1章。
[40] 关于土佐政治活动和相关社会背景，见Jansen如下著作：“Tosa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of Tokugawa Rule”; Sakamoto Ryoma，pp.30-40，104-123;以及“Takechi Zuizan and the Tosa Loyalist Party”。
[41] Jansen在“Takechi Zuizan”第200-202页对这个问题做了简短的讨论。亦可见他的Sakamoto(pp.27-36)，该书提供了大量有关这一话题的日文著述参考文献。
[42] Jansen，“Tosa，” p.341.
[43] Jansen在Sakamoto第108-109页给出了这些成员所签署的誓言的译本。
[44] 幸运的是，土佐尊皇主义者的背景有很好的记录，这使得到比萨摩方面论述更为准确的结论成为可能，见上文。参见我的文章“Political Groups in Tosa”。
[45] 鉴于土佐记录的相对完整性，所有11个被归为“未知”的事实上都是平侍是不太可能的。
[46] Jansen在Sakamoto第77-86页中论述了坂本的背景。因为约有10%的土佐乡士生活在高知城中或附近，人们应该警惕过分强调他们的“乡村”标签。
[47] 这些人的传记信息可以在下面的关于维新英雄或殉道者的传记汇编中找到(前三份涉及国内所有地方的志士，第四份主要针对土佐):Kinnō resshi den; Zōi shoken den; Junnan rokkō; Zoku Tosa ijin den。更通俗易懂，但欠完整的是Naramoto,Meiji ishin jimbutsu。
[48] Craig在Chōshū第110-111页中指出自天保改革以来的长州各派领袖都是收入相当微薄的平侍;村田清风，91石;周布政之助，68石;坪井九右卫门，100石;椋梨藤太，46石。
[49] 他不得不花费相当时间通过与久光的亲信折冲，然后才能得到与久光见面的机会。见《鹿儿岛县史》,3:306-308; Katsuda，Ōkubo，1:177-181。
[50] 我们不妨顺便注意一下，政治行动的合法性上的差异似乎与一个人在家庭里所担负的职责大小并无关系，尽管我们鉴于日本的家庭体系的性质，会期待户主会因进行显然为非法的行动可能对家族的利益造成很大的风险，而对进行这样的行动犹豫不决。在表1给出信息的121个土佐和萨摩人之中，有40人被记录为户主或长子(包括过继的继承人)，37人不是长子;其余的44人的家族地位不详。在这个方面，在“政治家”和“激进分子”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实际上，姑且不管“未知”一类人物，西乡-大久保派那里有一半多的人是非长子，相反，在其他三类的每一类中，户主和长子所占的份额超过一半。
[51] 这来源于Umetami给出的名单，特别是第325页的表格。亦可见Craig，“Kido Koin，” pp.268-290。
[52] Haga著作第57-65页中包含有用的调查。
[53] Hara的作品详细描述了这个事变。此处给出的传记信息主要来源于Kinno resshi den; Junnan rokko;Naramoto,Meiji ishin jimbutsu。
[54] 这是根据Junnan rokkō，1:333-337。Hara(pp.58-61)论述了叛乱的领导人，将水郡描写成占有估计约300石领地的“富农”。
[55] Hara，pp.49-52，55-57，18-39，古桥的名声有某种事后追加的味道。
[56] Naito，pp.338-340.
[57] Haga，pp.132-138; Tanaka Akira，pp.91-92.
[58] Zoku Tosa ijin，pp.61-65.
