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的代际矛盾：父辈的顾忌被子辈的挑战取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登上了乡村的历史舞台：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农业集体经济解散，这一变革不仅带来了中国农业生产模式的巨大转变，也为乡村人际关系、社会互动的变化创造了条件。1981年，尚家沟农业社解散，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又一次分给了村民，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角色的回归是否意味着家长绝对权威地位的找回？答案完全是否定的。集体经济的解散，并没有让尚家沟年老的父辈再次找回集体化之前土地、牛马等生产资料的绝对掌控权，当然也难以找回曾经的家庭权威。相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父辈的家庭地位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年老父辈的家庭地位已经开始变得低于已婚子辈，有些甚至完全失去了家庭事务的话语权。

如果说农业集体阶段是传统代际关系的大致延续，2000年之后是传统代际关系的彻底颠覆，那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是尚家沟代际博弈和父辈权力衰败乃至旁落的过渡阶段。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两个时段的村落代际关系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就其变化和表现形态而言，八十年代主要表现为代际争斗，而九十年代则是代际争斗的结果——年老父辈的败北，绝大多数的他们彻底失去了家事的话语权。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直生活在尚家沟，对于这一时段山村的代际关系，我有着深切的体会。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尚家沟家庭代际冲突比较突出的阶段。有意思的是，这种代际冲突并不在于未婚子女与父辈之间，也不在于娶妻成家的儿子与父母之间，而是集中体现在儿媳和公婆，尤其是儿媳与婆婆之间。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村里很少听到儿子和父母发生冲突的传闻，但儿媳与婆婆的矛盾冲突，则是经常能够听到或者看到的。这说明，乡村代际关系的裂变首先是从缺乏血缘关系的婆媳开始的，毕竟在人们思想依然相对传统的八十年代，父子、母子“撕破脸皮”的冲突实在与传统格格不入，儿子会被人说成是“无义种”^[6]“连牲口都不如”；公公与儿媳“争斗”往往也会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你一个公公家跟媳妇子们闹啥啊！”我家所在的尚家沟上泉，是一个仰躺于山沟的自然村落，当时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村民的房屋参差不齐、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沟底泉窝和山沟两边平缓的山坡上。两个山坡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只有两三百米，村民居住得比较集中。因此，就是谁家的“鸡狗打架” 小猫生崽”这样的琐碎事情，“人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更别说吵架、打架的事情。那时，时常听到家里大人说起，“谁谁谁家的媳妇子又闹矛盾着哩”，也经常听到一些人家的婆媳在山村里相互谩骂的声音，有时甚至还会见到婆媳撕扯在一起的情形。

经过了代际关系相对平缓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之后，到了八十年代末，虽然也有一些儿媳依然不敢和公婆争斗，但绝大多数的儿媳已经开始公然挑战“屈从于公婆”的传统。这种代际争斗，随着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便逐渐有了结果：年老的父辈败给了已婚的子辈，他们逐渐失去了家事的掌控权和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八十年代儿媳已经敢于和公婆“闹事”，但绝大多数的她们在父辈面前还是保留了些许的顾忌，毕竟“公婆他们是长辈”。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情况就有了截然的变化：子辈对父辈的些许顾忌完全被父辈对子辈的忌惮所代替。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尚家沟代际关系从父子大致均衡向父辈低于子辈转变的过程。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已婚子辈逐渐占据了家庭的主导地位，家庭结构模式从父子主轴向夫妻主轴转变，当然，作为“主轴”的夫妻并非年老夫妻而是年轻夫妻。

在访谈中，提及这一时段尚家沟的代际关系，老人们基本都有着相似的看法，“刚包干到户那时候还好，和农业社差不多，绝大部分长辈地位还高着呢，儿子、媳妇子还听话。虽然儿子、媳妇子在家里也有说话的权利，但主要做主的还是家里的长辈”。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老人说话慢慢就不顶用了”，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家里完全就是儿子、媳妇子说了算，老汉们根本就做不了主。弟兄几个的，结婚时间不长就开始吵架、闹矛盾，和老人过不到一块。村子里除了几个性格特别好的儿媳妇，其他的都和老人闹别扭。三天你家媳妇子在闹，两天我家媳妇子在闹。婆婆和媳妇子吵架的时候，有些媳妇子驴长鳖短地啥话都骂。媳妇子们厉害得很，没见几个婆婆能把媳妇子降住的。”

