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娱乐文化的回归与衰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和以经济建设、思想开放为核心的新时代的开始，受此影响，农村文化娱乐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娱乐文化的变迁与表现形态，我们发现，在这二十年的时光里，村民的娱乐文化大致经历了传统娱乐文化回归、新型娱乐文化出现和传统娱乐文化衰败乃至消失这样一个过程。

前文我们讲到，在农业集体时代，受政治思想宣传的影响，曾经流传于尚家沟及其周边区域的念宝卷、摆灯等传统的娱乐文化或被禁止，或被替代，扭秧歌、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成为尚家沟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念宝卷、摆灯等传统娱乐文化活动再次回到了尚家沟人们的生活当中。

“破四旧”时期，在尚家沟周边区域神庙、寺院被捣毁的同时，流传于当地的宝卷也被视为“四旧”而遭到了查抄和焚烧。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作为一种民间娱乐文化，宝卷再次出现在了尚家沟村民的生活之中。由于之前“小楷毛笔书写、朱砂断句的黄表纸宝卷”多在“破四旧”时被烧毁，改革开放之后个别村民保存的宝卷多是在账本或者白纸上写成的，在念宝卷这一娱乐文化活动再次出现时，也有个别村民在黄表纸上用小楷毛笔誊写宝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进入腊月之后，不时会有村民家里请人念卷，周围的邻居也会前去听卷。对于地处偏僻，娱乐文化活动相对贫乏的山村来说，腊月农闲时节的念宝卷，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文化活动。

在宝卷复出的同时，尚家沟周边大型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摆灯也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所在地黄羊川乡先后举办了三次摆灯活动。与老人所讲之前的摆灯阵相比较，摆灯蕴含寓意并未出现新的变化，依然是表达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希冀通过走灯阵实现祛病消灾、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六畜兴旺等愿望。只是摆灯所用器材有所更新，灯柱已用铁杆代替了木杆，铁杆顶端的灯盏也由之前的青胶泥清油灯变成了电灯。提起摆灯一事，村民讲述了1988年黄羊川张家墩摆灯的情形。他们说：

听着说张家墩正月十五要摆灯，我们这里除了家里留一个人看门外，家里其他的人都要抽个时间去转一下，有些人家里生病的老汉们坐着架子车去的。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转灯能给人带来好运气，有病的老汉们就想着去转一转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到了张家墩摆灯的地方，一看到处都是人。不要说川川里（川区）的人，南北山的人，就是我们古浪县十八里堡、黑松驿、横梁，就是天祝县西大滩这里都有人跑上来看。进灯阵的时候，人挤得进都进不去。因为是晚上走灯，张家墩附近有亲戚的人，走完灯就住到亲戚家了，其他的人，走完灯阵就是多黑也赶着往家里走。那时候摆灯都是在农民的庄稼地里，全是土，走上一趟出来，都是灰头土脸的，就这个样子人们还是非要走一趟。

鉴于社火队伍的组成中有《西游记》《八仙过海》《庄王爷》等民间神话故事中的角色，而且当地传统社火中存在很多烧香拜佛的文化元素，1949年之后，社火这一民间文化活动便逐渐被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秧歌所替代。改革开放之后，在念宝卷、摆灯阵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复出的同时，闹社火也再次出现在了尚家沟村民的生活当中。在娱乐文化相对贫乏的年代，作为一种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闹社火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地人们的文化生活，对于尚家沟村民而言，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春节时期的闹社火都是一件盛大而隆重的活动。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露天电影进入尚家沟村民的生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露天电影伴随着尚家沟村民见证了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化过程。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与之前的露天电影相比较，放映内容有了鲜明的变化，从“政治宣传”“阶级斗争”转向了普通的社会生活，主要放映了《天仙配》《牛郎织女》《少林寺》《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对于当时娱乐文化活动相对匮乏的村民来说，看露天电影无疑是一件让人异常惊喜和非常期盼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民观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听说村里将要放映露天电影，晚饭过后，村民很早就会聚集到了放映电影的地方，摆好自带的凳子，或者用附近找寻的石头、土块占好位置，等待电影放映。当时的电影放映并不会直接播放正片，在正片放映之前，少不了要加一点计划生育或森林防火的宣传短片。周围其他村落放映露天电影时，四五公里以内村落的人们也会翻山越岭前去观看。黄昏时分，在通往电影放映村落的山路上都是络绎不绝、前去观影的人，日常空旷寂静的山路上尽是吵吵嚷嚷的声音。

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变化，娱乐文化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尚家沟及其周边区域，大致在二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收音机、录音机出现之后，宝卷便再次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2016年在尚家沟做调研时，我们也试图寻找一些村民保存的宝卷文本，几经搜寻，仅在三两户村民家中找到了《莺哥宝卷》《紫荆宝卷》《方四姐宝卷》几本宝卷文本，都是八十年代初人们用粗钢笔在账本或者其他纸张上写成的。村民讲，因为没有了念卷这一活动，曾经保存的卷本都被“扔了”或者“做了鞋样”。对于宝卷的知晓程度，对于当地出生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之后的村民，他们仅是“听到家里大人提起过”，至于是何内容，以何种方式展示，他们都已无所知晓。村民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便没有了“喊叫^[7]着念卷”，就是有人组织，也没有去听，因为“年纪大一点的人还稀罕这东西，现在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在看电视，谁还稀罕这些东西”。

