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家沟：邻里矛盾频发的改善与变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地富帽子的摘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再次推动着我国乡村社会向前发展，也为乡村社会邻里关系的变迁创造了新的社会环境。截至1983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先后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宣告了长达近三十年集体生产经营模式的终结，农村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保留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国家赋予了农民土地经营权，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变化，使得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单位，邻里关系也由此出现了新的变化。就尚家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邻里关系来看，根据其发展变化与表现形态，一如尚家沟代际关系、婚姻生育等内容的讨论，我们将之分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阶段加以展示。

在农业集体时代，“阶级划分”赋予了尚家沟邻里关系浓厚的政治色彩，而食物的短缺又将传统邻里之间的“人情”与“面子”侵蚀殆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地富帽子的摘除和农业集体的解散，为乡村邻里关系创造了变动的土壤和环境。如果说地富帽子的摘除是改变尚家沟邻里关系政治思想基础的一项举措，那么，农业集体解散则是尚家沟邻里关系得以改变的组织和经济措施。摘除地富帽子的决定下发之后，陈秀林、陈国林等地主和其他富农的帽子被摘除了，这意味着阻隔于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政治身份差异逐渐消失了，为尚家沟邻里关系的变化提供了社会条件，“贫下中农开始和地主富农来往了”。政治成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再影响和制约邻里交往，并最终成为一段历史，仅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农业集体的解散，则消除了村民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也为尚家沟邻里关系的变动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农业集体时代的集体劳作和统一分配所具有的高度“利益相关性”使得邻里之间更易于发生矛盾冲突，“毕竟在一个锅里搅勺子”，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变了村民之间的“高度关联”状态，为尚家沟邻里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正如村民所讲，“谁过谁的日子，没啥交染”。

在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农业集体的解散，也消除了曾经弥漫于尚家沟村民中间的“集体压力”，从而部分地促使邻里关系发生了变化。访谈时一位老人也承认了这一点：“那时候你不跟成分高的人划清界限不成！但农业社散掉以后就不一样了，谁过谁的日子，想和谁好就和谁好，别人管不着啊。”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对邻里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虽然礼仪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的充盈、富足与否，但在一定程度上，物质条件的确影响着人们对“人情”“面子”的重视程度。在农业集体化时代，迫于食物匮乏和生存的压力，听到有人来“赶紧把吃的东西藏起来”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则为恢复重人情”“讲面子”的传统邻里关系提供了经济保障，村民感叹：“原先邻舍来了你想大方也没有啊！”

村民讲：“刚把地主、富农帽子抹掉时，庄子里家庭成分不同的人交往还是比较少。”邻里之间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文化观念所具有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惯性。对于曾经的贫下中农而言，在长达三十年的集体生活中，他们一直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国家在政治上摘除地主、富农帽子，恢复其平等的社会身份，在经济上解散集体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的经营权交还家庭，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失去了对原来划为地主、富农村民的管束权力，但在其思想观念上，他们依然保留着对曾经“高成分”村民的偏见。对于村里曾经的地主、富农来说，虽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不再是被批斗的对象，但在其思想认识上，政治“成分” 也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部分地妨碍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因此，在农业集体经济解散，尚家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初，村民在选择交往和互助对象上，主要还是选择曾经“成分”相近的村民。对此，村民坦言：“集体解散后贫下中农再也管不住地主、富农了，谁的心里都不服气，刚开始都不怎么交往。慢慢地庄子里的人做啥事就不再考虑你原来是地主还是贫农了。”

