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将军于1853年抵达浦贺，标志日本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围绕这些关系产生的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诚然，他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较之列强在打败中国后得到的通商协议相比，或者与实际上将要在1858年同日本签署的通商协议相比，都不是那么苛刻、那么不平等;尽管如此，当时许多日本人仍然认为条约不可接受，并认为佩里协议印证了他们的忧虑。因此，日本人对预期将要到来的危险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我们已在上一章做了考察)，转变为关于现实世界事件的辩论。学者之间的分歧转变成掌权者(包括官员和大名)之间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争论的地域和社会边界大大扩展，使与列强的关系问题成为真正的“国家”问题，并且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这一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佩里的要求促使幕府召集藩主协商，从而使他们得以参与政治决策。在本章将要讨论的第二个阶段，在基本没有征询藩主的情况下，幕府的态度逐渐改变，并在1858年夏天与列强签订的全面通商协议——所谓不平等协议——那里达到顶点。这个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江户通过外交实践学到的“现实主义”。然而，在政治上，它却揭示出幕府的主张与封建阶级大部分人的看法之间的鸿沟，一个将要带来强烈不满的鸿沟。因此，在最后一个阶段，对条约的反对变成反对制定条约之人、甚至他们所属政权的理由。结果，外交事务成为此后十年中大多数时候国内政治斗争的关键。
谈判
佩里条约以及那些以它为范本达成的协议难以满足西方列强的胃口，这一点在条约协议签订后不久，很快即被包括日本人和外国人在内的相关各方认识到。事实上，假如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在远东具有最大利益的国家，1854年没有在克什米亚交战，而紧接着克什米亚战争的英国与中国的冲突即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也不存在的话，下一步会来得更早。这两个事件一起使列强——包括那些没有直接介入冲突的列强(美国于第一个冲突、俄国于第二个冲突)，把注意力投向欧洲和中国而非日本，这就使幕府通过佩里条约赢得的喘息空间拉长了好几年，一直到1858年，可以基本免受外国干涉。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的几年可以万事太平，或者对日本来说无足轻重。一方面，幕府和藩国在此期间都发起军事改革，以期当下一次冲突来临时，能够更好地应对。例如，幕府在长崎建立了一所由荷兰人担当教官的海军训练学校，在浦贺建立了一个造船厂;包括水户、萨摩和肥前在内的强藩也都创建了修造舰艇、制造大炮的西式工厂。与此同时，官员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接受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更多地着眼于国际情势的现实考量，而较少顾及日本内部意见分歧的调和。
这一切发生在德川会议的高级成员堀田正睦(1810-1864)领导下——堀田正睦的提拔显示了江户权力平衡中一个微小但影响重大的转变。阿部正弘发现，在1854年3月之后，面对幕府内部两个集团不断加剧的冲突，维持自己在幕府的领导地位变得愈发困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分歧，在他们对去年的外交政策的反思中已经显现：一边是与井伊直弼相近的高级谱代大名，他们冀望日本的对外关系朝着既有利于幕府也有利于日本全国的方向发展;另一边是由齐昭领导的若干德川家系，他们力推一种比较强硬、更加符合他们作为半独立君主利益的外交政策。
阿部在观念和背景上都倾向于井伊的支持者，不过，他认识到，齐昭对于任何决策之实施都很重要，而井伊的支持者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阿部不是一个能够长久抵抗谱代大名压力的人，更不是一个敢于以决断克服这些压力的人。1855年11月他任命堀田为老中，并辞掉首席老中职位由堀田接任，开始逐步把决策权转交给后者，到1856年底，两人之间的权责转接完全结束。
幕府权力的这一变动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德川齐昭完全被疏离于幕府决策核心之外，从而排除了形成某种比较“自由的”外交政策的制约。但是，这一变动没有使当权者的观念发生任何重大改变。堀田和阿部一样是个改革者。当他还是佐仓的年轻大名(11万石)时，就于1833年在那里发起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和当时的众多改革一样，以改善藩国财政经济为目的;除此之外，他还推出种种措施鼓励医疗和军事训练领域中的“兰学”研究。1855年6月，在日本与西方首次的外交活动的影响下，他授权对藩国军事力量进行重组：在保留封建指挥结构的同时，他的军队装备了西式武器，并被分为骑兵、炮兵和步兵三个部分。[1]所有这一切都对堀田将要把幕府的政策引向何方做了清晰的暗示。
