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窑的器物的发展演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邛窑与同时期南方、北方诸多窑场的密切关系。它们之间相互承继、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共同构成了中国瓷器造型的丰富面貌。这种时代赋予的共性和风格的多元性，在邛窑器物造型和装饰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在邛窑产品中，有以普通平民为销售对象的具有亲和性的生活器具，如碗、盘、罐、壶等，造型简单、形制不精、拙朴低调；也有为文人阶层提供的文房用器，如砚、水盂等，器型饱满，小巧雅致；还有为民间宗教习俗而生产的佛像、香炉等，这类器物均精雕细琢，造型端正庄重；此外，还有为社会上流阶层所制作的器皿，为了迎合其贵族趣味，这类器物通常使用模具成形的方法，使器型规整、精致，并大量模仿金银器的造型，是邛窑器物造型中最为讲究的一类。此外，还有大量娱乐用器和造型生动的瓷塑，满足了各阶层人士娱乐玩赏的精神需求。邛窑的产品使用对象的复杂性促进了邛窑器物造型的多样性，因而形成了多种风格共存的局面。
1.文人趣味：闲情逸致的文玩之雅
邛窑的窑址大部分建于经济和交通发达地区。这些窑场有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也有独家经营的个体小窑，产品主要销售于窑址附近的城市和集镇上的陶瓷品集散市场，并由此销往各地。“这些产品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既烧制粗瓷制品，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又烧制精瓷，满足贵族、官僚、富商大贾装饰居室、陈设观赏的需要。妇女化妆使用的瓷质香粉盒、脂粉盒、喂孔雀、鹦鹉的鸟食罐就是贵族生活需要的产物。”[37]由于产品使用者众多，也使得邛窑的器型呈现出类别丰富的面貌。
巴蜀地区素来文艺兴盛，自司马相如、杨雄以来，蜀号多士。到了隋代，这里的风俗仍然是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学艺术也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中唐以后，北方战乱迭起，巴蜀地区则相对安定，大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唐宋诗人多入蜀”，在巴蜀经济较为繁荣的唐宋时期，曾有一大批当时最有名的骚人墨客云集蜀中，如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陆游、黄庭坚、范成大等。他们对巴蜀地区的文学创作的影响超过了巴蜀本土的文学家，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文人阶层的扩大，对文房用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邛窑为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了多种造型的笔架、砚、水盂、水注等。邛窑的文房用器均形体娇小，如水盂，大多口径为2~3厘米，高为2~4厘米，但造型精巧，无论鼓腹、瓜棱形或扁圆腹型均显得规整饱满；邛窑的砚也独具特色，款式各异，其多足砚和风字砚都体现了明显的本土风貌。
2.民间趣味：自由简朴的世俗之乐
邛窑生产的各类娱乐用器展现了丰富的时代社会生活画卷。唐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规模庞大的市民阶层日渐形成，娱乐活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流行的传统游戏有荡秋千、放风筝、蹴鞠、拔河、射箭、走马、游猎、斗草等，随着中国民间游戏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游戏如马球、象棋等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
蹴鞠是唐宋时期最为普及的游戏活动之一，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唐代日益普及，在宫廷、民间，都十分盛行。如杜甫《清明二首》其一中写道：“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38]侧面反映了蹴鞠在全国范围的普及情况。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中亦提道：“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39]描写的是世人在城郊进行蹴鞠活动的情景。储光羲《贻王侍御出台椽丹阳》中也有“天街时蹴鞠”[40]的诗句，“天街”说的是京师的街市，由此可见，这一活动在当时确是广为流行，深受世人喜爱。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一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在《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邛窑唐宋时期的人物瓷塑中，出现了大量手抱蹴鞠的人物俑，即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这一游戏活动。这些玩球俑造型生动，姿态各异，表情、动作各不相同，有将球抱于胸前，有将球放于两手之间玩耍，有将球放于盘腿之间，双手击掌喝彩，也有的将球按于腿上，蓄势待发。邛窑的工匠通过高超的工艺将捕捉到的生活画面呈现于这小巧的瓷塑玩具中，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游戏风俗。