虽然我于1993年前往外地上学，但我对尚家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代际关系表现依然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一阶段，子辈开始“忽视”甚至“无视”父辈的意愿，绝大多数“娶了媳妇的家庭”都过上了“鸡飞狗跳”的生活，“媳妇子们太厉害了”。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代际争斗，父辈最终“落荒而逃”，失去了对家庭的掌控权。笑冬在《最后一代传统婆婆》一文中提到了这一部分人，“她们年轻的时候是受气的小媳妇，等到熬成了婆婆又丧失了权威，两头不得益”^[7]。我母亲以及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那一代人，正是那些“两头受气的人”，充分反映了代际关系的时代变迁。她们“多年的媳妇”并没有“熬成婆婆”，相反，时代的变化反倒让她们在九十年代再次过上了五六十年代“受气媳妇”的生活，整天需要看着儿媳们的脸色过日子。村民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尚家沟绝大多数的媳妇们都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皇后娘娘”，充当起了家庭气氛的“主导者”：她们开心大家相安无事，她们不开心便死气沉沉地“就像发丧一般”，很多公婆和弟弟妹妹都小心翼翼地过着。“撴碟子掼碗”^[8]“比猪骂狗”对于这些媳妇们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和和气气过日子的没几个”。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代际关系相比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那就是已婚儿子的态度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如前文所提，在八十年代，虽然已婚子女已经敢于和父母“呛呛”^[9]，但已婚子女依然对父母有所忌惮，尤其是儿子并不会公然“无视”父母的存在，年老父辈还保留着很多家庭事务的掌控权和决定权。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已婚子女面前，年老父辈家庭事务的话语权逐渐衰败直至彻底丧失。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的儿媳、公婆争斗中，儿子还持有相对中立的态度，那么在父辈彻底落败的九十年代，已婚儿子也开始忽视甚至“无视”父母的存在。

与年老父辈家事决定权旁落同时出现的便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结构从传统的父子、婆媳核心转向了夫妻核心，当然这种夫妻是指年轻夫妻。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家是个绵延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向的，不是横向的，夫妻成了配轴。”^[10]在父子关系和婆媳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家庭，父亲处于家庭的权力中心，掌握着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儿子依附于父亲。在与儿媳的关系对比中，作为家庭财产掌控者的配偶，婆婆因靠近权力中心而处于优势地位，同样控制着相应的家庭内部事务。在这种结构关系中，无论日常的家庭活动，还是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都是围绕着公婆展开的，以考虑父辈（公婆）的喜好、思想和权益为主。说到这些，孙月兰讲：“过去社会里啥都是以家里长辈为主的，做饭啊、买个衣服啊啥的，得先考虑老人。家里要干个啥，得根据老人的时间来安排。平常家里走动的亲戚也主要是老人的亲戚，过年过节公公婆婆的亲戚是主要的。”历经八十年代的代际博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年老父辈家庭地位的衰落促使家庭重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虽然父辈（父亲/公公）依然是家庭法律称谓上的户主，但事实上，在夫妻（年轻夫妻）主轴取代传统的父子、婆媳主轴之后，年轻夫妻就完全掌握了家事话语权和决定权，成了家庭的“主角”，作为长辈的父母在家庭的舞台上从台前退到了幕后。年轻夫妻成为家庭的核心角色，既表现在春种秋收、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之中，也表现在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拓展的人际交往层面。说到这一点，村里一位老人讲：

家里有啥事，首先考虑年轻人，比如吃饭，得先考虑年轻人喜欢吃啥饭。你说有的时候你做下（饭），你如果做的饭软一些，或者做得有些淡，他们就不高兴，吃饭的时候就会叨叨，“一天蹲在家里连个饭都做成这样！”过年过节买东西，也是以年轻人为主。买个衣服啊啥的，儿子、媳妇子都是给自己和娃娃们买。（儿子、媳妇子）有心了就给你买个，没心了就是过年也不给你买。再比如说地上干活，今个^[11]是干活呢还是休息，不是看老人的情况，而是要看年轻人的情况。你比说春上种地的时候，本来说好的今个要去种麦子呢，结果到了人家又说今个忙着呢，要到镇上买东西呢，那就只好不种了。所有都是根据他们的闲忙来定的，人家不管你有没有事。

