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漠与理性：村民生计方式变迁下的邻里关系变化

2000年之前，低度甚至近乎静止的人口流动决定了邻里关系在尚家沟村民社会支持网络系统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利益的高度相关维持了村民频繁的邻里互动，既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也体现在村民春种秋收、婚丧嫁娶之时，虽然频繁的互动的确也引发了村民之间诸多的矛盾冲突。然而，这种情况在2000年之后就有了新的变化。随着村民生计方式的多样化和村民人口流动程度的加大，村民社会支持网络逐渐突破了传统界限，邻里不再是高度相关的利益群体，曾经交往密切、互动频繁的邻里关系日趋淡漠化、理性化。“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完全取代了曾经的“东家借醋、西家借盐”，邻里交往也不再基于“人情”“面子”，而是取决于更为直观、即时的利益考虑。

2016年春节在尚家沟调研时，我所见到的一切已经完全不似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村里没有了以往年节时分的热闹，呈现出来的只是冬日山村的冷清。由于外迁的人越来越多，春节期间，村里的人依然非常少，村里十分冷清。将近黄昏时分，除了偶尔的几声狗叫外，村里一片寂静，已经没有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孩子们聚集在麦场上或者台子上嬉笑打闹的情景。按照当地的传统，大年初一早晨，村里的晚辈要去给同姓的长辈拜年，大家三五成群，从这家到那家，但在2016年大年初一早晨，村里也并没见到三五成群前去拜年的村民。村民讲：“现在都是相互不来往，庄子里很少见到人们蹲在一起聊天的，晚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来串个门什么的，都是谁过谁的。”说起这些，陈汉川也说：“不要说大人们很少相互来往，就是娃娃们放了假也都是窝在家里写作业或者看电视，不像原来那样，一到晚上庄子里的娃娃们都聚在场上或者台子上一起打闹，现在都不出去玩了。”

村民之间的互不来往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村民春种秋收、婚丧嫁娶等重要事务方面。2000年之前，对于人际关系网络大多局限于尚家沟的村民来说，遇到春种秋收、婚丧嫁娶这些重要的、需要人手的大事，周围的邻居一般都会前去帮忙，除非两家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矛盾。但在2000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邻里日常交往减少的同时，春种秋收、婚丧嫁娶相互帮助的传统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不一样了，邻舍也不帮忙了。”说到这一点，陈玉川讲：“现在春种秋收都用机子（播种机、收割机等），也有喊人帮忙的，但现在的帮忙不像过去，现在帮着干活都是要算工钱的。”村民遇到婚丧嫁娶时情况亦是如此，“要么在酒店里办（宴席），要么请‘流动餐厅’在家里办。‘流动餐厅’什么都有，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就是端茶供水的人和做酒席用的料，他们都一并带着呢，基本上就不需要你主人请人帮忙，你就把钱准备好就行了”。即使的确需要他人帮忙，“你不去专门喊，就是亲当家子^[4]那人家也不来，最多是结婚那天或者抬埋（送葬）那天过去随礼、吃饭就完了”。

问题在于，是什么因素促使尚家沟邻里关系产生了如此鲜明的变化？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邻里关系趋于冷漠和疏远的核心原因在于生计方式的变迁以及在此影响之下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动。

2000年之前，尚家沟村民的生计方式相对比较单一，除部分村民前往城镇务工之外，绝大部分村民依然待在村里，过着以农为生的传统生活，而且，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像“候鸟”一样，在春种秋收和临近春节，他们都要返回尚家沟，当他们年老无法继续务工时，他们也都选择了回到村里。我们知道，“互惠”是指导和驱动人们开展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对单一的生计方式和低度的人口流动决定了尚家沟村民社会支持网络的封闭性。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村民清楚地意识到邻里之间联系紧密和互动频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春种秋收、婚丧嫁娶的确需要他人的帮助，邻里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的人际脉络，决定着他们在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中能否有人给予帮助。因此，2000年之前，人们需要维持频繁互动的邻里关系，以此来满足日常生活、春种秋收和婚丧嫁娶的实际需求，尽管这种邻里关系的确也引发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对于这一点，陈开知就说得十分清楚：“就是俗话说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和邻居不来往，遇上事情了就没人帮你。你比如说春上种庄稼，秋上收庄稼，或者你娶媳妇，出嫁姑娘，老人躺下（去世），这些地方你都得用别人啊。平常你交往不下几个人，到用人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尚家沟邻里关系呈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发展趋势，同样也与村民生计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2000年之后，村民生计方式由“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向“务工为主”甚至“单一务工”的转变，彻底改变了尚家沟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基于地缘而形成的邻里关系不再是村民社会支持网络的核心构成部分，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外出务工经商时建立的同事和朋友关系。对常年外出务工的村民而言，在他们谋求生计的过程中，邻里关系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理好同事和朋友关系就意味着“能够拥有更多工作或物质利益的获取机会”。按照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生计方式的变动、人口流动的加大以及由此而发生变动的人际关系支持网络，决定了传统邻里关系已经失去了“互惠”的实际意义，对村民来说已经没有了吸引力，也不再是村民需要刻意经营的人际关系。在访谈中，有村民讲：“原来得搞好邻居关系，忙紧有个啥事你得有个人帮着你。现在不一样了啊，你说种地，雇个机器就解决掉了。至于过事情（婚丧嫁娶），也不需要有多少人来帮忙，近一点的当家子和亲戚就行了；至于招待客人，就到县城里包个场子或者请流动餐厅就解决掉了。你还需要啥邻居呢？邻居来吃席就行了，感觉邻居之间没啥利害关系了，所以走动得也就少了。”

