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德川统治垮台的原因，须先了解他们具有的优势。他们最突出的特点，说到底，还是他们的生存能力，因为他们的统治，虽然不能说毫无变化，但就本质上而言，250余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其间，共有15位来自德川家族的人相继成为将军，其权力之大令到访的欧洲使者视其为日本的皇帝，而视日本的天皇为教皇。但这种权威在幕府统治倾覆之前就已露出破绽。
一旦幕府权威出现破绽，这个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等级森严、忠于儒教伦理与规范的国家，就出现了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和官僚化国家的机会。这个新的国家以追求现代化目标为己任，并向它的公民开放生涯发展的机会。对新旧两个国家做如此鲜明的对比，当然过于简略。但它却有助于我们认清旧政权的特征，必须改变这些特征，否则明治国家不能诞生。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些特征开始讨论。它们包括德川政治体系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分配，以世袭地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支持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将对这三个因素的性质做一简要的考察。
幕府与藩国
幕府政治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称之为幕府)与地方藩国的关系。[1]幕藩关系起源于1467年至17世纪初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新一代封建领主即大名崛起，他们瓜分大片土地，并对所占土地以及在那里生养的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势力较强的大名，会依靠其根据地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由武士陪臣构成的军队，卷入争霸全日本的战争。每一个潜在的霸主，都依次遭到敌对联盟的挑战并被他们推翻，如此循环战乱不已，直到德川家康(1543-1616)先是依靠武力优势，然后凭借持久的制度安排，最终成功地终止了这一循环。
德川家康一生主要关注的是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为达此目的，他试图通过天皇朝廷来使其地位合法化，从而将其武力所得合法化;他设计一定的制度机制来保持他对新近被击败的大名的优势;他确保他的家臣始终是他自己及其家族意志的代理人，而不去追求他们各自的野心。德川家康设计的制度确立了统治日本长达250多年的政体模式。
同之前的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德川家康于1603年获得“征夷大将军”头衔。这样，德川家康成为名义上的朝廷命官，天皇的军事代理人，武士阶级的统领和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如此，家康可以控制朝廷甚至天皇本人。天皇和朝廷都受到尊崇，且都颇具重要意义。两者都被给予比以往更多的收入，为此目的划给他们的土地从1601年的1万石增至该世纪末的9.9万石，明治维新时期达13万石。[Ⅰ]但是，作为交换，天皇和朝廷必须放弃数百年封建统治遗留下的仅存的政治影响力。朝廷要员特别是官阶最高的关白任免必须与幕府官员协商。[Ⅱ]为防止朝廷与大名密谋，幕府将朝廷官员与外界严厉隔绝，天皇也被禁足于皇宫之内。作为天皇首都京都行政长官的所司代，由德川家陪臣担任。
如19世纪发生的变故将要证明的那样，这些安排对于德川幕府来说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在这些制度中，没有任何因素公开否认天皇的主权或将军对天皇正式的臣服关系。因此，对德川权威的挑战，一旦足够强大，就可能因诉诸天皇庇护而获得合法化，正如德川家康之前所做的一样。但是，当这种局面最终发生时，它已是幕府衰弱的结果而非其衰弱原因。实际上，只要将军握有实权，他就能在与封建大名的关系中利用天皇的威望，“挟天子以令诸侯”。例如，通过精心安排朝廷官阶等级和头衔，彰显自己地位的特别。
然而，必须指出，德川家族的权力并不依赖于这一制度安排，一如它不依赖(除了在初期)它在内战中的胜利一样。其实，它所依赖的是它对藩国土地的重新分配，而这一影响深远的举措因其在内战中的获胜而成为可能。到1650年，经过三代将军以种种借口和手段进行的操作，在全国总共约2，600万石的稻米中，将军本人控制的土地估值相当于420万石。他的封地，加上嫡系家臣所领的260万石，合计占全国土地25%以上。余数土地，除数十万石为朝廷和众多寺院神社所有外，皆为大名所有。其中，约36%(约930万石)由德川家族及其旁支家族(亲藩大名)和德川家臣谱代大名(1614年82人; 1853年145人)所领。其余980万石分属百名家康取胜后才归降德川幕府的外样大名。换言之，只有不到40%的土地留给了外样大名，即那些最有可能挑战占统治地位家族的封建领主。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德川和谱代的土地均集中于战略要地：它们位于围绕将军自己的都城江户地区;围绕京都的地区;以及连接江户和京都的著名交通要道东海道沿线地区。前往中央地带的交通要道，以及中央区域内部的战略要地皆有巨大城池护卫。另外，16世纪后期的最大封地，在全国各地遭到拆分。至幕府第八代将军吉宗(1716-1745年在位)时，封地30万石以上的大名仅余16位。其中5位是德川家族及其旁系，1位是高级谱代大名——彦根城的井伊。余者为外样大名，其中至少7家位于德川家系和谱代大名势力最弱的日本西部。它们包括萨摩岛津氏(77万石)，长州毛利氏(36.9万石)，肥前锅岛氏(35.7万石);以上三藩的家臣将在19世纪政治中扮演领导角色。
维持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的势力均衡，并不单单依靠调整他们的封地大小。外样大名尽管持有的封地[Ⅲ]平均而言显著高出谱代大名的封地，但其封地均远离政权中心，而且被排除于将军政府的官僚体系之外。将军最近的亲戚(亲藩大名)按规定不能在幕府做官，但是他们的封地位于中心地区，占据较好的战略地位。最重要的三家亲戚是御三家：尾张德川家(61.9万石)、纪伊德川家(55.5万石)和水户德川家(35万石)。与此相反，谱代大名各家的封地很少有超过10万石的，但却垄断了幕府的高级行政官职。此举显然意在将谱代大名的利益同德川幕府政权的维持捆绑在一起。
所有的大名，不论是外样还是谱代，都受制于详细的规章的管束。他们之间的联姻需要得到将军的许可。领地城郭修建、修葺等事宜，也需要得到将军的准许。从1649年起，一则政令规定了每个大名依其封地规模可以拥有的军力上限。另外，每次新大名继位都需要呈递誓言书重申忠诚，并由将军颁发文书逐项确认大名享有的领地。每到新年或寿辰、婚庆的场合，众大名均需按规定呈送贺礼以示臣服。不过，除了在德川吉宗短暂、失败的改革时期之外，大名并不向幕府缴纳税赋。大名分担幕府执政成本做出的唯一有分量的贡献——它往往可以是惩罚性的——是完成分派的公共工程(如水利灌溉、防御设施或修缮宫殿)。
