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家沟村庄的传统观念延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就人们的生育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逐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并没有有效地改变当地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农业集体时代的尚家沟村民，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生育传统。

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国家思想宣传层面还是社会个体生活层面，“多子多福”“累世同堂”等生育理念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促生了人们早生多生的生育行为。在农业集体经济时代，虽然国家在改变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方面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如提倡晚婚、支持节育、初步宣传计划生育等等，但总体来说，国家强硬措施的缺乏并没有使得广大农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地处西北偏远山区的尚家沟更是延续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村民讲，在农业集体时代，虽然《婚姻法》规定公民的结婚年龄为男性20周岁、女性18周岁，但尚家沟村民的结婚年龄依旧普遍早于国家规定，男性村民初婚年龄平均为18周岁，女性多在15周岁到16周岁之间，有些女性甚至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村民的早婚必然导致早育，一般情况下，年轻夫妻结婚第二年便都有了第一个孩子。在人们普遍倾向于早婚早育的情形下，不能尽早生育的媳妇就会遭到村里人们的“说道”，甚至成为婆家冷落、打骂的对象，讥讽她们“没用的东西”“不下蛋的母鸡”。

多生是农业集体经济时代尚家沟村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第二个特征。受传统文化惯性的影响，尚家沟村民的生育观念并没有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改变。“累世同堂”“人丁兴旺”等传统观念仍然十分浓厚，加之避孕措施滞后等因素，尚家沟村民多生现象十分普遍。为了在宏观上清晰地把握农业集体经济时代尚家沟村民的生育状况，我们对这一时段尚家沟的家庭生育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显示，除个别夫妻不能生育之外，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的“四孩家庭”数量居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为“三孩家庭”，再次为生育五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占总数的12%左右，“二孩家庭”数量很少，仅有6%，“一孩家庭”几乎为零。

“多子多福”“累世同堂”的思想导致了人们对待多生、少生或者不生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农业集体时代的尚家沟，能否生育孩子，或者生育几个孩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问题，它既关系到生育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关系到这个家庭的“面子”甚至在村里的“地位”。“多生”是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看重并为之“骄傲”的一件事情，足以让生育者及其家人在村里“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因为在村民的观念中，生儿育女不仅与“前世”有联系——人丁兴旺是“上辈子积德行善”的结果，还与“今生”有关系，人丁兴旺意味着“家大业大”“人多势众”。村里的闫万河，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闫万河先后生育了六个儿子，在尚家沟属于人丁兴旺的大户，也正是因为“人多势众”，从农业集体时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闫万河一直在村里“横行霸道”“飞扬跋扈”，算是“欺负别人的主”。在与别人发生矛盾时，闫万河总是站在自家台子上或者别人家门前，叉着腰、咬着牙、赌咒发誓地骂：“老子娃子这么多，就是跟你拼掉三个我还有三个，你就成‘断后鬼’‘焦尾巴’^[2]了！”闫万河的言行表明，在当时的尚家沟多生是多么重要！与之相反，在普遍倾向于多生的集体时代，如果有人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生儿育女，或者生育子女的数量较少，比如一到两个，“那肯定是受欺负的主”。在尚家沟，没几个人敢于招惹闫万河这样的家庭，就是居住在他周围的几户闫姓村民，虽然与他是一个父亲或者一个爷爷的后代，但也都是被欺负的对象，原因就在于他人多势众，别人惹不过”。贯穿整个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不能生育的夫妻不多，仅有的几对，围绕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也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总体说来，他们大都过着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冷锅冷灶的生活。前面讲过的村民李文祥，因为未曾生育便过继了自己大哥的孩子，大约在集体解散前后，李文祥老两口和儿媳发生矛盾，儿媳张腊梅在众目睽睽之下扇了公爹耳光。这在父辈家庭地位依然很高的当时，是一件令人瞠目结舌、惊得掉牙的事情，人们一致认为：“有儿子和没儿子就是不一样！”

在讨论乡村社会人们倾向于多生的原因时，很多时候我们都将之归结为传统思想观念的延续，事实上，农业集体时代人们倾向于多生，也并非完全源自“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传统思想，生计方式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机械的集体时代，虽然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也使用骡马、毛驴和耕牛，但更多时候还是依靠人力完成，“种地、运粪、打场、修梯田这些活基本靠人肩扛手推”，充分体现了人力的重要性，更是激发了人们多生的念头。同时，集体时代“人七劳三”的分配方式，也凸显了多生的优势。村民讲，对于当时孩子多的家庭，即便“不到农业社干活”，这样的家庭在年底“分的东西也比别人多”，更别说那些子女已经能够挣工分的家庭，“秋上分的粮食柴草就更多”。在农业集体时代，闫万河儿子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已经能够在生产队劳动挣取工分了，其他还不能从事集体劳动的儿子，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家务了，多生的优势显得非常明显。

