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日本统治者决定切断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那些能够通过处于谨慎管制之下的，与荷兰人和中国人在长崎进行的贸易而维持的关系除外)，这样做是坚信外国宗教和对外贸易隐藏着危险。两者都可能成为外国侵略的推手，成为觊觎将军地位的大名手中有价值的武器。因此，他们认为，其中一个(外国宗教)应该加以镇压，另一个(对外贸易)则需严格控制。
这些态度在19世纪仍然存在，不过它们之所指乃是外部威胁，而非国内威胁。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一部德川幕府晚期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对此做了如下阐述：“当那些蛮夷计划征服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时，他们会从开放贸易开始，密切留意趁虚而入的机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传播他们的异教以获取当地人的信任。”[1]受1853-1854年佩里远征的推动，在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这种观点被反复提及。从经济上反对外贸的观点也是如此。这些观点部分根源于儒家的重农主义，以谴责任何纯粹追求利润的活动为特征;部分根源于重商主义者对出口黄金换取货物的疑虑。正如会泽正志斋的藩主德川齐昭在1853年所说：“将我们贵重的物品如金、银、铜和铁换成毫无用处的外国货物如毛纺织品和丝缎，我们所失巨大，所得甚微。”[Ⅰ]
这些反对与西方恢复关系的具体观点被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强化了，这个文化沙文主义来自于中国的文化沙文主义，却又比中国的文化沙文主义更甚。对儒家学者来说，不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者是朝鲜人，世界乃是由一个包含了“文明”到“野蛮”的自然等级体系构成的。在这种体系中，中国与那些已经接受其文化的国家一道，成了“文明”的代表，而西方则取代草原游牧民族成为了“野蛮”的代表。[Ⅱ]这样推算，日本属于文明国家。然而，就日本这个国家而言，还有另一种独属于日本人的自豪来源：一种关于它们的土地、人民和统治者来源于神的恩赐的意识，这种意识来源于古代的神话并体现在神道学说中。这一意识引导平田笃胤(1776-1843)断言：“日本不同于并优越于中国、印度、俄国、荷兰、新罗、柬埔寨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因为日本是“诸神之乡”。[2]然而，尽管这个传统源于神道，但是，如此表示的人绝不仅限于像平田笃胤那样视这一信念与中国的学说毫无调和之处的人。实际上，在阐述晚期的武士准则即武士道观念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儒家学者山鹿素行(1622-1685)在谈到日本时，就使用了与平田笃胤相似的语言：“日本人民的素质在地球上无与伦比。”[3]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另一位儒家学者会泽正志斋在写作《新论》的序言时宣称：“位于世界之巅，将使日本成为世上其他国家的标准。”[4]
经历了一段锁国时期的日本产生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在这段时期日本已经自我封闭地发展了好几个世代了，它的制度，除了曾经受到与中国的制度进行比较的压力外，没有经历任何其他外部的考验。然而，这个事实必须加以强调，因为它对理解19世纪的危机至关重要。一旦锁国政策遭到那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还有着与日本的思维基础完全相反观念的国家的挑战，[Ⅲ]那么，像中国一样，日本将卷入到一场不但事关政治存亡而且事关文化兴衰的斗争中。对于这双重威胁的意识，一种毕竟是军事统治阶级的屈辱感所引起的意识，使外交政策一度成为日本政治的焦点。可谓外患压倒内乱。
对锁国的挑战
日本的闭关锁国很长时间都没有受到挑战，主要是因为它的邻国专注于其他地方，欧洲的扩张又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然而，在18世纪的后半叶，这些条件不复存在了。在北方，俄国开始探索现在已是它最东国土的可能，并将它的权力逐渐延伸到北太平洋的岛上。在南方，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进入了马来西亚并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新建立的美国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寻求贸易利益。所有这些对日本都是不祥的预兆。日本人对它们也很熟悉：既借助于中国书籍的描写，也借助于荷兰人每年在长崎提交的报告。并且，这些传闻也被日本港口出现的越来越多要求开展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外国船只所证实。[5]
俄国的问题最先出现，它在很多方面对于日本也最为熟悉。它源于俄国人在虾夷(即北海道)岛北方岛屿的定居，而虾夷岛乃是那时日本政治权威的地理极限;并且它提出了防御和划定边界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德川幕府的官员们都没有直接的经验。历史记录了太多的例子。1793年来到松前(Matsumae)的一位俄国使节和1804年另一位来到长崎的使节都遭遣返，不留任何余地。俄国人在1806到1807年间对那些岛上零星的日本哨所的攻击，遭到了日本于1811年逮捕一支俄罗斯勘探队的报复。为了确保合适的军事监管，虾夷岛被置于幕府的直接管理之下长达20年之久。
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措施，尽管非常微小，却足够防止俄国极具试探性的蚕食，其结果是在1813年之后，俄日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事件，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行动属于另一类型。一方面，它们是海洋和贸易型的。另一方面，它们的言语威胁远多于实际行动，至少在早先时候是这样。1808年英国的驱逐舰——一只混在荷兰商船中的商用快艇——驶进了长崎港，并以蛮横方式要求获得食物和水的补给;1813-1814年，托马斯·斯坦福德·拉弗尔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英国占领下的爪哇岛副总督——试图将长崎与荷兰的贸易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结果以失败告终;1837年一支由商人和传教士组织并带有半官方背景的英美联合舰队借口将一些遭遇海难的日本人送回家时，试图趁机进入浦贺。而且，英国(和美国)的捕鲸者会不时与日本村民发生冲突，如他们1824年在水户海岸发生的冲突一样。尽管这些事件加深了日本人的恐惧，但从这些事件中看不出那些印度的征服者有染指日本领土的迹象。