然而，幕府对大名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是所谓参觐交代，即“交替居住”制度。这个制度由德川幕府时期要求大名在首都履行封建义务并留下人质的实践发展而来。[2]这些实践于1635年得以制度化并强制外样大名遵行，1642年扩及谱代大名。此后，大名每两年中应有一年必须住到江户，一年留守封地，并且离开江户时须将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但也有少许例外：一些谱代大名每年中有半年住在江户，有些大名因财政困难或紧急事务临时延误。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除德川吉宗统治中八年的例外)，这个制度保持不变，直到1862年。“参觐交代”让江户成为世界级的繁华之都。它还使大名以及众多的大名家臣体验到城市的繁华，由此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而且，在以地方分治、强调上下等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中，“参觐交代”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在领地之外思想交流和人际交往的可能。基于这些理由，如我们将看到的，“参觐交代”对明治维新的政治具有重要影响。
监督“参觐交代”的执行，更为一般地说，监督将军与大名的关系，是江户政府即幕府的职责之一。这些事务通常在四到五位参议官即老中的指示下执行，这些老中是从石高2.5万-5万石的谱代大名中选出。不过，在危机之际，摄政或大老可能会短暂地位居老中之上。大老通常由亲藩大名或资深的谱代大名担任。在老中之下，有许多官职分管财政、江户城行政、长崎等幕府港口管理等事务，这些官职由旗本即地位仅低于大名的德川家臣担任。此类职位往往出现真正的有才之人[3]，因为它是出身一般的官员所能企及的最高官位。但是，他们才能的发挥会因如下事实受到限制：任一重要部门，包括老中，均同时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执掌，他们轮流行使该官职的权责。另外，对官员权力的限制还体现在侦查谋反和政府失职行为的独立部门目付的设置上。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保护德川不受自己官员的侵害(毫无疑问这也是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但却使政务冗杂拖沓。[4]
将军不仅选用家臣担任幕府官员，而且用自己封地的财政收入为幕府提供财政保障，这些收入由执事和其他地方官员组成的小型军队征收。这些官员中，许多人控制的土地面积大小与大名的藩国相当。这些人与江户的官员相似，以封建义务的名义履行职责。他们的报酬是世袭的，报酬的多寡取决于其世袭地位而非承担的官职的大小。然而，实际上，尽管选官任职的规则十分繁杂，但个人世袭的等级地位高低与他所负的责任大小并无直接联系。如此一来，俸禄制逐渐成为通行的报酬给予方式。18世纪标准的俸禄制是这样的：根据特定官职给付定额的薪酬，若为官者的世袭采邑收入或津贴达不到该额度的话，幕府补足差额。例如，一名采邑200石的武士担任薪俸500石的官员，幕府在其任职期间将补足300石俸禄差额。大多数大名的领地也采用类似的俸禄制度。由于俸禄对个体生活质量影响巨大，许多武士(尤其在幕府后期)卷入本质上是官僚的而非封建的升迁斗争。他们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态度，与明治政府的性质息息相关。
尽管将军的权力名义上来自天皇，但幕府自身实际上并不关心全体日本国民或他们的所有作为，甚至在将军自己的领地上也是如此。在那里，除了税收这类大事，村镇政务很少得到幕府官员的注意。征税以村子或地区为单位。税额被分配到各家各户，地方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有关农田灌溉和道路修建的安排等事宜，均由从当地有威望的家族成员中选任的村长(或城里的对等人物)负责处理。只有拒绝交税或出现民变时，才可能由地位高于村长的武士出面干预。[5]
从更高的层级来看，将军与大名的关系也符合同样的原则。将军以参觐交代等制度机制控制大名个人。如果一个大名没有履行其管理职责(特别是在德川幕府早期)，将可能受到转封至更小的封地、在原有封地中削减部分封地、勒令其传位于其继承人等处分。但是，除惩罚或彻底没收封地的方式外，没有任何先例表明幕府会部分地或完全地承担大名领地的行政事务。[6]这一点，对幕府晚期政治格局也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江户没有任何直接简明的干预手段使幕府可以在大名的领地内行使其权力。即使大名在其领地内无力或无意镇压倒幕运动，或者，即使大名的武士因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行将颠覆大名的政权时，只要大名和武士对幕府所能施加的常规压力视而不见或处之泰然，幕府除了诉诸武力之外别无其他改变现状的手段。最终，幕府只能在视而不见和内战之间做出抉择。
或许有人由此会认为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并非只有一个政府，而是并存着多个政府，每个政府都在封地范围内行使权力。或者说，每个藩都是一个小幕府。[7]确实，幕藩体制的分立效应很容易被夸大。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江户的权威没有挑战者，它的示范做法，无论是政策还是制度，在日本各地都得到效仿追随。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的一场剧变才有所改变。尽管如此，大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真正的自主性，在他自己的藩国内行使着类似将军的权力，甚至到了迫使他的势力较强的陪臣也实行参觐交代的地步。大名的家臣和江户的陪臣一样，担任相仿的职位，履行类似的职责。大名的亲属或最信任的家臣在需要时，出任与老中相似的家老一职。其下一级的武士则担任重要的中层官僚职位;还有一帮身份更低的人，个个声称有至少跟武士沾边的身份，从事出纳、信差、守卫等职业。在行政管理上，幕府与藩国十分相似。而且，封建政府与平民事务的关系在大名的封地和将军的领地上没有任何差异：政府只管税赋的收缴与秩序的维护。
幕府与藩国还有其他相似之处。15-16世纪内战开启了武士脱离土地的进程，尽管脱离程度因地而异，但日本各地无一例外均开始了这一进程。战争中大名若要建立一支常备军，必然要求随从住在统治中心的周围。武士聚居的城下町，往往成为城郭中心地区。当和平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得以恢复后，这一实践部分因为行政管理的需要，部分因为它增强了领主对其臣民的控制而延续下来。因此大多数武士都变成居住在城郭或城郭周围的城镇居民，除非被派遣至江户(江户是一座更大更豪华的城堡型城市)，或受雇在农村做官。大多数武士甚至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土地持有者。在1690-1691年间，仅有约1/6的藩国仍旧保持武士领有土地的情况。[8]在其他藩国，武士或者是享受着准封地，从藩国财政那里取得一笔在理论上仍源自土地的收入，尽管武士与那土地没有任何私人的关联;或者干脆获得纯粹的俸禄，在名义上也与土地毫不相干。即使是武士土地采邑最为常见的长州，也有证据表明它的重要性在降低：1625年，采邑占武士收入57%，19世纪降至28%。[9]到1800年，除特殊情形外，仅有少数高级家臣还持有土地采邑，余者皆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
武士脱离土地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后果(经济后果同样巨大，请容后述)。武士不再住在乡村使得他们难以控制农村，农民暴动和农村新精英的出现将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德川幕府之前的政权曾犯过同样的错误，让一个新兴的领导阶层插足于政权和土地之间，其后果对政府影响总是致命的。而在19世纪，当德川幕府急于控制武士时，同样的错误将再度发生。
阶级结构
