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务工，逐渐弃农务

进入2000年之后，在国家和西北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尚家沟村民的生计结构模式也有了新的改变，村民生计结构由之前的“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兼具其他”转向了“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甚至“弃农务工”的结构。对此，我们将从尚家沟村民不同生计方式中从业人数和收入比重来进行分析。

对于尚家沟的人们来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曾经视若珍宝，为之争得“邻里反目”，甚至打得“头破眼瞎” 的耕地，到2000年之后，特别是2010年左右，彻底失去了吸引力。他们不但撂荒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山顶、陡坡上开荒所得的耕地，甚至还放弃了很多平缓区域的农田。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务工成了他们的主业，他们或种植小块耕地，春种秋收之际返回收割，或长年在外务工，或直接举家外迁，弃农务工成为尚家沟普遍存在的现象。镇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尚家沟在村人数为428户1926人，2016年该数据为393户1659人。但据村民反映，实际在村人口户数远低于政府提供数据，因为很多人家处于“户在人不在”的状态。为准确掌握这一数据，我们以2016年为界，重新统计了尚家沟村民家庭户数，并将在册农户分为“在村家庭”和不在村家庭”。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尚家沟在册村民中，“在村家庭”户数为212户，“不在村家庭”户数为265户。

为把握尚家沟村民生计结构的变动形态，我们对上述两类家庭的生计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2-1所示，212户“在村家庭”中，“专一务农”家庭67户，占在村农户总数的31.7%；“弃农务工”家庭为15户，占在村户数的7%；“务工、务农兼具”家庭89户，占在村户数的41.9%；其他类型（包括经商、务农兼经商、无劳动力家庭等）家庭共有41户，占在村户数的19.4%。“不在村家庭”中，有69户在新疆、金塔、瓜州等地种地为生，约占不在村家庭总数的26%；“完全务工”家庭户数为107户，约占不在村家庭总数的40.4%，此类村民主要在新疆，甘肃白银、武威，青海格尔木等地务工；另有38户在外自己种地或承包他人土地，农闲之际在所在地周边打短工，约占不在村家庭总数的14.4%；此外，“不在村家庭”中亦有51户主要在新疆、甘肃武威等地从事经营小商店、家电修理、空调销售安装等工作。

表2-1　尚家沟村民家庭生计方式统计表（2016年）^[11]

表2-1统计数据显示，“在村家庭”中，专一务农家庭占比为31.7%；专一务工和务农兼务工的家庭占比为48.9%；而在“不在村家庭”中，务工家庭或其他家庭比重高达59.6%。由此可见，进入2000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尚家沟从事农业种植的家庭数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到2016年年底，以务工为生的家庭数量在尚家沟的村民家庭中已经占了绝大多数。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继而，为促进农村的发展，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我国又在农村实施良种补贴，并且为种地农户发放种子、地膜、化肥，提供农机补助、机耕补助、家电补助、危房改造补助、贫困家庭补助、贫困家庭学生补助等等，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较，应该说，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照。问题是，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农业生产大力补贴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大量的村民弃农务工？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多有探讨，很多研究者认为，农村的“推力”和城镇的“拉力”乃是大量农民“弃农务工”的原因所在。那么，在尚家沟，又有哪些具体的原因？

动因之一，日益攀升的消费需求和持续低迷的农业收入迫使村民做出了“弃农务工”的选择。问及“弃农务工”的缘由，就其推力而言，村民最多的答复是“农业收入没提高”但“开支大了”，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在农业收入并没有显著增长的情况下，村民家庭支出却在不断上涨。2016年调研时，陈汉川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

你原来过年喝几块钱的酒，到后来十几块钱的，再到现在几十块钱的，你跟不上不行啊！供养娃娃这一项，开支就多了。原来娃娃们穿的衣服，穿点随便的就行，现在的娃娃，你给穿得差了，那就不行啊，就说超不过（别人）也得差不多。再说孩子上学，你说是不收学费了，可是娃娃们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得住宿，一年的伙食费，买各种学习资料的费用，买零食的钱，你不到外面打工就供不住。亲戚朋友过事情（婚丧嫁娶）随礼也在涨，原来几块，到后来十几块，现在随礼一般都得一到两百。还有我们这里娶媳妇的花销，这几年光彩礼就得七八万，算上衣服钱、首饰钱、过年过节给的钱，杂七杂八算下来，你没有十二三万打不住。但是农业收入没涨多少啊！我们一家有十多亩地，一年主要种大豆（蚕豆）、豆子（豌豆）、麦子，再就是种些洋芋自己吃。春天不旱，秋天不涝的情况下，一年能收入个一万过点。如果老天爷不好，就收不了那么多。你想我家里的情况，三个孩子上学，一年学费、生活费，所有算下来就得两万多将近三万。别的吃吃喝喝、人情往来还不算。你不出去打工能行？

