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0年之后，在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从“务农为主、务工为辅” 向“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甚至“弃农务工”转变的同时，尚家沟村民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也有了新的变化。总体来看，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的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地理通婚范围的再次变动；其二，婚姻选择的完全自主化；第三，男性村民婚配“弱势积累” 的进一步加剧。
2016年春节调研时，问及村里2000年之后年轻村民的地理通婚范围，村民讲，2000年之后，村里很多女孩都嫁到了武威、兰州、金昌、嘉峪关等外县市，也有一些嫁到了新疆、青海、江西、河南、四川等更远的地方。根据走访了解，2000年之后，在尚家沟以及周边村落，年轻一代跨县市、跨省市通婚的案例并不少见。这充分表明，进入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地理通婚范围呈现不断向外扩散的态势，只是，这种地理空间的向外拓展依然存在性别差异：跨县市、跨省市外嫁数量远多于跨县市、跨省市内娶数量。
如前所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跨县市、跨省市通婚多为内娶，那就是一些外出务工的男孩“领回”了甘肃民勤、岷县、甘南等外县市，或者四川、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外省市的女性；虽然也有一些女性选择远距离外嫁，但多是嫁往外县市，跨省外嫁的数量几乎为零。2000年之后，情况有了根本转变，越来越多的尚家沟女性嫁到了外省市，成为跨省婚嫁的主要构成部分。村民认为，女性外嫁多于男性内娶，与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们讲：“2000年以后，无论是上过大学的还是没上过大学的，女娃娃离开学校就去了外面。有些认识了外地人（是指外省人），就跟上走了。”对适婚男性村民而言，虽然也有一些前往餐厅、超市等场所工作，但绝大多数的外出务工男性依然集中在工矿、建筑、搬运等女性相对较少的地方，务工场所部分地限制了他们与外省同龄女孩交往的机会。
地理通婚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必然带动了社会通婚范围的变化。前文我们提到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社会通婚范围主要集中于直接或间接的熟人圈内，由此出现了两个姓氏之间多重通婚的现象。2000年之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乡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外出务工的空间与机会，在城乡差距“推拉动力”的促使下，越来越多的尚家沟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生计方式的变化扩展了尚家沟村民婚姻选择的地理空间范围，同时也促使尚家沟村民的通婚对象逐渐从直接或间接的地缘、血缘熟人圈转向了远距离的、原本陌生的人群当中。“原来的人找对象都是找跟前的，亲戚家的，知根知底的。”说到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婚姻对象选择的变化，陈汉川讲：“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就是天南地北地找，很多都不是熟人圈圈里的。”
进入2000年之后，与村民婚恋相关的另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婚姻选择自主权的不断加大。从农业集体时代依赖“媒妁之言”，遵从“父母之命”，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父母开始“征询”子女意见，尚家沟村民的婚姻自主权利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当时间进入2000年之后，年轻一代获得了更多的婚姻选择权。2000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尚家沟村民婚姻抉择的权力之柄已经完全从父辈那里移交到了年轻人自己手中，父辈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从决策者变成了建议者。他们讲：“现在爹妈说话不顶用了，有些还听一下爹妈的话呢，有些就是直接给你说一声就行了。现在娃娃们的事情基本都是他们自己拿主意。”在尚家沟，我们也对子女婚配中父辈和子女角色转换的原因进行了询问，听到最多的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和“娃娃们翅膀硬了”。是父辈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主动放弃了子女婚姻问题的决定权？还是父辈“有心无力”，已经没有办法掌控子女的婚姻问题？村民坦言：“能管住谁不愿意管？现在的问题是你爹妈想管也管不住啊！”因此，父辈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的角色变化，并非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主动放弃了子女婚姻问题的决定权，而是子女“翅膀硬了”，不再听命于父辈。那么，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会出现完全有别于传统的行为方式？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虽然促使2000年之后父辈在子女婚姻问题上角色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生计方式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加大、社会舆论导向的转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等等，但在所有因素中，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农为本的传统生计模式在维持尚家沟家长权威层面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外出务工的人少，也挣不来太多的钱，人还主要靠的是种地”。在这种生计模式下，虽然父辈在已婚子女面前已经失去了家事的决定权，但在未婚子女面前，他们依然有着很好的权威，婚姻大事的抉择上，他们还是保持了主导地位。然而，2000年之后，尚家沟及其周边区域的人们逐渐改变甚至放弃了原来“以农为本”的生计方式，年轻人离开乡土进入城镇务工、经商，逐渐成了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辈所依赖的传统生计方式变成了落后、低效的代名词，在家庭财富的创造层面，父辈成了绝对的“弱势”一方。家庭财产创造的“弱势”也影响了他们对家庭事务的掌控，“家事” 控制权趋于式微，其中也包括对子女婚姻问题的决定权。
谈及村民婚姻自主权变动时，一些年老村民多次提到“羞”这个词汇。在尚家沟当地人们的观念中，“羞”与年龄、性别、婚育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涉及男女婚恋事宜，男性不属于被评价是否应该“害羞” 的范畴，“羞”一般指女性，并且更多是“未婚”女性。已婚女性说一些带有“颜色”的话，人们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她们是结了婚的人”，是过来人”。在农业集体劳动时，已婚男女在田间地头开一些带有“颜色” 的玩笑，偶尔“摸一把、掐一下”都属正常，人们不认为这是出格的行为。但对于未婚女性，人们的要求就高多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之前，别说谈论一些带有“颜色”的话题，即便未婚女性表示“喜欢谁”也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对未婚女性较高的要求促使女性形成了含蓄、内敛和保守的性格特点，这也决定了她们在婚姻问题上的被动性和父辈不容置疑的决定权。九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外出务工的男青年“领回”外地女孩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父辈认为自家的孩子“有本事”，但村里依然完全不允许女孩在未经“父母之命”的情况下“带回”一个男孩或者跟人“私奔”，否则将会成为村民茶前饭后的谈资，会被“淹死在人们的口水里”。
