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风貌：本土化的造型与装饰特征

民间艺术是人类地域文化生活形态的产物，在它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都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由于民间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建立在生活需求基础上对美的创造、充实和完善，因而最能强烈体现当地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作为民间艺术的邛窑瓷器在设计上的本土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在造型与装饰方面都有大量的实例。

邛窑的彩绘纹样设计是最具特色的代表之一，不仅其写意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在邛窑的装饰纹样中，出现了具有典型本土特点的图像。邛窑彩绘图像中较多出现的植物纹样，与巴蜀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民间瓷器的生产者都是民间工匠，在彩绘纹样的选择和形成过程中，工匠们一方面借鉴和继承传统纹样，一方面根据喜闻乐见的事物为蓝本而新创形象。工匠对某种独特形象的选择，不可能是凭空创造，总是与自己的视觉经验联系在一起。阿恩海姆在谈到艺术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说道：“形状不仅是由当时刺激眼睛的东西决定的，眼前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最新经验。因此，新的经验图式，总是与过去曾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53]“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54]巴蜀地区自古以来植被丰富，植物品类繁多，为邛窑彩绘纹样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可以模仿的题材。这些长期以来积淀于邛窑工匠记忆中的“经验图式”，成为邛窑独特本土形象的创造来源。

在邛窑彩绘瓷的花草纹样中，比较典型的是兰草和牡丹。从地缘角度分析，当时的工匠对这两种植物的选择和热爱并非无缘无故。四川是兰草传统产地之一，名扬海内外的“春剑”被称为正宗川兰，在四川盆地周缘山区有较多分布，以出产在秦岭南坡、龙门山脉中南段、川中古陆南缘山区的春剑为上品。“春剑”容易引种栽培，其民间栽培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代，其植株娇健丰腴，叶姿优雅潇洒，成株基部鞘壳紧束，挺拔玉立，气度不凡；叶锋有似锐剑，故人们以“剑兰”称之。邛窑兰草纹样的外形与剑兰极为相似，且出现频率极高。经过统计，在邛崃十方堂窑的彩绘纹样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兰草纹。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因为兰草在民众的普及，其形象喜闻乐见深入人心，画工选择这种纹样，既有利于提高市场接受度，也因其形简单、绘制时易于模仿。邛窑器物上的兰草往往逸笔草草，却神形兼备，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次，在儒家文化中，兰草又是一种品性高洁的文化符号，孔子曾说：“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屈原将兰作为佩物，表示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因此，邛窑器物上反复出现的兰草形象，既是民间习俗的反映，也寄寓了一种精神与品格的追求。兰草所象征的高洁脱俗的品格，尤其能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邛窑有大量以文人阶层为对象的产品，以顾客喜欢的形象绘制于器物上，更能获得市场的欢迎（图5-25、图5-26）。

图5-25 唐 青瓷褐彩兰草纹水盂

图5-26 唐 青瓷褐彩兰草纹带柄杯

邛窑彩绘中另一具有本土风貌的图像是牡丹。邛窑工匠对牡丹纹样的使用较多，除了受到唐代对牡丹的热崇风气影响以外，与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对牡丹的崇尚有关。邛窑彩绘的牡丹图像非常独特，它并没有唐时绘画、织物或金银器通常出现的那种富贵雍容之态，甚至与邛窑五代时期印花纹样中的精美繁丽牡丹也极为不同，带有清新脱俗之风。从图像对比上看，这与四川西南地区的原生黄牡丹品种极为相似，应是邛窑工匠绘制牡丹图像时的重要摹本。

四川地区土质、气候适宜牡丹生长，历来就有不少野生牡丹原种，多分布在成都、彭州（古称天彭^[55]）、峨眉山等地，尤以彭州为盛。唐代四川已开始对牡丹进行人工引种栽培，由于花农“栽、接、剔、治各有其法”，以及受“洛阳牡丹”盛誉之影响，彭州种植牡丹规模日盛，不少文人雅士都慕名而来。杜甫曾专程到彭州赏牡丹，因在什邡过河遇涨水而受阻，还为此专门撰写了《天彭看牡丹阻水》诗。五代时期，在前后蜀统治者的热崇之下，天彭牡丹又有所发展。北宋末年金人入侵，洛阳牡丹受到战乱影响而名种失散，彭州在战乱中尽力收集并加以嫁接培育，因此从南宋时期开始，天彭牡丹进入最繁盛的时期，民间种植牡丹蔚然成风。每年花开季节，城内城外和丹景山上都繁花似锦、游人如梭。陆游《天彭牡丹谱》记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在天彭牡丹的影响下，周边各地均有牡丹引种。这些牡丹产地同时也是邛窑的分布区域，因而工匠对牡丹形象极为熟悉，才能以没骨花的写实形态描绘出与众不同的牡丹图像（图5-27、图5-28）。