如同宝卷，社火和露天电影在尚家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复出到消失的过程。村民讲，2002年最后一次举办社火之后，社火这一活动便在当地消失了。问及原因，他们讲，一是村里人越来越少，二是年轻人对闹社火不感兴趣，最终导致社火淡出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至于露天电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电影放映被私人承包之后，当地露天电影放映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等到九十年代初，尚家沟通电，人们开始购买了电视机，露天电影便彻底消失了，成了当地人们的记忆。(www.xing528.com)

与宝卷、社火一样，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摆灯也有着相差无几的经历。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当地传统的群众性娱乐文化活动，摆灯再次出现在尚家沟所在乡镇村民的眼前，成为当地村民元宵节前后最为盛大的娱乐活动。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摆灯这一娱乐文化活动便消失了。问及九十年代之后当地再无“摆灯”娱乐文化活动举办的原因，村民表示，摆灯这一活动“费钱、费力，没人愿意出钱举办”。问题在于，较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所在地黄羊川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什么在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八十年代，尚有人组织摆灯这一活动，而到了物质条件更好的九十年代，却不能举办这一活动？显然，“摆灯”这一活动消失的根源所在，虽然表面原因可能在于“费钱、费力”，但其深层原因可能远不在“钱”“力”之上。应该说，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出现，强力地冲击了宝卷、摆灯等传统娱乐文化的延续与存在；其次，与甘肃张掖、青海乐都等地九曲黄河灯的传承与保护相比，出于某种原因，尚家沟所在地黄羊川一带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摆灯（九曲黄河灯）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也没有意识到九曲黄河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与传承的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恢复，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频繁表演的秦腔戏剧，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黄羊川政府所在地有一个表演秦腔戏剧的场地，当地人叫“戏园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逢年过节，外地的秦腔剧团或者黄羊川秦腔剧团都会在戏园子里演唱秦腔。戏园子上演秦腔时，黄羊川川区和南北两山的戏迷村民都会前往张家墩看戏，当然，出于消遣娱乐的目的，当地看戏的村民中，很多人并不清楚秦腔所唱内容究竟为何，仅仅是“看个热闹”。到八十年代末，当地的秦腔演出日渐减少，曾经专为唱戏的戏园子成了放映电影和每年举办篮球比赛的场地。1991年，黄羊川戏园子围墙倒塌，砸死了当地一位田姓村民，很快，戏园子便被拆除，所在位置修建了很多商铺，自此之后，尚家沟所在地黄羊川及其周边村民观看秦腔戏剧也就成了历史。与念宝卷、摆灯阵、看戏等一并远去的还有曾经流传于尚家沟及其周边村落的《珍珠子倒卷帘》《绣荷包》《哭五更》等民间小调。据老人们回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村一带依然有一些盲人带着三弦或者二胡，走乡串户，在村头弹唱民间小调。在欣赏《珍珠子倒卷帘》《绣荷包》《刮地风》《哭五更》等民间小调时，村民也会给盲人给一些粮食或者馒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民间小调的表演也基本消失了。2016年我在尚家沟调研时，问及民间小调，绝大多数出生于八十年代之后的村民对此一无所知，也有一些被访村民表示听说过这些地方小调，但至于如何去唱，也都并不清楚。

上述分析表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念宝卷、摆灯阵、闹社火等娱乐文化活动经历了一个复出到衰败，再到消失的过程。与传统娱乐文化式微与消失同行的，便是新型娱乐方式的出现。对于尚家沟及其周边区域的人们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娱乐文化新旧更替比较鲜明的时期。在念宝卷、摆灯阵、闹社火、唱秦腔等传统娱乐文化日渐衰败的同时，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新型娱乐媒介相继进入了尚家沟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替代了传统的娱乐文化，成了当地人们主要的消遣娱乐方式。

在中国居民的生活中，现已几近消失的收音机，也曾经占据过非常重要的位置，流行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转一响”^[8]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地处偏僻，经济发展落后，收音机在尚家沟出现的时间相对要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才有个别家境富裕的村民购置了收音机，也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收音机才在尚家沟得到普及，出现在了尚家沟的每户村民家中。尚家沟上泉第一个购买收音机的是曾经担任过二十余年生产队队长的李实扬家，好像是一个鞋盒大小的黑色匣子，当地人叫作鞋盒子”。每当李实扬家收音机播放节目时，前后左右的孩子们都喜欢聚集到他家屋后的台子上，因为收音机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稀奇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购买收音机的人家越来越多，其样式也从最初的“鞋盒子”变成了“砖头”大小，样式越来越小巧。当然，等到收音机在每家每户普及，成为尚家沟村民家庭必备摆设的时候，村民在自家“书房”摆放的则多是大而气派的收录两用机。对于尚家沟的人们来说，通过收音机，他们最常欣赏的是秦腔、眉户等戏剧和刘兰芳、单田芳等人所讲的评书。

