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科幻重工业序列的电影

凯斯·M.约翰斯顿（Keith M.Johnston）在《科幻电影导论》中指出，“科幻”是我们的“高级脑洞”，作为电影类型体系中重要板块，“科幻类型从来就不是容易定义的”，科幻电影展现的是“科学的世界或自然的世界里，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发展结果，它是由人类或未知力量引起的，需要被理解、驯服或摧毁”^[1]，能引发人们对科学发展、文明进程和人类危机的深刻反思。几乎在电影诞生之始，科幻电影就问世了，它在100多年电影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盛而衰继而繁荣复兴的不同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了电影生产的重工业序列，至此，影像奇观、大制作、高科技元素成了科幻电影的标准配置。科幻类型被认为是检验一个国家电影工业水平的“类型试剂”，它深受全球电影市场的青睐。

（一）科幻电影发展历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科幻电影的产生期。1895年，路易斯·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制作了大约1分钟时长的黑白默片《自动香肠店》，它描述了未来自动化工厂的景象：一头活蹦乱跳的猪从机器的一端进去，几秒之后，另一端就出来火腿、香肠、排骨等猪肉食品。影片讽刺标准化、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现代社会，带来了“科学幻想”，被菲尔·哈迪（Phil Hardy）的The Overlook Film Encyclopedia一书评为“史上第一部科幻电影”，此后对现代机器工业摧残人性的反思以及关于机器的恐惧和奇想，成了科幻电影的永恒主题。1902年，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在科幻乐观主义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的《从地球到月球》和科幻悲观主义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最早登上月球的人》中得到灵感，创作了《月球旅行记》（1902），全片时长约14分钟，首次使用了大量演员、布景和特效，讲述一群天文学家乘坐炮弹到月球探险的故事，这是科幻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由此开启了科幻电影中最常见的太空探险题材。《不可能的航行》（1904）、《摩托车手》（1906）、《环星旅行》（1906）、《登月新旅》（1909）等影片相继问世，延续了《月球旅行记》的科学幻想，为观众展现了宇宙探险历程中的太空奇观。

《月球旅行记》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幻灭感，1917年俄国革命又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太空之旅”成了想象的挪亚方舟，使人们的现实困境和问题得到想象性缓解甚至解决。这个时期的“外星探险”影片数量激增。《来自火星的消息》（1913）、《火星之旅》（1918）、《月里嫦娥》（1924）、《滑稽的想象》（1930）等影片仍沿袭《月球旅行记》中的叙事策略。同时，关于外星生物和未来战争的题材也成了欧洲科幻电影生产的主要方向。随着制片厂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美国科幻电影后来居上，出现了《科学怪人》（1910）、《海底两万里》（1916）、《迷失世界》（1925）、《大都会》（1927）、《神秘岛》（1929）、《化身博士》（1931）等经典影片，其中《海底两万里》更是开启了水下摄影的先河，而《大都会》里塑造的未来都市概念成了《第五元素》（1997）等大量科幻电影的想象性城市空间原型。好莱坞科幻片相较于欧洲科幻电影更注重故事内容的新奇、叙事节奏的快速、电影技术以及视听语言的创新。

