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劳动的统一分配策略的优化方式

对尚家沟村民生计变迁的研究，最为理想的方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甚至更早时候这里的生计模式加以了解和把握。遗憾的是，在古浪县档案馆、县志办和黄羊川镇政府查询资料时，我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因此，关于这一时段人们生计方式的探究，只能依赖村里老人的讲述。

村里的老人们讲，直至1949年前后，尚家沟的人们种植青稞、豌豆、油菜、土豆等作物，喂养鸡、猪、牛、羊、骡、马等家禽家畜，过着自耕自足的小农生活。那时，尚家沟的农户数量不多，主要居住在尚家沟、下泉、上泉三条山沟及其交汇处耕读坡这四处聚居点，每处居住农户仅有十几到二十几户。村庄四周山上的植被非常繁茂，特别是村庄南侧和北段的部分区域，山上长满了松树、柏树、白桦树等树木和鞭麻、灌木柳、野枇杷、沙棘等灌木。同时这些区域也生活着旱獭、野鸡、麝鹿、狐狸、狼等野生动物。茂密的植被限制了当时村民农田的规模，村民的耕地仅存于村庄四周地势相对平坦之处。在1949年之前漫长的岁月里，这里的人们凭借有限的农田，过着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耕生活。虽然如此，当时尚家沟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贫富分化，根据家境，那时的农户可以分为家境富裕、家境居中和家境贫困三种类型。家境富裕的主要有上泉的陈兴源、下泉的陈兴理、陈兴财、陈兴业和耕读坡的周希贤等农户；家境中等主要为上泉的其他陈姓，下泉的王姓，尚家沟阴屲、阳屲的谢姓和王姓等农户；家境贫困的主要是那些人口户数较少的人家。

虽然当时的人们都依赖农业维持生计，但不同人家具体的谋生方式还是多少有些差异。以尚家沟上泉为例，在上泉，陈兴源属于家境富裕的村民。据老人们讲，当时的陈兴源家拥有一百亩左右的农田以及数量较多的骡马、牛羊、毛驴、铁车^[1]等财产，雇有五到六名长工和一些短工用于种地、放羊、放牛和赶车。其次为陈兴鳌、陈兴发、陈兴荣等其他陈姓村民，每家约有四五十亩农田，喂养骡马、牛羊、毛驴等，但数量比陈兴源家要少，家中置有“胶皮车”^[2]。这些农户没有雇佣长工或者短工，靠自己种植庄稼。再次为吴姓村民，一般每户有十亩左右农田，仅有毛驴、独轮车，主要以自己种地和打短工为生；其他的安姓、孙姓、宋姓、薛姓、蒲姓等村民，家中没有土地，完全依赖做长工或短工为生。1949年之前，村民农业种植主要靠人力和牛、骡、马、毛驴等耕畜，犁头、耙、耧和背篼等农业生产工具，种植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麦、油菜、豌豆、土豆等等。

1951年尚家沟实施土地改革时，上泉的陈兴源已经过世，家产分给了儿子们。划定成分时，陈兴源三子陈国林、四子陈秀林，下泉的陈兴理、陈兴财、陈兴业以及耕读坡的周希贤被定为地主，其他家境较好的陈姓、周姓、谢姓等村民被定为富农或富裕中农。继而，除留下维持生计的家产外，陈秀林、陈兴理、陈兴财、陈兴业等人的土地、房屋、耕畜等家产被没收并分给了贫下中农。土地改革之初，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劳力、耕畜和生产工具短缺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主席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3]。自此之后，我国农村进入了农业生产合作化阶段。

村里老人讲，与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农业合作化相比，尚家沟农业合作化实施时间相对较晚，1955年才开始成立农业互助组。1955年春种之前，尚家沟开始组建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采用了共同劳动、分散经营的生产模式。农业互助组运行阶段，鉴于部分农户家庭劳动力较少，而播种、收割、拉田、打场等劳动都需要相对较多的人手，或者一些技术较好的劳力，村民便采取了人与人换工、人与牲口换工、合养牲口、搭伙种地等互助方式。农业互助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力、耕畜和生产工具短缺带来的问题，也调动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