在收音机日渐普及的同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新的文化娱乐工具录音机也开始在尚家沟出现了。村民购买收音机是将其作为一种家庭休闲娱乐用品，而村里最初购买录音机的，则是那些外出务工“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按照村民的说法，“是为了耍人”^[9]。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时一些外出务工回来的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提着录音机”，着实一副时髦的样子。尚家沟村民购置收音机多是为了欣赏秦腔、眉户、评书以及收听新闻，而录音机是用来播放流行歌曲，因此，对于当时年纪较大的村民来说，录音机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相比之下，录音机更受年轻人的追捧。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年轻人表现时尚的录音机也在尚家沟逐渐普及开来，并逐渐被收录两用机所替代。对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尚家沟村民来说，较之收音机，录音机的出现更具有影响力，一些年轻人，“提着录音机，带着小伙子们在田间地头放音乐，扭来扭去地跳迪斯科”，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希望的田野上》《万里长城永不倒》《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冬天里的一把火》《信天游》《黄土高坡》等歌曲在山村传播了开来。

在收音机、录音机进入尚家沟村民生活之后，电视机也随之开始出现。作为偏远山村，与周边张家墩、一棵树等川区村庄相比，尚家沟通电时间要晚得多，1990年尚家沟通电，正值电视剧《封神榜》在全国热播。在我所在尚家沟上泉，最早购置电视的是村民王德福，“是一台小小的、只有一个中央台的黑白电视”。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村民观看电视的热情，他们讲：“晚上播放《封神榜》时，庄子里的人们都像看露天电影一样，拿着板凳到王德福家去看。屋子里人盛不下，（王德福）就把电视机放到院子里，大家坐在电视机前面看。”虽然电视信号非常差，屏幕上也“满是雪花”，而且需要经常去转动天线，但所有这些并不影响村民观看的兴致，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尚家沟村民开始购买电视机，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电视机也逐渐成了尚家沟村民家中的必备用品。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看电视成了尚家沟村民最主要的消遣方式，曾经被村民喜欢的念宝卷、摆灯阵、看戏、露天电影等娱乐文化活动，便逐渐淡出了当地人们的生活，直至最终消失。

在念宝卷、闹社火、摆灯阵等传统娱乐文化兴起，又被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新型娱乐文化载体逐渐替代的同时，麻将、纸牌等娱乐活动也开始在尚家沟出现，并成为尚家沟部分村民闲暇之余的重要娱乐活动。麻将属于我国比较普遍的娱乐工具，对于麻将自身而言，无需用“善恶” 道德”等价值标准去加以判断；而作为西北很多地方的娱乐活动，“掀牛九”“炸金花”等纸牌游戏活动亦无好坏之分，仅是当地人们农闲时节消磨时间、休闲娱乐的文化活动之一。问题在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曾经被严令禁止的赌博现象又随着“打麻将”“掀牛九”“炸金花”等娱乐活动而再次出现。

在尚家沟，虽然每个村民小组的人们都有“打麻将”“掀牛九”等娱乐活动的习惯，但其目的与形式有所差异。在八九十年代，相比尚家沟阴屲、阳屲、耕读坡的村民，上泉、下泉村民“打麻将”和“掀牛九”的现象并不兴盛，很多时候只是一些老人在一起“掀牛九”，年轻人聚在一起打麻将”，而且上泉、下泉村民“打麻将”“掀牛九”的目的也仅在娱乐。按照上泉、下泉村民的说法，“上下泉（的人）玩麻将和掀牛九也就是消磨消磨时间，一般不放钱，就是放钱也就是个几毛、一块的”。但在尚家沟阴屲、阳屲和耕读坡，绝大多数情况下村民“打麻将”“掀牛九”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是为了赌博赢钱。村民讲，在外出务工每天能挣五到十元的八十年代中期，尚家沟阴屲、阳屲“发了财的包工头子们”“打麻将” 摇碗子”^[10]“掀牛九”“多的时候就能放上千数块钱”，而“一晚输赢几千”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受此影响，一些并没有如同“包工头”一样“发财”的村民也加入了“打麻将”“摇碗子”“掀牛九”“炸金花”等赌博活动行列当中，使得尚家沟一度赌博成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尚家沟赌博行为最猖獗的时期，据说，疯狂的赌博行为甚至吸引了外县市甚至外省市的赌徒前来参赌。赌博行为给尚家沟阴屲、阳屲和耕读坡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很多年轻人都被带坏”“走上了歪路”“不好好干活”，更给一些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据村民讲，尚家沟阳屲的一蒲姓村民，“赌得非常厉害，把家里的粮食卖掉耍博，输掉以后又把老婆子到新疆捡棉花挣的钱也输掉，最后老婆子上吊死了”。而改革开放之初尚家沟阴屲、阳屲“发了财”“赫赫有名”的“包工头子”中，就有几个先后因为赌博而家境衰落，失去了曾经富裕的、令村民羡慕不已的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严打”中，虽然尚家沟阴屲、阳屲、耕读坡一些参赌人员也受到了惩罚，但“严打”结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的赌博行为会再次出现又重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