动因之二，代际转变是年轻一代村民弃农务工的主要原因。在尚家沟，类同于陈汉川这样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家庭生活压力，但对于年轻一代的村民来说，他们选择务工的动因并不完全出于生存所需，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农民工的代际划分，有研究者将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民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将出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务工人员界定为第二代农民工^[12]。笔者认为，根据其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并不能将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们排除在第一代农民工之外。作为一代和二代农民工的人们，在其身份认同、职业选择上存在着显著差别。对于第一代外出务工村民来说，外出务工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无论其务工时间多久，他们最终会回到家乡。但对于第二代外出务工村民来说，外出务工是增加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更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些出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他们大多在学校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不曾有过“正儿八经”的农业生产经历，他们缺乏对故乡和土地的依恋。因此，在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之后，他们选择了外出务工，并将之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访谈时，我遇到了几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村民，他们中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外地。之所以不选择回到尚家沟，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没种过地，不会种地，对种地不感兴趣；二是觉得种地没前途，到外面打工，再差也比在老家种地好。”

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比，2000年之后，在村村民的农业经营模式也有了一定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或举家外迁，尚家沟在村农户的数量逐步减少。2016年我在尚家沟做调研时，四个村民居住点除尚家沟阴屲、阳屲居住农户相对较多外，上泉、下泉和耕读坡阴屲、阳屲，每个居住点也仅有十余户村民。居住农户的减少，加之国家农业政策的变动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尚家沟农户种植耕地面积、农业经营内容、作物种类和生产工具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第一，农户土地耕种面积出现了较大变化。进入2000年之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弃农务工”的行列，这一现象的出现导致尚家沟大片耕地被废弃，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为在村村民提供了扩大种植面积的机会，由此出现了一些“种田大户”。专一在村务农家庭的耕地一般较多，在几十亩甚至上百亩之间，而务农兼务工的农户，部分家庭种植十三四亩农田，也有一些家庭仅种植三到五亩。在尚家沟上泉，陈红川、孙国友、吴星红、陈汉川、陈玉川、陈吉川等村民的农业种植方式就具有很好的代表性。2019年之前，陈红川一家选择留在村里种地，耕种农田面积大约有四五十亩，此外还有孙国友、吴星红也是如此。陈汉川、陈玉川则选择了务工务农兼具的谋生方式。陈汉川父母都年事已高，陈汉川在农闲之际外出务工，父母、妻子在家务农。相比之下，经营的农田比陈红川要少得多，大约十二三亩。陈玉川家中情况也是如此，他的父母都已六十多岁，家中还有两个孩子上学，需要照顾。因此，陈玉川一家选择了务工兼务农的谋生方式：陈玉川外出务工，父母、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和种植庄稼，家中种植了大约十二三亩农田。陈吉川则选择了夫妻俩长年在外务工，他的父母一人在家种地、放羊，一人在古浪县城租房专门照顾四个孩子上学，类似他们这样的家庭，种植农田相对更少，仅有三到四亩。

第二，作物种植类型与结构有了显著变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种植的作物以小麦和豌豆为主，种植小麦、豌豆两项的耕地面积占农户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剩余土地种植少量土豆、油菜、箭筈豌豆、胡麻等作物。2000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尚家沟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类型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农作物种植结构有所调整，且种植的目的从自用转向了销售。由于小麦、豌豆的市场价格持续低迷，而蚕豆价格相对较高，受此影响，村民开始大量种植蚕豆。大约从2010年开始，蚕豆成为当地主要的种植作物，蚕豆的种植面积占尚家沟农作物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小麦和豌豆的种植面积明显减少，很多家庭仅种植少量小麦用于自食，而种植耕地面积较少的农户，像陈吉川家，已经不再种植小麦，家中食用的面粉都从市场购买。第二个显著的变化是农业种植作物类型有所拓展，人们开始种植药材等经济作物。尚家沟地处高寒亚干旱地区，适宜于羌活、黄檗、沙参、黄芪、柴胡、党参、秦艽等中药材的生长。2000年之后，结合当地适宜中药材生长的特点，一些村民也开始小范围种植羌胡、当归、柴胡和黄芪等药材。