与此同时，家庭人际交往网络也发生了改变，以父母为中心形成的人际关系逐渐淡出了家庭人际交往的范围。访谈时一位老人讲：“除了舅舅、姑妈、姐姐、姐夫这些近的亲戚外，其他稍远一点的亲戚慢慢就不走动了。就是过年过节这些亲戚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待很长时间。”与之相反，以年轻夫妻为中心构成的人际关系成了家庭的重点来往对象，无论是日常人情往来，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基本都是围绕儿子儿媳的亲戚朋友展开。“家里来的客人，不是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就是儿子交往的一些朋友”。当地有句话讲：儿子结婚以后，“媳妇子的亲戚坐炕头，爹妈的亲戚立到门背后”，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九十年代尚家沟家庭代际关系的显著变化。说到这一点，村民陈开知也讲：“家里来的基本上是儿子、媳妇子的亲戚朋友。吃饭啊，喝酒啊，那都是围着一群年轻人，很多时候爹妈就不在桌子上吃，避到别的地方去了。总的一句话，就成那们（儿子儿媳）的天下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儿媳和公婆家庭权力的争斗最终基本都以公婆的惨落败下帷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父辈地位日趋下降、子辈地位不断上升的代际关系变迁态势中，年轻媳妇家庭地位的上升尤为突出，她们不仅将公婆“整治”得服服帖帖，很多媳妇还将自己的丈夫也“拿捏”得稳稳当当，成为家庭财产的实际管理者和家庭事务的真正决策者。提起这段时间尚家沟儿媳的“厉害程度”，村里一位老人讲：“那时候媳妇子们就不得了了！她们就是家里的掌柜的，啥事都是她们说了算，公公婆婆完全得看儿媳妇的脸色。有的家里男人厉害点，能把自己的媳妇子拿住的话还行，拿不住的那媳妇子就是家里的皇后娘娘。你男人说是给爹妈买个啥东西，你得先请示媳妇子，媳妇子说行，你就买，媳妇子说不行，那就没办法。” 就儿媳妇“权力”有多大的问题，访谈中，一位老人举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你就说是借东西或者借钱，那肯定是媳妇子们做主。借得上借不上主要看是谁的亲戚来借，你如果说来借钱的人是公公婆婆的亲戚，比如说是舅舅啊、姑妈啊这些人，或者是男人的哥哥兄弟、姊儿妹子，借钱的人也不向公公婆婆开口，他们也知道公公婆婆没钱也没那个权力。他们向家里的儿子张口，那儿子自己能不能决定啊？那肯定不行，他不敢，再说大部分都是媳妇子管钱，他得去和媳妇子商量，而商量的结果是十个有九个不给借。但是你如果说来借钱的人是媳妇子的亲戚，比如说是她的娘家人，那借钱的人问谁呢，都是向媳妇子开口。媳妇子借不借钱，她不跟公公婆婆说，公公婆婆做不了主也没那个必要，她会跟丈夫商量，当然商量的结果往往是能把钱借给她的娘家人。”(www.xing528.com)

问题在于，为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尚家沟会出现比较激烈的代际冲突？又是什么因素促使父辈在代际冲突中一败涂地，进而使得他们在九十年代彻底失去了家庭主导地位？年轻媳妇的家庭地位为何会遽然上升，完全改变了中国男人当家作主的传统？

第一，生计方式的转变凸显了年轻人创造家庭财富的价值，提升了他们的家庭地位。正如前文所讲，虽然听起来很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影响和决定家庭成员家庭地位高低的因素中，财产创造的多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尚家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但是，生产单位的回归并没有恢复老人财产的掌控权力，因为土地等资源的分配是按照“户”“口”结合的方式进行的。按照人均进行的土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父辈对家庭财产的掌控权力，“成了家的年轻人跟爹妈闹矛盾的时候，有的就说呢，你把农业社分给我的地给我”。而且，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春种秋收之余，尚家沟的小伙子们开始前往炭山岭煤矿、九条岭煤矿、双龙沟金矿等地“搞副业”，务工收入远超在家务农所得，家庭财产获得层面的优势提升了子辈的家庭地位，其中也包括了儿媳的家庭地位。