以世袭为基础，高度固化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幕府统治长久的原因之一。等级金字塔顶端是天皇、朝廷贵族，还有将军与大名。社会的其余部分依重要性划分为四个不断下降的等级：武士、农民、工匠、商人。这四个等级同时存在，各个等级依次还可再细分。实际上，和平的时间愈长，等级内部的再划分愈细，且僵化得越厉害。一个人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和说话，因他所属的阶层不同而各异。因此，理想地说，他的财富与权力也应和地位相当。但在实践中，从一开始这一平衡就有一定的反常，而200年经济发展使反常愈来愈多。这些反常，对于任何关于明治维新的分析来说都很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略加分析。
朝廷贵族(公家)，倚天皇威仪，地位高于其他集团。[10] 19世纪，上层公家约有150户，其地位仅次于皇室王子，均可出席有天皇出席的庆典仪式。上层公家中地位最高者是藤原家族5户，其成员可出任关白，采邑从1，500到3，000石不等。其次是可出任总理(太政大臣)的9户公家。其中包括明治维新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三条家族(469石)。再次有五等公家，采邑从100到300石不等，但亦有少数采邑更多者。其中也有一些在明治维新中耳熟能详的名字，如嵯峨家(正亲町三条家)和岩仓具视。其余的公家构成了更低的层级，他们没有出席皇家庆典的资格，而且穷困潦倒，人数众多，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他们主要从事三类工作：宫廷杂役、官员大臣(早已是无权虚职)的秘书助理、上层公家的私人陪臣，与武士相当。
朝廷公家中许多人尽管经济不济，但具有与封建大名一样高的宫廷等级。[Ⅳ]实际上，在封建贵族中，虽然许多大名(绝非全部)的地位至少与中等级别的公家平级，但只有将军及少数亲藩大名的地位足以使他们能与京都上层公家走动。这一局面助长了朝廷的傲慢——与它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的傲慢。
对众大名来说，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与朝廷的关系，而是与将军的关系。[11]这一关系的正式表现方式是大名在江户城受到召见时被安置的不同的诘所。[Ⅴ]德川家族地位最尊的御三家在最高级别的大廊下诘觐见。然后，其他德川分家亲藩大名以及主要谱代大名在溜间诘觐见;在第三层级，一等外样大名(拥有最高级别的外样大名)和其他谱代大名在大广间诘觐见;余者依次还有四等诘所;最后一组大名的待遇则是“无席”。
就像公家的地位高于大名一样，诘所安排所体现的差序也不依赖于财富。如上所述，只有极少数亲藩大名和一位谱代大名石高超过30万石，远远低于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与他们处于同一地位的一等外样大名(各藩石高数详见本书第2页)。从经济和军事角度看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另一种分类方法，它大体上依据封地大小和藩国实力进行排序。据此藩国可划分为五等。最高一级是国持(kunimochi)，[Ⅵ]它包含18个(不包括御三家)大名，其封地至少覆盖整整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且其统治中心为一城堡。在幕府晚期扮演重要角色的藩国，有五个属于国持：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越前。另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以石高为标准的划分方法，以封地为40万石及其以上者为“大”藩，封地低于10万石者为小藩。
让我们转入对武士的讨论。在此，我们或许应当从强调他们的总人数开始。我们到此为止考察过的上层公家和大名总共不过几百户。武士阶级，包括妻儿在内，在19世纪大约3千万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或6%。[12] 1649年幕府颁布政令限制大名军事力量，定下了每千石领地大约供养22名武士的标准。[13]据此做平均数估计，日本全国应共有约57万武士，与明治时期武士户总人口(包括武士本人及其妻儿)约200万人的估算相吻合。
但是，武士在各藩国的分布并不如这一估算所意味的那样均匀。将军及其陪臣共有680万石高领地，却只有8万武士，平均每千石12人。德川分支尾张藩及其亲戚会津(亲藩大名)藩的数据大体也是如此。与此相反，萨摩藩每千石领地有武士30人，长州略低。[14]事实上，如果按1826年的收入的名义价值计算的话，几乎1/3的萨摩居民属于那些有某种资格(不管其资格多么微弱)声称自己是武士的家庭。[15]
这些平均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历史经验的不同。其中的一方是在内战中获胜的德川家族和谱代大名，他们据此力图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因此，他们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被分摊变弱。而萨摩、长州等战败方的部分封地被削减，但其家臣却未得到相应的削减，因此，他们不得不挤在变小了的国土之中，因而聚集了高于平均的武士人口。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经济上的困难，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对德川幕府有挥之不去的怨恨。符合做官条件的人过剩，或可有助于解释这些藩国的武士在明治维新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度的政治活跃性。
由于声称有武士身份者甚多，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阶级的次级划分。[16]当代人说到“上层”和“下层”武士时语义含糊;在他们那里，这些术语并非始终指示同样的东西，两个术语之间的界限也未清晰界定。藩国政府则倾向于(通常是不言而喻地)把武士分作三个部分，我们可把它们称之为“上”、“中”、“下”三级。这一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讨论变得方便起来，我们在此也将使用这一区分。但读者需了解，不论是德川时代还是当代的学者都未曾就武士分类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这个问题仍然疑问重重。
我们能够有相当信心做出区分的是处于武士阶级顶尖的那个集团，对于他们，大家都同意可归为上层武士。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他们的数目相对而言很小。例如，在萨摩和长州，这个集团共计70户，其中一些是大名家族分支，另一些是大名的高级家臣。[17]他们大多数仍然保有封地。他们在同大名的关系中享有诸多仪式上的特权。在幕府前半期，这些家族垄断了高级行政官职，而在19世纪，他们仍然在大多数藩国保持接近垄断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上层旗本在幕府中的地位。[18]幕府中有大约5，200名旗本武士(他们享有御目见[Ⅶ]的资格)，其中的少数即皇大寄合和寄合持有3，000石或更多的封地。大约1/3的旗本石高达500石或更多，几乎全部都是以封地而非俸禄的形式获得收入。这些武士可视为狭义上的上层武士。
其下处于中层的是平侍(“普通”武士)，又称兵士。平侍拥有完全的武士身份，亦可面见大名，但与上一段所论的武士有多方面的区别。在萨摩，有平侍近3，900户，并细分为三个等级。在长州有平侍2，500户，至少又细分为11个等级。若严格依照幕藩各自体系中的地位进行比较，与平侍地位相当的幕府武士是中级旗本，即那些地位低于寄合的武士;但或许更为现实的是拿他们与人数较少的石高不足500石的旗本进行比较，这些旗本人数约为3，500。一个更为直接的比较是拿德川家系的尾张藩为对象。该藩按石高测量，规模与萨摩相当，是长州的两倍。尾张约有2，500平侍，与长州相当，而萨摩却有平侍3，900人。这个观察支持了相对于藩国封地价值而言，德川封地的平侍通常较少的观点。[Ⅷ]
