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维度下新主流电影的文本、技术与产业升级

（一）新主流电影的数字叙事和大数据营销

进入全媒体时代和数码时代，数字技术不仅以一种主导性的力量全面改造了人类社会的媒介现实、艺术生态、文化系统和文明结构，还重构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意识结构。电影产业作为对时代最为敏锐的文化工业体系，为适应时代和文化的转型，它无可避免地被推向了媒介融合的最前沿，在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C3D（立体成像）、G建模、VFX（Visual Effects，视觉特效）等新媒介技术的助推下，数字思维方式逐渐开始引导和支配电影艺术创作和技术创新过程，使整个产业迅速适应电影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新模式。

面对各大新旧媒体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媒介趋势，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从文化层面上解析“媒介融合”现象，最先提出了“数字叙事”（Digital Storytelling）。所谓“数字叙事”，是通过多种数字技术和媒体渠道生产、传播、消费故事，指涉“不同媒体平台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层面”^[13]。新主流电影在生产制作放映、宣发营销渠道以及受众市场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媒介叙事”逻辑下的多重革新，包括数字技术建构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带来“后人类时代”的观影互动体验、内容生产主体和资源的多元变迁、放映终端对传统观影模式的篡改、电影市场的媒介融合促成产业链的延伸及电影受众开发等。

当电影数码时代的全面开启终结了百年电影胶片时代，“‘物质现实的复原’‘现实的渐近线’等对电影本体属性的界定，消弭于CGI（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电脑生成动画）、VR等数字技术‘以假乱真’的现实重构与造梦想象之中”^[14]。数字技术在新主流电影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使其“对世界的表现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世界的模仿或对人类想象力的呈现，电影影像完成的世界生成和呈现，可能是导演和观众都意想不到的那种视听空间”^[15]。数字技术重构超越真实的具象虚拟现实，使新主流电影生产突破了传统影片的时空局限，创建了丰富的视觉意象体系和奇观空间，不断延展电影影像叙事的边界，同时创造了观影的全新体验范式。

以数字技术打造影像奇观并深度参与叙事的电影生产方式在《流浪地球》里被发挥到了极致，奠定电影“硬科幻”属性的2003个环境数字特效镜头完成了“末日叙事”的真实性建构和重工业美学风格的确立，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之作”，推进了新主流电影的类型拓荒，向世界传递出“人类想象共同体”的中国言说。随后，《中国机长》与《攀登者》也借助CG（Computer Graphics）特效打造灾难的奇观化、仿真化呈现，尤其是《攀登者》全片特效镜头多达2000多个，以奇观蒙太奇的视听特效激发电影观众的观影快感由视觉真实延伸至心理真实，进而认同影片的人物、故事乃至价值表达。虽然，这些新主流影片中的CG特效有了质的提升，但和好莱坞特效技术水平相比，整体制作级别并不高，如和《双子杀手》（Gemini Man，2019）里的“全数字合成人像技术”打造的“细致到毛孔” S+级CG技术相比仍存在差距。相较于当下好莱坞电影生产已经开始借助超高规格的数字技术探索当代数字电影的本体美学特征和数字电影语言的未来可能性，我国数字电影生产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中国电影人在电影工业化、技术化道路上奋力直追。

数字技术与媒介文化的革命重构了人类的生存经验，同样也重构了电影的媒介特质与观念。新力量导演的电影观念与创作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呈现出虚拟性、非线性、拼贴性的电影观念与风格特征，新主流电影的媒介呈现越来越多元化。2019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将真实历史影像和虚构电影画面通过不同规格的银幕尺幅组合起来，标识了电影史不同阶段的媒介基本形态，以完成对电影胶片时代的自奠和致敬，同时，也向我们指涉叙事层面意义上的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刻，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身体在场感，使其成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我和我的家乡》在结合浪漫主义乐感美学和电影实证美学展现“小康电影”新景观的同时，也积极适应短视频媒介盛行的当下受众全新的观看模式和视听语感，将竖屏和横屏呈现融合运用，如将抖音、微信视频等新媒介融入电影叙事，以观众日常熟悉的手机竖屏呈现形式嵌入银幕，虚拟出“茴香村版俄罗斯景观”等故事情境，这种跨媒介拼贴的影像创新旨在询唤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认同，不仅改变了电影的画幅，完成了一次媒介融合、影像空间和电影美学形态的创新尝试，也进一步挑战了受众的观影习惯、审美趣味和视听想象力，但的确满足了“网生代”的视听消费需求。

