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悬置对村落秩序的影响

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了尚家沟，他们或常年务工，或举家外迁，致使作为基层事务的主要治理者——尚家沟村委会——基本处于“悬置”状态，更是失去了对村民思想行为的管束。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悬置”状态和更加弱化的乡村社会控制，并没有使得尚家沟延续九十年代纷乱的村落秩序，相反，尚家沟却奇迹般地进入了一个矛盾冲突锐减、偷盗行为几近销声匿迹的阶段。

如果说，集体时代“政治成分”为标准的村民阶层划分是马克思“一元”阶级理论的充分应用，那么，2000年之后村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状态则更适合采用马克斯·韦伯“多元分层”的分析视角。我们知道，多元社会分层的标准包含了职业、声望、家庭收入、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因素，但鉴于“社会职业”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身份、职业声望、消费状况等核心内容，在相关的学术领域，主流观点是倾向于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核心标准。^[9]虽然不尽准确，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具体从事的工作就是个体的生计，因此，我们还是倾向于采用“生计”来分析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的社会分化状况。整体而言，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呈现着越来越明显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第一，考学外出的人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村里更多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医院、法院、检察院、学校、基层政府等单位。仅上泉一地，2000年之后就陆续有十多名学生考上大学。第二，外出务工村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务工工种趋于多样化发展。进入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务工机会和务工选择，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尚家沟情况亦是如此，弃农务工现象日趋普遍。第三，在村农业经营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弃农务工”致使尚家沟大量耕地被撂荒，这给留村专一务农的村民提供了扩大种植面积的机会，吴星红、陈红川、孙国友、胡文明等人，就分别种植了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农田。在种植庄稼的同时，他们还少量饲养牛、羊、猪等家畜。第四，部分村民专一从事小本生意。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2000年之后，无论是在村还是不在村村民，都有一部分人在张家墩、古浪、武威以及其他地方以零售、家电修理、空调销售安装等为生。

依赖何种方式维持生计，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消费状况、社会身份等多项内容，在对村民社会阶层进行调查分析时，我们采取了以生计方式、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条件为主，村民主观评定为辅的方法探究了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的分层状况。

第一类，公职人员。前面说过，2000年之后，尚家沟又有许多学生经由升学考试“端上了铁饭碗”，对于“土里刨食”的人们来说，大学毕业找到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的确是绝大多数村民羡慕的对象。据了解，除“个别混得非常好的人”之外，这些人年平均收入大致在三到五万元之间，这与年人均收入在2000到3000元之间的在家务农村民相比，高出了许许多多。无论是按照经济收入还是根据村民主观认定，与尚家沟种地为生的村民相比，这部分人的阶层地位相对要高。

第二类，外出务工村民。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外出务工，其中包括年轻女性村民，他们多在城镇建筑、餐饮、超市等场所务工，也有一部分从事摘棉花、摘枸杞等季节性劳动。据了解，除了个别包工头”之外，进入城镇务工村民的月收入一般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对于外出务工的村民而言，虽然某些工作的收入非常可观，每天收入在300元左右，但问题是，如此“高薪”的工作往往并不稳定。外出务工村民讲，“一个工程结束后，很难在短期内再次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所以，每年“也只能做够六到八个月”，很多时候务工人员处于待业状态。总体来讲，尚家沟外出务工人员的年收入一般有两到四万元，但无论如何，还是超过了单纯在家务农村民的收入。

第三类，在家务农村民。受高海拔、低气温、干旱少雨等条件的限制，即使到2017年前后，尚家沟村民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依然比较有限，村民多种植蚕豆、豌豆、小麦和土豆。据村民讲，在风调雨顺的年份，每亩蚕豆和土豆的收入为1000元左右，每亩小麦的收入为400元左右，每亩豌豆的收入为500元左右。按照每人三到四亩农田来计算，每人每年种地所得收入一般在2000到3000元之间，远低于通过高考参加工作和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对于在家种地，很多村民都认为“划不来”，有村民讲：在正常年份，家里种十亩地，得两到三个人务习^[10]，一年大约收入七八千元，最多也就一万元左右，除掉投入的化肥、种子和人工，最终收入不了多少（钱）。”当然，在家务农的村民当中，也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比如种植五六十亩耕地的陈红川、吴星红和孙国友，家庭年收入一般在三到五万元之间，属于务农村民中条件不错的农户。