确切地说，这种迹象直到1839年才终于开始显现。从那一年开始，导致了香港的割占，以及北至长江的通商口岸被迫开放的中英鸦片战争改变了整个格局。英国海军调查舰队开始出现在日本海附近。关于英国人——以及法国人——觊觎琉球群岛的报告，早在1843年就开始在日本流传了。1844年，日本官员收到了一封来自荷兰国王的信。该信很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鼓舞，敦促日本对发生在它周边的事件给予关注，并在外部世界强迫日本采取措施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之前，主动开国。两年以后，一个由詹姆士·比德尔(James Biddle)准将率领的美国官方使团到达江户湾，并要求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确实，比德尔像荷兰人一样，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幕府对其示好的无礼拒绝;但是就在这几年之中，就有两次类似的外国政府与日本的正式外交交涉，这清楚地表明，外国政府能安然接受这样的答复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尚不知道，英国政府已在1845年批准了一项派遣使团到日本建立贸易条约关系的提案，一旦一支足以支持这个使团的海军力量部署完毕，这项提案就将付诸实施。
因此，美国将派遣佩里将军率领舰队远征日本的计划——该计划于1852年由荷兰人公开宣布并报告给江户政府——绝对不乏先例。在日本也不缺乏关于如何应对佩里到来必定带来的更多问题的讨论。从1790年开始，已有为数不少关于外国事务的书和小册子出现，渐成常规，它们或被出版，或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诚然，了解并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仍十分有限，一般局限于官员、学者和封建大名。尽管如此，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在一些情况下还是握有权力的人;如此，当日本最终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他们的观点便举足轻重，尽管这些观点互不相同而且经常冲突。
在这些年形成的观念中，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对西方技术和军事科学的兴趣之上的。这部分观念主要兴起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是对当时的正统观念和不加质疑而接受的中国模式的部分反应，从这里产生了诸如“神道复兴”(一种恢复日本本土宗教的纯洁和地位的尝试)和对“荷兰研究”(兰学)的新兴趣。[6]这两个运动都弃中国而欲在另一个不同文化传统中寻求启迪，一为古代日本传统，二为欧洲传统。两个运动都小心翼翼地声明，它们对其他根源的寻找绝非意在攻击既有的秩序。然而，两者在对某些个人思想的影响上，都起到了革命性作用。尤其是兰学，它迅速超越了对西方医学、语言学、天文学以及钟表的研究，而进入那些具有更直接政治影响的事务，如将科学运用于战争以及社会的本质。这样做就使人有机会走出受传统羁绊的环境或个人的不得志，也使人有机会改变这个环境本身。
早期杰出的兰专家有林子平(1738-1793)和本多利明(1744-1821)。[7] 1791年，林子平撰写了一本书，敦促有必要使用西方军事科学来保卫北方岛屿，抵御俄国蚕食。在书中，他认为国内改革，包括鼓励农业和贸易，放宽参觐交代制度以及武士的再教育，都与防御息息相关。对于这种明显无害的观点，幕府却下令逮捕了他，并捣毁了印刷这本书的房屋。也许是由于林子平的经历，本多利明不敢把他更为激烈的建议公之于世，而只在私下流传。作为一个地位非常低下的武士，本多利明直言不讳地批评上层武士官员的无能。“因为规定必须从出生高贵者中挑选行政官员，”他写道，“他们中缺乏有能力的人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8]因此，他认为医治国家弊病的一个解决之道是从低级武士阶层中提升有能力者。另一个解决之道是在经济上大力利用西方技术。他特别建议用火药炸开河道以利航行、发展航海技术以及将对外贸易置于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以便限制甚或扭转贵金属货币流失的状况。这一计划将因殖民地建立而得到增强，首先在附近的岛屿，然后扩展至阿留申群岛和北美，充当防御前哨和原材料供给基地。他甚至设想最终把首都迁移到堪察加半岛，以此作为日本控制北太平洋的自然中心。
二十余年后，另一位学习过西方科技的日本学者佐藤信弘(1769-1850)设计了一套相似但却更加宏伟、通过征服在东亚建立帝国的计划。[9]这个计划从侵略中国开始：“只要我们自己拥有适当的精神和纪律”，佐藤认为，“中国将在五到七年内瓦解并像沙做的马一样倒下。”[10]在这之后，缅甸、印度乃至整个中亚都会迅速地臣服于日本。更令人吃惊的是与这个计划相应的政治项目。尽管本多利明已经承认封建社会需要进行改革或强化，佐藤却将之视为需要被完全取代的东西——而且是被一个恐怖的现代集权结构所取代。政府将由许多专门的部门和机构来管理，它们将控制所有的经济和军事活动以及相当一部分人民。课程包含西方学问的大学将负责培养填充这些官僚组织职位的官员。而地方学校网络——每2万石土地上应建一所学校——将训练其余的人获得与他们世袭功能相适应的技能和态度。
虽然佐藤的思想与明治领导人之间，是不可能找到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的(尽管这样的尝试是很诱人的)，但是对另一位“兰学”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而言，这一链接则是确证无疑的。[11]通过他两位同样著名的学生胜海舟(后成为其妹夫)和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对于明治政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名武士官员，他担任过他的藩主即松代藩主真田的顾问，并以此身份成为大名和幕府的参议。也许因为这个缘由，佐久间像许多在1868年以后身居高位的人一样，在社会和政治态度上倾向保守，在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上注重实用和军事层面。他亲手制作相机，亲自制造大炮，并编纂了一部字典。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与日本的国防相关(即使编写字典也是如此，因为它有助于满足一项军事需要，即学习“蛮夷的”语言)。
与此相反，儒家学问无论对道德行为问题有何等的重要性，佐久间都认为它于军事无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他说，“是因为外国的学问是理性的，而中国的学问不是。”[12]日本自己最初的准备也不比中国更有成效。如他在1854年，即在签订佩里条约不久之后所言：“现有的沿海防御设施都缺乏章法;那些排列整齐的大炮品质低劣，而与外国人谈判的官员都很平庸，对战争一无所知。”[13]因此，在他看来，学习西方技术，唯有在采用了相应的政治措施以确保所学能够恰当实施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在军事战略、规划和行政管理上有才能的人”，应该被任命到需要负责任的位置上。大多数武士确实太无能了，以至于应该成立特别的军队，并从“非军事阶级家庭中那些有历史、有建树的家庭”中招募成员。[14]