同时，数字化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实也为新主流电影提供文本表达的丰沛素材，“中国梦”的故事建构中，教育、医疗、旅游、环保等关键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成为影片的重要内容。《北京好人》以互联互通的全国医疗系统账户体系、财务结算体系和便捷高效的网络医院服务体系作为故事背景，构架了一个宁浩式的平民喜剧故事，展现当代中国的社会民生保障机制；《天上掉下个UFO》则讲述了一个由深度数字化运营和互联网营销打造出来的网红村发现UFO的乡土科幻乌龙故事，再现了我国当下乡村旅游发展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回乡之路》里女主人公为家乡沙地苹果直播带货的互联网营销与数字化沙漠治理投射“脱贫攻坚”“发展生态文明、打造绿色中国”的国家建设目标；《神笔马亮》中田间的5G基站和网络信号梗则彰显了我国当前全民数字化在线生活的便利性和中国5G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数字化作为电影叙事的内容要素在新主流电影中的呈现，完成了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影像言说，将“大环境中的个体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将个人的命运和家乡、国家、时代的发展紧密关联，为中外电影观众展现了一个具象的、平视的、强大的“中国梦”。

随着社会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新主流电影营销进入全媒体整合营销的新阶段。以受众为本位，综合协调各种新旧营销手段成为当下电影产业的标准操作。新的媒介环境和产业语境，促使基于新媒体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的网络营销成为电影营销的主阵地，成为新时期电影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借助智能算法分析海量数据，实时感知、分析、制订最优营销方案，数字化精准定位电影用户喜好，并为其自动化推送个人定制的营销信息。例如在2014年《智取威虎山》上映之前，猫眼电影帮助片方分析了观影地区分布、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观影偏好、观影年龄趋势、观影前后观众的消费习惯等核心观影数据，在此基础上制作了该片的地域偏好预判图，显示东北三省的观众观影意向最高，片方由此在该地区开展重点营销、加大排片量，在当年的贺岁档杀出重围，成为票房黑马。到目前为止，依托大数据分析定位目标群体、开展精准营销已经广泛运用到新主流电影的营销模式中。

（二）网络时代的电影生产和产业链扩张

电影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化进程息息相关，但网络对电影生产的影响不仅止于技术层面，它贯穿于整个电影产业链。(www.xing528.com)

首先，互联网、5G技术和移动端的普及使观众的观看方式和审美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2014年被称作中国电影的“网生代元年”，“网生代”是受网络文化影响，在网络土壤中出生、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网络世界、移动端拥有话语权，在思维观念、认知方式、行为模式和接受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青年亚文化特征。“网生代”成为电影主流观众带来了电影生产的全新变化。对于“网生代”而言，自主化、即时化、互动化、碎片化、感官化和融屏化已经成为他们观影习惯的主要特征，为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电影生产借助互联网优势，不断实现资源整合和跨界合作，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互联网气质，从多样化内容生产到多元化的电影营销、观影媒介及方式都渐趋网络化。

基于对“网生代”主流观众的迎合，在新时期新主流电影的生产过程中，网络思维全面渗透进其电影文本的肌理，成为电影叙事的隐形因子，影响着电影的语言、语法、题材、风格，网络化的电影台词、碎片化的故事结构、“短平快”的集锦模式频频出现，如《无问西东》的叙事结构就“带有互联时代‘数据化思维’的特点：四个年代，四个故事，每个故事自成一体，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连结，环环相扣”^[16]，极富创意。集锦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中平均每个故事大约30分钟，而《我和我的祖国》7个短片平均时长为20分钟左右。