《科学怪人》

《化身博士》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科幻电影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科幻电影在其他类型片的夹缝中缓慢生长，科幻片市场仍未成熟。30年代，电影艺术进入彩色有声时代，色彩和声音为科幻电影的视觉呈现添加了新活力。同时，科幻电影生产也受到了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小成本科幻电影开始兴起，出现了许多带有大量动作戏和机械符号的未来冒险题材系列短片。这个时期的科幻类型生产在关于外太空冒险的影片文本中展示出与现实截然相反的想象性图景。由连载漫画改编的《飞侠哥顿》（1936）和《巴克·罗杰斯》（1939）完全契合威尔森·塔克在1941年提出的解释“太空冒险”亚类型特质的“太空歌剧”概念，即它是将青少年作为目标受众，情节相对简单，但偶尔也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并使其对“奇幻”“奇迹”有所感知的科幻电影。最初，“太空歌剧”的概念是贬斥太空冒险电影二流的、程式化创作的弊病，后来不断演变为指认那些作为现实投影的、拥有宏大太空叙事的、极具史诗感的科幻电影。^[2]这个时期也偏爱关于狂热科学家、太空旅行和高科技设备的系列故事片，出现了“科学怪”系列、“化身博士”系列、“飞侠哥顿”系列以及《隐形人》（1933）、《金刚》（1933）、《幽灵帝国》（1935）、“超人”系列（1941—1943）、《蝙蝠侠和罗宾》（1949）等重要作品，并产生了独特的科幻叙事模式，大部分在30年代创作并获得市场成功的科幻片，都在40年代推出续集。其间，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科幻电影的发展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美国电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过一个短暂的辉煌期，那是在电视全面占领人类文化生活之前，好莱坞类型片井喷式涌现，但此时的科幻片相较于战争片、言情片、侦探片、西部片、历史片甚至歌舞片，在电影市场中仍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制片厂制度和类型生产模式，使科幻电影一度陷入视听同质化、叙事制式化、主题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要么服膺商业利益去制造色情暴力的视听吸引力，要么为了控制成本而放弃场景奇观营造，创作萎靡不振，甚至一直被看作“票房毒药”。

20世纪50年代国际电视业的迅速发展，免费的电视剧让观众更青睐于居家观看影像故事，电影垄断视听市场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票房一度锐减到电影市场崩溃的边缘。电视较为低廉的制作成本和现实取材的灵活性使其拥有了电影无法企及的纪实性，电影业为此采用了一系列短视的对抗手段：用越来越宽大的巨幕去对抗电视小屏幕，禁止向传统电视网租售影片，严禁电影行业人员跨界制作电视剧，等等，这些举措反而激发了电视业的潜能，使其不断完善成熟，进而使电影业陷入更严重的危局。最后，好莱坞对电影生产做出了方向性的调整，通过提高成本拍摄重工业大片，呈现投资有限的电视剧无法实现的画面质感。这种以银幕视觉奇观营造作为票房王道的创作方向，推动了科幻电影生产进入初兴期。同时，在这个时期，苏联成功发射了环绕地球的同步卫星和载人飞船，40年代后期以“火箭科技”为核心的美国军事发展战略对科幻电影生产的影响逐渐显现，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当时许多欧美科幻片都在讲述苏联和美国之间“太空竞赛”的政治寓言故事。1950年的《登陆月球》讲述美国在与苏联冷战对峙期间，使用核动力火箭送四个人登月的故事，该影片拉开了50年代科幻电影黄金时代的序幕。在这个时期，科幻电影文本的死亡叙事和恐怖元素明显增加，影片往往将高等级的核能技术作为外太空未知生命体带给人类世界毁灭危机或人类反抗宇宙入侵者的叙事逻辑基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核武器的出现引发的末日焦虑，冷战格局也对科幻电影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应人们关于宇航技术、外星生物以及现代科技带来的末日危机等问题的热烈探讨，《不明之物》（1951）、《原子怪兽》（1953）、《火星人入侵记》（1953）这一类大量描述太空、外星人和科学怪物的电影应运而生。

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过度泛滥的科幻电影进入短暂的生产瓶颈期，产量不断下降，影片市场认可度较低。这个时期的科幻电影生产主要集中在儿童科幻片和50年代科幻电影续集。但科技的不断进步为科幻电影的内容生产和视听呈现源源不断地输入创新元素，1965年之后，科幻电影生产逐渐回暖，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创作了他最具政治意识的第一部彩色片《华氏451度》（1966），紧接着，1968年富兰克林·沙夫纳（Franklin James Schaffner）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分别创作了《人猿星球》和《2001太空漫游》两部科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作品，掀起了美国科幻电影领域的第三次新浪潮。