邛窑彩绘中摇钱树的图像，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蜀地特色。摇钱树通常以青铜制作树身，陶质基座，是东汉及三国时期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陪葬用品。巴蜀因有大量制作精美的摇钱树出土而被考古研究者称为“摇钱树之乡”。作为一种绘画图像，常出现在东汉的画像石上，此外几乎不见于其他艺术品。邛窑工匠独创性地将摇钱树作为装饰纹样题材，并以高度的抽象能力对摇钱树的形象进行了艺术性的处理，极为传神地抓住了实物的形象特征（图5-29至图5-31）。

图5-27 四川原生牡丹

图5-28 唐 褐绿双彩牡丹纹贯耳瓶

地理环境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以及特定地域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巨大影响和重要作用。在艺术史上，这种选取自己熟悉的自然事物作为艺术创作的母题的实例大量存在。以巴蜀本地为例，巴蜀自古产竹，而“竹”这个图像在古代巴蜀的画迹中极为多见，《益州名画录》《蜀画史稿》等典籍的记录可以作为明证。“在巴蜀本土画家和到过巴蜀的画家中，涌现出特别多的以竹为创作题材的作品，更有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湖州竹派。……无论是关羽还是李夫人，都是常年生活在自然环境没有遭受大肆破坏、竹林处处可见的古巴蜀，在现实生态环境的熏陶之下产生艺术创作冲动的。这种自然生成的环境优势，不是其他地区所能够比拟的。”^[56]如前所述，在艺术创作中，人们对某种图像的选择，总是或多或少的和相关的生活记忆相联系。“也许可以说，习惯势力产生于秩序感。习惯势力是我们反对变化，寻求延续性的产物。在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什么都无法预测的情况下，习惯便成了我们描述各种经验的参考框架。……在研究知觉时，我们比较易于感觉到习惯势力的作用，我们还易于接受熟悉的事物。这种容易性甚至能使我们对预料之中的事物视而不见，因为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习惯的作用。每当我们的脑海里出现一连串熟悉的印象时，我们就会认为已经了解了其余的部分，于是便草草地观察一下环境，希望就此证实我们的假设。”^[57]可见，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形态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形成的，各种人文景观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因此，邛窑的窑工选取自己熟悉的、使用者喜闻乐见的形象来作为创作母题，是邛窑作为民间瓷窑的世俗性的反映。也正由此而形成了邛窑彩绘纹样的地域性特征。

图5-29 唐 褐绿双彩摇钱树纹罐残片

图5-30 唐 褐绿双彩摇钱树纹六系大罐

图5-31 东汉 青铜摇钱树

邛窑器物设计审美文化的本土性不仅表现在器物设计中出现的与本土形象相关的装饰和造型，还表现在一些独特设计上。比如瓷器中有一种动物造型杯，杯身多为鸭、鹅、鸡等家禽形象，禽的尾部展开成花形杯口，并以禽足作为杯足，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这类动物杯也常被称为鸭形杯、鹅形杯、鸡形杯等。这种造型奇特的动物杯，其形式原本与西亚文化有密切关联。从整体上看，器体呈一种弧形弯曲的角形，这类“角杯”起源于古希腊被人称之为“来通”（rhyton）的一种酒具。“来通”酒杯形似漏斗，被当时的人视为圣物，认为用它注酒可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其后“来通”广泛流行于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中，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但是，邛窑的动物杯与“来通”的使用方法明显不同。“来通”酒杯的两头均为开口设计，上部的杯形大开口用于注酒，下部的角尖处的小流口则用于饮酒，故饮酒时饮者须仰承自上方下注之酒。我国境内时代最早的“来通”发现于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其时代约在3或4世纪，在内地出现的时间不晚于6世纪。如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即为典型的“来通”造型。（图5-32）兽嘴的部分有一块镶金帽，摘下金帽便是酒进口的流嘴，即从此口将杯中酒液饮入。由于此杯材质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大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地区）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因而，有专家据此推断此杯是西域所赠之品。且因“来通”的使用方式与中国传统用杯饮酒的习惯迥异，故此杯应是作为装饰陈设之用。