邛窑瓷塑在设计、制作过程中运用了仿生设计手法，其题材的来源均取材于现实生活，因而这些丰富多样的形态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生活样态。如在邛窑晚唐至五代和宋代的瓷塑中大量出现的姿态各异的儿童俑，侧卧、倒立、捧手、匍匐、骑兽等，呈现了千年前儿童嬉戏游玩的生动画面，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童真意趣。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重视儿童的风气，为儿童玩具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儿童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则为瓷塑艺人的创作提供了广阔坚实的生活基础。”[41]因此在唐宋时期的各大窑场中，瓷塑玩具的制作都相当普遍。除邛窑外，唐代的长沙窑、寿州窑、邢窑，宋代的磁州窑、湖田窑、淄博窑等，都生产富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陶瓷玩具。唐人路德延的《小儿诗》中曾描写：“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聚朝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远铺张鸽网，低空射蝇弦。……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等鹊前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粘舞蝶，隈树捉鸣蝉。……垒柴为木屋，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跳峻塔砖。……”[42]那些瓷塑玩具与同时期的文字、绘画相互印证，充分再现了当时多姿多彩的儿童游戏娱乐活动（图5-20）。
又如，唐代的贯耳瓶并不是一种生活实用器，而是一种娱乐用器。它源于古代士大夫宴饮时的投掷游戏：投壶。投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它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投壶之娱。历代的史料中对投壶的造型以及尺寸均有详细记载，显示了投壶的造型变迁。“汉代以前，投壶所用之壶跟酒壶通用，多为铜质或陶质。”[43]三国曹魏的邯郸淳作《投壶赋》曰：“厥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晋代人们为了增加投壶的花样，在壶口两旁增添了两耳，这种投壶被称为贯耳瓶，此后，这种造型基本稳定并流传下来。南北朝时期投壶进一步得到普及与发展，开始由官府走向民间。唐代投壶最为兴盛的时期，官府、士大夫阶层到民间都流行投壶游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许多文人墨客都在诗中描绘投壶活动的情景，如李白：“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这一时期由于民间对贯耳瓶的需求量大增，邛窑也生产了用于投壶的瓷质贯耳瓶。20世纪30年代亲赴邛崃十方堂窑的杨枝高在文章中提到，邛窑“瓶有红泥胎，通身绿色，高七寸者，有白地黄泥胎，涂绿、涂紫，大小各种形式。花瓶有贯耳者，有多耳者，两双耳两单耳相对者，高由二寸以致一二尺者”。[44]另有收藏者所藏唐代彩绘牡丹贯耳瓶，“身高44厘米，跟魏邯郸淳《投壶赋》中的‘厥高二尺’（约合46厘米）相当一致。……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大而且断代依据较为充分的一千多年前的投壶实用器。”[45]宋代以后，投壶游戏渐渐在民间衰落，仅断续地在士大夫中进行。在哥窑、官窑、龙泉窑等窑口贯耳瓶造型开始流行，但其颈部两侧对称贴竖直的管状贯耳已不再适用于投壶，而演变为一种室内陈设器了（图5-21）。
图5-20 唐至宋 邛崃十方堂窑人物瓷塑汇总
1-2.宋 抱物俑 3.宋 侧卧俑 4.五代——宋初 倒立俑 5.唐 胡俑6.宋 交手俑 7.宋 长袖舞俑 8.宋 交手俑 9-10.宋 捧手俑 11.宋匍匐俑 12-13.五代——宋初 匍匐俑 14.五代——宋初 骑兽俑 15-16.宋骑兽俑 17-22.宋 玩球俑(www.xing528.com)
图5-21 宋 乳浊蓝绿釉贯耳瓶
此外，唐代邛窑烧制较多的胡人俑，也反映了唐代“胡化”的社会景观。唐朝极盛时期，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有大量异域人士定居，这种社会现象在当时的绘画、瓷器、纺织品等艺术作品中多有反映。唐时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稳定，是当时西南地区通南亚诸国的交通要津。邛窑的胡人俑有头像、立像、抱壶俑、顶灯俑等各种胡人造型。唐代邛崃龙兴寺遗址的石刻造像中，亦有深眼、高鼻、卷发的外国籍武士，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唐时有数量众多的胡人及外国商人路过或定居巴蜀，故而成为邛窑能工巧匠艺术创作的对象（图5-22）。