20世纪70年代，阿波罗计划等人类太空探索活动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创作太空冒险题材的科幻电影展示宇宙奇观提供了丰富的原型素材，太空科幻电影进入创作的繁盛期。这个时期的科幻电影在制作水平和思想深度上有很大提升，并将反乌托邦的理念融入大量影像文本叙事之中。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伍迪·艾伦（Woody Allen）、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等才华卓绝的电影导演持续发力，创作出《飞向太空》（1972）、《傻瓜大闹科学城》（1973）、《星球大战》（1977）、《第三类接触》（1977）、《异形》（1979）、《星际旅行：无限太空》（1979）等一系列载入世界电影史册的经典之作。这个阶段科幻电影主要通过展现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冲突，表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隐忧。其中集合科幻类型成规精华的《星球大战》被认为是科幻电影史的重要转折点，除了致敬经典科幻片的“元电影”元素，该影片还采用全新的宇宙视角，以先进的工业制作水平赋予了“太空冒险”题材全新的意涵，对社会生活、政治修辞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里根总统直接以“星球大战”命名美国的太空开发项目。影片深刻而长久地影响、启发着以后的科幻片创作，如在《007之太空城》（1979）、《世纪争霸战》（1980）、《九霄云外》（1981）、《杀出银河系》（1981）、《最后的星空战士》（1984）、《第五惑星》（1985）等影片中均能看到《星球大战》的影子，后者还促成了顶级特效公司——“工业光魔”（全称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简称ILM）的成立，其创造的“动作控制系统”引发了电影特效制作领域的一次重大革命。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影特效的出现带来了科幻电影的影像奇观，并对当时的观众产生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影片叙事日趋宏大，同时又充满了人文魅力。乔治·卢卡斯在1980年、1983年相继推出的《星球大战之帝国的反击》和《星球大战之绝地归来》等“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以及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1982）、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终结者》（1984）、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的《回到未来》（1985）等，均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在这个时期，科幻电影初步实现了与奇幻电影、超级英雄电影的有机融合，电影的重工业属性进一步加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支——科幻动画。科幻类型在这个时期成为好莱坞电影生产的主流类型，并逐渐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人类宇航科技的飞跃使人类对外太空的认知不断拓展，这为科幻电影生产带来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想象力素材。好莱坞科幻电影生产转向大制作、大场面、大投资、大营销、大市场的运作模式，借助迅猛发展、不断升级的电影特效技术，科幻电影的视听呈现开始大量依赖电脑合成影像（CGI），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画震撼，影像奇观的营造有效助力于科幻叙事的戏剧性表达。《侏罗纪公园》（1993）、《独立日》（1996）、《黑衣人》（1997）、《第五元素》等科幻大片蜂拥而来，成为席卷全球的高概念、大制作、强类型电影。好莱坞科幻电影从此坐上世界电影霸主之位。在这个阶段，灾难片和科幻片的类型融合仍是科幻电影生产的主要趋势，同时，20世纪末互联网的诞生催生了科幻题材的一个分支——赛博朋克，科幻电影创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互联网转型的时代动向，创作出大量以虚拟网络为主要叙事空间的新型科幻片，讲述计算机或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无限升级使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秩序危机，再次引发人们对现代科技与人类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思。《黑客帝国》（1999）就是这个时期的赛博朋克电影的代表作。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和电影软硬件技术的迭代升级，科幻电影由“太空漫游”进一步向奇幻叙事、超级英雄叙事转型，同时也强烈关注当下的社会议题。例如《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2003）和《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2003）作为系列续集持续探讨虚拟与真实的边界以及未来世界的社会秩序问题，而《人工智能》（2001）和《少数派报告》（2002）等电影，质疑了21世纪全球性的物质主义以及9·11事件之后的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问题。乔斯·韦登（Joss Whedon）的《冲出宁静号》（2005）则呈现了恢宏磅礴的近地星际空战，是这个时期太空科幻片的巅峰之作，它是具有史诗风格的“太空歌剧”在新世纪的赓续。在这二十年间，好莱坞生产了一系列具有强大的国际票房号召力的科幻大片，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例如《后天》（2004）、“变形金刚”系列（2007/2009/2011/2014/2017）、《太阳浩劫》（2007）、《机器人总动员》（2008）、《月球》（2009）、《星际迷航》（2009）、《终结者4：救赎》（2009）、《2012世界末日》（2009）、《阿凡达》（2009）、《银河护卫队》（2014）等影片成了电影市场的宠儿。尤其是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技术革新意义的电影，它开启了真正的电影3D时代。这部影片代表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运用真人演绎和电脑CG动画引领了电影艺术呈现方式和观看模式的急剧转型。在叙事层面，影片也创新性地反转了外星人和人类强弱力量对比，讲述了具有科技进步优势的人类侵略、摧毁外星种族文明与信仰，向观众传达环保和和平意识的同时，也抨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