唐代以后中国的金属、瓷器造型受到“来通”整体弧形弯角形式的影响，但逐渐向杯形器转化，不再设置泄水孔以适合本土使用习惯。这种动物杯，在当时的唐代北方瓷窑也有生产。如故宫博物院藏唐三彩鸭式杯，高7厘米，长11厘米，杯身作鸭形回首状，椭圆形敞口，鸭口衔花瓣，颈部凸起两道弦纹箍，腹部呈花瓣形，通身凸印点及小花朵，通体施黄、绿、白色釉（图5-33）。除唐三彩器外，在各窑口的高温釉瓷中，邛窑较多地烧制这种造型的器物，而且造型更为生动传神。如四川省博物院收藏邛窑唐代彩绘鸭式杯，高3.8厘米，褐色胎，头部捏塑一小鸭回头咬尾的动作。小鸭侧颈，头部略上扬，双羽覆身，蹼足伫立，鸭尾成荷叶状，鸭身交织黄绿色点彩，栩栩如生。类似的造型如邛窑古陶瓷博物馆藏唐代彩绘鸭式杯，还有如乳白釉鹅啄牵牛花杯、雄鸡彩绘牵牛花杯等。最为独特的是，无论是采用何种动物造型，其杯口均设计成花朵形状，动物回首衔花的动态造型不仅具有装饰性，弯曲的头颈构成的环形还有作为手执把手的功能，整体设计极为和谐自然。邛窑动物杯进一步突出了器物的装饰性，尤其是对原有圆形杯口进行的花瓣形创新设计，弱化了其使用功能而强调了器物造型装饰的和谐性，从而使器物造型的审美性这一特征得到了凸显。邛窑动物杯的造型与巴蜀文化中喜乐无忧、尽欢人世、自然真趣的文化特质一脉相承（图5-34）。

图5-32 唐 镶金兽首玛瑙杯

图5-33 唐 唐三彩鸭式杯

邛窑器物设计的本土性特征，正是民间艺术的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特点的反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人类审美心理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中，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自然地域的影响。每一地域的地理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构造形式，自然的因素会在艺术家心里慢慢形成积累，这些因素都会对艺术家审美心理的形成造成重要影响。因此，诸如邛三彩、提梁壶（罐）、邛窑瓷塑等器物，都是巴蜀地域本土性这一特征的明显反映。

图5-34 唐 邛窑动物形杯

[1] 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84

[2] 孙长初.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论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95

[3]（德）马克思.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51

[4]（美）鲁道夫·阿恩海姆.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7

[5]（美）鲁道夫·阿恩海姆.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313

[6] 杨永善.陶瓷造型与装饰［A］.说陶论艺［C］.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

[7]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66

[8]（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4

[9] 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A］.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275

[10] 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A］.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289

[11] 赵殿增，胡亮.大邑县城唐宋遗址出土的瓷器［A］.四川古陶瓷研究（二）［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165

[12] 孙长初.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论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95

[13] 陈显双，尚崇伟.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A］.邛窑古陶瓷研究［C］.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192

[14] 闻人军译注.考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

[15] 孙长初.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论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08

[16] 孙长初.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论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95

[17]（日）柳宗悦.徐艺乙译.工艺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9

[18] 胡飞.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探索［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50

[19]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65(www.xing528.com)

[20] 海军.视觉的诗学——平面设计的符号学向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74

[21] 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85

[22]（法）R·巴特.符号学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8

[23]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346

[24] 海军.视觉的诗学——平面设计的符号学向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74

[25]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46

[26]（美）苏珊·朗格.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26

[27]（奥）阿洛瓦·里尔格.刘景联，李薇蔓译.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

[28] 常欣.写意论［J］.美术，2011，（4）

[2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管所，茂县博物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A］.成都考古发现（2000）［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0] 阮荣春，罗二虎.古代巴蜀文化探秘［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9：161

[31] 程金城.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2

[32] 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3

[33] 孙长初.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论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85

[34] 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84

[35] 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83

[36]（德）沃林格.王才勇译.抽象与移情［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2

[37] 贾大泉.四川通史（卷四五代两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312

[38]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2575

[39]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59

[40]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01

[41] 白建国.中国古代瓷塑玩具大观［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4

[42]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8337

[43] 李铁锤.投壶与贯耳瓶［J］.收藏参考，2009，（10）

[44] 杨枝高.访十方堂古窑记［A］.四川古陶瓷研究（一）［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98

[45] 李铁锤.投壶与贯耳瓶［J］.收藏参考，2009，（10）

[46] 谢元鲁.论唐五代宋蜀中的奢侈之风［A］.前后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成都：巴蜀书社，1994：48-56

[47] 张咏（宋）.悼蜀四十韵［A］.乖崖先生文集（卷2）［C］.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影宋本（续古逸丛书）

[48] 韦庄（唐）.河传［A］.花间集校［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9] 张唐英（宋）.蜀祷杌（卷下）［A］.丛书集成初编第3855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1

[50] 考古发现大量精美模具与邛三彩在同一地层出现。

[51] 汪雄，李子军.邛崃市发现纪年铭文印模［J］.成都文物，1996，（1）

[5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出版，1964

[53]（美）鲁道夫·阿恩海姆.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58

[54]（美）鲁道夫·阿恩海姆.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59

[55]“天彭”，即今四川省彭州市（今属成都市管辖）古代之雅号。“彭州”之名始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时辖九陇、蒙阳、唐昌、导江四县。

[56] 林木，李颖.巴蜀艺术地理［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5：22

[57]（英）E.H.贡布里希.范景中，杨思梁，徐一维译.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