平侍家庭都在城下町社会中有一定地位，他们有时被相当松散地归之为“上层”武士的一部分。平侍充任藩国中级官职，享有俸禄(偶尔为封地)300石左右。有时，如在幕府和土佐，他们的俸禄可高达五六百石。[19]平侍最低限度的俸禄，在长州和土佐为20石，在尾张为30石(后提高至50石)，在萨摩为50石。我无法确定旗本武士的最低限度俸禄。
在平侍之下——撇开极其难以分类的某些准武士小群体不言，局面更为复杂。事实上，下层武士需要放在三个独立的名称下加以处理。最常见的是足轻，他们可视为上述武士系统的向下延伸：在战场上为步兵;在政府的文职部门为信差和秘书。足轻数目各藩不一，但一般而言就像在长州那样，足轻的数目与平侍相当。足轻俸禄在土佐在3石到大约7石之间，在长州最高10石，尾张最高12石。在幕府中相当于低级武士的陪臣中，除了旗本外，有1.7万余名御家人。由于御家人没有面见将军的权利，而且人们一般用适用于藩国低级武士的等级术语来描绘他们，所以，人们容易视他们与足轻同级。但是，御家人的俸禄少则15石，多则230石，这使他们在经济上——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上显著优越于足轻。
余下两类与中层武士有所交叉。陪臣，即内臣，是那些仍然拥有封地的上层家族的家臣。他们或许包括某些地位略低于平侍的武士，也包括某些无疑属于足轻的武士。例如，长州6，000余名陪臣中约有一半拥有完全的武士身份待遇，虽然他们的俸禄没有超过150石。[2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萨摩陪臣人数众多(约1.1万名)，也更穷(每户约4石)，这使他们与足轻的地位大致相当。关于其他地方的陪臣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最后一类是乡士，即“乡村”武士。乡士的类型、地位和收入差异很大。[21]所有的乡士在名义上都居住在农村，而非城下町，因此得名。但除此之外，乡士的特点很难概述。有的乡士是早期武士和农民还未分化时的幸存者。大多数乡士的家境比农民好不到哪里去。萨摩藩提供了最有名的例子。它有2.5万名乡士(在1826年)，加上家庭人口共计10万人。虽然平均每家乡士俸禄不过5石，但他们作为地方防卫力量和预备役战士扮演重要的军事角色，因而他们的地位显然高于那些单纯耕田的人。与萨摩乡士相似的群体也存在于日本的其他地方，如大和藩，那里的乡士参与了1863年尊皇派叛乱。
土佐乡士也同样有名，但却与萨摩和大和的乡士类型十分不同。有的乡士原本是前大名家庭的陪臣，被恩准以准武士身份定居乡村。然而，最多数量的乡士，是那些因开垦土地或对藩国财政做出贡献而被赐予乡士称号的人。其中的一些甚至从位于社会底层集团、居住在城下町的商人那里起步。所以，土佐许多乡士收入颇丰。有关19世纪土佐7个区域中6个区域的数据表明，749个乡士家庭平均收入为54石。在这中间，又有89家的收入达100石或更多，[22]这一收入水平大约与平侍持平。
由此可见，本章到此为止所使用的“下层武士”这一术语覆盖了境遇迥异的一类人。事实上，藩政官员自己也发现这个群体难以界定。1868年之后，当明治政府要求藩国把人口划分为三大类即士族、卒和平民(前两者大致对应武士和足轻，第三者是“普通人”)，然后又要求缩减为两类(士族及平民)时，就因各地的现实差别很大而出现了许多分歧。[23]虽然当时在划分过程中采取了对压力群体适度让步的做法，而且这一做法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它仍然表明即使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各级武士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
总之，德川时代日本的武士阶级，比我们在欧洲——不论是中世纪的还是近代欧洲——贵族那里可能发现的要大得多。武士分作三类：上层武士——占武士家庭的1/50，且包括大名;中层武士——或许占武士总数的一半;以及下层武士。[Ⅸ]下层武士还须再细分为足轻(步兵)、陪臣(家臣的随从)和乡士(乡村武士)。
现代学者有时曾试图采用一个仅仅基于经济标准之上的分类方式以简化问题。他们主张把100石封地或俸禄作为上层武士下限的标志(在一个把这个阶级分成两个部分的分类中)，这应当是合理的，因为德川时代以100石为维持富足的最低标准，达到这一标准，一个家庭就不再有恼人的财务烦恼。但是这一分类也有其问题。一方面，一个人的收入不仅因地位而异，而且还因他大名藩国规模的大小而不同。因此，一个担任家老(与幕府的老中相对)的人，如果在萨摩或尾张的话，俸禄将为1万石或者更多;在土佐为2，000石到1万石之间，而在像柳河藩那样的中等藩国里或许仅1，000石。在一个真的很小的藩里，他将只有区区几百石。同样的差异，如前所述，在较低的等级那里也存在。话虽如此，我们还必须承认收入对于衡量一个家庭在社区的真正地位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一个仅有微薄俸禄即约20石收入的平侍，将发现难以让他的家庭吃饱、穿暖和住好，更不用说支付与其地位相称的仪式性支出和军事开销了。实际上，很有可能大多数平侍家庭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受到财政风险的压迫，因为只有相对少数的平侍达到了100石的安全水平。在长州1858年总共约2，600个平侍中，只有661个平侍有100石或更多的收入。另有541人收入在50石到100石之间，472人在40到50石之间，925人低于40石。长州并非最糟糕的个案。萨摩1639年的一份名单显示，在近4，000名平侍中仅有320人收入达到或超过100石。[24]
尽管如此，一个平侍所具有的可面见大名的权利，虽然与其收入无直接关联，但其在真正的意义上，把他与那些在正式层级上低于他的人区分开来。它规定了他有资格出任藩政官职，包括那些重要性足以在藩政结构图中得到标示的官职。它往往是不同俸禄或不同俸禄支付方式的分界线;它还影响到像继承和过继一类的问题。没有这项权利，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也不能被划入中层或上层武士。再者，当代人亦承认这一区别具有真正的意义。土佐平侍佐佐木高行在他的笔记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长的评论。[25]出身于中津藩一个下层武士家庭的福泽谕吉也是如此。在自传中，福泽评论说大多数人都接受这些社会分隔而不加质疑，“仿佛它们是自然之法，而非人为规定”[26]。
在这样一种结构下，社会流动显然微乎其微，虽然并非完全没有。[27]一个人可因各种缘由向下流动：因贫穷或疾病不能陪同领主去江户参觐;因缺乏男性继承人，只得临终收养以续家门;甚至因政治活动获罪。向上的流动无疑更加困难，因为德川幕府的和平景象已经消除了流动的首要润滑剂——内战。有能力的非长子可通过联姻、过继实现向上流动。有野心的人可以通过政绩攀爬晋升阶梯，如果停留于正常的官僚等级制中则爬升缓慢，但若赢得领主或领主管家的赏识，则有平步青云的可能。[Ⅹ]个人的身份将上升至与他担任的最高官职相应的等级已成常规。但是，在这些场合下，世袭等级往往滞后，甚至保持不变。在萨摩藩，祖孙三代的个人提升方可带来家庭等级的永久性提升。[28]幕府中从御家人提升至旗本也按相似的章法处理。[29]事实上，从下层武士地位升至中层武士或从中层武士升至上层武士，通常要比在这三个等级的某个等级内获得提升困难得多。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从其他阶级进入武士阶级的问题。从武士转变成商人或农民相对比较容易，尽管鲜有武士愿意这样做。相反的过程在理论上只能以例外的方式发生;而这一进程，即便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因19世纪相当多的人的行为而成为事实，也仍被广泛视作国家濒临大乱的证据。毕竟，它代表了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界限的模糊化。我们须记住，理论上武士是构成“人民”的四个等级中的最高一级。在实际上他们是包括农民、工匠和商人在内的二元体中的统治部分。像明治法律将要规定的那样，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可称之为“平民”的实体。因此，他们应该对武士统治表示顺从。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强调武士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并不尽然是封建性的。如前所述，大多数武士已经脱离了土地。这削弱了每个武士个人相对其大名的地位，因为它剥夺了真正拥有封地而可能给他们所带来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它极大地增强了作为一个集体的武士相对于其他人口而言的力量;对于这些人口，武士不是作为一群小庄园领主的集合体，而是作为一个强大的行政机器的准官僚代表与之对抗。
