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引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欧洲和美国因其科技发展和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在科幻电影领域不断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创作人才和经典作品。而彼时中国电影工业体系还未建构,国产科幻电影寥寥无几,就像刘慈欣所说的,“写科幻小说写得好,一个人就可以成功,但科幻电影一个人是成功不了的”。
中国最早带有科幻元素的影片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鲁迅等人都向国人推介过海外经典科幻小说,鲁迅还在其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又译为《月界旅行》)的“辨言”中,提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随后,中国原创科幻小说出现,并在“新文化运动”和“科学大众化运动”的推动下,进入创作的繁荣期。《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1904)、《新法螺先生谭》(徐念慈,1905)、《十年后的中国》(劲风,1923)、《伦敦奇疫》(顾均正,1939)、《飞向人马座》(郑文光,1978)、《超新星纪元》(刘慈欣,1991)等中国原创科幻小说接踵而至,将文艺的“科普”功能发挥到极致,并有力推进了中国科幻电影的萌芽、产生、发展。电影作为20世纪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能以其直观的视听呈现更好地实现抽象科学道理的形象化科普,满足当时的社会文化需求。而30年代又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发展期,海外类型片创作模式对中国国产电影生产形成了极大的冲击。1938年,讲述公司职员穿越未来上海经历一系列冒险故事的科幻喜剧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问世,影片由杨小仲执导,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昏睡百年》中获得启发,影片中关于未来世界“剃头三秒钟,吃饭有机器,警察木头人,气候人管理,汽车生翅膀”等生活场景的科幻想象,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新奇感,该片一经上映就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当时,在世界电影创作领域,“科幻类型”刚刚出现,还没形成稳定的定义和模式,《申报》最终按照中国文学作品的分类标准将影片定位为“理想滑稽片”。影片中男主角看到的所有未来景观均来自梦境,没有基于科学的合理性推演,“幻想”远大于“科学”,所以还不能称为科幻片,但已经标识着国产科幻片的萌芽。随后,杨小仲受好莱坞和欧洲“科学怪物”电影的影响,创作了《化身人猿》(1939),影片讲述科学家发明了将人变为猿猴的药物并由此引发人兽大战的故事,被称作当年的“恐怖神秘科学巨片”。杨小仲作为中国最早的科幻式影像实践时期的重要创作者,“更多只是在外片影响和商业利益需求下的无意识模仿与尝试,本身缺少对于科幻作为类型的自觉认知与把握”,但“在伦理片控制道德宣教,武侠神怪片垄断特效奇观的年代”,人们在他的影片中看到了“一种新奇的电影样式和幻想影像”。[8]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极为重视科普教育和科学文艺,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口号,带来了中国科幻小说领域的一次创作繁荣,为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性、想象性素材。1958年,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导向下,改编自田汉同名戏剧、折射出“时代狂欢”特质、带有丰富科幻元素的影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出现了,并展示了充满视频电话、星际航空站、航天飞行器等高科技成果、消灭了阶级冲突并实现了共产主义的20年后“十三陵共产主义公社”的想象性图景。但“影片情节中暗示了国家机器于公社外的存在,但国家权力与公社间的结构性关系却成为叙事空白”[9],甚至电影文本对于知识分子的刻意贬损直接造成了故事在科学逻辑上的叙事断裂。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质现实基础在叙事中被取代、被架空,这与以科学性为核心特征的科幻类型电影的创作方向背道而驰。
1963年,由王敏生执导、被刘慈欣称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的彩色短片《小太阳》,仍沿用梦境穿越结构全片,展示了航天器、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云轨、自动驾驶共享汽车等“黑科技”,满满的现代科技奇观,大量科学原理和知识贯穿于影片中的反物质能量装置和可控核聚变技术等内容的描述,使影片故事单元在“科学叙事”上相当“硬核”,但在思想主题表达上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仅有碎片化的科幻影像呈现,却没有形成影片内里完整统一的科学观、价值观建构,仍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但它和此前的其他作品为国产科幻电影的诞生做好了前期铺垫。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等一系列会议制定的新的文艺政策,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地位。80年代初的全面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从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向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快速转型。中国电影生产经过体制改革,在创作方针中融入了娱乐导向、受众导向,电影市场开始朝着类型化、商业化、产业化发展。在这样的多元化的文化转型背景下,加之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引进的海外科幻大片强烈地刺激了中国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观影需求,由此,科幻电影终于登上了中国电影史的舞台。