地富帽子的摘除消除了阻隔在尚家沟村民之间的政治因素，集体经济的解散去除了紧密合作下的利益纷争，生活条件的改善又为村民提供了人际交往的经济基础。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尚家沟恢复了以往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传统邻里关系。虽然村民之间也偶然发生矛盾冲突，但整体而言，八十年代是尚家沟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阶段，这种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既表现在村民婚丧嫁娶、修房建屋、春种秋收之际，也表现在村民日常生活的往来之中。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婚丧嫁娶是离不开左邻右舍帮忙的大事。任何村民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都需要请人来帮忙，至于谁去帮忙，去几个人帮忙，主要取决于亲缘关系（婚姻亲戚或干亲）、地缘关系（居住远近）的接近性与日常交情，一般来说，同姓村民和房前屋后的异姓村民大多需要出力帮忙。遇到村民婚丧嫁娶的事情，一般是由大东^[3]负责召集帮忙的村民，具体分配请客、运水、烧茶、端菜等任务以及安排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等物品的借用事宜。同样，村民房屋修建和春种秋收，也需要人帮助，而且帮助的人多是左邻右舍，虽然亲戚关系密切，但亲戚毕竟不能随叫随到。在村民翻修房屋时，临近村民或者关系较近的本家都会前去帮忙；在春种秋收时，除了一些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的村民之外，其他的村民或以劳力相互帮助，或以耕畜相互帮助，两家或者三家联合起来完成春种、秋收的情况也比较多。

除了在婚丧嫁娶、修房建屋、春种秋收等重要事务上互帮互助外，尚家沟村民邻里日常互动也十分频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邻里之间“东家借醋、西家借盐”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小到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大到犁、耙、耱、耧等农具，骡马、毛驴等耕畜，需要时都有可能前往邻居家借用。那时，邻里之间相互串门和聚在一起聊天也十分常见。尚家沟的几个村民聚居点都分布在山沟里，村民的房子都在沟底或者相对平缓的山坡上，形成了不同的层级，每层人家的门前多有一个相对宽阔的台子。农闲时节，女人们三三五五地聚在台子上一边聊天一边做针线活，男人们有时候也会聚到一起聊天、打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尚家沟的孩子们来说，每天黄昏时分聚在一起玩耍是必备的一项活动。在当地，秋天用来打麦的场地，连同比较宽阔的台子，都是孩子们玩耍的最好去处。黄昏时分，村里的小孩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麦场上或者村里比较开阔的平地里，甩纸牌、滚铁圈、捉迷藏，一起玩耍、打闹，直到快要睡觉的时候，大家才会在大人的呼喊声中跑回家。将近春节时，尚家沟村民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关系好的邻居还会相互帮忙捏栀子、蒸馒头。腊月时，也有人家会邀请一位村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村民念卷，而周围四邻也会聚集到这一家听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也时有邻里矛盾冲突发生，但整体而言，尚家沟邻里之间始终呈现出互动频繁、关系和睦的特点。然而，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邻里保持频繁互动的同时，邻里之间更多表现为矛盾冲突频发的态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恢复了以往“重人情”、“讲面子”、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按照一般的发展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应该依然会保持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但事实却正好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邻里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虽然邻里之间依然会相互帮助，但更为突出的是，邻里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偷盗事件频发，争吵、打架和偷盗成为这一阶段尚家沟邻里关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尚家沟邻里矛盾冲突多发和偷盗行为频出的阶段，九十年代中前期尤为突出。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让村里人感到疑惑的是，以往相对和谐的邻里之间忽然有了很多的矛盾冲突，与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有了明显的区别，“不是今天你家和人吵架，就是明天他家和人打架”。按照村民的说法，邻里冲突的直接原因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不是张家的羊啃了李家的地，就是李家犁了王家的埂子”。但也正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了几十起邻里纠纷，有些甚至打斗得十分厉害，“有打破头的，也有打得躺到医院的”。仅尚家沟上泉一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发生了好几件影响较大的邻里冲突。(www.xing528.com)

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尚家沟影响较大的邻里冲突就有八十多起。在邻里矛盾层出不穷的同时，偷盗行为频发也是当时村落邻里关系比较典型的特征。村民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尚家沟及其附近村落偷盗行为甚是猖獗，不时就有村民财物被偷的事件发生，被偷财物既包括农田里的庄稼，如麦捆、豆笼、土豆等等，也包括村民家中一些物品，如门帘、架子车、牛羊、铁桶、烧柴、煤块等物。提起当时村里的偷盗行为，陈开祥讲：“那时候是见啥偷啥，地里的麦捆子、豆笼笼，窖里的洋芋，院子里门帘子、铁桶子、木头、煤块、烧柴，什么东西都偷。你说谁偷这些东西？那肯定是跟前的人，你说谁会跑到别的庄子偷几个豆笼笼，或者偷几个麦捆子？”