如果说“互惠”是影响和决定尚家沟邻里关系变迁的核心因素，那么，为什么孩子们也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聚在一起嬉笑打闹”，而是选择“窝在家里”？村民认为，毗邻而居的孩子们也日渐疏远、不在一起嬉笑打闹，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可能是根本原因，“原来没有电视、手机，娃娃们放学回来又没个啥玩的，就聚到一起玩。现在回到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根本就不出去玩”。其实，电视、手机等娱乐媒介的大量普及，不仅影响着尚家沟孩子们的人际交往，对于成年的村民来说，亦有着一定的影响，“以前没事干了到别人家串个门呢，现在我们大人也一样，看电视就看电视，不看电视就抱个手机嘛”。

与邻里关系从联系密切、互动频繁向关系淡漠、疏远转变的同时，2000年之后，尚家沟邻里关系也逐渐从情感向理性转变^[5]，这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别。2000年之前，尚家沟始终延续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即使在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呈现疏离状态的农业集体时代，以及邻里矛盾冲突凸显的九十年代，基于传统的“人情”与“面子”，邻里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帮互助的关系。正如前面所讲，“互惠”是人们构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当我们用“互惠”的视角来分析尚家沟邻里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尚家沟邻里互动中始终遵循着“互惠”的原则，只是不同时期人们的考虑因素有所差异而已。以“互助”为例，2000年之前的邻里互助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劳力互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就是“骈工”，也就是“换工”。当然，这种“换工”的互帮互助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判断，大家也并不十分在乎“谁家多帮了谁家三五天”，按照村民的说法，那就是“你太过较真谁还愿意和你交往啊”，不利于未来人际关系的维持。基于这种原因和目的，2000年之前，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春种秋收、修房建屋，尚家沟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现象非常普遍。对此，陈开明所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他说：“那时候庄子里谁家有事大家都去帮忙。你比如说是家里娶媳妇，出嫁姑娘，还是家里老人躺下，庄子里的人，尤其是跟前的人都要去帮忙。帮了人家了，你有事情别人也会给你帮忙。”

但在2000年之后，情况便有了很大的变化，即时的“货币支付”替代了曾经的互帮互助。在大量村民外出务工，许多家庭举家外迁的情况下，尚家沟大片耕地被废弃，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种地大户。2016年前后，有些村民种植的耕地面积达五六十亩甚至更多，在春种秋收之际，他们必然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此时的“帮助”已远非曾经的“换工”或“互帮”，就其性质而言，更多是一种“雇佣”关系，需要按照劳作时间或者任务量来计算“薪酬”，无论前来干活的是本村村民还是外村村民。他们讲：“那些种地多的，春上铺地膜、撒种子，或者秋上挖洋芋，自家的人一般都忙不过来，都得用人。事先就说好，是一天多少钱还是干多少活多少钱，不管是庄子里的人还是外面来的人，都是一样。一般是当天给钱或者所有的活干完了一次性给钱。”