这一思想中蕴含了后来首先由胜海舟和吉田松阴，而后由高杉晋作和村益次郎所发展的计划的种子。这些计划对武士在社会中地位的打击之激烈，大大超出了佐久间所愿意看到的程度。从长远的观点看，一种新的军事科学势必涉及到向新的军事组织和募兵方式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到征兵制实施才告结束。这些转变将有助于摧毁武士阶级的世袭特权。
然而，佐久间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想得如此之深。对他而言，正如他在1842年在一本关于沿海防御的文章中所披露的[15]，问题的本质在于技术，有技术含量的威胁需要有技术含量的防御加以应对。他要求建造沿海炮防工事，停止铜金属出口，留为己用;建造西式舰船，向藩国加征特别税来为建造西式舰船筹资;创建海军(像彼得大帝在俄国大张旗鼓做的那样，这是他经常援引的一个例子);由幕府对海上运输与对外贸易进行严密监管。设立新学校以训练日本人民，实施能“统一他们的思想”的公正的行政，从为将军服务的藩国中聘用“有才之人”，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但是，佐久间的这些要求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激进的社会变革计划，倒不如说他作为一位出身卑微的中层武士，因自己的观念不被人接受而产生的挫败感。他的有才之人毕竟仍旧是武士。他们的道德训练仍将是儒家的。在他看来，日本经过几个世纪“采用了中国之长处”，从而使自己的力量足以抵御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攻击[16]，现在，为了同样的目的，必须转向西方学习。“今天的蛮夷，”他评论道，“到目前为止，已经在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17]
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够产生长远的影响，除了归功于那些学习西方的人，诸如像林子平、佐藤和佐久间——他们对外国威胁的反应，把破坏性要素引入晚期德川幕府政治;还应归功于一群与水户藩关系密切的儒家学者。其中的第一人当属藤田幽谷(1773-1826)，他对防御问题的评论为18世纪末的水户思想指明了一个新方向。他提出的许多观念和口号，在其后的80年间成为日本人辩论的焦点。[18]例如，用“内忧外患”这个词来专指日本的处境，正是出自他之手。对于这个词的前半部分，他的意思是指藩国的财政困难和这些困难带给农民的种种苦楚;对于它的后半部分，他指的是俄国在北方的行动。他说，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途径是“富国强兵”，尽管他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与后人所讲的不是同一回事。在他那里，富国指的是一种重农主义：限制贸易，驯服商人，摒弃城市生活，让人民重返土地。强兵则要求重建武士士气，恢复军人之德。这个要求由于包含了回归节俭的含义，从而不但是治乱而且也是富国的关键。于是，这一解决之道的两个部分实际上可合二为一，正如它要解决的问题的两个部分也是如此。
藤田幽谷的学生会泽正志斋(1781-1863)继承和发展了这些观点，这尤其体现在他在1825年写的《新论》一书。[Ⅳ]与他的导师相比，会泽对外部威胁的感受更为深切。在他看来，英国和俄国(或许联手共谋)正利用贸易、基督教，最终靠武力来征服中国和日本。他也不相信“兰”学者的计划能够拯救日本。在他看来，这些学者迷失于把“我们文明的生活方式转变为野蛮的生活方式”的研究。[19]相反，拯救日本必须依靠强军备战(包括使用西式武器)和“攘夷”即“驱逐蛮夷”的政策。这首先意味着灌输抵抗意志。日本的衰弱不仅是几个世纪和平的结果，会泽正志斋写道，而且只有在它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之后它才会强大。团结和决心又唯在如下情况下方能出现：日本必须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它若受到攻击必将战斗到底：“‘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如谚语所说……所以，我说，首先必须做出或战或和的抉择，从而置整个国家于死地。”[20]
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一如其他使国家强大的举措(如提拔有才之人、放宽参觐交代的条件)的责任——在会泽正志斋看来，完全落在幕府的身上。毕竟，将军头衔的第一部分不正是征夷即“征服蛮夷”吗？因此，这就需要将军展现领导力，通过证明这一特殊的义务超越了所有较低层次的忠诚，对领主、家族或大名的忠诚，来指明实现国家团结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将军必须显示德川幕府已经准备好把他们的“私”利，包括将军权威的存续，置于全体人民更广大的利益之下，而这将体现为全心全意接受尊皇即“尊崇天皇”的理念，这就可确保天皇——“国体”之象征——将再次“统治这片土地，治理他的人民……把整个国家置于他的意志之下”。[21]
对于对外事务的这类反应，会泽正志斋就其政治意味的解读远超过前人。尽管他的著述中有把德川幕府置于天皇之下的字眼，但他并没有真正想到过要推翻德川政府，恢复天皇统治。然而，即便如此，他无疑是播下了这类思想的种子，等待他人培育。这样，他就完成了维新运动的政治词汇。尊皇和攘夷将合并成一个口号：“尊皇攘夷”，一个概括了1860年代尊皇主义武士目标的口号。国体，国家之体，以其天皇与人民为神秘统一体的含义，将成为一个宪政的理想(设计政治行动的目的是把这个理想实体化)，成为攘夷力图保卫的核心。
把这些泛泛而谈转化为一种马上就可用来对付外国要求日本开港的主张，是幽谷的独子藤田东湖(1806-1855)的成就。在一本了解中国鸦片战争的情况下，写于1845年、名叫《常陆带》的书中，他考察了同代人就新形势下外交政策提出的不同方案。[Ⅴ]第一，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给予外国人通商的权利来向他们示好，藉此给日本以时间武装自己，进而驱除他们。在东湖看来，这是一种没骨气的政策，把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给了下一代。而且，它还是一种自毁江山的政策，因为它将给贸易和基督教提供一个消灭日本人斗志的机会，果真如此，攘夷将永远无望。[22]第二，有人鼓吹日本向世界开放的计划。它着眼于学习并采纳西方文明中那些能使日本变强从而在国际舞台求得平等地位的元素。同样，在东湖看来，这个计划也有腐蚀日本精神的危险。它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软弱无力、缺乏经验的日本落入外国人设下的陷阱。最后是一种直截了当的驱逐政策，用战争来保卫“神土”。甚至这个方案也遭到东湖的拒斥，因为它是否定性的。与这个方案不同，东湖主张攘夷(在这种情景下最好翻译为“驱除蛮夷”)，但一旦它完成了团结人民、保卫国家的关键任务之后，就应被开国即“打开国门”政策所接替。换言之，“驱除蛮夷”本身不是目的。它是日本以平等姿态面对世界的第一步：重整武装、政治改革、培养对天皇的忠诚，在这样的忠诚的基础上，一个真正团结的国家就可以建立起来。