第三，农业生产逐渐向机械化和科技化方向发展。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农业生产中机械化和科技化程度有了显著提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村民基本沿用了“二牛抬杠”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牛、马、骡子、毛驴等耕畜和犁头、耙、架子车等农用工具，完全依靠人力和耕畜。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虽然村民已经开始使用拖拉机来运送粮食和打场，但耕田、播种、收割仍旧主要依靠人力与畜力。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开始大量使用微型播种机、耕地机、收割机等机械工具，机械化农耕方式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骡、马等传统耕畜逐渐退出了尚家沟农业生产的舞台。在农业生产日趋机械化的同时，尚家沟村民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粗放式的、缺乏科技含量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村民提高了选种、育种、播种、施肥和田间管理等各方面的能力。

尚家沟在村村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外出务工村民的人员构成和务工工种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尚家沟外出务工村民的构成是逐渐由少到多、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外出务工的村民数量不多，而且全是男性；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外出务工的行列。2000年之后，无论男女，除一些特殊情况的留在村里外，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60岁以上的村民也加入了外出务工的队伍。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村民也选择了外出务工？有老人回应：“大家都忙着挣钱，还能动弹动就出去料乱^[13]两个钱嘛！”也有老人讲：“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老汉不到外头去挣钱，你在家里能待住吗？你总不能白吃儿子、媳妇子的！就是吃上也不好消化。”其次便是外出务工职业选择的多元化态势愈加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村民在别无多选的情况下，都前去了金矿、煤矿、芒硝矿、钾肥矿等工矿场所务工；进入九十年代后，在前往矿山的同时，也有一些村民开始到房屋、公路、桥梁、隧道等施工场所务工，或者到武威、民勤等地收麦、种瓜。2000年之后，村民外出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年纪较轻的村民多选择餐饮、销售等服务行业；年龄较大但仍处于壮年的村民多在建筑工地务工；那些已经无力应付建筑工地繁重劳动的村民以及举家外迁的村民则多选择在外地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种植。在务工工种多元化变动的同时，尚家沟村民务工行业的结构也有了新的调整，具体表现为在工矿企业务工的村民数量减少，在城镇服务行业务工的村民数量增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外出务工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低这一事实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空间，他们不得不前往工矿企业和建筑工地。2000年之后，鉴于很多第一代务工村民已无力从事采矿和建筑工作，他们多选择在外地定居务农或者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种植，而年轻一代的村民，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加之外出务工理念的变化，且无意选择过于繁重的工作，前往矿山和建筑工地务工的村民数量逐渐减少，在餐饮、超市等服务行业务工的村民数量日益增多。年轻一代务工村民逐步变成了尚家沟务工村民的主力。

随着尚家沟第二代外出务工村民加入务工队伍，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不同代际外出务工村民，其务工目的、身份认同都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异。

第一，外出务工目的不同。对于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务工的村民来说，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更为具体地说，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在访谈中，当问及“出去打工的原因”时，这批村民所给答案多为“补贴家里”“修房子”“供孩子上学”或者“娶媳妇”等等。对于故乡和土地，他们有着十分强烈的依恋情结，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尚家沟不只是他们的家，更是他们的根，春种秋收和临近春节时他们都会返回尚家沟。就是在年老无力外出务工时，他们也选择回到尚家沟，至于后来举家外迁，也实属情势所迫，即便如此，他们绝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在外地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种植。这说明，对于第一代外出务工村民而言，务工只是他们额外的增收方式，农村、农业才是他们的根本。但对第二代外出务工村民来说，尤其是出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村民，他们外出务工已经不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更是为了实现自我发展，争取个人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当我们询问“出去打工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多是“为了挣钱”“不挣钱你咋活”和“不外出务工去干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既具有多重性，也具有模糊性，更像是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生活方式。从离开学校起，他们便远离了乡村，或是稳定地生活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或是游走于不同的城市之间，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再回到乡村，在他们看来，外出务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第二，身份认同的转变。从第一代外出务工村民到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有着十分明显的改变。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的村民，无论他们外出务工的时间有多久，也不管外出之时从事何种工作，务工只是他们的外出谋生之路，他们始终将自己的身份定格为农民。他们对农村、农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即便在2000年之后，他们搬离尚家沟去了新疆、甘肃的酒泉、金塔、安西等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选择了务农。但对于第二代外出务工的村民而言，他们的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农民、市民还是间于农民、市民之间？有时候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访谈中，我们询问了28位该年龄段外出务工的村民，其中，有5人认为自己仍是农民；4人认为自己是市民；6人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其他13人则表示“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他们中一位出生于1993年的女孩讲：(www.xing528.com)

