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的创作者及其类型创作探析

执导处女作《海洋天堂》时，强大的制片背景和主创团队阵容为薛晓路的导演生涯奠定了很高的起点。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源于导演对孤独症患者群体的特殊情感和迫切希望该群体引发社会关注的初衷，为此薛晓路亲自跨界执导影片，在创作中导演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己的作者性，刻意淡化了故事的戏剧性，让观众真切体认到孤独症患者的生存境况。影片在业界口碑爆棚、获奖无数，但市场反应平平，投资2000万元的影片最终仅以1300万元的票房惨淡收场。通过首次电影试水，薛晓路在创作中不再局限于自己主观意愿上的内心表达，迅速调整电影创作的市场面向和类型定位，以期实现电影品质和市场效益的合谋共赢。

类型电影生产遵循标准化的生产原则，对于电影导演来说，是既符合流水线生产需求，又经过市场系统检验的符合受众观影心理的成熟的艺术规律集合。它是导演、制片人和观众共享的一套惯例系统。类型化创作有利于导演创作思路和艺术风格得以高质、高效地实现，但如果对类型程式缺乏精准的尺度把控又会令作品陷入机械蹈袭的境地。“在务实的社会氛围和现实体制中，‘类型作者’可能会让一小部分才气逼人、天才型的导演磨掉自己的个性和才气，作品会变得四平八稳，缺少锐气和艺术实验精神，但对大部分青年导演来说，这是实际的。不妨说，他们就是要（也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求自由。”^[12]

薛晓路在《海洋天堂》市场败北之后，开始转向“小妞电影”类型创作。作为爱情片与喜剧片的亚类型，“小妞电影”是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及相应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日益扩大而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舶来品，它以女性为目标受众，在内容上远离宏大叙事，以都市年轻女性为主角，以物质消费、情感日常和自我成长为叙事侧重点，遵循在类型电影的“神话”叙事结构，风格时尚浪漫，获得大量年轻受众的青睐。2013年，8部“小妞电影”斩获当年国产片总票房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贡献5.2亿元票房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在这部影片及其“续集”《不二情书》中，薛晓路选用大量“小妞电影”成规化的视听符号和典型构造元素，结合经典戏剧性叙事法则和本土化创作理念，创作出高度符合类型范式的电影文本，通过时尚化造型、喜剧化表达和本土化改造，把观众带进影片类型所规定的爱情情境之中。

两部影片中多处展示了导演的风格化的叙事和空间造型的巧思，异域的景观和诗词等中国文化符号承载的家国情怀共同建构起以“西方外衣”制作的“中国故事”。然而，薛晓路的这两部作品中，“中国故事”常常是被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上展开讲述的，正如她接受访谈时所说，她试图学习李安电影中以“符合西方文化的点去植入东方化的情感内核”，她会用西方化的符号，如《查令十字街84号》等“让西方的观众可以迅速地进入情景，熟悉文化外壳”^[13]，进而了解东方化的情感表达。故事中在“他乡”的人物角色、大量的西方文化符号以及叙事策略等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立场，丧失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表达。同时，影片里还存在着明显的内涵浅表化的问题，文佳佳的第三者经历及拜金主义倾向、焦姣以一夜情换取豪赌资本实现命运逆转的扭曲价值观等设定，暴露出消费主义时尚包装下快餐文化的精神匮乏和价值紊乱，作为娱乐文化底线的伦理规范和美学尺度，消解于类型电影的规定情境和叙事程式中。

的确，薛晓路在“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中的类型化创作更加“接地气”，“其实就是更加接近主力的电影观众群体的消费需要、心理规律、文化认同、审美趣味，这也必然带来国产电影更加娱乐化、戏谑化、草根化的‘轻’电影品性，为中国电影更好地被观众被市场所接受带来了优势”，然而，一味迎合电影受众而轻忽对艺术和美学的坚守，只有破坏性的“创意”设置而缺乏建设性的价值传达，或过度依赖明星效应带来的粉丝经济，“这种自觉的‘审美下沉’、去高雅性、去严肃性的现象”^[14]，某种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导演作品中的艺术趣味，随着电影宣泄型功能逐渐失去新鲜感，势必会使电影受众产生审美疲劳进而强烈抵制。从社会反响上看，类型化生产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两部作品，分别创造了高达5.2亿元和7.9亿元的票房，市场表现突出。但从豆瓣网的评分上看，从《海洋天堂》的7.9分到《北京遇上西雅图》的7.3分再到《不二情书》的6.4分一路下滑，可见“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作品的艺术评价低于市场评价。薛晓路敏锐地发现“小妞电影”的类型流弊，并积极寻求转型。(www.xing528.com)

在《我和我的祖国》（《回归》）中，薛晓路找到新主流电影产生共情的关键——把宏大历史题材转化为个体化叙述，将小人物置身于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抓取特定时间节点，站在国族立场上以小见大，实现面向历史的中国主体性表达。作为新力量导演，薛晓路还善于跨媒介运营、创作，她将互联网思维内化到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创作过程中，在构思故事时，通过各种网络关键词组合方式做了大量的资料索引，找到了一个讲述一位香港修表师傅的短视频，激发她的创作灵感，最终创作出以钟表师傅为男主人公、以时间为叙事基点的香港回归故事，成功引发了观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

之后，薛晓路再次尝试类型转型，创作了关注现实、多元类型融合的影片《吹哨人》，但薛晓路在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上又处处展示出对类型逻辑的自我背反，“窝囊型”的“吹哨人”不但不具备“硬汉”的打斗技能，个性也胆小懦弱，完全打破了观众对于类型叙事中孤胆英雄形象的预期，男女主角人设不仅突破了传统英雄完美主义人格的常规范式，甚至双双僭越法制和伦理规范，而且还是被事态步步紧逼最终催生出来的“缺陷型”英雄。薛晓路“对人物内心的探究兴趣大于她对类型片叙事流畅的兴趣，大于满足观众的英雄崇拜需求”^[15]，她在影片中细致勾勒角色心理渐变过程，着力于透视角色的人性底色及其矛盾性、复杂性，极力地在道义、法律的灰色地带和人性的夹缝中发掘戏剧性，显示出其超越好莱坞既定类型的作者意识。通过小人物主体成长弧线的描摹，在叙事中逐步达成个体情感与国家意志的交汇融合，进而实现文化和价值集成，这是类型超越的合理路径，但薛晓路在创作中并没有找到艺术与商业之间异质共存的平衡点，人物设置罔顾观众认同，主角最终揭露黑幕、坚守良知的价值选择也无法消解其伦理选择的失范，人物复杂动态的心理、情感的深入开凿也不断地削弱“险象环生”的类型叙事节奏。影片虽集合了大量动作、悬疑、爱情等类型要素和重要社会议题，各种元素面面俱到却难以融合。仅以视听奇观打造的浅表的“滤镜英雄主义”和杂糅着道德失范的感情牌，终究是无法掩盖影片对“吹哨人制度”这个社会议题的探讨乏力，反而产生叙事游离，削弱现实力量，最终无法实现类型片的在地化，票房和口碑均不尽如人意。

虽然薛晓路电影的类型探索，或多或少有着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有益尝试。“既走市场化、类型化、工业化的道路，也兼顾电影创作的艺术追求和美学探索，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工业/美学的关系，追求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统一，是当前电影创作面临的挑战”^[16]，也是薛晓路执导经历中不懈探索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