在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1956年，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尚家沟又开始组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按照初级社组建规定，合作社首先将申请入社村民的耕地进行丈量，并根据耕地质量好坏划分等次，连同村民的耕畜和生产工具一并入股，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劳动的经营方式。到秋季，初级社根据村民入股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以及劳动日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最初，并非所有的村民都加入了初级社。加入初级社需要农户自己申请，而那些被定为地主的村民以及表现不好的富农，他们的申请都遭到了拒绝。因此，组建初级社的第一年，尚家沟存在两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被定为地主的陈国林、陈秀林、陈兴理、陈兴财、陈兴业、周希贤以及一些表现不好的富农都被排除在了农业初级社之外，自己单干；而其他的富农和贫下中农则被纳入初级社，采用了集体管理、集体劳动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之后不久，所有村民都被纳入了初级社，村民成了社员。初级社的建立，意味着我国乡村社会集体化的正式开始，对于我国乡村代际关系、邻里关系、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婚姻生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初级社延续两年之后，1958年，尚家沟农业经营模式再次发生变化，在初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农业高级社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取消了农户土地、耕畜、生产工具折价入股，年终收益等规定，将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核算的经营体制，年终按照社员所提供劳动力进行分配。在高级社组建时，生产队抽出少量土地作为社员“自留地”，按照当时的规定，社员“自留地”面积不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用以社员自己种植。进入高级社不久，黄羊川乡改设为黄羊川公社，尚家沟改设为尚家沟生产大队，正式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为期两年半的集体食堂阶段。在集体食堂阶段，尚家沟采取了集体劳动，生活资料统一供给的生产生活方式。集体食堂解散之后，为了缓解村民饿毙的危险，在提供“救济粮”，集体劳作中实行“人七劳三”^[4]分配方式的同时，生产队还默许社员少量开挖荒山用于自种。回顾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人们的生计方式，虽然期间也极其少量地允许村民保持“自留地”，但整体来说，都是以集体化农业生产劳动为主的生计方式，采取了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集体劳作激起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根据村里老人的回忆，在将近三十年的农业集体时代，身份转化为社员的村民们始终处于忙碌之中，除过年休息三天”，其他时间，“一年到头都在忙”。在从事整地、施肥、播种、锄草、收割、打碾、储肥等农田劳作的同时，全国轰轰烈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期间，尚家沟的社员们还开挖了村庄四周山上的梯田，抽空修筑了曹家湖水库、大靖水库，也参加了背矿石炼钢铁等劳动任务。问起那一时段的劳作，村里老人都说“那时候忙死了”，即便是雨雪天气，生产队照样也需要劳动，“下雨、下雪还要到羊圈、牛圈和马圈起粪”。即便如此，说到集体生活，村里老人还是觉得那时人们比较开心。在我记忆中，集体劳作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雨后大人们在羊圈里起粪和晚饭后在山坡上背灰的情景。大人们忙于农活，孩子们则在土堆上爬上滚下，或在撒了山灰的农田里跑来跑去，一个个满身是土。

在农业集体时代，与集体劳动并存的便是统一分配，只是不同时期分配方式略有差异。初级社时期采用了入股份额与劳动份额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农户年终所得粮油、柴草等生活资料取决于自己作价入股的土地、耕畜、生产工具以及劳动所计工作日。高级社集体食堂阶段，生活资源的分配则采用了供给的方式，社员的所有生活用品都由生产队负责供给，正如老人们所说：“吃饭找食堂，穿衣找大队。你到哪干活，就在哪的食堂吃饭。穿衣服就到大队里开条子，再到供销社去领就行了。”(www.xing528.com)

集体食堂解散之后，当时的尚家沟生产大队采取了“人七劳三”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农业集体解散。按照“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度，在生产队扣除农业税，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扣除集体“提留”，预留来年种植所需种子、牲口饲料和储备粮之后，剩余部分按照“口粮”与“工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配，口粮与工分之比为“人七劳三”，“口粮”是根据生产队实际人口数量进行的分配，除年龄不同分配数量略有差异外，基本都采用了平均分配的形式。“工分”属于按劳分配，凭据为社员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社员工分确定的类型主要有“底分”“包工分”和“工种分”三种。“底分”是指社员集体完成某一劳动任务后，根据其劳动能力和态度表现确定的工分；“包工分”是指个人或者小组包工所得的工分；“工种分”是指一些专门负责饲养牲口、放羊、赶车、看庄稼等社员劳动所得的工分。年底决算之后，生产队根据社员的家庭人口数量和劳动所得工分分配粮油、蔬菜、柴草等生活资料。除从生产队获取口粮和其他生活资料之外，在政策允许阶段，当时的社员也会养几只鸡或者养一头猪，通过出售来换取火柴、食盐、针线、布料等生活用品。

