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体记忆的共和国情感编织方案优化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突出了“集体记忆”概念：他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11]“集体记忆”是无法脱离国民个体记忆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它是“国民个体记忆的最大公约数”，“集体记忆”是在民众共有的个体记忆集合不断延续传承中才能实现自我建构。因此，全球各个国家、民族在其文化建设中能否“建构其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个国民共有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形成和延续需要“历史记忆”碎片得到共识性的整合、广泛的传播以及代际传承。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具备优越的文化传播广度和力度，为中国国民“集体记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在中国电视剧领域，1982年就出现了《鲁迅》这部最早的传记性电视剧，以影像书写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恰同学少年》（2007）、《中国1921》（2011）、《天行健》（2011）、《我们的法兰西岁月》（2012）等优秀的国产剧均以这段历史作为叙事背景，去发掘20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规律，描绘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史。

除了影视文本，“觉醒年代”的那些历史记忆碎片还找到了其他传承载体。比如经过择取被书写进国民义务教育的教科书里，“通过义务教育的强制学习，以及后世文艺作品的反复书写”，逐渐汇聚成作家阿城所概括的关于“共和国情感”的集体记忆。^[12]在《觉醒年代》中，“鲁迅”在电视剧中第一次亮相是背对那些争抢人血馒头的国人和周围麻木的看客，这个场景的想象性虚构来自鲁迅的《药》，迅速唤醒了许多中国观众对中学课文《药》的集体记忆。又如导演张永新为了契合鲁迅先生抒情散文《秋夜》里的情境——“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专门让制片部门移植了两棵枣树到“鲁迅家门口”这个造景中。观众在弹幕中评论这些来源于文学作品的虚构：“课本中的几行字，都在这部剧中鲜活生动起来了。”还有许多类似的集体记忆碎片被巧妙自然地缝合、编织进电视剧的叙事大网中，汇入新主流电视剧宏大叙事的洪流中。在《觉醒年代》中，以与宏观叙事层面上的“建党史前史”和中观叙事层面上的《新青年》杂志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相关性，作为年代历史记忆碎片的择取标准和连缀方式。同时，通过微观叙事层面的一些具体人物角色的视角，如经由毛泽东和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目光和人生经历，串联起一些关键性的历史场景及其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www.xing528.com)

除了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叙事层面对历史记忆碎片进行整合，《觉醒年代》的主创还以精妙的视听技巧将各个历史素材一一巧妙安排、真切呈现，尤其是对重大场景的拍摄，影像文本更是展现了十足的电影感。但从整体上看，《觉醒年代》的艺术高度主要取决于剧本的精良。编剧龙平平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党史研究专家，将自己多年来对党史的深入研究和个人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刻融入剧本创作实践中，才成就了这部兼具历史沧桑感和人间烟火气的新主流精品历史剧。但这种仅凭编剧个人的创造力支撑整部电视剧产品质感的生产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可能性。2021年已经播出的“献礼剧”质量参差不齐、落差较大，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国产电视剧产业系统性、标准化生产能力薄弱，工业化水平仍不高，中国电视剧产品的工业美学品格仍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