互联网思维已融入新主流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通过IP（知识产权）开发、众筹模式、大数据推广等方式完成跨媒介创作、调研、试片和营销已成为新主流电影生产的主要特点。《流浪地球》《攀登者》分别改编自著名作家刘慈欣、阿来的同名小说。新主流电影的创投制作公司一般都包含互联网公司，网络的病毒式传播特征使其成为新主流电影宣发、营销的主要阵地。例如郭帆在电影生产过程中以网络调研等方式来调整创作方向；薛晓路在创作《我和我的祖国》之《回归》时就在网络平台上搜索故事素材，并最终运用到电影创作中；等等。新时期新主流电影营销由之前的以“推”为主的狂轰滥炸填鸭式宣传营销转向受众本位的网络互动式精准营销。《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通过“高举高打”策略性的网络物流传播和抖音营销迅速增粉引流，成为2019年国庆档的票房“三巨头”。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多屏互动、跨屏互动的终端融合成为新主流电影的传播特征之一。电影发行方和网络平台的多方合作，如国内外视频平台优酷、腾讯、爱奇艺、Netflix（美国奈飞公司）等，极大地改变了新主流电影的传统观影模式，实现了影片基于智能移动端的播放和观看，大大提升了新主流电影的传播效率和市场潜力，也不断延伸、扩大其产业链格局。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去中心化和即时反馈机制使互动电影应运而生，多屏融合的影像表达渠道更加丰富，电影在与受众实时互动中创作也能更好地满足“网生代”观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个性化需求，这也许会成为未来新主流电影生产的一个方向。

（三）新主流大片的重工业属性和产业升级

在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改革和优化的过程中，新主流电影生产处于电影工业体系的最前沿，全方位地借鉴好莱坞电影工业经验，以原创品质、工匠精神和工业创意打造出《战狼Ⅱ》、《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八佰》（2020）、《金刚川》、《紧急救援》（2020）、《长津湖》（2021）等多部引发现象级争论的新主流大片。这些影片有着明显的共性特征：遵循重工业电影生产原则，电影生产的资金密集、数字特效含量大并以精细化集群创作的方式开展，具有标准化、流程化、产业化属性，通过商业逻辑和创新逻辑联结爱国情怀、英雄叙事和电影类型，以高水平的现代工业制作方式、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和高质量的视听奇观讲述“中国故事”，再经过商业化、市场化营销取得票房的巨大成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工业化规范和主流市场受众需求成功适配的范例。在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总排行前十名的影片中，新主流电影占据六席，而其中有五部新主流大片，彰显了新主流大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流浪地球》7000人的团队以“一万小时”的创作实践，梳理出一套管理模式规范化、生产过程标准化、制作技术创新化、内容生产精细化的电影工业化运作模式，趟出中国科幻电影工业美学之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化道路上的先行者。《金刚川》利用数字叙事和工业化管理流程实现了“不可能的任务”，用不到三个月的创作周期完成了战争片巨制，形成了影片内外“与时间赛跑”的互文映射，也体现了电影工业升级的显著成效。《紧急救援》被称作“中式超级英雄电影”，该片在遵循导演林超贤类型化创作路径和产业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以极高的工业制作水准和写实风格完美完成了灾难叙事，再现了“上天入地、山海之间、霄壤与共”的极限救援场景，重构了中国式家园的生态文明观和乌托邦想象，它被誉为“年度最能展现华语电影工业制作水准”的影片，取得了新主流电影在后疫情时代的轰动效应。

但从当前电影工业体系建构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电影与真正的标准化、产业化、工业化仍存在差距，一些关键的制作部门和创作人才仍严重缺失乃至空白，创作经验不足。即便是在国内被称作硬科幻标杆的重工业电影《流浪地球》，和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化程度相较而言，仍处在以“人海战术”弥补“工业等级”不足的“土法炼钢”的阶段。导演郭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工业等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他在《流浪地球》的复盘工作中，多次提到确立电影行业规范和工业标准的重要性，如通过标准化的剧本格式实现在视听转码过程中对叙事节奏和故事结构的把控。郭帆还提出“虚拟制片”模式，采用演员的数字化替身进行前期预演，以更好地把握电影叙事节奏，调控电影创作中的人物、空间、镜头调度，进而更好地控制电影品质和生产成本。

在与好莱坞电影的博弈和竞争中，大片策略可能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有效途径。新主流大片的升级进化需要更加成熟先进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来支撑。中国电影产业在全力提升“轻工业”电影品质的同时，更应加快现代电影工业体制建设，不断提升电影工业的创意水平和制作标准，尽快完成中国电影工业的“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