[Ⅰ] 这种相关性并不精确。产生了许多尊皇主义者的长州在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上并不活跃。在这期间，肥前产生的有名的积极分子很少，尽管它的藩主直到1858年都有重要的影响力，它的武士也成为十年后明治政府的核心成员。在19世纪60年代贡献了许多著名尊皇主义者的久留米和一桥派并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250多个藩国中，只有很少几个藩国产生过积极分子，不论数量大小;而在这几个藩国中就包括了1858年危机所牵涉到的大部分藩国。
[Ⅱ] Craig在Chōshū第137-143页中指出平田的“追随者”的数量在1853年后迅速上升;Dore在Education第1579-1559页中观察到国学被引入藩校课程(但无论如何规模有限)因佩里远征的影响而加快了速度。这两件事情都表明西方的到来赋予了国学从未享有过的重要性和受欢迎度。
[Ⅲ] Craig的Chōshū第142页上所载的一份关于平田“学派”的地理分布的表格显示，平田“学派”在中心地区的一些经济发达的藩国最为集中，反映了平田被水户学者拒斥后，他吸收的多为富裕的村长(庄屋)和农民。在中心地区之外，萨摩、筑前和土佐藩拥有较多数量的平田“学生”，而长州和肥前藩却很少。因此，我们无法在平田产生影响的传播范围和19世纪60年代的勤王运动之间找到直接的关联。
[Ⅳ] Earl，Emperor and Nation，pp.179- 180。着重号是作者加的。“给天皇的内心带来宁静”的说法，是接下来数年间大量尊皇主义者著述中常见的警语。它也被尊皇主义者以外的著述如幕府文件，尤其是那些意在影响公众的作品所采用。
[Ⅴ] 与水户联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与水户学者的见面被自豪地记录在各种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的频率中看出来。例如，萨摩的海江田信义在他的自传中，用超过40页的篇幅描写了他和藤田东湖的第一次会面以及对东湖观点的阐述(见Kaeda，Ishin，1:20B-45B)。萨摩政治资料见于本书第7章，第178-179页、184-186页的注释，在那里这个问题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Ⅵ] 在齐彬成为藩主之前，两个家庭在继承争执中都支持齐彬的主张。
[Ⅶ] 尽管是武士出身，大久保家族因为贫困不得不好几代“在地”生活在鹿儿岛之外。他自己的那一支仅仅回到鹿儿岛不久，并以小姓与的身份，重获城下町武士地位。西乡家拥有城下町小姓与武士地位的时间更长，但他在年轻时经济上相当拮据。在Craig的“Kido Koin”第268-290页中有关于两人年轻时代的有用的记载。
[Ⅷ] 尊皇主义者名单的编集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因为维新的圣徒传记往往包括了这样一批人，对于他们，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或者事后夸大甚至虚构了自己对尊皇主义运动的贡献，或者让为他们做传记的人做如此的夸大或者虚构。此外，还有一个困难，有的人在此一时是激进分子，而在另一时是(比如说)官僚(如西乡的弟弟西乡从道，我因为他参与了寺田屋事件而把他算作尊皇主义激进分子，但他后来成了藩国官员和明治政治家)。然而，我不认为这些因素严重扭曲了我所做的描述。
[Ⅸ] Jasen(Sakamoto，p.110)进一步指出，在土佐，下层尊皇主义者不欢迎一些上层武士加入他们，尽管后者同情前者的事业。
[Ⅹ] Jasen(Sakamoto，p.118)将这封信与大久保的追随者吉井友实于1859年写给他父亲的信做了比较。在这封信中，他为自己离开萨摩到京都从事尊皇主义活动做了辩护：“我应完全为了天皇和国家而行动，遵从先藩主岛津齐彬的至死不渝的希望，因此可以说我会在战斗中死去。作为一个武士，我别无他求。”(《大久保利通文书》，1:30-31)
[Ⅺ] 所谓十津川乡士是一种兵农(soldier-farmer)，自16世纪流传下来。他们在位于十津川地区的自己的田地里劳作。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他们更接近于萨摩的乡士，而非土佐的乡士。但相对于非武装农民，他们享有特权地位。关于他们的简要介绍，见Ono，Goshi seido,pp.131-132。
[Ⅻ] 大和叛乱者在获得了最初的成功后，即给予自己以高调的封建头衔，并以仿佛是领主向属臣发布命令而非请求大众支持的方式，号召当地农民追随他们(Ishin-shi，3:592;Hara，“Tenchugumi，”1:1144-1148)。
[XIII] 一次坂本在一封发自长崎的信中写道，“在像故乡[高知]那样的地方，你不会有任何雄心壮志，你只会四处游荡，虚度光阴”(Jansen，Sakamoto,p.173)。
[XIV] 一般说来，在德川司法制度下，一个人的地位越低，对他的刑罚就越重;起义农民会被钉死，而那些据说要颠覆幕府的封建藩主则被处以软禁，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或许可以引证1864年10月发生的野根山事件作为一个直接相关的例子。在这个事件中，土佐的安芸地区的农民组织了一场反对监禁武市瑞山的公共示威活动。总共有23名参与者(乡士、村长，其他人则来自乡村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家庭)。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尽管他们的领袖清冈间道是49岁的乡士。他们计划在进行抗议后，跨过边境逃到相邻的藩国，应当是去当浪人。然而，派去镇压他们的藩国部队将他们当作公开叛乱，杀死了一些人，并逮捕了其余的人，这些人随后全部被处决。见Jasen,Sakamoto,pp.111,150; and Beasley,“Political Group in Tosa，” pp.38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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