另外，堀田还从阿部正弘那里继承了一个能干有为且观点相近的中层幕府官员班子。[2]其中有土歧赖旨、水野忠德、川路圣谟、井上清直和岩赖忠震。土歧赖旨从1843年底起在阿部老中手下担任多个职务，并在1855年9月被任命为大目付(大监督官);水野忠德曾在浦贺和长崎任职，然后于1855年2月被任命为勘定奉行(财政长官);川路圣谟出身卑微，是一个德川家族医生的养子(后继人)，只有90石的年收入，但却爬升到非常高的地位，并于1852年成为勘定奉行;井上清直是川路圣谟的兄弟，他也是养子，他从1855年5月起担任下田行政长官;岩赖忠震年纪很轻，与幕府官僚圈子过从甚密，从1854年2月起担任目付(监督官)。
土歧、水野、川路和岩赖在江户官僚体制中都掌管关键职位。这是因为，尽管大目付和目付名义上的职责是追究失职滥权，但却经常被当作处理特别政务的特派人员，而勘定奉行则控制政府财政收支，这个职位使他们能在政策实施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外，在此后的几年中，凭借工作经验，他们成为日本最早的外交专家。除了土歧外，其余三人在1858年夏天通商条约签署后，都被任命为新设的外国奉行(外国事务专员)，从而成为当时英国观察家所称的“外务次官”。
他们积极参与塑造日本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机会出现在1856年。这一年，荷兰驻长崎代表丹克·克秋斯(Donker Curtius)写信给幕府，力促幕府对日本的对外贸易问题重新彻底考察。[3]他说，一成不变固守陈规迟早要招致战争。以屡次要求与日本谈判通商协定而著称的英国驻香港贸易总代表约翰·鲍宁爵士(Sir John Bowring)，绝不是一个善罢甘休、惜用武力之人。在克秋斯看来，日本避免冲突的最佳机会是与荷兰达成协议，而且，是以能够说服鲍宁接受的条件达成协议。
这个主张迅即在首都得到回应，因为那里的官员经过过去两年的辩论，已经形成了接受此类建议的气氛。这年9月初，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同长崎、浦贺、下田和函馆的行政长官同时收到了征求他们意见的通知。该通知的措辞表明，对征求意见的问题的讨论，真的是开放的，而这样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在11月17日，尽管有来自德川齐昭的不断反对，幕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通商协议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堀田领衔，而在它其余十个委员中，有六个是阿部手下的“有才之人”。
如果没有克秋斯建议的刺激，完全任由通商协议委员会按其步调开展工作的话，其工作进展将会如何，实乃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毫无疑问，幕府在通商协议问题的决策上，一直因前景不乐观而犹豫不决(也许还受到齐昭反对的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委员们因来自中国的消息而迅速行动起来。1857年2月，克秋斯闻知英国在广东的行动及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当他把这个消息告知长崎奉行时，并没有忘记提示要害。他提请日本人注意，如果日本不改弦更张的话，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必然也会在日本发生。
江户对此并非视而不见。三月，官员们又收到另一份咨询意见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白无误地指出：为了免于“日本遭受广东的命运”，“我们遵循至今的政策必须改变”。[4]堀田本人在附在通知上的备忘录中对这一论点做了阐发。首先，他认为，贸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为此，日本最好决定以于己最有利的方式开放贸易。其次，国家的拯救取决于在危机产生前而非产生后的决策：“如果我们既没有计划，也没有目标，最终将发现自己不得不接受外国提出的全部方案。这将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遇。”[5]
此后的争论主要出现在幕府官员的核心圈子里，特别是在那些负责处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官员中。这些争论的出发点不是日本该不该与西方贸易，而是如何进行贸易。不过，尽管如此，巨大的分歧依然存在。一派官员(包括土歧赖旨和岩赖忠震)认为，日本应当全面利用遇到的机会，建立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体制，并在幕府和大名的领地都开放自由贸易。这样做，这派官员认为，江户“就能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6]。另一派官员(以川路圣谟和水野忠德为首)则更加谨慎;他们视贸易为迫不得以而非理想之举。这派官员指出，世界大势的变化确实已经使日本开放港口成为不可避免之事。然而，仍有一些强有力的理由可以为闭关锁国的传统辩护。其一，放弃这个传统意味着改变国家结构之根基，而试图撤换基柱、重塑立国之基的做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幕府的权力，难以预测。其次，放弃传统重塑基业，要获得成功，需要统治者有雄才大略、富创新精神。然而，幕府扮演的是继承人和守成者的角色：它合适的政策是“保持清明之治，唯有在充分咨询之后方可下达命令，藉此上下团结、细心维持历代将军传承下来的体制”[7]。于是，无论改弦更张是如何必须，也不可据此抛弃传统态度：“它的观念和内在思想[必定]植根于先前的体系之中。”