第四类，在古浪及外地做生意的村民。对此类村民收入状况的了解具有一定的困难，主要在于他们也不大愿意透露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是，根据这些村民的生活状况和其他村民的反映，绝大部分此类村民的收入应该都高于在外单纯务工或者在家务农村民的收入。

第五类，经济比较困难农户。如前文所讲，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外出务工村民大都选择金矿、煤矿和芒硝矿务工，一些村民在金矿、煤矿务工时，遭遇意外而致残、致死，或者罹患疾病。据统计，截至2017年1月，尚家沟外出务工村民遭遇意外事故累计死亡19人，瘫痪3人，患尘肺病4人。与其他家庭相比，此类家庭大多依靠种地和低保来维持生活，属于家境比较困难的农户。此外，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还包括子女外迁而独自生活或者被儿子儿媳“分出来”的老人。

上述分析表明，生计方式不同，村民的生活状况亦有一定的差异。在充分感受到了不同生计方式下生活条件的差异之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撂荒了耕地，常年外出务工，或举家迁居他处，这又直接导致村落出现了“空心化”和基层组织“悬置”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资源匮乏的西部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处于一种“悬浮化”状态。在此类农村，由于缺乏资金，基层组织没有能力和动力为村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基层组织“悬浮”于村民之上。这种情况在尚家沟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村民常年外出务工和举家外迁致使尚家沟趋于空心化，在引发老人、儿童留守等问题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基层工作的开展。

前面讲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削减了基层组织的职权范围。根据工作职责规定，尚家沟村支部和村委会主要负责村级党务公开、村务公开以及重大事项决策等事宜。

如表3-1所示，尚家沟村级党务和村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说法，属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混到了一块，他们将村级党务和村务工作内容列到了一起。在2016年前后，尚家沟原本数量不多的党员村民大都离开了村庄，致使党务工作开展困难重重，尚家沟基层工作主要为村务工作。事实上，在村务工作方面，也存在所罗列职责范围全面，但实际工作不多的现实问题。据村委会工作人员讲，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尚家沟村委会并无“集体资产处置”“村集体资源项目投招标”“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等事务可做，而在大量村民举家外迁，很多房屋闲置的情况下，“农村宅基地初审”也基本形同虚设。因此，村委会村务工作范围也十分有限，主要有贫困认定、贫困补助发放、养老金发放和扶贫贷款预审等工作。

表3-1　尚家沟村支部与村委会职责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滞后，无任何村级企业，村委会缺乏资金来源，基础建设、村民帮扶资金均来自上级拨款，这让村委会成了上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传话筒”或者“传递员”，这在加大村委会工作难度的同时，也使得村委会工作人员出现了工作懈怠的状况。

2016年春节前后在尚家沟做调研时，我们去了村委会。可能是正值春节的缘故，村委会大门紧锁，院门附近的雪地上也没有多少脚印，显然，很少有人前来村委会。村委会所在院落共有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杂物间四间房屋，虽然国家在大力提倡和重点扶持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但尚家沟依然没有农家书屋、棋牌室等村民学习和娱乐的基础设施。在翻阅档案时，我们也没能找到每年村民和村民家庭迁入迁出等信息的统计资料。据村委会工作人员吴星红讲，在资金和人力缺乏的情况下，村委会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他说：