当我们询问村民对这一转变的看法时，一些年老村民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眼睛里只有钱”“没了人情”是一件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但很多年轻人却完全认可这种转变，“现在这样好，谁给干活给谁给钱，完了没交染，不起矛盾，你觉得划不来你不去就是了。以前帮忙有时候也是个事^[6]，完了他说你占便宜了，你说你干得多了。现在活干完给钱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还弄不成矛盾”。劳力“雇用”而非“换工”的转变不只出现在村民春种秋收之际，在修房建屋等其他方面，情况亦是如此。我在尚家沟调研时，有一天遇到几个人在吴星红院落内搭建彩钢棚。询问得知，搭建彩钢棚的几位老乡是吴星红从其他地方雇来的，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吴星红为什么不雇佣邻居？村民讲，虽然同样是支付“工钱”，但雇佣”左邻右舍，往往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一是人家干得不好你还不好意思说，外面的人反正不认识，该怎么来就怎么来。二是一个庄子的用完了话多得很，有些人就会在背后说闲话，划不来，还不如在外面找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尚家沟邻里互帮互助转变成为即时性的“货币支付”？我们认为，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本原因依然在于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生计方式的变化促使尚家沟人口不断外流，使得曾经稳定的、确定的、可以预期的邻里关系转变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人际关系，基于此，邻里交换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如前文所言，2000年之前，虽然已有很多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但在所有村民的生计结构中，外出务工只是辅助性谋生方式，务农依然是尚家沟村民主要的或者唯一的生计依赖，加之村民“候鸟式”的务工方式，尚家沟绝大部分村民的生产生活都在村内展开，村庄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邻里之间始终保持着长期、稳定和持续的交往和互动。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来分析这种相对封闭村落的邻里关系，我们就能够理解，在长期、稳定和持续的邻里关系结构模式中，“人情互惠”的邻里交往原则使得村民清楚，“今天的付出必然会得到将来预期的回报”，也就是说，在帮助他人之后，未来得到“回馈性”帮助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春种秋收、修房建屋时，邻里之间愿意前去帮忙。在这种“互惠原则”的邻里关系结构中，虽然也存在社会交换理论所说的“交换的公平性或者对等性” 问题，但这种公平性或者对等性是相对模糊的，因为长期、稳定的邻里关系决定了邻里互动是以“情感”为基础或者以人情为“门面”的，“斤斤计较”的邻里互动往往不被传统思想或者邻里所接受，有碍于邻里关系的长期发展。

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放弃农业，外出务工成为尚家沟村民主要的生计方式时，邻里关系也便有了显著的变化，它不再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可以预期的人际关系。正如村民所讲的，“有些人可能今个（今天）在庄子里呢，明个（明天）就跑到外头了，啥时候回来或回不回来都是两码事”。在这种邻里关系模式中，“帮助别人”极有可能得不到相应的“预期回馈”。于是，邻里互动便有了实质性改变：邻里“互惠”从以情感为基础的互助转变成了直观的、更为“可靠”的“货币交易”。村民的邻里互动趋于理性化，“即时性清算”替代了预期性回馈”，在其他村民春种秋收、修房建屋时，选择了用“现金结算”而非“相互的劳力帮助”。“原来那时候大家都在一块生活着呢，你今天帮了别人，说不定哪天你也会用得着别人。但2000年以后情况慢慢就变了。为啥呢？你想嘛，现在人外头打工的这么多，如果你是免费帮助别人，等你有事情帮忙的时候，谁知道人家又在哪里呢？”就这一问题，我询问了当时正在雇佣外来村民修建彩钢房的吴星红，“为什么宁愿雇佣外村的人来盖房子也不用邻舍”？他讲的内容也正好印证了村民的观点，他说得倒还十分干脆：“划不来！反正都是个给钱，一个庄子里的给多给少都是麻烦，不想欠那人情。本来都是给钱的，好像还是他帮我干了活。” 当然，村民可以就近务工机会的增多也是导致春种秋收、修房建屋时不再相互帮助的原因之一，当我问村民为何不愿像以前那样“免费”给人家帮忙，一位村民笑着说：“现在人都是一切向钱看，给你干活你不给钱，我还不如到跟前（附近）打个工挣点钱呢。”(www.xing528.com)

2000年之后尚家沟邻里互动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契约方式的转变：邻里之间金钱往来的契约形式由以往的口头约定逐渐转向了书面契约。传统农村熟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金钱交往的信用主要依靠长时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相互信任和熟人社会的社会控制，在稳定的熟人生活中，伦理、道德、舆论等非正式控制方式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他们信守约定。因此，2000年之前，尚家沟邻里之间涉及金钱借用的互动行为，基本都是通过口头方式予以实施的，出借者并不会让借钱的人书写借用凭据。关于这一问题，村民讲，“庄子里的都是熟熟的人，你叫人家写借条，那不尴尬死？写借条明明就是对别人的不相信嘛，反倒把关系给弄僵了，那就叫‘鞭子挨掉磨推掉’，两头不落好，钱也借了还把人也惹了”。当然，熟人社会也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出借都不会违约，赖账不还的情况同样存在。“也有借了人家的钱或者答应下人家的事赖账的，那就弄得庄子里臭烘烘的，一个不理一个，但还是没有人打借条啊之类的”。2000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涉及金钱往来时，村民逐渐开始采用正式的契约方式，也就是“写东西”，书面契约替代了口头契约。