有意思的是，从这两派观点中，我们看到，从相似的前提——即现行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出发，能够导向如此不同的结论：一方认为唯有激进的改革才能拯救幕府的权力;另一方以为幕府自身的不足决定它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不过，我们应注意到两者的共同之处：它们都致力于维护幕府的政权，都意识到决定对外政策与维护幕府政权息息相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两者的共同之处比它们的分歧更为重要。但是，在当时，两派的分歧使得它们在与荷兰谈判的问题上，采用了两种相反的方法，一方小心谨慎，另一方乐观激进。堀田很圆滑，从两派中各挑一人，派水野忠德和岩赖忠震代表自己去长崎谈判。
尽管两位代表的正式任务是就贸易问题进行调查，并就此问题咨询丹克·克秋斯，但是，随着他们在1857年夏天的讨论的进行，情况很快变得很明朗：他们所起草的是一份通商条约。再者，克秋斯和岩赖的共同劝服慢慢打消了水野的疑虑，使得他们最终形成的协议稿，与过去的实践大不相同，俨然是一个新体制的开始。协议稿开放长崎和函馆为不受官方干预的自由港，在那里进行贸易不受价值数量的限制，向所有的日本商人而非少许垄断集团开放。尽管协议稿仍然对荷兰商船和商人有许多限制，对所有“私人”进口货物课35%的关税，但同古老的离岛安排(the Deshima arrangements)[Ⅰ]相比，双方都认为改进幅度如此之大，其他的列强没有理由不接受。
这当然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有岩赖及与他观点相近的官员的支持，这个协议在江户得到通过的唯一机会，是把它陈述为预防某种更糟糕情况发生的手段。水野和岩赖在他们寻求支持8月底签署协议的信件中表明了这一点。[8]他们说，必须有紧迫感，因为英国舰队可能随时出现并要求缔约，而它绝不会接受一个仅为草案、尚未签署的荷兰条约，作为与日本缔约的范本。他们对这一事实的信念如此之强，以至于向幕府建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英国特使在幕府的指示下来之前到达的话，授权他们代表幕府签约。
在江户，只有岩赖一派的官员全盘支持协议草案，其他官僚都对它表示这样或那样的保留，大多数官员或者表示无法完全接受由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官员们得出的结论，或者表示要提出自己的方案。[9]这就使决定最终取决于堀田个人。在10月初他批准了岩赖和水野草案。
与此同时，俄国特使海军少将普什廷(E.V.Putiatin)到达长崎要求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水野和岩赖旋即通知幕府，因为俄国如英国一样可怕，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将同俄国签订协议，这样，当英国特使到来之际，能向他提出两个而非仅仅一个协约范本。事实上，由于克秋斯和普什廷加大了要求缔约的压力，水野和岩赖很快就不得不这么做了。在没有得到堀田批准(该批准到达长崎的时间很慢)的情况下，由于水野和岩赖通过私人通信了解到他们在首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他们仍旧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与荷兰的条约于10月16日签署，八天后相似的与俄国的条约也得以签署。水野写道，这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举动”，因为它们是在没有得到幕府具体指令的情况下签署的，唯有他们面临的危机的性质能够为他们的签约行为辩护。毕竟，“没有什么比给幕府造成更大困难更为糟糕的事情了”[10]。
毫无疑问，1857年的荷兰和俄国条约，已经代表了幕府在常规压力下所愿意做出的让步的极限。实际上，甚至这也是通过堀田使用他个人的权威解决幕府内部分歧后取得的。考虑到在之后几年内发生的事件，这一决定能否加诸于幕府之外的大名和武士之上并为他们所接受，仍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然而，我们无须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推测，因为这两个条约很快就因另一个条约(与美国)的问世，而显得无关紧要，与美国的条约把日本推到一条“中国式”条约的道路上，使对外关系问题再度成为公开争论的焦点。
这进一步的发展，几乎完全是由美国首任日本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一手导演的。哈里斯于1856年9月在下田安营扎寨。[11]在他到达下田后的几个星期内，哈里斯即告知日方他要进行贸易谈判的意愿。他向下田奉行提交了一份美国与暹罗(今泰国)协定的荷语译本。这个协定以列强与中国的贸易协定为范本。同时，哈里斯还要求允许他前往江户呈递美国总统国书，就“一个最重要事务”开启会谈。江户的反应很冷淡，因为它明白哈里斯要的是什么，在江户只有岩赖忠震一派官员愿意接受。哈里斯被告知只能同下田奉行交涉，即便是在重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至少在幕府于1857年做出与克秋斯进行谈判的决定之前，幕府对哈里斯的要求一直充耳不闻。