这些态度，尽管是在一种非常地道的儒家概念和术语框架下表达出来的，但在当时绝非我们今天回过头看那样属于一种典型的武士思维，正如像佐久间象山那样的“兰学者”的观点绝对不属于一种典型的武士思维一样。事实上，大多数武士几乎都更愿意同情儒学者中的保守之士，高罗佩(R.H.van Gulik)把这些保守人士精辟地描述为“枯燥乏味且毫不妥协”。[23]尽管这些学者的原则最终深植于明治国家的社会准则和教育体制之中，但他们确实对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和思想了无贡献。然而，我们不能据此完全忽略不谈他们的观点，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西方文化尖刻的攻击——这一攻击部分源自中国的文化沙文主义(通过中国书籍在日本的流通而为人熟知)，部分因为他们意识到西方科学对自己的职业饭碗形成了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塑造了当时围绕外交政策进行争论的情感气氛。
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位是盐谷宕阴(1810-1867)，他曾经是推行天宝改革的水野忠邦的一位幕僚。在一本署名时间为1846年的著作中，宕阴预测英国很快就会把它的注意力从中国转向日本——通过派遣探测船、要求提供仓储地、在沿海劫掠，事实上包含所有通过“恐吓使其臣服的艺术”手段[24]——直到可以派遣舰队并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地步。到那时，进行有效抵抗已为时已晚。在他晚年的著作，1859年出版的《隔力论》(Kakkaron)中，宕阴断言，中国的错误就在于最初同意西方在澳门获得一立足之地。一旦做出这个让步，贸易和基督教就共同利用这个机会，而在整个过程中，蛮夷又得到了“吃里扒外之徒”的协助。中国国力虚弱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那些目光短浅、疏于职守的官员之流的所作所为。
中国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些外患，没有进行军事反击的准备，而且，它也没有把国内的秩序整顿好。宕阴写道，要是它的统治者能够继续拥有人民的支持，“那么，即使外国侵略者用尽各种诱惑手段，他们也不会有征服中国的机会。如果一个国家有穷人，这就好像家里有生病的小孩一样;如果一个国家有反叛的人民，这就好像家里有个挥金如土的浪子。现在这个生病的孩子没有得到治疗，这个挥金如土的浪子没有遵守命令……究竟应当归咎于谁？”[25]从这里得出的道德教训一目了然：日本不仅需要军事科学，也需要儒家伦理，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国的失败不可归咎于儒家，而应归咎于没有按照儒家要求的方式生活。
这个观点在大桥讷庵(1816-1862)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而他的著作大都是在佩里到来的时期写下的。[26]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执迷于利润而排斥责任，重科学即外在形式而轻道德本质。它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当然区别，一如它挑战了“文明”与“野蛮”间当然的等级划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对社会秩序都是破坏性的。确实，甚至对它的学习和研究也是破坏性的。因此，尽管西方毫无疑问地有巨大的力量，但是将“西方科技”与“东方伦理”相结合的尝试(佐久间象山的口号)只能导致毁灭。“当我们说尽管我们把西方道德教育视作邪恶与谬误而加以拒斥，我们仍旧能够接受西方科技时，”大桥写道，“就等于告诉人们，尽管干渠的水被下了毒，他们仍能安全地饮用来自它的支渠的水。”[27]
大桥在1858年后成了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因在狱中所受的折磨死于1862年，这证明了他信念之强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佐久间象山在1864年被一位排外狂热分子刺杀身亡。我们难以找到更好的例证，来说明这里讨论的意见与实际政治之间具有何等密切的关联。尽管如此，必须指出，那些一味强调把他们区分开来的观念是危险的，如果这意味着忽略他们共有的观念的话。确实，对于西方文明，在日本有人表示尊崇，有人表示鄙视，就像有人愿意与之周旋待变，有人意欲立马拒之门外。他们之间的争执，如我们将看到的，沾满了血腥和痛苦。然而，这一争执发生在一个具有相当高共识的概念框架之下。日本正处于这个或那个西方列强武力攻击的危险中，为了自救，它需要在国内重整武装、进行改革，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必须意识到它们对传统信条的毁灭性影响。这些观点，到佩里于1853年到来之时，已经为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有识武士所认同，不论他们在几乎所有的其他事项上如何各持己见。而在佩里到来之后的五年里发生的事件，又将把这些信念延伸至更大的圈子;因为此时，所谓外患，到此为止尚是预期性的，后来因外国实际要求而成为现实。
佩里远征
最终是一只美国舰队打开了日本向外国船只开放大门的事实，从日本早先全力应对的是英国和俄国的角度来看似乎颇令人惊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对日本持有长久的兴趣。这兴趣虽然或许谈不上浓烈，但足以促成在1846年派遣比德尔到日本。而且，在这次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失败尝试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促使美国关注太平洋地区、与这个地区的接触迅速升温的事件：俄勒冈领土的转移，加利福尼亚的独立及其后加入联邦，1849年的淘金热。在这些事件的刺激下，人们开始谈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和从旧金山到上海的汽船航线。日本因此被美国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在美国人的眼里，日本不仅仅航海风险大，还是煤炭源地。因此，1849年4月，为接一艘失事的美国捕鲸船船员回国而访问长崎的美国军舰普雷布尔号(Preble)，就试图获准建立跨太平洋的煤炭贸易航线。这一请求，像比德尔的请求一样，被严辞拒绝。