农业高级社期间，为应对三年自然灾害及之后的粮食短缺问题，尚家沟各生产队采取了垦荒、储肥、养殖等多种方法，用以增加生产队集体收入。为了拓展农田面积，生产队组织社员砍伐、烧毁村庄附近山上的松树和鞭麻、灌木柳、野枇杷、沙棘等灌木，将这些地方变成了农田，并在村落四周的山上修筑了大量的梯田。据老人们讲，经过开荒与修筑梯田，整个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大队累计新增耕地1400亩左右。提高耕地肥力也是当时生产队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人们采用了积攒粪肥和烧制山灰的方式来增加农田的肥力^[5]。砍伐树木、烧荒、修筑梯田来扩大耕地面积，揭挖草皮、烧制山灰来提高农田肥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此外，集体喂养骡、马、牛、羊也是当时生产队增收的方式之一。在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每个生产队都建有羊圈、牛圈、马圈和猪圈，并由专人负责看守。喂养骡、马、毛驴等耕畜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养猪、养羊则是为了出售以增加集体收入。老人们说，过年时，生产队也会宰杀一到两头猪或一到两只羊，给每户分配半公斤左右的猪肉或者羊肉。

集体食堂解散之后，虽然当地政府通过发放“救济粮”、允许个人种植“自留地”和少量开荒种地等方式来缓解食物短缺的问题，但粮食短缺依然一直困扰着当地的人们。访谈中，村里一位老人讲：“食堂解散后还是十分紧张，好多人家一年到头还是不够吃。”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当时的社员们偷粮食，挖野菜，捡拾、翻找洒落在地里的麦穗、土豆以及外出乞讨，为了得以生存，可以说穷尽了所有能够使用的办法。

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偷盗集体粮食就成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常态，只是到了后期“生活不太紧张的时候”，偷盗行为才有所减少。老人们讲：没吃的咋办呢？就到山上挖苦苦菜、割灰条^[6]、捋榭笕。”村民将苦苦菜当作蔬菜，将灰条籽、榭笕籽晒干磨成粉做饭或蒸馒头。秋收时节，老人、小孩到收割完毕的农田或者道路上捡拾掉落的麦穗，也会到农田里翻找落下的土豆，甚至到农田里挖田鼠洞。尚家沟一带有一种田鼠，长约10厘米，较肥硕，由于眼睛非常小，在当地被人们叫作“瞎^[7]老鼠”。人们沿着隆起的松土找到田鼠窝，将田鼠藏下的粮食取走，有时也用一种叫“地弓”的装置来捕捉这种老鼠。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不但会吃掉田鼠窝里的粮食，甚至还会将这种田鼠烧熟吃掉，据说味道很香。虽然当时的人们已经采用了各种办法来填饱肚子，维持生活，但有的家庭依然无法“吃饱饭”。于是，在基层组织对社员管束略有放松的农业集体后期，一些实在难以维持生计的村民便前往宁夏中卫、甘肃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地乞讨。

1955年之后，我国农村实行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农业经营模式，实质上，乃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实施，有效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农业经营模式，也必然有其弊端所在。村里一位老人讲：

一个是浪费严重，人挨饿着哩啊，可又不珍惜，拉田（拉运粮食作物）的时候直接把麦捆子从埂子（地埂）上往下扔，洒掉的粮食白花花的。生产队把人看得紧紧的，不让人偷着吃，牲口到麦场上可是随便吃粮食。还有就是不重视质量，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穷汉养娃子，图数字着哩”，你比如说种树，光管着种，不管长，结果就活不了多少。就是人说的，那时候种树是“春种夏长秋扒皮，冬上（冬天）拔着钉磙旗”^[8]。三是磨洋工厉害得很，那时候干活是“站的站着呢，看的看着呢，闲的闲死了，忙的忙死了”，慢慢地，干的人也就不好好干了，都磨洋工嘛！

纵观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村民赖以维持生活的方式，从地主家产的没收和分发，到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建立，一如当时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一样，尚家沟也基本采取了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集体化经营模式。集体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实施，深深地影响了尚家沟的方方面面。集体劳作和统一分配，加强了国家对基层的调控，将社会个体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强化了社会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削弱了对家庭的依赖，由此改变了代际关系；没收和分发地主家产，再到农业社成立，改变了尚家沟传统的邻里互动，又为之后邻里关系的变迁创造了条件，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村落社会的变迁中，生计方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