2000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尚家沟前往外地务工经商，“年轻人学会了城里的习惯”，自由恋爱完全替代了曾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选择方式。不只是男孩，就是成年的未婚女孩，不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完全可以将外出务工、经商或者上学时谈下的男朋友带回村子。人们也从刚开始的惊讶、好奇慢慢适应了下来，最终习以为常。在我们访谈时，人们不再用“知羞”或“不知羞”来评价年轻人自由恋爱的行为，而是觉得“现在再不能用传统老思想来管他们了”。在这种模式下，子女的婚姻虽然也需要得到父母的认可、同意，但是“不同意又能怎样？”村民讲：“你说得多了他们不高兴，跑到外面给你连个电话都不打，谁能把人家管住？”也就是说，父母在子女婚姻选择中更多的是“程序式”的认可，而并非如同以往那样的决定。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一问题：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尚家沟子女逐渐拥有了完全自主的婚姻选择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入2000年之后，尚家沟年轻一代完全婚恋自主权的获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计方式变动下父辈对子女经济层面把控的渐失、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村民思想观念的主动或被动转变。
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年轻村民，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毕业，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只要出了校门（毕业或辍学）”，便都离开了尚家沟。村民讲，除了那些“腿瘸、眼瞎或者脑子不灵光”的女孩之外，“没有哪个女娃会待在庄子里”继续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谋生方式。而那些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女孩们，更是不愿嫁到尚家沟以及与之相差无几的地方，毕竟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较，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靠天吃饭、经济收入低等劣势，使得尚家沟没有了任何优势。更为糟糕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或者举家外迁，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也开始让村民头疼不已。2017年，尚家沟小学仅剩3名老师，7名学生；原有的几名村医也都搬离了尚家沟，去了古浪县城或者其他地方。有村民讲：“原来庄子里上学的娃娃多，搭个伴就去了，现在有的庄子里就只有一个娃娃，三四公里的山路，咋上学？家里大人又不可能天天专门接送。看病也是个问题，别说别的病，就是有个头疼脑热都没个地方去看，尤其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年轻人去外面打工了，老人生病了自己也没办法跑到张家墩或者古浪县城。”“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增收难”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和年轻村民婚姻自主权的完全获得，更是加剧了在九十年代就已出现的“娶妻难”问题，村民婚姻“弱势积累”现象愈加明显。(www.xing528.com)
前文讲过，进入2000年之后，尚家沟男性村民婚配对象一般来自于两个地方，一是尚家沟以及周边村落，一是外县市甚至外省市。2000年之后，虽然尚家沟以及类似的山村已经不再是女孩们婚配选择的理想之地，但还是有一些男性村民迎娶了当地或者周边的女孩，主要原因在于男方长得好看”“比较机灵”“家庭条件比较好”或者“人比较有本事”。第二类就是年轻男性村民在外出务工的时候，同样也“领回”了民勤、岷县、甘南、武威等外县市或者新疆、四川、青海、西藏等外省的女孩。无论是迎娶了当地及其周边女孩的男孩，还是“领回”外地女孩的村民，按照村里人们的说法，一般都是家庭条件较好，或者个人条件较好的小伙子。而那些没有上述条件的适婚男性村民，在尚家沟及其周边村落“女娃”都跑到”城里不再愿意回来，他们又没有能力“骗”到一个外地女孩的情况下，婚姻就成了他们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部分村民中，也有村民选择了迎娶离异或者丧偶的女性，即便如此，在我开展调研的几年里，依然有很多适婚男性没有办法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在当地，男子25岁以上还不能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就已经属于“难找上对象的人了”。根据2016年年底所做统计，在212户“在村家庭”中，就有四十多位已经超过当地适婚年龄的男性村民，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光棍”。在走访中，我们也询问村民，以往存在的“换亲”和“倒插门”是否依然存在？村民反映，2000年之后，在自由恋爱成为未婚青年缔结婚姻的主要决定因素时，“换亲”现象便基本消失了，有村民讲：“现在都是娃娃们自己决定，你还说换亲，说得不到他们心头上，人跑到外面来都不来，你找谁去？做上门女婿的也很少见，有本事的不论是周围的还是外面的，人家都有办法找到对象，没本事的，就是倒插门也没人要。”
尚家沟村民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的变迁历程就是传统的延续与渐变相互交织的过程。从农业集体时代到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的通婚范围逐渐向外扩展，地理通婚范围从本乡、本县拓展至外县市、外省市，婚姻选择的社会范围也从近距离的、封闭的熟人社会逐次向远距离的、开放的陌生人社会转变。在村民通婚范围变动的同时，村民的婚姻自主权也在逐步加大，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展至2000年之后的完全婚姻自主。村民通婚范围的扩大和婚姻自主权的不断加强，同时也促生了尚家沟村民“结婚难”问题的加剧，致使婚姻“弱势积累”现象日趋明显。探索尚家沟村民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变迁的动因，我们发现，从农业集体时代到21世纪，村民婚恋观念与婚恋行为的变迁，除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外，生计方式的变迁更是起到了主要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注释】
[1]说话时直接说话，不称呼对方。
[2]在尚家沟及其周边，“脑”是里面的意思，比如，“你往里面去一下。”方言就是“你往脑里去一下。”脑山就指深山的意思，如上泉南侧有一小村庄叫沟脑，意思就是沟的最里面。
[3]参见邱泽奇、丁浩：“农村婚嫁流动”，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段成荣：“青年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载《中国人口》2015年第3期。
[5]是指舅舅的女儿嫁给外甥，姑妈变成婆婆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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