2012年，电影生产全面进入数码时代，数码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给电影生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颠覆了传统的电影观念，改变了电影艺术的呈现方式、表现领域和创作手法，为电影产业的升级迭代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也为科幻电影长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2012年始，科幻电影的“太空探险”亚类型每年都有在世界电影市场叱咤风云的头部大片：《普罗米修斯》（2012）、《地心引力》（2013）、《星际穿越》（2014）、《银翼杀手2049》（2017）、《头号玩家》（2018）等科幻电影更为深入地探究如何更好地利用新时期的媒介转型与技术进步来创新视觉奇观、如何更好地调和技术和叙事之间的关系的同时，还进一步打破了媒介隔阂，将“元电影”元素和游戏亚文化符号缝合进电影文本的主体叙事中，形成跨电影史维度叙事和跨媒介叙事以及与之相应的“既电影亦游戏”的“跨媒介视听融合”，塑造出“游戏直播”式的银幕奇观，“寓言了成人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一次沟通与和解”^[3]。影片中有无数科幻电影史的“彩蛋”不断召唤观众关于科幻想象的共同记忆，触发共情机制。(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后，欧洲、亚洲科幻电影生产也进入了增量期间，出现了《女神陷阱》（法国，2004）、《守夜人》（俄罗斯，2004）、《汉江怪物》（韩国，2006）、《我的女友是机器人》（日本，2008）等经典作品，但从整体创作数量和质量上看，各国的科幻电影生产与好莱坞有相当大的距离。作为世界科幻电影的典范，好莱坞科幻片从诞生之始的粗陋，到当下高概念、高预算、高技术、大制作的重工业顶级巨制，再结合科技批判思想和人文理念等影片的表意，已然成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强势类型，它既是一种成功的商业实体，同时拥有灵活成熟的类型叙事模式。

（二）科幻片的类型融合、文化拓展与美学突破

科幻片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电影类型，有着独有的叙事模式和美学特征，它在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其他电影类型杂糅融合，发展成为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当代重要的流行文化景观，给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丰富想象、对科学的理性反思和辩证批判以及末世情怀。