即便到那时，幕府对哈里斯提出的要求也是迟疑不决的。唯有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川路圣谟的兄弟)在土歧赖旨的支持下提出言辞强硬的请愿书以后，幕府才做出同意哈里斯访问江户的裁决。[12]在日本人看来，这个让步非同小可。它在1857年8月27日传达给哈里斯，而访问日期的初步确定则是在一个月后才做出的。当这个消息最终于10月1日公布后，立即招致一群雄藩大名的抗议。对此，堀田视而不见。不过，就是这样，哈里斯仍然是到11月底才离开下田前往江户。在那里，他于12月7日与德川家定将军进行了短暂的正式会面，这为其后的严肃的外交交涉铺平了道路。
幕府有意于向哈里斯(以及鲍宁，如果他来的话)提供一个以荷兰条约为范本的条约。然而，在12月12日与堀田的会面中，哈里斯断然拒绝了这种可能。他要的是更为自由的贸易安排，增加开放港口的数量，有权在江户派驻使节。他说，英国所要求的肯定不止于此。因为鲍宁将带着那些为中国战事而集结的舰队来到日本，而且他绝不会在使用这些舰队武力上有丝毫犹豫，日本将不得不在接受要求与接受战争中选择。哈里斯强调，在“一份与只身一人前来谈判的人签订的条约，和一份同率领五十艘战舰前来谈判的人签订的条约之间”[13]有天壤之别：在武力面前公开屈服，“将使政府在日本人民的眼前蒙羞受辱，而这实际上是在削弱政府的力量”[14]。
在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哈里斯给堀田上了一课，告诉他世界的局势，现代工业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世界局势，英国的威胁(对此他表示可以拿出鲍宁的私人信件加以证明)，以及与美国谈判带来的好处。他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听众，如幕府处理荷兰条约事宜所表明的那样。他还接触到了一个具有决策权的人物，这就使哈里斯的处境与同年早些时候克秋斯的处境非常不同。几天之内，堀田就会谈写了一个说明，发给幕府高官。这个说明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哈里斯的主张是令人信服的。
堀田指出，因为日本的虚弱而接受外国的要求最终将召来灾难。但若出于虚骄以武力对抗武力也同样愚蠢，因为这将导致经济和军事崩溃。因此，日本不但必须签署条约，而且必须要用好条约：“我们的政策应是用足眼下的机会。广结友邦，派遣轮船到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学习外国之长，弥补自身不足，增强国力，整饬军备，从而逐渐把外国人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最终使我国完美之政治、和谐之社会昭示全球。”[15]
这一政策想必绝非哈里斯自诩为“向日本人传授政治经济学基础之教师”[16]时所认为的日本应当采取的政策。而且如未来的发展所显示的，它也未必与江户大多数官员的意见相合。不过，它仍然意味着谈判是在可能达成某种能够接受的结果的希望中进行的。
不过，在谈判过程中，幕府仍在几个细节问题上坚持不让步。哈里斯在1858年1月16日与堀田再次进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上，堀田原则上同意了哈里斯的三个主要要求，虽然在外交使节的驻扎地点和开放港口的数量问题上仍旧有所保留。第二天，井上清直和岩赖忠震被任命为谈判全权代表。但是，当实质性谈判于一周后开始时，哈里斯又惊又怒，发现他不得不重新为摆脱荷兰条约“范本”而战。日方反对开放江户和大阪，反对开放京都的态度更为强烈。日方提出建议，美国公使应驻扎在品川或神奈川，而非江户。日方坚决反对给予外国人自由旅行于日本内陆权利的建议。由于“全权代表”因向其上司请示而从谈判桌上撤退，加之论争和反论争反复出现，谈判一再延迟休止，这使得哈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具有实际交涉意义的主要事实上，而忽略日方纠缠不休的言论(同样的论题可能被重复几十次)。此外，日方对某些事项的断然拒绝，我也应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因为这些事项后来得到了日方的认可，或者无论如何他们都将认可。日方还提出许多荒谬的提案，连他们自己也自认无望或者不期待被接受的提案。对于这类提案，一概不予理睬。”[17]
尽管有这些问题，哈里斯仍然成功地得到了他要求的大多数东西。他关于开放京都的要求没有写进条约;除官员外，外国人自由旅行于日本内陆的权利也不在条约之中。但是，双方同意外国使节驻扎江户。江户自身与大阪、神奈川(横滨)、长崎、新潟和兵库(神户)一道，将于1859年7月4日到1863年1月1日之间开放贸易;大多数进口货物的关税被定为货值的5%或20%;在日本的美国公民受制于美国领事法庭而非日本法律。[18]事实上，这本质上属于中国条约模式，仅在禁止鸦片和关于容忍基督教(虽然局限于外国居民)的特别条款上有所修正。接受这些条件，意味着日本将注定被纳入西方通过与中国打交道而建立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网。
签约