村民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尚家沟之所以矛盾冲突和偷盗行为多发，皆是因荒山、荒地、宅基地、庄稼纷争等而起。但我们认为，村民所讲只是说明了事情的表象，实质上，引起这些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村民生计方式的变动以及由此出现的多少不一的家境差异，当然，基层组织管理权威的弱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有一些尚家沟村民通过高考、参军、招工、外出务工等方式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但是，就其所占比重而言，经由升学、参军就业的村民所占比例非常低，外出务工也只是部分村民种地之余的副业，绝大多数村民的生计方式依然是在家务农，也就是说，土地耕种仍旧是村民唯一或者最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务农为主”的生计方式决定了村民对于土地的热衷。在此情况下，村民开始“疯狂”开挖村庄四周的荒山荒地，也出现了偷犁他人农田的现象。集体解散之初，尚家沟村民的耕地都散布于村庄四周地势相对平坦的沟底和较平的山坡之上，经过九十年代的疯狂开荒，村民的耕地爬上了陡坡，占领了山顶，大槐滩、小槐滩、柳沟、松树屲、老鹰屲沟等曾经满是鞭麻、灌木柳、野枇杷、沙棘等灌木的地方，很多也被村民挖成了耕地，种上了庄稼。村民讲：“抢着挖荒地很多时候就惹得庄子里人闹矛盾，你说是靠近你家地的，我说是我先挖的，弄得不好就是打锤炮仗。”抢挖荒山荒地和偷犁他人耕地很容易引起矛盾冲突；与此同时，随着荒山荒地越来越少，田埂越来越窄，村民在田间地头放羊、放牛时，也更容易出现牛羊啃食庄稼的情况，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并不少见。

如前文所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尚家沟一些村民经由考学、参军获得了公职，亦有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成功变成了大家羡慕的“包工头子”，与完全依赖于种地的村民相比，这些人家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要好得多。“人们开始眼红”，提及九十年代尚家沟的邻里矛盾冲突多发和偷盗行为频现的原因，有村民认为，家境差异的出现也是导致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村民讲：“八几年打锤炮仗、偷鸡摸狗的事情有没有？也有呢，但少得很，那时候大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九几年开始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没办法就只能多开一些荒地，或者犁地的时候多占上些别人家的地；也有些人对过得好点的人不服气，就找茬、闹气，或者偷人家的东西。”

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邻里关系的种种表现，也有村民认为，另一个原因就是“没了管束”。不可否认的是，在九十年代尚家沟诸多矛盾冲突出现的背后，我们的确不能忽视基础社会管束能力有所弱化的事实。农业集体解散之后，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经营的个体化瓦解了基层社会对村民管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由此也极大地削弱了基层的管束能力，致使村委会面对村民开挖荒山荒地、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时显得有心无力。提到这些现象，九十年代担任过上泉村民小组组长的陈开明说：“九几年不像以前生产队的时候，别说你管别人打仗的事情，就是有啥事情要开个会，都得喊上半大天，就这有人还是不来，谁吃的谁的，没人听你的。”

说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邻里矛盾冲突和偷盗行为频发的原因，访谈中陈开知认为，这些事情的发生也与人们“不知道丢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九十年代那时候，吵架、打架好像就没啥丢人的”。为何村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羞耻”？这可能与宏观的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模式下“利益至上”思想的蔓延致使村民在利益冲突中忽视甚至完全抛却了传统“人情”“面子”的顾及。

由上述可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尚家沟邻里之间依然延续着频繁互动、相互帮助的传统，但更为突出的特点在于邻里之间多发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的邻里关系，既有别于八十年代绝大部分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也有别于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淡漠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