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类型电影有两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类型特征标签：“科学的幻想”和“幻想的科学”——“否定虚假的科学给幻想提供了真实的可能，而超脱现实的幻想则给科学提供了发展的空间。”^[4]同时，科幻性元素应该作为它的叙事核心主体。根据科幻性元素的叙事指向性，科幻电影类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反思人文科学的反乌托邦科幻片和反思自然科学的末日灾难科幻片。科幻片制造的受众吸引力与其高度的科学性给人带来的知识满足息息相关，基于这一点，硬科幻类型成为近年来科幻电影重工业属性的一个叙事重要表征。相较于强调人文描写，更趋近于“幻想的科学”的软科幻，硬科幻是基于严谨的、合理的、体系的科学理论去建构具有想象力的电影视听模式、叙事逻辑和思想意涵。比如《星际穿越》就是一部科幻“硬度”极高、科学基础非常扎实的电影。在科学界的地位可以媲美霍金的加州理工学院费曼理论物理学教授基普·斯蒂芬·索恩（Kip Stephen Thorne）基于“弦理论”和“膜世界”理论建构了影片的整个世界观，他设定了一套物理公式用以描述故事空间（五维空间）的物理现象，使影片故事得以借助严谨缜密的物理逻辑探究多维空间与平行世界存在的可能。影片为了呈现这个世界观的科学真实性，为了将“黑洞”扭曲光线的物理特性转码为直观的视听呈现，特效团队专门为其编写了“符合相对论”的渲染器，呈现了最符合“黑洞”科学属性的影像奇观。以完整的科学观建构和科学理性精神来统筹设置影片的技术基础、声画系统和叙事策略，呈现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想象性真实，并在科学的基石上哲学性反思科技与人文、科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之道，以契合主流价值的讲述方式讨论人类未来命运以及“末日自救”等终极问题，是硬科幻类型的本质特征。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用“对可能性的幻想”定义“科幻”，因其“观照人类事物正在发展的某种可能性，并按照可能性推导出各种广泛的后果”；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认为“科幻”是尚未实际发生的某种技术，或新技术带来的对自然秩序、人性的扰乱；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对这个概念的阐释是：“人类面临的某种困境，以及人类的解决之道，如果离开了其特定的科学背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金斯利·艾米斯（Sir Kingsley William Amis）提出科幻是基于源于人类或外星物种的科学技术的创新；约翰·坎贝尔（John W.CamPbell）则说科幻是在已知的事实基础上预测未来。^[5]西方科幻小说常见的关于“科学幻想”的内容题材类型基本被复刻到科幻电影内容生产中并衍生出它的亚类型和相关主题：星际文明、太空探险（或战争）、时空旅行、科技衍生物（科学怪物、机器人或后人类）、专制社会、末日危机等。

“星际文明”与“太空探险（或战争）”主要讲述星际航行和迁徙，江晓原认为，是“将人类历史上的征服、扩张等王朝兴衰故事换到未来（或遥远的过去）的星际背景中扮演一遍而已”，相较其他类别，缺乏思想价值。借火星人之口讲述火星和地球文明史的《火星任务》是科幻电影这个主题类型中少见的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

“时空旅行”往往关联着“星际文明”，但比后者更具科学性和思想性。“时空旅行”的主题类型是以物理学家埃沃莱特（Everett）的“多世界”（“平行宇宙”，parallel universes）理论^[6]为依据展开的想象力叙事，平行世界的无限多重性使这类科幻电影能够运用“环形叙事”实现电影文本关于“时空轮回”“叙事循环”“命运偶然性”的丰富性表达，更易于打造“系列化”内容矩阵。“终结者”系列（1984/1991/2004）、“回到未来”系列（1985/1989/1990）、《时间机器》（2002）、《蝴蝶效应》（2004）、《有关时间旅行的热门问题》（2009）、《源代码》（2011）等作品试图通过“回到过去”进而改变历史的叙事，对因果律发出了质疑和挑战。《超时空接触》（1997）、“黑客帝国”系列（1999/2001/2003）、《星际穿越》（2014）、《盗梦空间》（2010）、“瑞克和莫蒂”系列（2013/2015/2017/2019/2021）、“爱，死亡与机器人”系列（2019/2021）等则通过虚拟与现实或物理性的多维空间之间的穿梭来结构影片，展示多重宇宙奇观。