从20世纪的观点来看，并根据我们关于在亚洲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到日本若是签署了哈里斯草拟的一类协议，所可能遇到的风险。如果贸易要求打乱了日本的经济，则可能在日本人中出现敌对性政治反弹，或者引起日本内乱，而这些都可能导致西方为保护其经济“权利”而进行干预。从这里到变成欧洲的殖民地或受保护国只有一步之遥。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日本的经济被调整得完全适应新局面，它可能作为与外部力量共生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成为从属于外部力量控制的“半殖民地”。换言之，外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加之治外法权和受约束的关税之类制度设计的支持，将逐渐侵蚀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而在这两个不幸的可能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间，留给落后国家的安全通道窄之又窄。
当然，当时的日本人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但是，他们当中仍有许多人确实从条约中看到了危险并为此感到震惊，而这就足以使接受条约变成一件不可能迅速达成或实现的事情。这一点在1858年2月25日拟向幕府提交的最终草案完成的那一天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引起井上和岩赖受命向哈里斯建议推迟条约签定的日期，以使堀田有时间通过取得朝廷的同意来平息不满。
1857年11月底，堀田决定在幕府官员和封建大名中传阅哈里斯与他的谈话概要，一如阿部在1853年对美国信件的处理一样。这一步使参与缔约问题的争论者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在此之前，争论基本上限于幕府内部的核心圈内。而如前所述，就是在这个核心圈内，已经有人对日本可能具有的选择余地持悲观态度。在他们看来，日本似乎只能在开放国门并无可避免受西方腐蚀，和必败无疑的奋起抗争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悲观者尚属少数，那么大多数官员的反应可谓麻木丧志。[19]甚至数月前参与了荷兰谈判的水野忠德也对现在的条约所具有的风险感到不满。他认为，允许外国使节进驻江户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大名，而这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另外，允许他们在城里传播基督教，势将陷政府于软弱无为之责难，“而那些素来心怀不满的闹事者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制造事端”，危及德川幕府的统治。[20]不过，他能够提出的唯一可行的建议是拒外国人于像江户和大阪一类的地方之外，想方设法把他们限制于纪伊半岛上偏远的港口内。[Ⅱ]
这种态度在大名中也很常见，虽然在许多场合下他们的震惊是出于对西方的无知而非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的困境。有几位大名在过去的四年间态度毫无变化。例如，仙台藩主伊达庆邦仍然拒绝开放贸易，一如他在1853年的认识一样;为此，他表示不接受哈里斯所要求的任何东西。[21]更富戏剧性的，由一些谱代大名和德川家旁系共同签署的请愿书建议原则上接受美国人开出的条件，但应设法推迟其实际执行。[22]津山藩主松平美智(家门[Ⅲ]，10万石)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达到这一目的的思路，而这个思路与幕府将在1862年付诸实施的做法竟然差不多。他说，因为开放港口将鼓励贸易，伤害农业，农民将放弃土地而事商业，使国力衰落。这依次又会导致动乱，进而最终出现攻击外国人的暴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外国人明白这一切都是他们所作所为的后果的话，他们或许会因此意识到他们的要求是不理性的，应当予以取消或者修正。[23]
或许最大的变化是现在德川齐昭不再要求决死抵抗到底了，尽管他仍旧反对开放更多港口、允许外国在江户建立领馆。但是，他对下一步政策的唯一贡献是提出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几近妄想的方案。他建议，幕府可派他以德川家族长者的名义，率一支由浪人、罪犯和商人农民的次男组成的队伍，到美国建立一个贸易港，这样做或可助幕府度过难关。因为它使外国人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即贸易，同时又把他们拒于日本的国门之外。他觉得，要是把同样的做法也在其他国家实行一下，就算是在现在这亡羊补牢的时刻，也会给日本争取时间来增强军备。[24]
因此，那些主张既要避免无谓的军事冒险，又要争取缓和他们认为威胁最大的美方要求的幕府官员，在封建大名中不乏强烈的支持者。但是，另有一些采取非常不同观点的幕府官员也得到了一些大名的支持。在这些官员中，岩赖忠震再度充当了领袖的角色。他在1858年1月提出了一份陈情书，对幕府的犹豫不决做出直率坦白的批评。岩赖也承认当下的局势蕴含着对日本独立和德川政权的威胁。然而，他不认为这一危险能够靠耍猴一般的伎俩，或靠“一些细枝末节的琐碎之法”来加以应对。在他看来，仅把偏远的港口向外国贸易开放的尝试，或者迟迟不做决策，都是徒劳无益甚至是无端的挑衅。最合理的做法是抓住关键，即立即宣布幕府愿意以宽松的条件开放横滨为外贸港口。这样做，将使幕府在与哈里斯的谈判中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向世人证明江户是负责的全国政府。通过采取这一步骤，“幕府实际上再次显示了它统治全国的权威，执行了一项将给我们带来持久利益的政策，从而奠定国家富强的基础”[25]。