现在工作实在不好干，一个是队里没人，都是些老汉娃娃，做啥都没人。2010年开始，我们队的井水就越来越少，到2013年的时候，就纯粹弄不上来水了。家里有年轻人还好，开上三马子（三轮车）到一棵树啊这些地方拉水，那些家里只有老汉的人，就吃不上水啊！当时把大家喊到一块说收拾一下，但说不到一起，有三轮子的人家不愿意，说工程大得很，再过几年就要搬到黄花滩上去呢，都不愿意出钱。就那些吃不上水的老汉们想修一下，但这些老汉们要钱没钱要力气没力气。2009年县上给了笔钱，专门修了一条水泥路。但是路修好后新的问题也来了，一到冬天下雪，水泥路就滑得不行，摔过几次摩托车，担心出事，（队长）早上还得喊着人去扫雪。你说现在很多人家里只有老汉、妇女和娃娃，有时候就没人去嘛。不喊不行，喊了也不行，喊得厉害了那还说你老子死掉了吗？清早八生地^[11]你叫魂呢。我这个队长就是个“报丧队长”，除了不拿个“丧棒”^[12]，再就和老子死掉孝子“报丧”的差不到哪里去了。你说队里有啥事情，你给人通知，那就没人听啊！有啥事你喊着叫大家来开个会，你把嗓子喊哑了都没人来，没办法，咋办呢？你就得一个一个上门给说去，你说我不像个“报丧队长”还像啥？现在庄子里的事情不好管，谁家过的是谁家的日子，那（他们）又不靠你队长吃饭，除了领扶贫款庄子里的人还积极一些，再就做啥事都没人理。好在我们庄子里现在吵架、打架的少得多了，谁都忙着挣巴^[13]自己的光阴^[14]呢。矛盾多一些的主要是家里老汉们和年轻人的矛盾，但你现在又说不成，你说了儿子媳妇子还骂你呢，说你吃得不多管得还宽得很。

在劳动力外出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相关研究中，张学超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农村犯罪率的上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5]张海鹏、陈帅在对全国225个村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也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每增加1%，将使农村刑事犯罪率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案件发生率分别增加0.28%和0.62%。^[16]类似的很多研究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劳动力外出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前往尚家沟调研的2015、2016和2017这些年，虽然尚家沟的基层组织也愈加显示出“悬置”的状态，但村落的秩序并没有因为基层组织管束的进一步弱化而变得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糟糕，相反，曾经盛行于九十年代的邻里矛盾冲突、偷盗行为和赌博行为却越来越少，有些甚至完全消失了。

尚家沟风气大为好转的一个表现是打架斗殴事件明显减少，这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访谈时，有村民讲：“现在庄子里安稳得很，除了有些人家里闹矛盾之外，庄子里人和人之间矛盾少得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样，“打得头破眼瞎”，住进医院的事情就更为少见。对于这一变化的原因，村民认为，主要在于利益相关的减弱，“原来闹矛盾是你占了我家的地，或者我的牲口啃了你的庄稼。现在不一样，你把地给人可能都没人要，谁还为个地埂头子生那个闲气？”同时，邻里互动方式的改变也是矛盾冲突锐减的根源之一。在八九十年代，社会支持的需求决定了邻里之间互动的紧密性和频繁性，但联系紧密、互动频繁的邻里关系，在获得他人支持的同时，也必然会引起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在000年之后，大量村民外出以及农业种植的机械化发展，改变了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外出村民更加注重务工时构建的社会支持网络而非原来的邻里关系，留村的人们也不似以往那样必然地依赖邻里关系。“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完全可以依靠机械和服务机构。”陈汉川说，“现在大家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互相不交染^[17]，谁咋地个和别人也没关系，矛盾肯定就少了呀。”

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进入2000年之后，尚家沟另一显著变化是偷盗行为的减少甚至是销声匿迹。前文讲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尚家沟偷盗行为频发的时段，偷盗行为猖獗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村民院子里不能放置任何东西”，“就连挂在门上的门帘子晚上都会被人揭走”。但与之形成截然对比的是，进入2000年之后，偷盗行为“就逐渐开始减少”，再到后来“就很难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关于这一变化，陈汉川讲：