“科技衍生物（科学怪物、机器人或后人类）”这个类型则展现先进科技带来的人类世界的异化，深度探讨人与科学怪物、人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界限，抨击人类中心主义。“科技衍生物”就既作为影片的核心意象，同时也作为思想主题表达的象征能指，一直贯穿于整个科幻电影史。“科学实验和技术创新的各种奇迹在19世纪达到了某种流行的高度，新的发明创造如煤气灯、照相术、机关枪、蒸汽机车、炸药和X光等不停冲击着公众对科技进步的感知，每项新发明的出现都将科学家和发明家置于现代成就的巅峰，推动着人类知识的边界。然而这些天才的光环也包含着滥用技术造成破坏的潜在可能。”^[7]“科技衍生物”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或潜在的危机，往往是这类科幻电影的故事核，以此表达对现代人滥用科技的忧虑。在“科学衍生物”这个类别里，出现了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幻电影及相关系列，比如《科学怪人》、《金刚》、《哥斯拉1954》（1954）、“异形”系列（1979/1986/1992/1997/2004/2007）、《变蝇人》（1986）、《侏罗纪公园》、“异种”系列（1995/1998/2004/2007）、“变种”系列（1997/2001/2003）、《千钧一发》（1997）、《变人》（1999）、《暗天使》（2000）、《人工智能》（2001）、《生化危机之启示录》（2002）、《第六日》（2002）、《机械公敌》（2004）等，科技的冰冷和人情的温暖交织在电影文本的叙事主线中，不断去探究关于“生命”和“真的人类”的本质内涵，也传递了人类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应敬畏自然的观念。

聚焦“专制社会”的科幻电影则一般更趋向“软科幻”，通过现代社会整体性异化的幻想奇观，展现人性的美丑善恶，表达“人造的天堂是地狱幻想”的反乌托邦命题。1927年，德国科幻电影《大都会》是最早的反乌托邦科幻片，之后描述高度专制的未来世界的科幻电影大量出现，成为科幻类型中极具思想深度的一个主题类别。《五百年后》（1971）、《一九八四》（1984）、《少数派报告》、《V字仇杀队》（2006）、《超验骇客》（2014）等作品是这类科幻片中的翘楚。

“末日危机”故事中常常兼容以上主题类型里的关键元素。这类影片的灾难叙事的逻辑基础是人类滥用科技导致自然生存环境遭遇毁灭性的灾变，主要通过“末日奇观”的营造，引发观众对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有《未来水世界》（1995）、《深度撞击》（1997）、《彗星撞地球》（1998）、《世界末日》（1998）、《后天》、《2012》、《流浪地球》等影片都在地球末日灾变的科学幻想中，深度探讨了科学理性与生命伦理之间的两难问题。

事实上，科幻电影的这些主题类型往往都不是独立存在于一部影片中，而在叙事中融汇集结，以探究人类文明进步与科技进步之间如何共存共赢的问题。比如对这些主题类型再具体细分，科幻电影的亚类型主要有外星之旅、平行时空、蒸汽朋克、赛博朋克、太空歌剧、超人类、启示录与后启示录等。

对科幻类型的想象力消费使人们可以短暂地逃避社会的现实焦虑或在末世危机问题上获得想象性解决，但电影的叙事想象又始终与现实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呼应。冷战时期的科幻电影里荒谬的太空竞赛情节，后冷战时期的反乌托邦叙事，进入21世纪后的赛博格叙事，等等，都指证着科幻电影作为各个时代特定文化微缩景观的属性。比如有学者认为，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内容文本中最常见的“太空旅行”“外星人入侵”“灾难和后灾难”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实际上指涉个人英雄主义、美国中心论等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和文化霸权实质。而《银河护卫队》中对当代失败者的自嘲则契合了当下的美国流行文化语境。

科学技术对科幻类型创作在视听层面、叙事层面、思想层面乃至产业层面的深度介入，是其他类型无法比拟的。电影视听技术的发展使科幻电影可以在声画奇观上不断攀登新高度，进而更自如地去建构符合科学设定的想象性世界，随着技术的升级迭代，科幻电影的“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与超现实影像特征越来越显著，并依靠壮美、华美、宏大、惊险、刺激的美学体验来吸引观众，使其身临其境获得太空遨游的仿真体验。比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就将“令人惊讶的现实感，令人眩晕的纵深感，逼真的动作”视为3D电影独特的观影体验，当3D技术无限逼近现实甚至超越真实时，IMAX影院就成为声画奇观展示的重要方式。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2年以来，数码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太空探险这类科幻片，加上电影工业的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多的具有工业美学风格的硬科幻电影接踵而至，冲击着观众的视听感知，不断修正着人们对电影文本可能性的美学认知，也不断引领和调整着图像时代观众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