因为这个身份，武士最关心的是作为税收来源地的村庄。传统上，村庄的核心是本百姓(hombyakushō)，那些持有大约5石或10石(有时会稍多一些)土地、居住在村子并全额缴付村庄所欠大名租税中分摊至其名下部分的自耕农。在自耕农之下是不持有房屋和土地的雇农或是佃农。在自耕农之上则是少数长者家庭(families of elders)，村长就从这些家庭里挑选出来。维护这一模式，尤其是巩固自耕农的地位——这被视作维持乡村秩序的基础，乃是政府的目标之一。
然而，经济的变迁使这一传统结构的维持十分艰难。[30]两百年来，大量新的土地被开垦耕种，但开垦耕种者并不一定是那些在乡村中享有最大既得利益的人。另外，新的经济活动的出路，出现于地方贸易和制造业或准制造业。从这些活动中获益的人们最终构成了一个“富农”阶级，他们的世袭地位并不必然与其财富相称：他们生活富足;他们教自己的儿子像武士一般地穿戴和行为;他们自然而然力图获得某些正式的特权，以使挣来的地位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当中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武士的后代，即使是遥远的后代的人，能够从很早时期开始就获得乡士身份。这种情形就发生在土佐和长州，在那里这类人被任命为村长。[31]其他的人，主要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通过慷慨认购每个大名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行的债券，而获得象征武士阶级成员资格的基本徽章、佩刀和使用家姓的权利。更多的人则使用金钱，通过联姻或过继，贿赂出一条进入现存武士家族(通常是下层武士家庭)的通道。实际上，在某些藩国存在着明码标价的出售武士地位的市场。[32]
结果，1850年的日本农村社会已显著地不同于幕府掌权人和御用哲学家希冀的理想状况。以后来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已存在着一个把“富农”和下层武士连接起来的网络。于是，土佐许多乡士的朋友和亲属的名单中，有一些仍旧是农民，另一些在当村长，或许还有些是乡村医生或僧侣。另外，他们往往还有这样的亲戚：获得了某种低微的武士等级，还在地方官的职员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个地方官本身则是来自城下町的平侍。尽管身份卑微，他们以这样的地位，却并非不可能获得作为领主的随从去江户参觐的荣耀。
这种网络往往亦会扩展到城下町的商人那里。与德川日本的其他阶级一样，商人内部也有阶层可分。有的商人拥有住所和建造住所的土地;有的拥有住所但建造住所的土地却是租借的;还有的住所和土地二者都系租借。广义上来说，与这些区别相对应是参与城市管理的不同权利。但是，与日本封建统治者的情况一样，官方的区分远不及财富的差异重要。
对于商人来说，我们也可以期待经济变迁也起到了打破财富与地位平衡的作用。经济变迁制造了富商(一如它制造了富农那样)，有的商人与幕府或他们所在的藩地形成了特殊的关系，成为后者财政、垄断贸易的代理人。[33]他们常常因这些服务而受到奖赏，被授予武士身份。其他的商人则把他们的利润投资于购买或开垦土地，从而获得申请乡士身份的资格。这样，他们在官方意义上成为地主。
但是，并不少见的一个情形是，他们仍然住在城下町，持续不断地通过亲属或代理人管理他们在农村的家业。[34]
于是，在表面上农村的乡士和城市商人之间就有了一种链接。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并不能说明这两个阶级具有一致的利益;或者他们会采取共同的行动。大城市如江户、大阪的商人，在某些方面，是城下町商人的敌手，虽然两者都对保持垄断地位、应对来自农村的挑战方面持有一样的关切。乡士可能来自这两类商人中的任何一类，或者来自于其他群体。实际上，有的乡士代表旧有的土地利益，对商业行为侵入乡村充满敌意。换言之，即便某些商人、富农，包括乡士在内的下层武士可被放在日本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同一位置看待，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会作为一个单一的阶级行动，或者愿意结成为一个政治联盟进行合作。
当然，对于任何关于晚期幕府政治的讨论而言，认识到社会结构现实不再与传统说教相匹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幕府政权力量世世代代赖以为基的地位等级差序，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而幕府政权本身也随着等级差序的模糊而虚弱起来。再者，为维持等级差序或重新强调它们所做的努力——那些感到自己地位遭到威胁的人不可避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势必导致把反对派团结起来的结果，这些反对派来自于那些认为其地位低于凭自己的财富或能力应得地位的人。不过，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发展的结果并非简单地把所有的武士集合在一边，把所有的非武士集合在另一边，无论这两组人群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紧张。归根到底，社会结构并不是决定政治联盟的唯一因素。
政治态度
因为德川体系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武士对农民、大名对武士、将军对大名的权威，所以，毫不奇怪，幕府有一个与这些目的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成分之一是忠诚——封建责任之首。然而，忠诚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束缚，如此，它未必一定有助于维持国家秩序，如早期封建史中大量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此外，德川政体的性质也带来了它自己的一些特殊问题。举例来说，如果对领主尽忠与对将军尽忠出现矛盾，该当如何？更严重的情况是如果天皇与将军政见不一时，该支持天皇还是该拥护将军？这些矛盾成为幕府晚期政治的中心议题。
德川统治者通过发展一套等级制的政治结构学说部分回应了上述矛盾。用19世纪学者藤田幽谷的话来说，这个结构表现为：“如果将军(幕府)尊崇天皇，所有大名将尊敬将军。如果大名尊敬将军，各级官员将尊敬大名。如此上下等级有序，国家和谐安定。”[35]这种形式的忠诚与武士道即武士准则合成一体。[36]如上述引文的语言所表明的，这一学说受到了一套取自宋代学者朱熹的新儒家社会伦理的支持。朱熹的哲学在德川幕府初期传入日本，很快获得官方支持。朱熹哲学中有个成分与幕府意识形态高度相关，即强调服从：臣对君的服从，子对父的服从，妻对夫的服从，幼对长的服从。朱熹哲学中另一个与幕府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成分是孝道，它也同样与服从的习惯相关。更宽泛地说，儒家提供了一套哲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武士在日本社会的新角色——即从事治理而非战争——得以确立;换另一种方式说，用伦理领导来取代赤裸裸的武力。中国的传统主张“为政以德”[37]。
