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生与受众本位：内容生产的类型拓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红河谷》（1996）、《黄河绝恋》（1999）、长征题材系列影片等主旋律电影就开始尝试摸索商业化运作路径。到2010年前后新主流电影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集结号》（2007）、《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等影片通过嫁接好莱坞类型电影生产、制作模式，尝试进一步弥缝“主旋律”与“商业性”“大众化”之间的缝隙，以大明星、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的商业化策略大幅提升了新主流电影的“主旋律”宣传功能和传播效率，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双赢。从《湄公河行动》（2016）开始，历经《战狼Ⅱ》（2017）、《红海行动》（2018）、《无问西东》（2018），新主流电影生产第二次高潮的重工业属性显著，主打对外传播和国际影响，力求通过多元类型融合和工业升级，创作出能与好莱坞商业电影相抗衡的中国式大片，让中国故事“走出去”。被称作“新主流电影之年”的2019年，新主流电影以口碑为市场风向标，以新力量导演为创作主力军，开始了新主流潮流的第三次创作转向，逐步创造出兼具外向化、国际化和内向化、民生化特征，兼容大片形态和中小成本形态的创作规模，适应中国政策、文化、市场环境的类型美学范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它甚至被认为“形成了一种商业潮流”，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类型片模式”。^[9]在这一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国机长》（2019）、《攀登者》（2019）等一系列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新主流电影携手引爆国庆档，其“主旋律”表达在电影工业美学维度下发生质的飞跃，不仅在商业逻辑基础上自主勘探文化边界和电影语言的多重可能性，也在不断提升电影的叙事品质，实现新主流电影的工业升级和国际言说。2020年，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拍摄的《金刚川》，从开机拍摄到上映仅用时两个月，充分体现中国电影工业升级后的“中国速度”，以10.5亿元的票房成绩进一步推动了疫情后中国电影院线的复工进程。2021年，《1921》《革命者》等多部新主流大片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更是摒弃说教化、概念化，将时代视角、时代情怀、时代精神融入对历史的审视中，立足于人性的角度并借助类型叙事元素开掘具有生活质感的情节和细节，尊重电影生产和市场的规律，积极寻求与观众的有效对接，尤其是能自觉尊重当下年轻观众的趣味和接受特点，打造一种“年轻态”的叙事美学、“二次元”的造型美学、“网感文化”，具有“文化工业化、产品娱乐化、故事类型化、语言通俗化”^[10]等“大众文化化”趋势，兼顾影像层面“养眼”与“养心”的平衡，实现了新主流电影在视听品质、艺术意蕴和价值输出的有机统一。新主流电影正在以其强大的进化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感染力、市场竞争力和文化传播力，已然成为“重工业电影”形态下中国电影民族主体性表达的有效路径。

类型融合是新时期新主流电影生产的基本策略之一。“类型片”是好莱坞电影黄金时代产生的电影生产规范，它是基于心理学的认同理论、好莱坞表现美学和电影受众普遍经验、观影需求提炼出的“曼陀罗式样”，迎合了大众观影行为的“智力一致性”，能相对有效地保证影片的受众认可度和票房回报率。随后，“新好莱坞”持续性的活力来自对“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各大类型的创造性融合。类型融合是当代类型电影生产的必然趋势，它将两种或多种类型元素在影片中融汇，使其呈现出多元立体的影像质感，来满足更广大受众的观影需求。为了适应被好莱坞类型片构建起来的“网生代”审美趣味，《云水谣》（2006）以爱情片的类型叙事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新主流电影开始自觉进入类型范式的叙事探索。而类型融合混用能使一部影片同时满足不同类型片受众的观看需求和观影期待，于是，军事战争片、犯罪片、动作片、灾难片、科幻片等类型随后进入新主流电影类型融合序列中，大量复合型新主流类型片应运而生。2013年的《十月围城》被定位为动作片，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则是“贺岁战争传奇巨制”，而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更是高度聚合警匪、动作、战争等类型元素，并有意强调“血性报国”的主旋律基调，以过硬的质量发酵口碑，最终斩获12亿元票房，力破“流量为王”的票房法则，扭转了受众需求风向，由此，展现大国英雄、大国形象、大国精神的新主流影片开始在电影市场发力。2017年，《战狼Ⅱ》叠合动作片、战争片及超级“孤胆英雄”亚类型片，“与中国民族主义主题、国家形象建构的意识形态诉求、‘中国梦’的表达相结合，寓言式、隐喻化呈现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走向”^[11]，打造出一部强节奏、强视听、强叙事的“类型加强”型新主流电影，它拉开了新主流电影“工业升级”的序幕，至今仍居于中国电影票房第一位。2018年春节档的票房黑马《红海行动》将《战狼Ⅱ》的“主旋律+军事+动作”类型融合模式推向了极致，有观众认为“可以把它想象为东方面孔为主角的好莱坞战争片”，其实现了“博纳式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和“国企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共赢，也是承载中国“强军梦”的新主流大片的创新性发展。同年的新主流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也快速突破受众圈层，深受年轻观众的追捧，30岁以下的观众贡献了59.4%的票房，成为中国影史截至当时最卖座的纪录片。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适应年轻语境、类型美学的新主流电影不断出现现象级作品，成功实现了好莱坞类型生产的在地化，从电影市场边缘迈向了主舞台，其激发的民族自豪感迅速引领主流舆论场。