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来考虑1852年马修·佩里将军受命率领舰队前往日本时所接受的命令。他要确保美国的船员得到保护，要获得进入日本港口获取补给和煤炭的许可，要争取获得通商权，哪怕仅仅是基于临时约定基础上的通商权利。但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需要谨慎对待日本的敏感事项。正如美国总统在给日本“天皇”的信中所说：“我特别叮嘱佩里将军，不做任何可能会扰乱您的帝国神圣权力之宁静的行为。”[28]然而，佩里自己看来并不特别在乎这一克制的必要性。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他在1852-1853年冬季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到香港的航海经历，证实了他关于拥有受美国控制的煤炭供给基地具有压倒一切重要性的观点，因为他的此次航行沿线大多数煤炭基地都被英国先占这一事实，给他的舰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部分是因为他与其他某些西方人一样持有或者迅速地知晓了所谓中国沿海成见，即在东方外交中要靠武力或武力威胁说话。
可以肯定的是，当佩里于1853年7月8日，在两艘护卫舰和两艘驱逐舰的陪伴下到达浦贺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采取坚定的立场来应对日本人的拖延或回避动作。他告诉试图说服他前往长崎的日本官员，如果他们不做出适当的安排来接受他携带的国书，他将“以强大的武力”登岸，并亲自呈送国书，“不管这会带来什么后果”。[29]而且，在他写给日本人的信中，他表达希望“日本政府看到避免两国不友好冲突的必要性”[30]，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他提出的方案。如果他得不到立即答复的话，他说，他愿意在1854年春天，“与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一起”，为了一个答复再度来到日本。
佩里的行动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在之前几十年或更早之前已经有相关的讨论，已经预料到早晚会有这一天。一本写于1864年的日本编年史，以如下方式描述了这些反应：
日本的武士阶级在长期和平时期疏忽了军事技能;他们贪图享受和奢华生活，而且这么多年已经很少有人再重拾盔甲。所以，他们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慌，开始四处搜寻武装。江户城及其周边村落已经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预期战争一触即发，人们带着自己贵重的东西和家当四处逃避，把这些东西藏在住在偏远地方的朋友家中。[31]
官僚圈以外的人士同样感到震惊。7月10日，幕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决定是否要坚持让佩里前往长崎。会议争论激烈异常，一直持续到次日即7月11日晚上获悉佩里舰队已经到达江户湾才终止。对敌对行动的惧怕使最后一批犹豫不决者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现实：授权浦贺的长官接受(佩里携带的)国书，并承诺在第二年春天做出答复。这些文件于7月14日在久里浜通过适当的仪式正式移交。
当然，这与同意佩里提出的要求不是同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幕府官员仍有巨大的分歧。在政府内部关于是否同意这些条款仍然意见不一。1845年以来一直担任幕府首席老中，以其1846年秘密同意萨摩通过琉球与法国人进行谈判而著称的阿部正弘[32]，深信日本不可能长期拒斥西方国家的通商要求，但他也认识到，如果江户毫无保留地接受美国的提案，将会在日本国内激起倒幕情绪的高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呼吁所有官员和大名都就此问题提出意见书，并相信这样做的时候，大多数人哪怕只是出于对自己意见的尊重，都会建议避免采取敌对的政策，从而为找到一个妥协方案提供“民意”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发展证明他错了。尽管幕府对这类事务具有做出决定的权威，但有些被咨询的大名和官员做出的答复，表明他们更愿意推荐甚至坚持的，是他们自己的政策。
美国国书的翻译件从1853年8月初开始被传阅，幕府其后的三个月内收到了关于这些信件的评论。有61份来自于大名的答复保存到了今天。井野边茂雄对它们做了如下的总结：19件表示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通商和开港;19件敦促彻底拒绝佩里的请求;14件反映了需要避免战争这一主要关注;7件主张以拒绝为最终的目标，但同时也设想了采取权宜之计的可能性;还有2件简单地表示服从幕府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是什么。[33]诚然，我们不可断定其他200多位封建领主的意见也会照这61位的区分方式分布。然而，从我们所持有的回复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阿部没有找到任何共识，甚至连一个如果诸藩国真的都接受幕府的决定权而可能产生的“公开的”共识也不存在。更有甚者，在上述区分的主要集团中的每个集团，都包括阿部不得忽略其建议的人物。
例如，在那些同意开放日本港口的人中有堀田正俊，一位将在两年后接替阿部任首席老中的谱代大名。他持有与阿部相近的倾向，认为日本不仅无法对西方进行军事抵抗，而且它还可发现通商于己有利。[34]
最有权势的谱代领主井伊直弼则并不像他那样直截了当。他说，如果日本只是消极地等待外国进攻，注定将被打败。“当我们被包围在一个城堡中，拉起吊桥就等于监禁自己，城堡迟早会失守。”[35]正确的应对之道与其说是开放日本的港口，倒不如说是建立船队，使用它们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得为建造海军所需要的经验和技巧。如果完成了这项工作，日本就可以保卫自己的独立，并能“扬威四海”。[36]
筑前的黑田长溥，一位在九州岛拥有50万石的外样大名，提出了相似的方案。他认为通过巧妙的外交——使用“以夷制夷”[Ⅵ]这样一种传统的中国方式——来避免做出大的让步，将使日本拥有足够长时间来建立彼得大帝的俄国一样的帝国。他写道，“使用大量从荷兰和美国购买的大炮和战舰，我们必须让它们承担建设大任并培训日本的技术人员，直到这些工作可以由日本人自己开展。”[37]
拥有封地近80万石、面积仅次于加贺的前田且为黑田亲戚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也强调西方军事科学的重要性，特别是与海洋防御相关的技术，因为，就本质而言，日本面临的显然是从海上来的攻击。然而，对于外交事务的政治方面，他则更加谨慎，他敦促幕府推迟任何关于该条约的决定——他认为三年应当足够了——一直到防御准备完毕为止。[38]
与此相反，通过联姻成了德川幕府亲戚的外样大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24.2万石)建议聘用荷兰专家建造船只和大炮，但同时完全反对佩里的提案。他说，一旦外国人强迫开放贸易得逞，他们将会利用他们的优势，“通过展示善意来引诱无知者，直到最终使日本完全臣服于他们的意志”[39]。解决的方法是根本不让他们进入国门一步，至少在日本强大到可以泰然处理外国人之前都应如此而行。