“重男轻女”是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生育文化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传统社会追求的多生并不是没有性别差异的多生，而是“多子多福”，也就是生育观念中的“男性偏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婚姻法》以及各种宣传已经开始向人们积极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但传统文化惯性以及尚家沟地处偏僻的特点，决定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 思想的延续。人们依然固执地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因此，是否生育男孩在尚家沟显得极为重要。贯穿整个农业集体时代，对于已婚女性甚至整个家庭来说，生育男孩是一件重大的“任务”，不仅关系到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决定着丈夫一家能否在村里“直起腰、抬起头来”。“生了儿子”是件让人“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值得“四处炫耀”的事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生育男孩的儿媳，不只她在家中没有地位，就是她的丈夫和公婆，在村里也“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很容易成为村里被取笑甚至被欺负的对象。在当地人们的观念中，没有男孩就是“断了根”“绝了后”，在村民发生矛盾冲突时，没有男孩的事实往往会被别人当作“短处”和“伤疤”，成为别人辱骂的“痛点”，被人骂“断后鬼”“焦尾巴”“坏事做绝了、没有后人”。在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的心目中，儿子”不仅是在人前炫耀的资本，更是人生的价值和希望所在，给儿子说媳妇”，将来“抱孙子”，等等，从生育儿子衍生出来的很多事情都是村民活着的“盼头”，是活下去的动力。反之，没有儿子就是“没有了盼头，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也没有了添置家产，“努力折腾”的劲头，因为他们认为，“将来女娃娃出嫁掉就成了人家的人，你再折腾也是白折腾，还不都是给外人挣的”。

下泉康家沟附近有一张姓人家，兄弟两个，老大终生未育，老二只生育了四个女孩。因为张家兄弟是家境贫寒的贫下中农，土地改革后慢慢就成了当地比较“显赫”的人物。老大担任过尚家沟大队书记；老二先在大队当文书，后担任了黄羊川中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据说“比校长都厉害”。按照村民的说法，当时兄弟俩都属于尚家沟“能说能耍” 的“红人”。但在农业集体解散、政治光环消退之后，由于老大夫妻没有生育，老二一家只有女孩没有男丁，生育男孩希望的落空使得他们就像被抽了筋”一样，完全蔫掉了。尤其是老二，村民讲：“（他）没有精神，像垮了一样，抽烟喝酒非常厉害，在四十不到的年岁早早就走了。”

没有生育儿子的家庭大都有着相同的感受，“感觉比别人矮了一截，在庄子里抬不起头来”。在农业集体时代，不能生育男孩，村民不只是在思想上无法“释怀”，事实上，当时他们的处境也的确不甚乐观。在《代际关系》一章中我们已经有过阐述，贯穿整个农业集体时代，虽然父辈的权威地位已经有所弱化，但他们依然是家庭事务的掌控者，可以说，育有子嗣的村民，无论如何都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望。但对于村里那些没有生育儿子的几对夫妻来说，在当地创办公立养老院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确也陷入了没有儿子所带来的困境中。说到这一点，陈开知讲：“现在有养老院了，（没有儿子但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比有儿子的（生活得）还好。以前没儿子的还是不行，有的真孽障。”与下铺子李文祥的经历大致相同，我家附近的一胡姓村民，我们叫胡爸，也是在没有生育儿子的情况下过继了自己的侄子，同样在侄子结婚成家之后，由于家庭矛盾最终分开单过，年老之后也没了依靠。整体而言，对于农业集体时代的人们来说，无论在集体劳动中“挣取工分”，还是在年老之后的生活依靠方面，“生育儿子”的确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有无儿子的截然差别更是强化了村民“男性偏好”的生育倾向。(www.xing528.com)

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村民“重男轻女”的倾向不仅表现在生育性别层面，同时也表现在子女培养方面。在当时村民的观念中，男孩是“自家”的，是将来得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养老送终的人，而女孩无论如何都是“外人”，成年之后都会嫁人，给别人生儿育女，最终成为“别人家的”。因此，在子女培养方面，家长的观念和态度也有着十分鲜明的区别：几乎所有家长都只注重女孩“针线、茶饭”等操持家务能力的培养，而对待男孩，村民则比较看重他们的学校教育。在农业集体时代，虽然尚家沟村民并不将男孩读书作为一项“家庭任务”来倾力完成，但依然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学龄男孩多少不一地接受了学校教育，其中，就学时间最短的可能有几个月，最长的则进入了高校，成为高考恢复之后的大学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孩就少了许多，粗略统计，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适龄女孩接受过学校教育，而且就学时间都比较短，多是几个月或者一年，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两年。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当时村民区别性对待子女培养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中国“女主内男主外”传统思想的影响。传统思想将女性角色限定在了家庭之中，其职责在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的宣传并没有有效地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传统文化强烈地体现了它的惯性、韧性和稳定性。作为父母的尚家沟村民依然固执地坚持着女孩子应该学会针线、茶饭”而不是读书、识字，他们认为，女孩读书多了会“高不成低不就”，将来在婆家不会“安稳过日子”，“要针线没针线、要茶饭没茶饭”，将来会在婆家“受气”。因此，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女童就学比例非常低，那些将女孩送往学校上学的家长，也只是为了让女孩“睁开眼睛”，不要成了“睁眼瞎”而已。其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长对女孩接受教育存在投入与收益不对等的认知。对于当时的村民来说，虽然他们并不会精细地“计算”子女培养方面“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但他们依然普遍认为，“女娃迟早要嫁人”，“会成了别人家的”，在女孩身上投资属于“白费”，得到好处的只是未来的婆家，所以没必要供女孩读书。就是到了后来，尚家沟两个学生考取了大学，过上了相对舒适的生活，很多村民也开始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中考、高考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的时候，家长们寄予希望的仍然只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儿子榜上有名才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供女儿上学都是“白费劲”。