这个以积极姿态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到了家门大名松平春岳的热情支持，他的思想自1853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他曾经坚决反对与佩里签订条约，现在却这样写道：“统治他人抑或受他人统治，这是一个完全取决于谁掌握主动权的问题。”[26]在日本对外关系的背景下，就意味着采取积极措施发展贸易——“富国乃强兵之基础”，而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粉碎蛮夷的叵测居心”。为此，幕府必须接受哈里斯要求中的合理成分。但是，幕府还需要在国内进行改革，因为只有国内改革才能使日本利用条约开启的机会。
春岳绝非鼓吹走这条路的唯一一人。德川家族的另一位亲戚，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家门，23万石)论证说，当下不但是危机的时代，而且是机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在开放港口等事宜上的决断行动将使“富国强兵”成为可能。[27]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外样，77万石)和柳川藩主立花鉴宽(外样，11.9万石)也都为了增强国力而赞同开放贸易，并认为同时应当进行国内改革。[28]筑前藩主黑田长溥(外样,52万石)提出了一个具有同样想法的秘密的私人陈情书，该书是在没有与家人或家臣商议的情况下写成的(这一做法在他看来是如此出格，为此他要求陈情书阅后即销毁)。[29]
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堀田在1858年所面临的局势，在某些方面已经同阿部在1853年所处理的局面相当不同了。那时，冲突发生于两个小集团之间，一个力主开放港口，另一个要求排外，而其争论的背景是不加区分的传统排外心理。现在，至少在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之中，对开放外贸和外交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有了相当的体认。[Ⅳ]在统治阶级中权势较大者之间所出现的分歧，是这一不可避免性究竟应当走多远，或者如何做才对保持他们看重的东西——不管是传统还是权力——最为有利。
然而，官员圈内对局势的这一新认识并没有使哈里斯条约变得容易起来。有人谴责这个条约是在威胁面前示弱，有人则批评它与日本新生的计划毫不相干。实际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一样批判这一条约。当崛田于1858年2月12日和13日在江户会见谱代大名说明自己的政策时，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在18日，他写信给哈里斯建议推迟签订协议，并诚恳地(如我们所能判断出的)强调他意欲请天皇批准条约，而天皇的批准将平息条约所有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他相信，是由于误导而非出于恶意。用井上清直在与哈里斯会谈时讲的话来说，大多数反对都是出于偏见，来自于那些拒绝听从理性的人，“一如更加开化的国家中的顽固派”。[30]取得他们同意的唯一途径是借助天皇的传统威望。而一旦幕府要求，天皇拒绝同意的危险根本不存在。按照井上的观察，幕府“已经誓言不会从天皇那里得到一个‘不’字”[31]。
在对局势的这一估量上，事实证明江户大错特错了。[32]当堀田在川路圣谟和岩赖忠震陪伴下于1858年3月19日到达京都时，朝廷内部已经就他的建议做了某些讨论。在得到咨询的二十余位朝廷贵族(公家)中，五位持完全反对态度，约有一半认为在显要大名们明确表示同意之前不得轻举妄动。天皇本人赞同后者观点，并说他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将授权“驱除”外国人。[33]结果，4月6日堀田接到天皇的一道敕令，言明在进一步咨询大名之前，必须冻结条约。
这之后的几周，堀田拼命做工作，以改变朝廷敕令。通过他对时任关白(天皇朝廷最高官员)九条尚忠和前任关白鹰司政通的影响，堀田最终使朝廷准备了一个新的承认江户在条约事宜上负有最高责任的敕令稿。九条和鹰司把这个敕令稿强压于其朝廷同事和天皇，取得了后者于4月24日的正式批准。可是，在这时，天皇却私下让人知道他不赞同这个修改的敕令稿。结果，由大原重德和岩仓具视组织的八十余位较低级朝臣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谴责修正的敕令稿的决议。这个行动促使九条把有争议的关于幕府责任的段落从敕令修正稿中删掉。因此，当这个文件于5月3日送达堀田处时，它对堀田的帮助减少了许多。据说，条约如果按照堀田提出的条件签署的话，则“将使国家荣誉遭受污损”[34]。幕府必须与大名商议后再行提交。
导致这一落败的一个原因是许多朝臣(公家)都深受水户学者在过去几年著述的影响，以为他们这样的行动能够增加德川齐昭在幕府中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多个大名，包括齐昭本人和松平春岳在内，一直染指于京都的宫廷政治(详见第5章)。诚然，这些大名的目标与其说是要确保拒斥美国条约，倒不如说是为了增强国内的改革力量。在他们看来，如果通商条约真能起到使日本复兴的作用的话，国内改革必须进行。然而，或许是因为这个思路的微妙不为天皇朝廷中那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朝臣所理解，他们的宫廷政治活动导致条约被拒绝。