山内的观点与水户藩主德川齐昭(35万石)的观点相去不远。他在1853年8月14日发给幕府的信件可视为水户学派的“驱除”论在与美国谈判这个特殊问题上的一次经典运用。[40]齐昭简要地阐述对基督教和贸易的传统式反驳，并强调了如果幕府屈从于威胁将导致的耻辱——外国人“自大、目中无人，行为粗暴野蛮”。但是，他相信有一条路可走，只要江户决意走的话。因为如果没有使用武器的意愿，武器将毫无用处，所以日本防务的第一要件是，政府要明确表示它将会战斗到底。追随妥协者和崇外者的建议只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决意进行战争，那么，全国的士气将为之一新。而且，即使我们在最初会遭受战败，我们最终将把外国人驱逐出去;然而，如果我们决意维持和平，即便似乎会有一度的安宁，整个国家的士气将极大地下降，而我们最终会彻底溃败。”[41]失败也可能威胁到德川家族的声誉和权威。可以想见，“幕府对大片土地的控制自身将难以为继”。而另一方面，成功则可以使日本“走出去与列强战斗，并扬威于四海”。
对于阿部这个负责制定政策的人来说，德川齐昭建议中的关键要素，是它完全拒绝了把与佩里的妥协作为一个手段，使日本获得完成防御体系的时间的做法。水户对与外国通商的种种反对意见，尽管不乏强有力的支持，[42]但就这些反对意见本身而言，它们毕竟没有排除与佩里达成协议的可能。美国总统不过是建议日本暂时取消锁国禁令，要是试验证明不成功不是仍然可以重新启动贸易禁令吗？同样，齐昭关于海防的观点也没有问题，因为它们同幕府或其他大名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齐昭并不否认西方军事技术的价值——他自己的藩国，就像萨摩和肥前一样，已经在荷兰学者的指导之下，在西式舰船制造和大炮铸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否定的仅仅是要海防必须开港的政策。
事实上，尽管贸易和防御的关系是当时人们激烈争论的对象，众说纷纭，出现了种种根本不同的观点，但开港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德川齐昭获得了一些非常强大的外样大名的支持，他们和他一样反对美国的缔约要求。他也得到了其中一位年轻的旁系亲戚越前藩主松平春岳(32万石)的支持。与齐昭一样，春岳也认为妥协将危及日本和德川幕府。在权宜之计的名下做出与佩里缔约的决定，他说，“将给人们以仅仅因惧怕外国的军事力量就陷入外国人的圈套的印象”，从而使人们“怀疑我们统治的能力”[43]。
于是，幕府的职业官员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一方面有像阿部正弘、堀田正俊和井伊直弼那样显赫的谱代大名，他们都属于那个常常主导幕阁群体的成员。他们推崇一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这意味着某种与佩里的妥协安排，紧接着通过利用与西方新建立起来的关系来采取积极措施以增强日本的实力。反对这些观点的是少数很有权势的德川家族自己的成员，他们由德川齐昭领导并得到一些更为积极的外样大名的支持。他们坚持认为与佩里妥协的方案的弊害远远超过利好，换句话说，他们坚持认为长期的军事需要使短期的外交妥协难以成立。这一局面又因谱代大名和德川亲属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而复杂化。作为幕府参议，谱代重“行政当局”之利益，甚于“德川家族”之利益。而德川旁系作为雄藩大名，几乎和外样大名一样，为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所吸引。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川齐昭发现，他在幕府最高级以下的官员中几乎找不到支持者。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到阿部提携的更有才干的人，[Ⅶ]鲜明地表示了支持他们上司的开国政策，同时他们自己对这些政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有少数人要求推行更为激进的方案，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向山源大夫(他的儿子在19世纪60年代为一名主要的外交事务专家)的方案。在一篇写于1853年夏的长篇文章中，向山把两种元素融合在一起，从而远远走在了他所处时代的前面：元素之一是认识到外交危机使国内政治团结和经济改革成为必要，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元素之二是呼吁开放对外贸易，因为它可成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和引进科学知识的手段，从而成为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基础(富国强兵)。他写道，事实是“来自于贸易的利润超过了占领[另一国]土地和增加[农业]产量的利润……如果我们现在想要追求一种‘富国强兵’的政策，没有什么比建立贸易关系更好的方式了”[44]。
这根本不是那种用来吸引占江户官员多数的保守派的提案。他们正全力寻求一种两全其美、无需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的解决方法。这清楚地反映在一份1853年8月26日由江户市地方长官(町奉行)领导的一个有影响的小组提交的文件中。[45]这个文件一开始就指出要拒绝佩里的要求，除了那些关于救助遇险者的要求之外。然后，它进而认为拒绝的方式应尽量友好，因为日本没有招惹敌意的本钱。假设佩里仍然顽固，而他也确实如此，该文件继续写道，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尽可能长的时间中避免战争，给幕府足够的时间来完成防御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微妙的外交，也即向美国提供贸易特权，但条件是美国须确保从其他所有国家那里获得它们都承认美国这一垄断地位的承诺。这显然将是“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然而，它会赢得时间。
人们从所有这些发展中得到的印象——无论如何，绝非是最后一次——是许多幕府官员在这个阶段最为关注他们所处的国内政治困境，而非所面临的对外关系现实。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花了1853-1854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在阿部正弘和德川齐昭之间寻求一种妥协的基础，而他们关切的问题不是政策，而是措辞。然而，德川齐昭仍然不为所动，即使在私下讨论中也是如此。其立场正如他在1853年9月13日写给松平春岳的信中所描述的一样，希望“对内战争，对外求和”。[46]这意味着在日本国内进行大张旗鼓的备战，而与此同时，在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要追寻一条精心算计的道路，以推迟敌意风险出现的时间。从表面来看，这个观点与支持阿部观点的官员所采取的立场相去不远，他们认为日本就是倾全国之力，在几年之间，也难以达到可以一战的状态。要不是因为僵化的地位要求，使得相关人员之间无法亲身当面争执，否则上述双方之间是有可能达成某种妥协的。[47]而事实上，双方的交流是通过交换信件并佐之以中间人传话进行的，这导致双方总是彼此猜疑。这些幕府官员认为齐昭鲁莽轻率，也许就是一个好战分子。水户则认定幕府既软弱又犹豫。即便允许藩国建造战船的命令(这部分是幕府对齐昭愿望的一个让步)也没能让齐昭改变立场。[48]