问题在于，为什么邻里之间事关金钱的约定由原来口头转为了书面？实质上，根源依然在于生计方式促生的人口流动及其影响之下邻里关系稳定性的变动。在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之前，尚家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长期的相处和稳定的关系为邻里信任创造了可能性基础；风俗、习惯、道德、舆论、伦理、价值以及熟人社会“低头不见抬头见”等因素，又对邻里之间的金钱行为给予了一定的约束。邻里之间的约定一旦出现“食言”或者“背弃”，风俗、习惯、道德、舆论、伦理、价值等非正式控制将作用于“食言者”或“违约者”，使得“食言者”或“违约者”失去其他村民或者邻居的信任，这将给他们未来生产生活造成麻烦，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他们以后人际关系的开展。“你说你借钱不还，让庄子里的人知道了，以后谁都不和他交染，你说你以后咋办？”有村民讲，“说得玄一点，那时候庄子里说个媳妇子都就是周围的，你弄得名声不好，将来说人家的丫头子，谁都不愿意给你”。因此，人们在进行金钱往来时只需采用口头约定的方式便可。

但是，随着尚家沟大量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原本稳定、持续的邻里关系逐渐转变为了一种不稳定、不延续的人际关系，由此促生了邻居之间“经济往来”尤其是“金钱借贷”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村民邻里之间的不信任。对此，村民坦言：“现在很多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工，有的出去几个月，有的一两年，有的十几年都不见个人影，你到哪里要钱去。”

那么，曾经有效加以社会控制的伦理、道德、价值、舆论、风俗等非正式控制为何也失去了制约力量？我们知道，就其性质而言，社会控制分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是指以明文形式存在的社会规范，如法律、制度；非正式控制是指没有明文规定但依然存在制约、导向作用的社会规范，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舆论等等。社会控制的形式不同，其产生作用的场所亦不同，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控制方式主要是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在尚家沟尚未出现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时，邻里经济往来中即便没有正式的文本契约，源于人情、面子、社会舆论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村民大多都会遵从当初的口头约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舆论等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制约作用，尤其对于弃农务工的村民来说，情况更为突出。当我问及为什么开始有了被“赖账”的担心，访谈时陈开武说：“很多人都跑到外边了，有的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你庄子里的人咋说都对他起不了作用，就是说破天，他听不到你也没办法。他在外面认识的人又不知道他的这些烂事，也不影响他外面的生活。”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麻烦，无论是钱财的出借还是农产品的订购，村民逐渐习惯了用书面契约的方式来抵御不确定风险。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尚家沟邻里关系的变迁历程，我们发现，国家在场为乡村社会邻里关系的构建和变迁提供了宏观影响场域，而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出现的生计方式的变迁又直接左右着尚家沟邻里关系的变化和表现形态，使得尚家沟邻里关系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和形态。在农业集体时代，阶级成分划分将尚家沟村民划定为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将尚家沟村民区分了开来，“阶级成分”成为指导村民调整和重构邻里关系的核心标准；集体劳作、统一分配的农业经营方式使得村民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在促进相同或者相近阶级成分村民构建密切邻里关系的同时，利益的相互关联性也催生了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在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的短缺，饿毙的威胁，又进一步侵蚀了传统邻里之间的“人情”与“面子”。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尚家沟邻里之间又经历了邻里关系的平复和矛盾冲突多发两个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量村民外出和举家搬迁则改变了村民社会支持网络，使得邻里之间利益相关性越来越低，进而，互动减少、关系淡漠又成为村民邻里关系的主要特点。

【注释】

[1]即敖包，来自蒙古语，“堆子”的意思，也译作“鄂博”，用石头、木头堆成，用来祭祀山神、路神和祈祷庄稼丰收、家人平安。

[2]刻录，方言同，压榨、剥削的意思。

[3]指村民婚丧嫁娶时请的主事人或者主持人。

[4]在当地，“亲当家子”是指同一祖父或者曾祖父的本家。

[5]与理性高度相关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预设——经济人与理性行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卷2）一书中希普（S.Hargreaves-Heap）将“经济人”的定义为：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他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这里理性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同样在该书中，阿马特亚·森（Amartya Sen）对“理性行为”的理解是，在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有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内在的一致性：行为的理性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通常被解释为偏好，x比y较受偏好或x和y无差异）。第二种方式，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其中的核心内容在于，社会个体在实施社会行为之时，都力图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即有序的偏好）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本研究中，理性概念指向了村民邻里交往中情感因素的忽略与淡化，物质利益的追求考虑。

[6]（方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