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需求为动力的生产观念的优化措施

作为古代巴蜀地区最大的民间瓷窑体系，邛窑生产的器物流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邛窑的产品构成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类似于现代市场营销中的“产品组合”。社会阶层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8]邛窑的器物设计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变化和创新，其动力也正是来自于构成巴蜀地区社会结构的各社会阶层的不同需求。

邛窑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普通平民阶层。邛窑生产量最大的日常生活用器主要就是面对这个阶层而生产的。1989年在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瓷器，“根据瓷器的胎色、釉色、烧造工艺和器物造型方面观察，遗址中出土的瓷器95%以上为四川本地窑烧造，能够肯定是外地瓷窑烧造的瓷器只有极少数。”^[9]从器物的造型特征、装饰风格、胎质、釉质等判断，这批瓷器应为邛窑产品。在城市居住遗址中发现大批瓷器的情况不多见，这为研究成都地区当时瓷器的使用、流通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从遗址出土全部遗物的构成看，瓷器的比重最大，瓷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陶器，取代了昔日陶器的地位。出土的瓷器有各种大小生活用器皿、文房用具，到观赏的小瓷塑动物、儿童俑，甚至玩耍的小铃、娱乐的围棋棋子都有。瓷器中四川本地各窑的产品占了绝大多数，说明本地瓷器占领了成都广大的民间市场，瓷器中以碗、盘、盏、壶、罐为大宗。根据三千多件器物、口沿的粗略统计，碗、盘约占50%，灯盏约占10%，壶、罐约占15%，钵、盆约占20%。这种构成与当时四川各窑生产的产品情况大体相同。从而也再次证明了四川本地窑的民窑性质。”^[10]此外，在1983年成都附近大邑县城唐宋遗址中出土的大批瓷器也具有与此相同的特征^[11]。

从各种出土实物看，唐以前的这类产品造型大都比较简朴，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由于市场需求大，产量要求随之提高，这类器物设计更多地考虑经济实用功能，因而在制作上不太讲究，大都胎质不精，装饰简单。入唐以后，随着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使用者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了，尤其唐代由于商业的发达，城市扩展，使形成于市肆的平民文化获得了发展的土壤，并与巴蜀秦汉以来以“水利蓄殖其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从初唐到盛唐的邛窑彩绘瓷的兴盛，直观地反映了与这种需求特征。巴蜀的平民文化具有生动而亲切的风格，对比高雅、理性的士大夫文化和庄严、神圣的宗教文化，它显得通俗、亲切、充满生活的气息。这种气息从四川东汉的画像砖、陶俑身上已经有明显的体现，到了唐代它又与文人文化相结合，使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复合的特质。因此，像梅、兰、竹、菊这些文人士大夫惯用来比拟精神品格的高雅纹样，也在百姓的日用器皿上频繁出现。平民的娱乐生活和世态百像成为邛窑器物设计的源泉，如大量动物、人物瓷塑，以及象棋、围棋、儿童玩具等器物，丰富了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也体现了当时休闲富足的社会生活状态。邛窑彩绘中花草纹样的独特形象、写意绘画的精神表征、清新淡雅的色彩风格，具有既高雅又质朴、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这种独树一帜的瓷器装饰，也正反映了邛窑为迎合数量庞大的不同阶层的消费者需求所作出的一种努力。

同时，文人文化对邛窑的器物设计审美意识的形成也是具有深刻影响的。“文具的设计在实用功能之外附加了与实用无关的装饰，美感成为设计的中心。”^[12]邛窑的出土器物和民间收藏器物中，文房用具的数量较多，邛窑十方堂一号窑包的唐五代地层中，仅水盂就出土了864件^[13]，还有为数众多的笔架、砚台、水注等，显示了当时巴蜀地区文人阶层这个使用群体的庞大，这些器物也体现出邛窑工匠为了迎合文人的审美取向而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各类文房用具在汉代已经具备，除了文人必备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外，文房用具还有笔筒、笔架、笔洗、笔添、砚滴、水盂、镇纸、印盒等。早期的文房用具大都注重其使用功能，但在唐宋时期，由于高坐具开始代替矮坐具而成为主流，几案陈设的讲究之风日盛，在欧阳修、梅尧臣、蔡襄、米芾、黄庭坚等文人的提倡下，文房雅玩的用品逐渐增多。文房用具的设计制作重心也从最初的实用转向审美，将精美的外观、独特的地方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对于文房用具这类满足较高文化修养的社会上层人士需求的产品，设计者往往在考虑实用的前提下，更多迎合使用者的审美取向。例如，邛窑文具中的砚台经历了圆形和方形砚台，到三足、五足砚，再到辟雍砚、风字砚的造型演变。在顺应时代审美的同时，还以高超的技艺创造了新的形式，如将造型简单的风字砚设计成具有吉祥寓意的蟾蜍形砚，体现了实用性、装饰性、精神性的高度结合。在邛窑的文房用器中，有大量器形小巧的水盂和水滴、水注。水盂大多高度在2.8~5厘米之间，口径仅为2~3厘米，在如此小巧的器物身上，大都进行了精心的装饰，比如色斑、色条、彩绘等，尤以邛三彩的水盂最为精美，器形规整，圆润饱满，釉面晶莹光亮，无论单彩或三彩都精妙绝伦。器身造型除了有常见的圆鼓腹形，还有扁圆腹形、瓜棱形等。如此精心的设计和制作，显示了邛窑工匠对于文人阶层使用者的审美需求的重视（图5-9）。

图5-9 唐至五代 邛窑水盂(www.xing528.com)

此外，唐代曾有两位皇帝先后入蜀避难，皇室贵族在成都的生活带来了对高档瓷器的需求，影响了瓷器的审美风格。晚唐时期仿金银器的造型大量出现，五代时，邛窑还承担蜀中王室贡瓷的生产，贵族趣味明显地在邛窑的纹样上体现出来，如龙、凤、牡丹等象征富贵和威仪的图像开始较多地出现。邛窑生产的大量精美的印花粉盒，是当时贵族妇女的化妆用具，小巧精致的鸟食罐，是贵族阶层怡情养鸟的用具。各种精美的印花纹盘、碗的生产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增加。在造型方式上，则更多采用模制成型的方法，使器形更加规整。同时，作为邛窑精细产品代表的邛三彩，无论从形制、釉色还是从制作工艺上看，均明显地反映了贵族阶层的审美需求对邛窑器物设计审美意识的影响（图5-10、图5-11）。

正是这些多层次多结构的社会需求，促进了邛窑不断地审美创新，从而形成了造型丰富、装饰多样的器物形式。同时，邛窑在设计上还出现了程式化、标准化的趋势，尤其在彩绘纹样的设计、大量印模的使用等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增加，可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这与当时邛窑生产技术的提高是无不关系的。“以需求为动力”的生产观念，促进了设计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图5-10 五代 鹦鹉流云印花粉盒

图5-11 五代 飞天莲花纹粉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