事实上，这些大名所取得的，不是幕府政策的转向，而是堀田的下台。在离开京都之前，他同关白等宫廷高级官员达成一个秘密谅解：在危机发生的紧急情况下，他将不管天皇敕令自行签署条约。因此，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事情并没有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尽管如此，堀田仍旧遭到公开的反对，而这严重地削弱了他的权力。当他于1858年6月1日回到江户时，已经发生了一连串把他从首席老中赶下台的活动。三天之后，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大老即摄政者，堀田则降格为次席老中。
领导层的变动并没有使幕府的外交政策方向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与美通商条约的签署仍然是幕府的头等大事。7月，岩赖和川路开始为重新获得天皇同意签约而在大名中争取支持。这次，一个由众多外样大名共同签署的陈情书于6月25日提交，以助他们一臂之力。这些大名包括备前的池田、米泽的上杉、安艺的浅野、久留米的有马、宇和岛的伊达、土佐的山内。他们的封地合计接近150万石。在陈情书中，他们坦言哈里斯协定不该不签。除了这批大名，还有很多人的言论透露的信息至少可以理解为幕府可以自由地声称得到他们的支持。实际上，只有齐昭固执己见，主张天皇私下表示的意见就是对他自己观点的终极肯定。(www.xing528.com)
当堀田及其同僚好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危机终于来临时，幕府也有这样的想法。在7月23日那天，一艘美国军舰到达下田，并通告汤森·哈里斯和平在中国得到了恢复，英国和法国的全权大使即将启程来日本谈判。哈里斯马上赶到神奈川，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井上和岩赖。后者随即赶回江户请示，力促立即签订条约。大多数担当外交事务的官员都同意井上和岩赖的要求。
然而，仍然有一些幕阁成员(他们在7月29日开了会)难下决心。甚至连井伊直弼也念及他面临的政治风险，而对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做决定表示疑虑。结果又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辩论。这场辩论最终依靠井伊作为摄政者对幕府所承担的责任感(外加对堀田在京都的秘密谈判的知晓)而以积极的方式告终。井伊最终这样说道，与其打一场必败的战争，倒不如违背天皇的意愿。同时，幕阁还强调这样做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执行国策是幕府的责任，而在紧急情况下，幕府必须相机做出适当决策。”[35]在这些理由的基础上，井伊指示井上和岩赖返回神奈川，并且，如果继续拖延的可能性不再存在，应即行签约。井上和岩赖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即启程前往神奈川。
为了证明这次英国的威胁行动不仅仅是流言，埃尔金公爵(Lord Elgin，他取代鲍宁担任英国在中国的全权代表)于两周后到达江户，尽管并没有如报告所说的一支大舰队会与英国特使同来。到8月26日，在哈里斯的秘书亨迪克·休斯肯(Hendrik Heusken)的帮助下，埃尔金公爵得以签署了一个反映了哈里斯要求的条约。在这之前几天，类似的条约与克秋斯(代表荷兰)和普什廷(代表俄国)签署。与法国的条约随后在10月签订。哈里斯的要求迫使幕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幕府中那些较具开放眼光的官员——做出的决定，使日本做出了在未来12个月内开放港口的承诺，从而使它与五个西方列强建立了完全商业关系。与中国不同，日本是在没有遭受任何公开武力使用的情况下达到这个状况的。与中国的另一不同点是日本立即对那些强加于它的不平等做出反应。于是，1858年乃是日本与西方真正斗争的起点，而非终点;同时，从这一年开始，一场具备许多革命印记的国内政治冲突掀开了大幕。
【注释】
[1] 关于崛田在佐仓推行的政策，参见Kimura and Sugimoto,pp.196-205,262- 279。
[2] Sakata在Meiji ishin shi(1960)第88-95页对此作了有益的讨论。
[3] 关于他的两封信，写于8月10日和8月23日，见《维新史》，2:192，232-233。关于与荷兰谈判的总体情况，参见上书，第192-198页、232-249页。
[4] 1857年3月19日老中的咨询信，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30-131。
[5] 崛田1857年3-4月备忘录，同上书，第131-134页，见第133页。
[6] 崛田1857年3 - 4月备忘录，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34 - 136,at p.136。
[7] 崛田1857年3 - 4月备忘录，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37 - 1 p.138。
[8] 崛田1857年3-4月备忘录，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39-194。
[9] 1857年9-10月的各种备忘录和指示草案，见BGKM 17:466-504。
[10] 1857年10月14日信件，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46-149,at p.148。
[11] 哈里斯在他的日记中相当详细地记载了谈判过程。他的秘书亨德里克·休斯肯的日记也已出版，不过它没有提供什么新的史料。使用幕府文件的日文相关论述，见《维新史》，2:251-261。