你说我感觉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从初中毕业后就到甘肃武威、北京、新疆打工，老家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过。说我是农民吧，我没种过地，也不想回到农村去种地，再说了过年回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村子里待的人就是不一样，对尚家沟也没感觉。你说我是城里人吧，我们到城里打工，现在感觉工作都是临时的，好像跟真正的城里人也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现在真的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按照我的想法，只有在城里站住脚了，比如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有了住房，那才算是城里人吧。

从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于第二代外出务工村民而言，其社会身份认同究竟是农民还是市民，与在外和在村生活时间长短、城市工作性质和生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并有了相对稳定工作的外出务工村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成了市民，对城市有了一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那些进入城市时间不长，在城市没有自己住房的外出村民，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融入城市，也不属于所在城市，其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人们采用何种生计方式，往往是多力作用的结果，诸如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变动，国家宏观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等。纵观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变迁动因也不外乎国家和区域社会的综合影响。从农业集体化之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土地改革之后集体劳作、统一分配的集体生产经营模式，到集体解散之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兼具其他”的多样化生计模式，再到000年之后“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甚至完全“弃农务工”，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变动以及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作为村落文化变迁的内容之一，虽然生计方式亦是国家力量的社会影响结果，但之于村落秩序、代际关系、邻里关系、生育观念、婚恋变动等其他社会文化，它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纵观尚家沟村落的变迁，基层社会之所以在集体时代强力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权威力量逐渐消失，2000年之后邻里关系的日趋淡漠和理性化，父辈在代际博弈中落荒而逃”，完全“败下阵来”，等等，虽然这些变化当中有国家力量以及其他文化的相互影响，但其中，生计方式的影响处于核心地位。

【注释】

[1]铁车，也叫“大轱辘车”。据村里老人描述，铁车车架、车轮为木质，车轮内侧安装18根榆木辐条，外侧裹以铁皮，因此被叫作“铁车”。铁车使用时一般驾两匹骡马，梢上一匹，辕里一匹；有时也驾三匹骡马，梢上两匹，辕里一匹。

[2]“胶皮车”形状类同于大轱辘车，只是个头较小，车架、车轮为木质，车轮内侧安装榆木辐条，外侧裹以胶皮，所以被叫作“胶皮车”，使用时仅在辕里驾一匹骡马。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页。

[4]农业集体时代的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是指人的基本口粮占可分配粮食等生活资料的七成，工分占可分配粮食等生活资料的三成，也就是按人头分配占70%，按劳动工分分配占30%。

[5]粪肥就是日常人畜粪便，在运往农田之前，需要人将土掺入人畜粪便中，并不断翻动和敲打，使之变得比较干燥，再用架子车或者背篓分散到农田四处，并用铁锹将粪肥撒开。烧制山灰是指用厚方头铁锹将山上草皮成块挖出，堆砌成1.5米高，2米宽，10米长，中空形状的土方，然后用松枝、鞭麻、柳条、野枇杷、沙棘等柴草和煤块烧制而成的一种农用肥料。

[6]即灰绿藜，当地一种植物，颜色灰绿，有草籽，可以食用。

[7]当地读“hà”。

[8]磙子是一种石制的、用来轧碾谷物的六面圆柱形农具。滚旗是磙子两端钉入孔中的木棍。

[9]转引自刘生：“甘肃耕作机械现状及其发展对策”，载《开发研究》1991年第4期。

[10]这里的颜色是指当地做花卷等面食时使用的姜黄、红曲。

[11]此处统计范围为户籍仍在尚家沟的农户。鉴于文章是追溯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所以在讨论过程中，将那些已经搬离但户籍依然在尚家沟的农户也算在了统计范畴之内。此表中“在村家庭”是指家在尚家沟，家人的主要生活区域也在尚家沟的家庭；“不在村家庭”是指已经搬离但户籍依然在村的家庭。“其他”一项主要包括经商、务农兼经商、年老或患病无法劳动，放弃农业种植的村民家庭。

[12]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社会”，载《社会》2014年第4期。

[13]料乱，方言，努力去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