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政治交织的邻里关系: 优化与变革

虽然邻里关系是基于地缘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个人行为，但邻里关系又始终在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村民生计方式等多力作用的框架下展开，因此，就其实质而言，邻里关系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时代性特征。农业集体经济时代，受政治宣传和农业集体化经营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尚家沟邻里之间在延续互帮互助邻里传统的同时，“阶级划分” 之后的政治氛围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食物短缺又赋予了尚家沟邻里关系特殊的表现形态。

在《村落秩序》一章已经讲过，1949年之前，尚家沟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但在封建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并不清楚贫富差距的根源所在，当然也难以意识到贫富差距背后深藏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村落贫富分化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据村里老人讲，“别说邻里之间，就是有人从上泉东面鄂博^[1]湾里过来，都要赶紧喊到家里喝些水、吃点饭哩”，或许也是人口稀少所致。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分时，根据耕地、房屋、是否自己劳动、是否曾经雇佣长工等，尚家沟村民被划为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等不同成分。政治宣传、阶级划分和地主财产的没收、分发，对尚家沟乃至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邻里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举措打破并赋予了传统乡村邻里关系浓厚的“政治”色彩，乡村邻里关系进入了传统与“政治划线”相互交织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尚家沟村民而言，无论其内心认知还是外在行为表现，基于“阶级成分”而产生的“阶级情分”超越甚至取代了传统乡邻之间的“人情”与“面子”，成为邻里互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然，这一时段邻里关系的更改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成分的划分、地主财产的没收与分发和阶级思想的宣传并没有立刻改变尚家沟村民传统的邻里关系，土地改革之初，邻里之间依然延续着过去的互动模式。村民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经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家境富裕村民和家境贫困村民之间大都存在着深浅不一的交情，一些贫苦村民还认为，当年逃荒至此得以活命的原因就在于富裕家庭提供了劳动的机会。第二，对于一些贫下中农来说，心存疑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时候庄子里的贫下中农也担心‘反攻倒算’，就是对富人有意见也不敢露出来”。第三，村民思想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尽管土地改革领导小组在“访苦”时给村民详细讲述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但很多村民还是没有立刻理解和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就是说，村民并不知晓封建土地制度剥削、压迫的本质。一些村民甚至讲：“我给他们家干活时他们给我管饭吃，年底的时候说是多少工钱，就给多少工钱，我没觉得刻剥^[2]我啊！”因此也出现了刚开始批斗地主时，没人站出来”的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的思想和行为也开始有了变化，“阶级划分” 逐渐进入了村民的思想深处，政治成分便成了影响和决定邻里关系的核心因素。针对群众“不积极”的状况，下派工作组采用了“访苦”“引苦” 和“诉苦”等方式，加大了对贫下中农的政治思想宣传教育，以此来揭露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本质，激发贫下中农的阶级意识，从而拉开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现实交往。经过思想教育和动员，便有一些迁至尚家沟时间短、家境贫寒的村民开始响应工作组的动员和号召，他们自然也成了土地改革领导小组培养的重点对象。经过“访苦”和“引苦”，在广泛动员贫下中农的基础上，工作组开始召集“诉苦大会”，批斗陈秀林、陈兴理、陈兴财、陈兴业等地主，由贫下中农诉说自己过去曾经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随着“诉苦”“批斗”大会的持续开展，村民逐渐拉开了与地主、富农的距离。“看成分”“讲阶级”逐步替代了“重人情”“讲面子”的传统邻里关系，形成了新的邻里关系模式和邻里互动模式：同一阶级之间的认同与接纳，不同阶级之间的排斥与疏离。提起这些，王梅兰说：“土改后庄子里的人和谁走动，看的不是原来关系怎么样，主要看是什么成分。贫下中农不愿意和地主、富农交往，就是有些成分不一样的亲戚，也慢慢不走动了，划清了界限。”在地主、富农被改造、教育的同时，地主、富农家人甚至一些近亲也自然成了大家疏离的对象。地主、富农的子女自不必说，就是嫁至尚家沟的儿媳，也会因为婆家或者娘家是地主、富农成分而受到大家的疏远、排斥。

政治因素改变了尚家沟村民人际交往的选择标准，但在阶级成分相同的群体内部，依然延续着“重人情”、“讲面子”、互帮互助的传统邻里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变革赋予了尚家沟传统邻里关系新的内涵，使之表现出政治色彩和传统“人情”相互交织的特点。村民讲，“谁家有个事情，你比如说盖个房子，庄子上的人还是要去，不过就是要看成分，成分一样的还是经常相互帮着干个啥的”。但是，这种“重人情”“互帮互助”的传统邻里关系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饥荒所打破。在三年困难时期，除非好得“穿一条裤子”，绝对是“一根绳上蚂蚱”的邻里，其他的邻里之间，即便属于同一阶级，他们之间“重人情”“讲面子”的关系也被相互防备和相互监督所取代。(www.xing528.com)

在《生计变迁》一章中已经讲过，集体食堂成立不久，很快就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尚家沟村民也陷入了断粮断炊的困境。为了摆脱饿毙的威胁，在挖苦苦菜、割灰条、捋榭笕籽用以充饥的同时，绝大多数的社员都加入了偷盗生产队庄稼的行列，村里老人讲：“社员们春上种庄稼时偷种子，庄稼长起来偷麦穗，偷豆角，偷洋芋。白天干活白天偷，晚上出去地上偷，可以说是见啥偷啥。秋上收（割）庄稼，打（打碾）庄稼的时候也偷。”

有“偷”必然有“防”，在村民四处偷盗粮食的同时，生产队也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提防、杜绝村民的偷盗行为，除设置专人看护庄稼、库房，在麦场、仓库粮食上加盖印章，社员收工时搜身之外，生产队还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检举。如果说阶级斗争改变了尚家沟的邻里传统，那么，饥荒便撕裂了人与人之间存留的“温情与友善”。在多重压力下，虽然同一阶级的邻里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互帮互助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都是相互监督与提防，完全没有了朴实与热情好客的传统。说起这段历史，陈开祥讲：“大家都在偷队里的东西，又都在防着别人，除了亲弟兄，谁也不敢把自己偷生产队的事情叫人知道。谁家的烟墩里冒烟，就是监督的人不知道，被人看到了肯定会告状的。那时候就不管什么邻舍还是亲戚了。”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极其看重“人情”与“面子”，然而，困难时期的饥饿也逐渐侵蚀了这一传统，生存的欲望使得人们抛却了“人情”与“面子”。说到这一时段的情形，王梅兰讲：“那时候到老鹰屲干活的时候偷着烧豆子（豌豆）吃，人来了连打带骂的，就那个还得赶紧抢着往兜兜里装（豌豆）。”别说之前那样“每当有人从鄂博湾过来喊到家里喝茶、吃饭”，就是“在家里吃东西，听着人来了也要赶快藏起来，就是不害怕别人告，也害怕给人吃”。

集体食堂解散之后，社员依然面临被饿死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武威专区从外地调来了红薯、玉米、高粱等救济粮，用以缓解当地的饥荒。与此同时，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默许下，村民开始自己少量开挖荒地，种植庄稼。继此之后，虽然尚家沟村民依然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但已经摆脱了饿毙的威胁。威胁的解除，又让尚家沟邻里关系逐渐回到了困难时期之前的状态：政治成分区隔与传统互帮互助的交织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新的社会变革开始，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地富帽子的摘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