当然，有必要让武士自身接受并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这个任务愈来愈由官办藩学实现。在这些官办学校里统治阶级接受儒家经典教育。[Ⅺ]到19世纪，大多数武士都进入藩校，尽管有少数上层武士在家接受教育，而在一些地区足轻等下层武士被刻意排除于藩校之外。事实上，社会等级区分也清晰地反映在学校里面：反映在坐席的安排上，反映在不鼓励不同等级之间学生的竞争上，反映在教学内容上。
尽管如此，教育是当时日本屈指可数的社会流动的工具之一。荻生徂徕等武士改革家认为应有官员任职的最低教育程度标准;幕府晚期少数藩国把教育测试运用于诸如过继和家族继承权等事务;甚至在幕府中出身寒微但有能力的学者，仍可担任要职。这一过程被称为“学而优则仕”。[38]因此，与大部分人不同，教师可以在国内自由游历，为不同的藩国服务。实际上，学生也可四处求学，而且，如果他们显示出有前途的话，还被鼓励这样做，继续到江户、大阪、长崎深造。这些游学的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同一性发展有重要影响，而文化同一性对19世纪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知识分子也让大多数日本国民熟知源于中国儒学经典的政治术语。[39]
这些福利中的一部分也为一些平民分享，而且，这些平民也不是非武士阶级边缘群体(如村长、富商)不可。他们虽然极少有机会进入藩校，但却有机会进入城镇中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私校学习。[40]
与藩校相比，这些学校的课程选择往往更有活力，教学方法更具启发性，但与藩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意愿去挑战武士社会的信条。在藩校，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多数成员觉得自己属于统治阶级，或至少以后有望成为统治阶级。这使他们对社会底层接受过多教育感到警惕。1817年有人曾撰文道，若下层民众“有些笔墨”，他们就会骄傲自大，“将瞧不起同伴，轻视长者和上级，并质疑权威的指示”[41]。
既存的价值更不可能遭到那些在幕府晚期由武士、僧侣、村长建立的众多地方学校(寺子屋)的挑战。这些学校仅提供读、写和算术等初级训练，并稍微讲授一些为社会所追求的服从和孝道美德。尽管如此，这些学校的工作从长远来看有重大影响，甚至与其初衷相悖。一方面，它们为相当数量的人口扫盲：1868年，40%的男孩和10%的女孩在寺子屋接受基础教育。[42]这对明治维新时期的科技发展、公共意识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使政令和信息的传播变得畅通起来，同时也对民众灌输服从权威的观念，使统治日本变得容易。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学校，无论是在1868年之前，还是在此之后，都充当了日本“绝对主义”的辅助者。
事实上，在德川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各种学校都是统治阶级在社会宣扬其价值观念的工具，从而使民众，甚至包括那些富裕而且野心勃勃的平民，都接受武士规范。[Ⅻ]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有实力的人，不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尽管有困难，还是有可能获得一定级别的武士资格。这激励了他们接受武士的行为准则。为此，他们继而决定了那些身份地位更低之人的奋斗目标。克莱格以论述西方科学的学者山片蟠桃(1748-1821)为例，尽管后者本人是富商，但依然在自己的著作中接受将商人置于武士、农民之下的阶级结构。[43]
甚至石田梅岩(1685-1744)亦是如此。他一直被认为是商人的辩护人，反对那些斥责商人为寄生虫的人。但是，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他以为商人只有忠诚地服务于国家，符合国家的准则，而非依据一套新的价值观，才能获得尊敬。[44]
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德川时代的著述中鲜见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公开批判。[45]显然，诸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46]等激进经济改革家，和兰学家(或“荷兰”学者，其著作中不时颂扬欧洲政体及其先进科技)所倡导的观念对现存秩序具潜在的颠覆性危险。神道复兴的拥护者也是如此，他们对儒家思想腐朽影响的攻击，伴随着强调天皇神圣这一显而易见的危险论调。尽管如此，可以认为，这些人都无意于推翻他们生存的社会。而且，他们不这样做也非完全出于对幕府警察的恐惧，而是由于他们自己不会主动去争什么东西——至少在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方面上。他们作为反叛者的名声，完全是由于后人对他们学说的重新阐释。
关于这些学者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回头论及。在此，作为本节的结论，对明治维新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其中与幕府的衰落有最大关联的方面的影响，做一简短的考察，更有益处。因为，非常奇怪的是，从儒教学者那里，从这群大家一致以为最愿意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学者那里，出现了对早期维新运动产生最大影响的批判。
造成这个明显悖论的理由之一可在把儒家当作封建阶级正统的努力中发现。在中国，不管怎么说，儒家是对由士大夫统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理想描述，而士大夫的功能由官僚制的语言定义。儒家给士大夫的权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也为他们是否适合统治提供了标准。攻击儒家，就是攻击传统和现存秩序。但是，这些观点无一可适用于日本。对于武士来说，儒家的用处不过是去强化一种在根本上基于其他理由之上的对权力的声称。因此，在迫不得已之时，儒家可被置于仅仅是一个伦理学说的地位，因为它并没有覆盖整个社会的信仰。例如，在日本，儒家可以与西方科学思想共荣共存，而不至于像在中国那样，使整个思想体系受到考验。在中国，这套思想体系构成了社会框架所依据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与我们的目的具有更加密切关系的一点是，儒学在日本被采纳，带来了种种无法令人一直视而不见的怪异结果。对于日本的儒者而言，如中国儒者一样，哲学的内容是历史。但那是中国的历史。因此，日本儒者不得不时常处理如天命和朝代更替那样的概念，即关于皇帝统治合法性和王朝兴衰的中国理论。例如，天命观认为君权受命于天，上天要求君主励精图治。若天下不治(依据儒家标准)，上天则剥夺其君权。君主失去天命常以民众起义和天谶为前兆。熟悉中国历史典籍的日本学者难以回避日本将军和天皇各自的角色问题。他回应这一问题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他可以像德川的支持者有时做的那样，主张将军是忠诚有能的治世良才，在一度的腐败和衰败之后“恢复”了天皇的秩序。[47]或者，他可以用天命观解释将军统治的根源，认为天皇在与将军的关系中代表着天，授权将军统治日本(但也可能收回天命)。如我们将要看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对幕府进行攻击的水户尊皇主义者(Mito loyalism)，就起源于这类儒教学说。