第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代际冲突实质上是传统代际关系的延续与变迁相交而产生的代际博弈。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父子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代际关系，就是在经济制度、思想宣传有了极大改变，成年子辈有了些许话语权的农业集体经济时代，年长父辈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家庭事务的决定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传统思想遭遇生计方式变化而出现的矛盾冲突便日趋显现了出来：集体解散之际生产资料按“人”分配的方式使得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部分土地等资产的主张权利，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出务工又使得年轻人在家庭财富创造中凸显了优势。如果说受传统思想或者群体压力的影响，已婚儿子还不敢或者不愿去挑战父母家庭事务的掌控权，但对于外来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来说，这是她们所不能忍受的，在自己丈夫成为家庭财产主要创造者的时候，凭什么还要听命于公婆？村里老人讲：“那时候媳妇子们一吵架就说，钱还不都是我男人挣下的！”在自己丈夫有意地默许或者无奈地接受下，这些儿媳妇们便率先挑起了争夺家庭权力的矛盾冲突。

第三，国家基层组织干预的缺失和传统宗族影响的消失使得年老父辈失去了维持家庭地位的社会环境。我们知道，虽然代际关系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它又始终处于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之下，体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在农业集体时代，国家力量强势介入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传统父辈的家庭地位，而农业集体经济的解散，则极大地瓦解了基层组织对于社会个体思想行为的控制。“原来谁家的儿子、媳妇子不孝顺，队长收拾呢！”在集体解散之后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小组长）的陈开明说：集体解散后就不一样了，谁吃的谁的饭，你队长喊着大家开个会都没人日顾，更别说人家家里有矛盾你还去管？”与之同时削弱乃至消散的，还有来自家族的力量。提起这一点，陈开知讲：“过去手里^[12]年轻人对爹妈不好，婶娘叔老子会说甚至还可能打呢！到后来就不一样了，谁家儿子、媳妇子对爹妈不好，你还说不成，你一说，人家还扯住跟你嚷仗哩，‘你好了请到你家里养去！’”

第四，“娶妻难”问题的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儿媳家庭地位的提升。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尚家沟越来越多的未婚女性外出务工，“开了眼界的女娃们”更多开始选择嫁往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吃水方便、经济条件好的“川区”，“娶妻难”成了严重困扰尚家沟适婚男性的棘手问题。很多村民选择了通过“换亲”“倒插门”或者“娶二婚” 的方式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即便如此，还是有数量不少的男性很难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婚姻“供求市场”的不平衡致使嫁到尚家沟的年轻女性充分意识到了她们的“价值”所在，她们完全有了“讨价还价”的底气，这些也成了她们敢于挑起家庭矛盾的资本。在家庭矛盾发生时，“有些儿媳妇就会直接说‘不行就离婚’。我们这里也有人家的儿媳妇跑掉的，娃娃扔下，一个男人家根本就没办法”。