这些交流的结果是幕府于1853年12月1日发表的声明。该声明试图在幕府官员和德川齐昭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49]这份声明宣称，在日本目前的防御状态下，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避免佩里回到日本后与他发生冲突。然而，如果谈判破裂，则所有的日本人都必须做好准备保卫他们的国家。这份声明产生的结果，是把江户大多数人都赞同而与德川齐昭的希望恰恰相反的慎战求和的告诫公布于众。新年伊始，齐昭在给松平的信中评论道，他一直担心的事现在就要到来了，日本将进入一场没有准备的谈判。[50]
齐昭担心的原因是佩里重返浦贺了，这次随行的还有他全部的八艘战舰。正如佩里在他的官方报告中表明的，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通过一切必要的军力展示，来彰显他的第二度登陆日本的与众不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知道，对于日本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仪式和场面的民族而言，炫耀武力的重要性及其对日本人士气的影响”。[51]在从1854年3月8日开始的一系列会议中，他不遗余力地要让日方谈判者明白，他已下定决心非要签订条约不可。日本人对此也没有做多少反驳，因为幕府已经命令它的谈判代表接受美国的多项要求，尤其是那些有关救助海难者和停靠港的要求。
令人奇怪的是，贸易问题也迅速得到解决。佩里根据美国与中国的条约提出了一个贸易协定;日本拒绝了这个协定;佩里则转向了其他事项。[Ⅷ]事实上唯一真正的困难在于开放港口的选择上，主要是因为佩里决意完全不考虑长崎。最终选择的是下田和函馆，前者需要立即开放，后者在一年之后开放。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谈判几乎就接近尾声了。这个用英语、荷语、中文和日语正式拟定的条约，于1854年3月31在谈判举行地神奈川的一个特别建造的大厅里，经过一个简短的仪式后签订。[52]
双方似乎都对他们的收获感到满意。佩里的报告直接宣称“日本已经向西方国家开放了”。[53]报告对未来也抱以乐观态度。报告写道：“毫无疑问，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富有模仿力、适应力且温和顺从的民族。从这些特征中，可以发现外国风俗和习惯——如果不是一个更高文明所拥有的更高贵的原则和更美好的生活——可能具有比较顺利传入的希望。”[54]而从日方的观点看，日方的谈判者也能有一些微小胜利值得炫耀，例如：“这份协议是以四位使节的名义签订的，而没有任何来自于老中的官方文件。”[55]他们还有一个坚实的成果可称道，即条约中排除了任何明确的贸易权利。而且，这一点是在没有激化敌意的情况下做到的。诚然，德川齐昭及其追随者对在他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的范围，特别是在诸如领事代表权等事项上的让步，感到震惊和愤怒;[56]甚至佐久间象山那样一个富有远见的开国论者，也严厉地批评江户屈从佩里的威胁为耻辱性的示弱。[57]后来，日本很快不得不与俄国和英国签订相似的协议，[58]而这进一步增加了使用日本港口的船只数量，并因此增加了冲突的机率。然而，幕府成功地做到了它预期要做的事情，即赢得时间。剩下的问题是日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
【注释】
[1] Tsunoda et al.,p.602.关于闭关政策的总体介绍，参考冈义武《近代日本的形成》中简短而有益的讨论，第14-17页。
[2] Tsunoda et al.,p.544.
[3] Earl,p.46.
[4] Tsunoda et al.,p.595.
[5] 关于在1853年前的时期内，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活动影响日本的记录，参考Lens en; Beasley,Great Britain; Sakamaki。
[6] 关于兰学，可以参考两部最近的作品：Monumenta Nipponica(Vol.19,No.3 -[1964])，它由日本学者关于这个主题不同方面的文章组成;以及G.K.Goodma的The Dutch Impact on Japan，其在第122页中引用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学者杉田玄白如下的话：“直到现在[1783年]，中国仍被视为最文明的国家。而，荷兰却更优越，因为除了文学外，它还拥有科学。”
[7] 关于这两位最好的研究是Keene的Japanese Discovery。关于Honda，也可参考Tsunoda et al.，pp.553-561。(www.xing528.com)
[8] Keene,p.196;1969年修订版中略去。
[9] 关于佐藤，参考Tsunoda et al.,pp.561-578; Tsuchiya,“Bakumatsu shishi，”pp.161 -162; Inobe,“Mito，” pp.134-136。
[10] Tsunoda et al.,p.577.
[11] 关于佐久间象山，参考Tsunoda et al.，pp.603-616; Earl,pp.149-153; Inobe，“Sakuma Shozan”。最近两部有价值的研究是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pp.136 -183; Chang,pp.99-186。
[12] Sansom,p.258.
[13] Tsunoda et al.,p.610.
[14] Tsunoda et al.,p.611.
[15] ④Chang,pp.141-144.
[16] ①Chang(pp.172-173)转引了一封1858年早期的信。
[17] Chang,p.178.
[18] 水户学者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了。英文方面的研究，特别参考Tsunoda et al.,pp.592-603; Earl,pp.86-106; 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pp.47-128。
[19] Tsunoda et al.,p.601.
[20] Tsunoda et al.,pp.593-594.
[21] 转引自Earl,pp.95-96。Web在Japaneses一书中也讨论了江户的忠诚概念，见第182-195页。忠诚这个主题我们随后还会讨论，参考第6章。
[22] 关于东湖对基督教的看法，参考Chang,pp.54-59。
[23] 高罗佩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关于日本儒家学者的总体看法的介绍讨论。也可参考Blacker，Japanese Enlightenment，pp.17-19。
[24] ①Van Gulick,p.488.