明星策略是新主流电影生产商业化、大众化探索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在好莱坞全盛时期，明星制作为电影产业运作体制的核心构成，是好莱坞电影最重要的票房法宝和受众策略之一。明星作为电影符号化内容的组成部分，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价值和文化意义。借力明星效应和粉丝经济模式，使新主流电影更加稳定地达到票房预期，获得经济效益，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影片的受众面和传播效率，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实现国家意志宣传和受众认同之间的有效缝合。但全明星阵容在新主流电影生产中的过度运用会使影片的制作成本比例严重失衡，明星片酬在制作成本中的占比过高不仅压缩了内容成本进而影响电影的视听品质，还分散了观众对剧情的注意力，不利于影片主题的宣传。例如“建字三部曲”《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因其过于庞大的全明星阵容被戏称“请来了整个娱乐圈”，在选角上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建国大业》拥有172位明星加盟的超豪华阵容，132分钟的成片最终出现在银幕上的有87位明星，“国共和谈酒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个段落，明星走马灯似的密集“刷脸”，观众目不暇接，陷入“数星星”的观影窘境。到了《建党伟业》干脆直接在海报上写明“超过20位影帝影后，云集150多位一线演员的豪华明星阵容”。而时隔六年之后的《建军大业》和前作相比，虽然只有54位主演，但为了“接地气”，更是集齐了大半个娱乐圈的流量明星，被痛批人物角色失真，给影片的票房和价值传达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到了2021年的《1921》，虽然仍是一部群星献礼片，其中不乏流量明星，但在创作中注意明星和角色的匹配度，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打磨，并结合表现力叙述力求使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大量明星不仅止步于“数星星”，还能得到“沉浸式”观影体验。(https://www.xing528.com)

多样化的影片叙事策略是新主流电影从市场、受众出发的又一生产策略。在从叙事题材上看，新主流电影的题材范围从建国初期聚焦“红色革命历史题材”逐渐拓展到现实题材再到想象力题材，并不断“细化”，“即对现实生活中个别的、具体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生活现象作细致的、精确的和真实的刻画，使作品贴近历史情境，还原生活本真”^[12]。或以全新的视角拓展和重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战争、伟人传记、红色经典等题材类型，为电影观众创造革命史诗镜像；或通过改编真实事件、再现生存境况、反思现实问题、扩大叙事空间等叙事方式来触控“情感询唤”机制，激发观众对“主旋律”的心理认同；或通过想象力叙事和电影工业升级，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表达，向国内外电影观众传达文化自信。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还显现出从宏大叙事转向“平民叙事”的趋势以及相应的复杂化、个性化、立体化的角色塑造特点，影片往往通过虚构戏剧化、个性化的故事讲述特定历史情境，将国家意识和人文关怀、官方话语和民间价值融汇统一起来，在主旋律的想象性表达中，新主流叙事从集体走向个人，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现实走向神话，彰显出鲜明的民间立场和大众趋向。例如集锦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将镜头聚焦在共和国发展不同时期平凡的“个体”身上，组合七个不同年代“普通人”的故事，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结合散点叙事、群众史观和高视点的运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家国情怀和肯定个体价值的人文情怀在影片中融合共生，引发观众共情。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同样以平民视角重塑时代记忆，其创造性地借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散点透视法，通过身份错位、时空错位、真实错位等叙事技巧将家乡情怀具象化为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的五个故事，“花开五朵，各表一枝”，灵动地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不同家乡的“高光时刻”，询唤中国观众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在观众“笑泪齐飞”的观影体验中成功完成了“中国梦”的文化传播和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