德川时代的学者因其研究的性质，还都被迫承认日本与中国制度上有几处根本不同。最显然的一点是，日本是通过一套封建制度治理的，而中国很早就放弃了封建制，而采取了由皇帝任命官员治理国家的郡县制。批评这两个系统的优劣涉及到质疑中国文化整体优越性，或者质疑日本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同时既是武士又是儒学者的人来说，在这些选项之间做出选择并非易事。[48]另外，这样选择的困难也延伸至对他自己在体系中地位的估量。在中国的理论中，权威和地位均系于才学，至少是根据一系列决定官职归属的科举考试所测量的才学而言。而在日本的实践里，尽管有儒家的装饰，权力分配在规范上是由出身决定的。幕府藩国的儒教学者，无论他如何视自己为“有才之人”，基本上只有中级甚或下级武士的身份。他确实能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鲜能达及最高层。他的武士职责使他乐于接受这一状况。但是，以儒学学说衡量，可以推出这样做是不对的结论，而到了这个地步，儒家对于幕府来说也变成颠覆性的东西了。确实，在19世纪，当他们生活的世界遭到来自国内和国外压力的威胁，从而迫切需要日本必须团结一致并让能者当政时，许多武士痛苦地意识到了他们价值体系中这两类成分之间的冲突。一类成分的作用是增强把社会合成一体的纽带力量，另一类成分则就它们给予“有才之人”以权力而言，起到了削弱这些纽带力量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尽管对于一些人来说，儒家是在为反对新生事物做辩护，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儒家成为一套改革性(如果不是革命性)观念体系中的组成要素。
【注释】
[1] 关于幕藩体制最新也是最权威论述的英文文献包括：Totman，Politics;以及由Hall和Jansen主编的多作者论文集。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众多的日文研究成果中，我在这本导论性著作中用得最多的是金井圆的《藩政》及《维新史》第一卷。
[2] 关于这个体系的详细论述，见塚平利夫的《德川日本的封建控制：参觐交代制度》。
[3] 日文“才子”(直译)，本书通译“有才之人”。——译注
[4] 关于幕府行政管理的困难和复杂的论述，特别参见Totman，Politics，pp.181 -186，在该书中，作者描述“垂直朋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的是在官僚机器中处于不同层次的若干官员，他们共同控制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要方面。这样的机制成为必要本身就说明幕府的政府决策和实施程序是何等的笨拙、拖沓、冗余。
[5] 关于乡村管理，参见Befu，“Duty”。
[6] 但是，在一些谱代大名领地，其领地被用于支持高级官员而非旧有的、既有的私人采邑。在这些藩国，幕府的干预权力相当大。堀田正睦的佐贺藩就是一个好例。参见Totman，Politics，第154-162页。
[7] 关于一些藩国政府(文中挑选的都是对明治维新政治有重要影响的藩国)的详细论述见以下著作：萨摩，《鹿儿岛县史》,2:95-119; 长州，Suematsu，Bocho,1:49-68,Craig，Chōshū，pp.107 - 110。土佐，Kochi-ken shiyo,pp.264 - 265，Jansen,Sakamoto，pp.23-24。
[8] 关于这些藩国的名单，见金井圆，《藩政》，第60-74页。关于武士采邑和津贴制度，参见新見吉治，《下級士族の研究》，第15-21页。
[9] 参见Craig，Chōshū，pp.102-106;另见Seki，Hansei Kaikaku，pp.15-19。
[10] 关于公家的论述，见Fukaya，pp.92-101; Webb，Japanese，pp.89-99。
[11] 简短的相关论述见金井圆的《藩政》，第30-35页，另见Totman，Politics，pp.34-37,110-30，153-178。
[12] 关于德川日本的人口数据，参见Honjo，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pp.145-158;Strayer(pp.6，9)。注意到当时的日本与中世纪英国的差异，当时欧洲官方供养骑士最高6，000人，然而实际人数比6，000还要低。由此，可以解释日本较之欧洲更结构化、体制化、官僚化的统治特点。也意味着明治时期日本不需要在庞大的武士阶级之外去寻找现代官僚。
[13] Hall，Government，p.371.
[14] Craig，Chōshū，pp.13-17.这些数据未能覆盖所有的武士，而我们将看到，这是由于分类的原因。因此，供养比率只能作为各藩武士数量相对于其总人口比率的变化的大体的知识。我在拙文“日本封建财政”第265-266页中论述了这种百分比的地区差异。
[15] 关于1826年的完整数据参见Sappan seiyō roku，一种萨摩官方手册。另见《鹿儿岛县史》，2:10-17页。把城下町武士和其他各类武士及其家庭成员加在一块合计241，157人，而当时萨摩的总人口(不包括琉球)为724，592人。
[16] 关于这个话题一个很好的讨论，见Craig，“Restoration”,pp.363-367。
[17] 文中讨论涉及的关于萨摩和长州的资料主要来自下述著作：萨摩，《鹿儿岛县史》,2:18-25; Hayashi 第二部，第19-26、113-140页。Craig，Chōshū，pp.98-102，261; Suematsu，Bocho，1:35-47。另外，在这个问题上《藩制一览》也很有用，它提供了1868-1869年日本藩国的人口和税收收入数据。
[18] 关于德川时代武士的论述，见Fukaya，pp.50-55。Totman，Politics，pp.131-145。
[19] 关于土佐武士的论述，见Jansen，Sakamoto，pp.24 - 26; Kochi-ken shiyo，pp.256-266; Irimajira，pp.111-129。
[20] Kimura，pp.1-5.
[21] 关于乡士最全面的研究见小野武夫的《鄉士制度の研究》。关于萨摩乡士的论述，见此书第73-90页。关于土佐的论述，见Jansen，Sakamoto，pp.27-30。另见Irimajira，pp.76-141。
[22] 基于Tosa-han gōshi chōsha-sho列示的数据。
[23] 新見吉治在《下級士族の研究》第3-10页中举出划分阶层的不同做法。土佐在划分士族身份时十分慷慨，尾张则相反。
[24] 长州数据来自Suematsu，Bōchō，1:41-47;萨摩数据来自《鹿儿岛县史》，2:78-79。Sappan seiyō roku，第97-102页所列的表表明1826年萨摩只有125 户石高超过200 石。Totman，Politics，第134-135页所列的表表明德川幕府有22，547 名旗本武士和御家人，其中只有6，234 人采邑或津贴超过100 石。Craig，Chōshū，第75页引用村田清风的家庭财务预算计划表明，石高100 石的武士也入不敷出。
[25] 见《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130-138页。佐佐木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将 平侍划分为武士三级分层系统中的中层的学者。
[26] Blacker，Japanese Enlightenment，p.2.
[27] 在此很难列举出关于社会流动论述的文献。主要基于我在撰写以下论文所查阅的许多个人传记。这些论文包括《早期明治政府中源于武士阶层的首相，1868-1869》;《土佐的政治群体论述，1858-1868》;以及《萨摩藩政局与武士阶层，1858-1868》。
[28] Hayashi，Part 2，p.138.
[29] Fukaya，p.53.