[25] Van Gulick,p.534.
[26] 关于他的研究，参考Blacker，“Ohashi”;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pp.258- 278; Tsuchiya，“Bakumatsu shishi”,pp.162-163。
[27] Blacker,“Ohashi，” p.165.1858年中国的保守派学者反对《天津条约》的主张，与此非常相似。参考Hsu,pp.57-66,111-112。
[28] Hawks,1:256.这封信的内容也可参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99-101。
[29] Hawks,1:238.
[30] Hawks,pp.258-259.
[31] Satow,Japan 1853-1864,p.4.
[32] Sakai,pp.214-219.
[33] Inobe,pp.348-365.也可参考Kanno,pp.382-389。
[34] 关于这个时期的堀田正俊的观点的史料，现存于世的只有一份未标明日期可见于BGKM，3:591-592。这个文献选编包含了1853- 1858年的谈判语的备忘录文本。它们的英文翻译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以时只提及英译本)
[35]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117.
[36]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118.
[37] BGKM,1:575.该书(第566-578页)给出了黑田1853年8月21日备忘录全文。
[38] 他的备忘录的英译文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12-114。关于岛津的态度的讨论参考第5章，第124-127页。
[39] Hirao,Yamauchi,pp.20-21.
[40] 文本见BGKM,1:509-522。我在Select Documents第102-107页中已经翻译该文的大部(省略了关于军事提案详细的长部分)。
[41]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103.参考上面会泽正志斋的观点，第83-84页。
[42] 仙台藩主伊达庆邦(62.5 万石)以一种与齐昭非常相似的语言谴责了贸易，把它描述成把日本的真正的财富与“不过是奇淫巧计的外国之物”交换，这就使“外国人靠我们国家之失而牟利”(BGKM，1: 639-642)。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藩主的应和，特别是长州藩主毛利敬亲(36.9 万石)，肥前藩主锅岛直正(35.7 万石)，他们的文献分别见于同上书，2:260-262 和104-106。
[43]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14-117，at p.115.松平春岳也名为庆永。
[44] BGKM,1:686-724,at p.722.
[45] 文本参考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07-112。
[46] 文本见于《昨梦纪事》，1:83-84。也可参考Chang,pp.82-86。
[47] Tabohashi,Kindai Nihon,pp.506-507.关于阿部和德川齐昭在这一事件之前的关系，参见Totman，“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48] 这个法令于1853年10月17日颁布。参考Akao,2:780。
[49] 文本见于BGKM,3:221。
[50] 1854年2月12日的信，见《昨梦纪事》,1:105-106。
[51] Hawks,1:345。
[52] 这个条约的英文文本见Hawks,pp.377 - 379;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19-122。日文和中文文本可见于BGKM,5:449-460。
[53] Hawks，1:388.
[54] Hawks，p.359.
[55] 日本谈判的官方报告见于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122-127,at p.123。
[56] Ishin-shi，1:609-610.阿部的确在5月6日提出辞职，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他的辞职没有被接受。同上书，2:107-108。
[57] Inobe,“Sakuma Shozan”,1:474-479,484-486.
[58] 在研究日本政治的情境下——这是我们主要的关注——这两个条约的谈判故事对于它的价值增色甚少。细节见Lensen，pp.311ff; Beasley，Great Britain,pp.113ff。
[Ⅰ] Beasley,Select Documents,p.104.这种逻辑最初来自于中国，关于它的经典表述可以在林则徐1839年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著名的信中看到：“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pp.25-26)。
[Ⅱ] 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又一次非常接近。1841年在广州一张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布告中，有关英国人的部分这样写道：“你们无视我们法律和制度，无视我们的合法原则……你们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有什么能力可言？”(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p.36.)关于中国态度的简短讨论，参考Hsu,China's Entrance,pp.3-12;关于日本态度的讨论，参考 Blacker,“Ohashi Totsuan”,pp.166-167。
[Ⅲ] 例如，我们或许难以找到比《爱丁堡评论》(October 1852,p.383)的陈述更强烈地道出日本关于贸易的本质和重要性与西方的看法背道而驰的表述了：“日本人的强制性闭关不仅对他们自己来说是错误的，而且对于文明世界来说也是错误的……日本毫无争议地对它的领土拥有独占的权利，但是它不可滥用这个权利到了禁止其他所有的国家参与分享它的富裕和美德。”
[Ⅴ] 这部著作最初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它在会泽完成写作30年之后的1857年才最终印刷出版，并成为学校通用的教科书。据说，在1850年代晚期和1860年代，一个人如果不手执一本《新论》，就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志士。参考Earl,Emperor and Nation，pp.91-92。
[Ⅵ] Inobe《水户》一文第142-144页总结了《常陆带》一书的观点。像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书的标题一样，这本书的标题翻译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常陆带”，是水户藩控制统治的一个省名。对于这类书名，我建议不必译出。
[Ⅶ] 这个短语来源于对中国在中亚的边疆政策的描述，但是在19世纪，像魏源这样的学者将其应用到利用一个西方国家来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参考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34-35页。日本学者同样用来描述使用西方科技来对抗西方。
[Ⅷ] 它们包括水野忠德，土歧赖旨，川路圣谟，井上清直，岩赖忠震，永井尚志和筒井政宪。他们在1857-1858年的外交政策决策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此在下一章中将会讨论。关于1853-1854年间这些人的活动和态度，参考Tabohashi,Kindai Nihon,pp.494-511,535-547。
[Ⅸ] 佩里的报告中将此转向描述为他试图以此确保“与小心翼翼的日本人达成他们能够做出的让步下的交易”(Hawks,Narrative,1:38)。然而，根据一份日本的记录，佩里特别阐述了通商应从属于其他事情，他做了如下的表述：“商业为国家带来利润，然而它并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我不会强求”(参考“Diary of an Official”,p.106)。因为Hawks在这点上试图为佩里辩护而反对对他的批评，他没有提到这句话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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