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文本中,除了人物与他人、人物与自我的矛盾,还存在着人物与空间环境的冲突,这是人物塑造的关键因素。《失恋33天》中的都市景观作为叙事的空间造型,同时作为故事人物身份属性的能指和自我认同的语码,象征着治愈文化的现代性内涵。
在空间表现上,整部影片选取了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中最具现代都市气质的地区和最时尚的中央商务区作为故事场景,比如北京金融街、上海轨道交通、上海新天地、北京三里屯Village等,通过大量的俯拍镜头和数字影像处理技术,去展现想象性的“北上广”都市白领的生活场景和“一线城市”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态,形成了巨大的影像吸引力,打造了现代女性观众情感和生活的“理想国”。
然而,这个“理想国”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的都市空间特质,其地理特征和空间定位模糊不清,表现出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的“无地域空间”的“去地域化”特点,即符合消费主义需求的可复制性、流动性和高度相似性。[24]《失恋33天》的都市形象支离破碎,不具备特定的地理空间属性和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气质。都市的形象符码也选择“千城一面”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工业社会符号元素。
《失恋33天》的都市景观还具有典型的消费景观特征。在这些都市空间中充斥着各种消费符号,如日式料理店的联谊聚会、高级婚庆策划公司、富有小资情调的办公场所或出租房等,被用来凸显现代都市白领阶层的文化趣味和精神优越感。为了打造“眼睛的冰激凌、心灵的沙发椅”,影片的空间造型刻意忽略或扭曲了“北漂”白领阶层的现实生存问题和生活质感,完全无视“异乡人”在异乡空间的文化隔阂,这些人“蜷缩在自身生存的内部,以私我的情感、原欲和利害为其全部世界,社会、历史和精神性被封闭在个体生存之外”[25],成了远在天边的“天空之城拉普达”这样的理想或者说幻想之境。
实际上,《失恋33天》对于现代都市的描摹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对接当下现实语境、社会问题、情感物化等一系列中国现实议题,体现电影作为“社会之镜”的言说功能。比如影片着力刻画“都市新富阶层”,辛辣地讽刺了消费主义观念盛行之下人们的虚荣和拜金心理等。但影片对这些社会问题只是简单记录,并不深入求解、明确褒贬,在喜剧化的叙述方式中对反映现实,点到则止。
作为“小妞电影”类型的重要作品,《失恋33天》对类型叙事范式做出了有益探索,但其在对文化工业和消费价值过度服膺的过程中,消解了故事逻辑的自洽性和完整性,对叙事文本造成一定程度的撕裂。这提醒我们,电影文本只有深度触及现实和时代本质,才能让“小妞电影”类型在中国真正实现成功的在地化“嫁接”,将更多更为精彩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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