[30]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见Smith,Agranian Origins,pp.166-179。
[31] Jansen，Sakamoto，pp.30-32; Seki,Hansei Kaikaku,pp.19-22; Jansen，“Tosa”。关于乡村管理，见Befu，“Village”。
[32] 《维新史》，1:337-341给出了许多相关例子。亦参见本庄荣治郎，《社会经济史》，第202-210页。
[33] 这个议题更深入的讨论，参见Sheldon,pp.25-63，144-149。亦见第2 章。
[34] 小野武夫在《鄉士制度の研究》第155-157页引用日本北方酒田藩本间家族的例 子来阐释。本间用大米贸易赚得的利润购买土地，到明治维新前土地达10万石。该家族之首因对藩国的财政贡献而获得乡士身份;但乡士身份意味着他不可从事贸易。然而，这个规则可以因允许他以他死去的父亲的名义来做贸易而被绕过。
[35] Webb，“Development，”p.177.第6章中将会讨论此种态度对于将军与天皇关系的影响。
[36] 关于日本武士道的论述，详见Bellah,pp.90-97。
[37] Dore，p.42.
[38] Dore,p.293.也见于上书第84-89页、115-121页;以及McEwan,pp.84-94，132-144.
[39] Dore，pp.276-277，303-304.
[40] Dore，pp.219-226.
[41] Dore，p.217.
[42] 关于德川日本文化普及之难题，见Dore,pp.317-322。
[43] Craig，“Science，”pp.147-148.
[44] Bellah，pp.157-160.
[45] 例如E.H.Norman提出他很难找到公开反对封建主义的著作，见他的《安藤昌益》，1:3-10。最终他很欣慰地发现一位18世纪无名作家的作品有相关论述，尽管该作者的主要作品没有完整流传下来。
[46] 文中提到的这些人物在之后的章节会有深入探讨。这些作者以及德川时期主要思想家的信息可以参见角田等人的著述，第16-18章、21-23章。
[47] 关于新儒家对德川政治结构的影响，Harootunian在Toward Restoration第8-14页对此有精彩论述。
[48] 关于此点的论述详见浅井清《明治維新と郡縣思想》一书中对于德川幕府的讨论，第16-28页。
[Ⅰ] Webb，Japanese Imperial Institution，pp.126-128。这些数据代表维持朝廷日常开支的估计数值，而非封地的实际产出。这是德川时代估算土地占有或土地权利价值的通用做法，同等地适用于朝廷、将军、大名、武士和农民。在为官方目的进行估值时，行政官员对作物总产出进行估算，估计价值用稻米表示(其他农作物换算为稻米)，并使用石(1石等于5斗)进行测量。如此形成的数据被称为相关土地的石高。从一石高获得的收入会因多种因素而不同(例如，收入获得者对土地的控制程度，各地区地方农业条件的差异)，但是对包括天皇和朝廷官员在内的大多数统治阶级成员来说，通常的收入方式是从将军或大名的财政收入中，按标准比率进行支付。这一比率一般为石高的40%，也即推定40%土地税税率产生的收入。
[Ⅱ] 关白这一官职是从公元9世纪藤原家族掌控下的朝廷所设的首席执政官发展而来的。对于成年天皇来说，关白的作用相当于摄政。而当天皇年幼时，由摄政来实施同样的功能。这两个官职只能由五个显赫的朝廷贵族(公卿)家族出任，这五个家族均是藤原氏的分支。此类技术性术语的简要解释见本书末《日文术语词汇》。
[Ⅲ] 尽管德川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否被称为封建的——在这个词被运用于中世纪欧洲的完整意义上——尚有几分疑问，但很显然，它的某些制度可以使用封建制术语加以妥当描述。因此，大名的封地可以说来自于将军的授权，即便他的藩国，在许多场合下，都更近似于一个公国，而且无疑不含有任何与欧洲庄园主相似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讨论，见Hall，“Feudalism”。
[Ⅳ] Webb在Japanese Imperial Institution第77-99页中指出大多数公家可以利用其政治地位赢得经济收益，故其实际收入高于名义石高。例如，教授传统书法或插花艺术;与富有但出身较低者联姻;做商家的庇护人等等。
[Ⅴ] 诘所是大名觐见将军时的房间地点。诘所分为大廊下诘、溜间诘、大广间诘、帝槛间诘、柳间诘、雁间诘、菊间诘、无席八种。——译注
[Ⅵ] 以大名的领地大小、城的有无来划分，大名分国持、国持并、城持、城持并、无城五级。国持背拥有城池，并领有一国以上领地的大名。——译注
[Ⅶ] 御目见，是指江户时代，大名、旗本能直接谒见将军的这种资格。江户时代的武士，分有御目见资格的上士和没有御目见资格的下士。——译注
[Ⅷ] 关于尾张的论述，见《藩制一览》，1:287;新見吉治，《下級士族の研究》，特别是第43-46页。以三个藩国的表高，即公开的或正式的估算值为基准(萨摩藩77万石，尾张61.9万石，长州36.9万石)，则我们能够计算出在尾张，每千石有4个平侍之家，在萨摩为5家，在长州接近7家。但是，以内高(即由藩国税务官估计的“私人”石高)为基准，则有截然不同的数据。根据《藩政一览》提供的数据(萨摩藩86.9万石，尾张85.3万石，长州98.8万石)，每千石平侍比在尾张变成3家，萨摩4.5家，长州只有2.5家。这表明，武士分布的不均匀，在某些场合下，是表象多于实质;或者说，这一不均衡因可征税产出的增加而缓解，而可征税产出的变动方式，不同于政治关系变动模式。
[Ⅸ] Fuyaka在Kashizoku第154-157页提供了1872年初士族与卒的数据：士族，258，952户，共计1，282，167人;卒166，875户，共计659，074人。由于我们知道，至少在某些案例中，士族不仅包括了上层和中层武士，而且还包括一些曾为下层武士的人，因此，这样看来很有可能下层武士，即那些低于平侍等级的武士，在早先时候占武士总数的比重，要大于这些数据中的卒的数量所代表的比重。
[Ⅹ] 在此，依然需要注意面见大名权利即平侍阶层能在大名家内获得职位的重要性。没有这项权利，个人连晋升阶梯的最底端都难以触及。
[Ⅺ] 1750年，仅有32个藩国有官办学校。到1800年有藩校的藩国增至107个，到1850年在总共约250多个藩中，有178个开办了藩校。一般来说，强藩教育亦先行。1865年，石高2万石以下的藩国中仍有半数以上没有开办学校。参见Dore,Education,tables,p.71。
[Ⅻ] 虽然此处论证学校教育使得民众甘为被统治者，但很明显学校也培养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政治不安分子。然而，我不认为这一点与我的论述有矛盾，因为我相信那段时间的“危机”从根本上颠覆了许多日本人的世界观。但是，为谨慎起见，我想强调一下我以上所谈的德川教育的社会功用仅适用于1853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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