九几年我们这里偷东西的多，偷人家的麦捆、豆笼，偷山里的木头。也就是到了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里的风气就好了，再也听不到偷东西的了。为啥呢？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谁还偷那些东西？原来人们要到山上偷些木头做柴烧，或者做个榔头把、铁锨把、木锨把，现在别说到山上去偷，就是说给你个木头让你到山上去背回来，都没人愿意去。花上300元钱拉上一吨煤就能烧一个冬天，你说做锨把，现在到市场上做好的都有呢，也值不上几个钱，谁还去山上偷木头去？原来人们偷别人家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东西，现在根本就没人动（去偷）。我们这里现在种洋芋，秋上挖出来就放在地里，就是放上几个晚上都没人去动。谁都觉得划不来嘛，与其偷你的那些东西还不如到外面打工，一个月少少地^[18]挣上2000元到3000元，也比你去偷人家的那点东西好。

第三个变化便是赌博行为的减少直至消失。我们在尚家沟调研的几年里，虽然逢年过节也有村民聚在一起，“放几个小钱”，玩斗地主、炸金花或者掀牛九^[19]，但输赢的额度都非常小，完全达不到赌博的层次。按照村民的说法，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和“逗乐”而已。以前那样动辄上千上万输赢的赌博行为已经非常少见了，即便是曾经赌博行为盛行的尚家沟阴屲、阳屲和耕读坡，情况也是如此。问及这一现象发生变化的原因，村民讲：“现在赌博的都是那些没上几天学，又吃不了苦，或者家里比较有钱的。现在生活条件是好了，可是开销也大了呀，谁都想着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呢，没几个人玩那东西。现在庄子里赌博的人少，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年轻人聚在一起玩个一块两块的，真正赌博的人都到外面去了。”(www.xing528.com)

回顾尚家沟社会阶层、社会秩序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为村落社会阶层、社会秩序的转变提供了决定性场域，而在其中，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又强力地影响和改变着村民社会阶层和村落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摧毁了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改变了乡村社会阶层；农业集体解散，地富帽子的摘除和农业生产经营权利回归家庭并没有恢复传统乡村的治理模式，生计方式发生变动，基层组织权力弱化的同时，又使尚家沟进入了一个邻里矛盾多发、偷盗事件频繁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生计方式变化，又促使村民弃农务工，远走他乡，进而致使基层组织悬置”，村民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动也使得村民之间逐渐趋于疏远、淡漠和理性化，而村民之间利益相关性的减弱正好促使了村落秩序的转变，曾经的邻里冲突、偷盗事件越来越少，有些甚至完全消失。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家宏观因素和村民生计方式等多力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变化的。

【注释】

[1]拔廊房子是当地一种门窗、前墙为木质、有2.3米左右廊檐的房屋。“大五彩堂屋”属于“拔廊房子”中最好的一种，“大五彩堂屋”是指在拔廊房子的廊檐前、廊檐柱子前、门头顶等地方有五处雕刻成“龙凤呈祥”“狮子滚绣球”等图案的木质“花槽”，所以在当地被人叫作“大五彩堂屋”。

[2]言传，方言，叫或者招呼的意思。

[3]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13条第1款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合作社集体所有。”

[4]庄子是院落的意思，在尚家沟人们修建房屋院墙时，多是夯土成墙，人们称之为打庄子。

[5]日顾，方言，理睬，看重的意思。

[6]央着，方言，央求的意思。

[7]在生产队转变为村民小组之后，尚家沟的人们依然按照习惯将小组长称呼为队长。

[8]由于当地气温比较低，为了能让收割的粮食变干燥有利于碾打，村民将成熟收割的豌豆绕在一起立起来，当地的人把这叫作豆笼。

[9]李培林：《话说社会分层（代导言）》，载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主编：《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0]务习，方言，操心、劳作的意思。

[11]清早八生地，方言，大清早的意思。

[12]丧棒，在当地，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之后，儿子要拖着粘满白纸的棒子挨家挨户去报丧，以告知大家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的消息。

[13]挣巴，方言，奋斗、努力的意思。

[14]光阴，方言，生活、日子的意思。

[15]张学超：“河北农村犯罪现状及对策——部分县（市）实证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6]张海鹏、陈帅：“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犯罪——基于中国村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劳动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17]交染，方言，交往、有利益往来的意思。

[18]少少地，方言，至少的意思。

[19]“掀牛九”是我国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牌类游戏，多流行于年龄较长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