文化的惯性使得尚家沟村民的生育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就是到了农业集体时代，“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依然牢固地留存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当然，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也必然有其现实的缘由，那么，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的现实影响因素又有哪些？

尚家沟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山村，村民的房屋散布于各个山沟的沟底和山坡之上，农田则分布在村庄的四周，就像一片片晾晒在山顶、沟底和山坡之上的布块。除小部分之外，尚家沟绝大多数耕地都有一定的坡度，最陡的地方有六十多度。在完全依靠人力、耕畜和皮车、架子车等生产工具的农业集体时代，“人多力量大”体现得十分突出，而男性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则更具优势。村民讲：“很多活只能男的来干，特别是秋天从山上往下拉麦子、拉豆子，没有哪个女人能把码成草垛一样的架子车从山上拉下来！”在集体时代“人七劳三”的分配模式下，男女“工分”的核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干同样的活，男人一天11分，女人一天8分”。这种分配模式决定了男性劳动力的优越性，“多子”意味着当下或者未来会有更多的粮食、柴草等生活资源，更是强化了他们“多子”的生育观念。

除多挣“工分”之外，冲突中能够“占上风”也是“多子”带来的显著益处。在农业集体经济时代，除大队书记、文书、生产队长、会计等人以及其他划定为贫下中农的村民之外，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些比较“厉害” 的角色，这些村民与闫万河有着十分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儿子多。因为有六个儿子，闫万河与左邻右舍的冲突，几乎都是他们一家主动挑起的，公开诅咒、谩骂甚至殴打他人，对他们一家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尚家沟村民的房屋大多是依山而建的，很多都是一家在另一家上面，这给闫万河创造了折腾邻里的机会：将垃圾和积雪扫到邻居院里，将水道修到邻居墙根，甚至将猪圈修在邻居院内。对于闫万河一家的行为，左邻右舍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当然，他家附近的另一户人家除外，因为这户人家也有好几个儿子，虽然这户人家不似闫万河那样“活人眼里下蛆”般欺负别人，但也并不“好惹”。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两家发生矛盾，各自带着儿子，拿着木棍、铁锹、镰刀“混战”，场面异常激烈，无人敢上前劝阻。可以说，家庭成员数量的多少，特别是儿子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人丁兴旺”和“人丁稀少”就是欺负和被欺负的关系，这一事实更是强化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尤其对生育儿子的追求。

生儿育女的“付出”与“收益”，也是影响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认为，人们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多少主要是基于成本和效用的考虑，当生育子女的成本高于效用时，人们往往选择少生，与之相反，人们则倾向于多生。^[3]虽然尚家沟村民不会清楚地去思考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 问题，但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依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村民的生育意愿。在农业集体时代，养育子女首先具有“低成本”的特点，无论是养育子女，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实际物质支出的直接成本，还是源于照顾孩子而失去的机会等间接成本，在当时的尚家沟，子女的养育成本都非常低。在直接成本层面，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多一个孩子就是“锅里多添一勺水”，“养娃娃就像养个鸡娃子一样，丢个食就长去了”，并不需要付出太多；在间接成本方面，当时的孩子们也不需要父母过多的照顾，村里的孩子基本都采用了“放养”的形式。村民讲，“娃娃们稍大些就不需要大人时时刻刻看了（照顾），吃过饭，跑出去跟别人家娃娃玩，吃饭的时候站在台子上喊一声就来了”。不但如此，多生还会减少父母照顾幼小子女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大的孩子可以帮助父母照顾小的孩子。这一点我有着十分清晰的记忆，在我小的时候，由于父母们一年四季都忙于农业集体劳动，我们几乎都是在自己姐姐的陪伴和照顾下度过了幼年时期。与之相反，在劳动力极其重要的农业集体时代，生育孩子所带来的“收益” 就明显多了，低成本“放养”模式下长大的孩子，除了帮助父母料理家务之外，还能通过集体劳动获得“工分”，为家庭挣取更多的生活资源。在这一点上，养育男孩带来的收益尤为突出，虽然父母在男孩和女孩身上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财物相差无几，但相比之下，生育男孩所带来的“收益”要大得多。至少在村民的观念中，女孩长大会嫁人，“给别人家干活，养活别人的爹妈”，而作为家中永久成员的男孩，成年之后还将承担起原生家庭的农田劳作、赡养父母等事务。因此，无论是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早生多生、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