图5-22 宋 乳浊青瓷骑坐人像瓷塑
胡人俑丰富的造型，反映了当时的胡人衣饰、发型、生活风俗等。如唐三彩和邛窑都生产过的胡人抱囊壶，反映了唐代胡人献宝或献酒的习俗。在唐人眼中，胡人多有宝物且善饮酒，《乐府诗集》记载梁武帝作《上云乐》，“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非直能俳，又善饮酒……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未渠央”。胡人抱囊壶生动地再现了这一风俗（图5-23）。胡人顶灯俑在汉代就开始出现，它源于中原与西域之间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邛窑的唐代绿釉胡人顶灯俑造型别致，胡人身着紧身骑服跪在如意纹基座上，头顶一仰莲盘，阔鼻大眼、满脸络须，面部神态生动逼真地刻划出其既愤懑又无奈的内心活动，似在向世人祈求宽恕。
图5-23 唐 青瓷褐绿双彩胡人抱角杯
3.贵族趣味：繁华浮艳的奢靡之风
唐五代至两宋的巴蜀社会风俗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奢侈游乐之风的盛行。“由于四川地区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造成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转化不能顺利进行，从而使这些财富大量地通过奢侈性游乐进行消费。这种消费，往往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相当集中。”[46]宋初曾两次任蜀守的张咏曾描述五代宋初蜀地民风：“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47]。这种风气弥漫于上自贵族下至平民的各个阶层中。唐末避乱到成都的著名诗人韦庄，描写成都春天游乐的景象：“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辰”[48]。生动地描绘了巴蜀贵族豪富的游春图。前蜀后主王衍“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后蜀皇帝孟昶连溺器也要用七宝装饰。上层社会风气如此，中下层社会亦然，不仅城市平民盛行游乐，连乡村的“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49]。邛窑发展的两个高峰初唐至盛唐和晚唐五代，正好处于蜀中的奢侈之风盛行的时代。奢侈消费也带来了对瓷器的质地、釉色、纹饰的更高的审美需求，因此必然要求器物的装饰不断地求新求丽。唐宋时期邛窑的装饰审美文化的高度发展与这种新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尤其晚唐至五代的邛三彩，器形精致、胎质细腻、釉色艳丽，雍容富贵，它的出现与这种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民间生活极尽享乐的社会现象有直接的关联。邛三彩中的象生瓷，如桃、橘子、核桃、莲蓬、荔枝等水果植物，制作精美、釉质莹润，是高档的赏玩和摆设用品，正是这种奢侈生活的表现。
如前所述，邛三彩华丽外观的形成，不仅受到来自北方三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了邛三彩使用者的需求影响。目前考古发现中，邛三彩仅在十方堂窑烧造，考古人员在该窑址的晚唐至五代时期地层中发现了大量三彩杯、盘、罐、执壶等。此外邛三彩还较多地出土于川西平原的成都等大城市中心地带，以文房、化妆、陈设、酒、茶、灯、玩偶器物为主。从外观上判断，这些邛三彩器的形制大都比较精致，器形多仿金银器，胎质细腻，壁薄轻盈。成型方式主要为模制成型[50]，因此器物均造型规整，这种制作精细的瓷器属于邛窑高档优质产品，与邛窑的其他青瓷产品和乳浊釉器、彩绘瓷的区别极为明显，说明它的使用者对产品质地的要求较高。一直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将邛窑视为一个生产普通大众生活用瓷的民间窑口，但考古发掘的结果证实了邛窑产品中确有一部分提供给社会上流贵族阶层。十方堂遗址中曾出土一五瓣莲花印模，背面有“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的铭文[51]，经考证，乾德六年（公元924年）应为前蜀王衍之时。铭文印模为邛窑十方堂窑在五代时为蜀中王室烧制贡瓷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图5-24）。成都前蜀王建墓中也出土了邛窑生产的彩绘四耳罐、青釉四耳罐和瓷盆、瓷灯等[52]。王室贵族的需求和趣味会影响到产品的风格。因而，邛三彩在装饰上极尽华美，使器物达到艳而不俗、贵而不娇、雍容莹润的外观效果，正是为了满足这一特定时期的使用者的需求。
图5-24 五代 邛崃十方堂窑“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印模
此外，晚唐五代、宋时期，精美的印花也大量装饰于器表，象征华贵的牡丹等纹样反复出现，当时的贵族趣味也是这种器物风格转变的审美源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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