据村民讲，“跟风”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年轻媳妇们家庭地位上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说起九十年代“儿媳妇们越来越厉害”这件事，孙月兰说：“就这么大个庄子，谁家有事大家都知道。谁家的儿媳妇厉害，别的儿媳妇也学呢，跟着闹开了，你咋办呢？你不可能天天跟那人家打锤炮仗^[13]的，那就随着人家的性子呗。”说到这一点，同样作为“两头不得利”的张明花也说：“我们当媳妇子的时候知道丢人的，但后面来的这些媳妇子们（指九十年代的年轻媳妇们），就不知道羞的啊！”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与之前相比，尚家沟的分家形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代际关系的变动状况，值得一说。前面说过，在农业集体时代，一些年轻夫妻就已经开始主动提出分家，但那一时段的分家是一对年轻夫妻搬离“主家”单过，至少留下一对已婚年轻夫妻与父母以及未婚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鲜有已婚年轻夫妻搬离主家，只留下未婚弟弟妹妹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情况出现。但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分家呈现“结一个分一个”的“系列分家”趋势，也就是成年儿子结婚之后选择分家，主家留下父母和其他未婚兄弟姐妹生活的分家现象。老人们讲：“家里有弟兄几个的，老大成了家，过不了多长就会提出分家，有的儿媳妇进门没几天就要求分家自己过。”当所有儿子都陆续结婚之后，父母最终会选择和一对年轻夫妻生活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多是最小的儿子儿媳，也有父母会选择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这些分家单过的年轻夫妻，分家时只是分走了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土地、房屋、粮食和锅碗瓢盆。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分家依然属于“分爨型分家”，即已婚子女分得相应的家产份额并搬离主家，而绝大部分家产仍旧属于父母和其他未婚兄弟姐妹。从这种分家的形式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分家过程中，年长父母依然有一定的权力，这与日常生活中话语权、决定权缺失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儿子儿媳决定家庭事务，但在分家时却正好相反？“一是九十年代家里的房子、牛羊还都是老汉们巴挣^[14]下的，分家的时候老人当然有说话的权力；二是平常家里公公婆婆没办法得让着（他们），天天家里淘气^[15]也不是个事，人笑话哩。”对此，村里老人说：“再说了，分家了以后又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谁过谁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代际关系的变化还表现在家庭所重对象上，“重幼轻老”逐渐替代了“重老轻幼”。在规范和调节家庭关系方面，“孝道”始终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规范和阐释家庭成员关系的核心内容，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16]“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17]“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18]。“孝道”包括了事亲、尊亲与顺亲。在国家层面对事亲、尊亲、顺亲等“孝道”思想的倡导以及对事亲、尊亲、顺亲典型进行表彰的影响下，贯穿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父慈子孝”始终是代际关系的主流形态。就是在政治、经济、思想宣传发生巨大变化，子辈家庭地位有所上升，代际关系逐渐趋于平等的农业集体时代，父辈依然是家庭的重心，得到了子辈很好的重视、关心和照顾。一位老人说：“农业社后期（儿子、儿媳）也跟爹妈呛呛呢，但还是啥都先考虑老汉们。你比说吃饭，饭熟了，都是老汉们坐在炕上，家里的儿子、媳妇子自己，或者叫娃娃们先给老汉们端（饭）。那时候家里养只鸡，都是等着下个蛋，卖掉换些洋火、煤油、盐这些东西，家里别的人都不吃鸡蛋，只有老汉们每天早上吃一个。”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重幼轻老”彻底替代了“重老轻幼”。家庭关注与照顾的对象从老人转向了年幼一代，老人不再是被尊崇和照顾的对象，家庭所重排序从“父—子—孙”转向了“孙—子—父”。在村里访谈时，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讲，“老汉算个啥？社会颠倒掉了，老子成了孙子了，儿子成了老子了，孙子成了爷了。啥事都是考虑小的，老的你一边站着去，谁还会考虑你的感受呢”。说到九十年代家中老人、孩子的角色转换，陈开武尕爹说：

啥事都要先考虑娃娃，而不是家里的老汉。你就拿吃饭打个比方，原来吃饭是先给家里的老人，到九几年吃饭先是家里的孩子，有啥好吃的也都是孩子们吃，而不是老汉们（老人们）吃。过年过节买衣服也先考虑孩子，再是他们儿子、媳妇子，最后才考虑家里老汉呢。钱多了还给你买个呢，钱少了就根本提都不提。家里孩子们一年换几身衣服，有些老汉一年四季就那一身（衣服），冬天就是里面再套一件厚的。很多年轻人到外面打工，又不说是打电话问一下老汉们，每次打电话就都问娃娃们怎么样了。家里娃娃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不得了，得赶紧找大夫看。你老人生病了，除非你病得厉害，不然就没人管啊。那（儿子儿媳）才不管你爹妈好着没有，真就应了我们这里的一句老话，“爹妈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末九十年代初，虽然尚家沟年老父辈的家庭地位逐步下降，已婚子辈成了家庭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但打骂、虐待年老父母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尚家沟上泉的张腊梅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她开启了村落打骂公婆的先河。张腊梅打公爹李文祥的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据村民讲，在家庭矛盾无法调和、不得不请人前去商量分家时，众目睽睽之下，张腊梅“一下就扑了上去，在公爹李文祥的脸上扇了几个嘴巴”。这成了当地第一个打公婆的儿媳。这件事让当时的村民都感到非常“震惊”，虽然八十年代中后期尚家沟的儿媳们已经开始公开挑战公婆权威，与公婆吵架的事情已经十分普遍，但真正打公婆的事情还是极其少见。因此，张腊梅“扇公公耳光”的行为既让人无法理解，也让人无法接受。最后，人们将张腊梅扇公爹耳光的原因归结为“不是亲生的”，因为张腊梅的丈夫是过继的儿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村里老年人始料未及的是，2000年之后，尚家沟也出现了亲生儿子儿媳打骂、虐待父母（公婆）的行为。人们慢慢地适应、接受了这种现象，不再对此觉得十分惊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