[12] 关于幕府在1857年8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文献，可见于BGKM 16:437-440,497-501，506-511，653-661。
[13]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63-164.,关于哈里斯在这个场合下说了什么有两个记载。其一见于Harris，pp.485-486;另一也即本段引文的出处，是对一则日本记载的翻译，见Select Documents，pp.159-165。两个记载在内容上并不一致，不过后者的语气更具威胁性也更详细。
[14] Harris，pp.485-486.
[15]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65-168,at p.167.
[16] Harris,p.490.
[17] Harris,p.505.125223(，505-555 哈里斯指的是月日到月日的日记同上书第页)。在那里，他记录了当天的谈判，不过其中的评论可能来自于他此前在下田的经历。他的感觉一定能够引起许多当时在中国沿海地区担任领事的英国人的共鸣，他们会把哈里斯的评论当作对中国官员行为的评论。确实，此类评论在当时的远东外交界屡见不鲜。
[18] 1858年7月29日签署的条约文本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70-174。
[19] 两个陈情书的例子，参见日期标为1857年12月19日和12月25日的陈情书，见 BGKM,18: 249-251,345-346，。 该书记载了为一类众多官员持有的观点 这些官 员觉得条约需要签署，但仅仅是因为别无选择。
[20] 转引自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70-174,at p.171。
[21] BGKM,18: 399-401。关于他在1853年的态度，见第3 章注42，第451页。
[22]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76-179.
[23] BGKM，18: 866-892.这与幕府在1861-1862年试图说服英国同意推迟开放更多港口的论证是很相近的。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08ff;本书第7章。
[24] BGKM,18:360 - 368，齐昭的建议的一部分已被翻译为英文，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68-169。
[25]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74-176,at p.176.
[26]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79-180,at p.180.
[27] BGKM，18:884-886.
[28] 分别见于上书，第750-752页和第415-419页。在此，两人都在此时比他们在1855年更有远见。那时，立花赞同继续闭关锁国的政策(同上书，2:264-266)，岛津主张在军备整饬后建立贸易关系。
[29] BGKM，18:App.,pp.4-7.黑田(岛津齐彬的兄弟)在1853-1854年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0] Harris,p.543.
[31] Harris，p.539.幕府的翻译森山表示即便其他各种方法都失败了，总是可以贿赂朝廷的(Heusken,p.191)。
[32] 关于其后于朝廷的讨论的详细记载，见《维新史》，2: 320-346。又见于Inobe的《安倍条约》一文和本书第5章。
[33] 天皇公明致关白，1858年3月11日，见于BGKM，19:App.,pp.4-7。
[34]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80-181,at p.181.
[35]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81-183,at p.183，转引自井伊秘书的日记，它对这次老中会议及其讨论做了记录。
[Ⅰ] 1641年，幕府为了实施其锁国禁令，防止西方的影响，在长崎附近海面上建造了一个叫“离岛”的人工岛。该岛有围墙，仅有两个出口，严密把守。日本人只有翻译可以上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司令只被允许每三年离岛一次，后改为每年一次离岛，到江户表示对幕府将军的尊敬。其余的时间里他必须和岛上的其他荷兰人一样呆在离岛上。——译注
[Ⅱ] 水野反对允许外国人在江户居住的观点，与同年晚些时候埃尔金公爵在天津谈判时中国保守主义者反对外国外交官进驻北京的论调如出一辙。见Hsu，China's Entrance,pp.57-66。
[Ⅲ] 江户时期“三卿”之外的德川家旁系。
[Ⅳ] 但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判断不适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舆论”。实际上，长溥在他个人的意见和藩国的观点之间所做的区别，已经透露了还存在着另一类分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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