1980年,由童恩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横空出世,被学界普遍认定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该片围绕极具科幻色彩的核心事件讲述了陈天虹与马太博士在珊瑚岛上利用激光武器挫败邪恶财团势力的掠夺计划,成功守护了高效原子电池这个科技成果的“反战”“反特”故事。影片以明确的类型定位和与之匹配的类型创作模式去开展生产实践,故事文本和声画呈现上高度融合了科学性、幻想性、思想性和奇观性,为观众展现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水下电梯、海底长廊、蘑菇云、激光发射器等科幻奇观,为中国科幻电影生产初步确立了创作范式,同时也初显国产科幻类型生产与其他类型融合共生的潜能。(www.xing528.com)
接下来的20年间,伴随着国家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的“反特”元素开始在国产科幻电影的类型新变中进一步和动作片、教育片、恐怖片、警匪片、环保片、荒诞喜剧片等类型元素融合。《潜影》(1981)、《异想天开》(1986)、《霹雳贝贝》(1988)、《魔表》(1990)、《大气层的消失》(1990)、《隐身博士》(1991)、《毒吻》(1992)、《飞天蜈蚣》(1994)、《再生勇士》(1995)、《疯狂的兔子》(1997)等影片均实现了科幻电影的类型融合,同时以“幻笔”书写现实。在这个国产科幻电影的类型探索期,科幻类型的“在地化”主要表现为通过杂糅类型或融入神话、志怪、修仙、武侠等中式幻想元素去弥补科幻内核薄弱的短板,使得大多数作品缺乏一定的科学理性、美学价值与思想深度,但其视听语言中融入了部分现代主义艺术元素,具有先锋探索的实验意义。同时,中国科幻电影自起步始就开始观照现实,在实用主义导向下形成“与好莱坞科幻片超越性的叙事策略与内容主题不同”的强烈的“世俗现实感”,以科幻故事折射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问题,展现当代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价值选择的焦虑。这个阶段的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整体水平较为落后,缺乏先进的科幻特效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中国的电影特技更多的是使用在了武侠电影的打斗设计和对历史剧的场景处理上,而没有用它来制造征服宇宙的科学神话”[10],这使得中国科幻电影在初创期发展极为缓慢。
2002年,中国电影行业开启了全面产业化的格局转型和体制改革,市场规模持续升级,电影受众分层细化,电影生产的类型多元化和融合趋势越来越显著。商业导向和类型规约的日益成熟促进了科幻电影市场的百花齐放,独资电影和合拍片的产量均明显增长,其中能集合多方技术人才和影视资源的合拍科幻片(主要是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在数量和票房上更胜一筹。科幻合拍片的繁荣与大规模的“港人北上”有关,后者使得香港电影的工业美学风格以及类型创作经验得以向内地电影市场全面渗透,借助香港电影的类型创作经验和商业运作模式,《长江七号》(2008)、《机器侠》(2009)、《全城戒备》(2010)等一批口碑、票房俱佳的合拍片相继问世。与西方的科幻合拍片则数量极为有限,其中,由中国、法国、巴西、韩国合拍的反乌托邦科幻片《明日天涯》(2003),曾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极具后启示录风格和思想深度,是中国科幻电影较早以互联网思维引领电影制作、传播和营销的典型案例,带动了科幻类型网络大电影的创作热情。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原创科幻电影领域,儿童科幻片以及科幻动画片开始出现创作繁荣,出现了《危险智能》(2003)、《超能少年之烈维塔任务》(2009)等一系列以儿童作为主流受众的科幻电影作品;中国首部科幻3D动画电影《超蛙战士之初露锋芒》(2010)及其后续系列、3D科幻片《神奇》(2013)等影片也对数码时代的科幻电影发展路径做出了实践探索;《食人虫》(2014)等中小成本电影试图通过科幻、恐怖、灾难的类型杂糅展开科幻叙事,但市场反应平平;相较之下,《不可思异》(2015)、《九层妖塔》(2015)、《记忆大师》(2017)、《逆时营救》(2017)等类型化、技术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影片则获得更好的口碑和票房认可,而《流浪地球》在导演郭帆和创作团队“一万小时”的漫漫长征中,正式打开了中国硬科幻电影的大门,带动了国产科幻电影整体制作水平的大幅提升,影片也稳居中国电影总票房的第四位。
相较于其他类型,科幻电影作为电影工业体系的顶级序列,集中体现了电影工业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属性。尤其是硬科幻电影,因其庞大繁杂的生产格局,需要在遵循更为科学化、标准化、理性化、规范化的项目管理制度和工业生产指标的基础上,发扬郭帆式的“工匠精神”,知难而上,哪怕“土法炼钢”,也要带着中国科幻电影一步一步前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佳作、出精品。完全以资本为导向,扎堆创作、刻板复制、短平快生产必然会造成影片的票房、口碑翻车现象。
中国电影产业在不断地做大、做强,类型生产能力和市场运营模式逐渐成熟,工业升级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类型版图中的地位和受众消费需求也在快速提升。但目前中国科幻电影生产仍问题众多,大到“如何建构和完善科幻电影的产业链格局”“如何吸引更多的创作人才和大规模资本的加入”“如何以西方的类型模式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小到“如何吸引科学家参与科幻电影创作”“如何解决创作中叙事和技术合理对接”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只要脚踏实地地去仰望星空,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兼具奇观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中国科幻电影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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