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900多年的发展后，曾经盛极一时的邛窑到宋末渐渐衰落。宋以后，邛窑的各大窑场基本停烧。邛窑的衰落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至今并无定论，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各种影响因素中，时代美学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宋代全国的瓷器贸易日益发达，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传统青瓷窑场逐渐被北方兴起的五大瓷窑取而代之，邛窑的产品同样也经受了这种外来瓷器的影响。与唐代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美学相比，宋代主流的瓷器审美更带有一种强势的同一性，那就是追求青瓷的质地釉色和内在的美感，以含蓄典雅、玉润天然为审美标准。而这种美轮美奂的外在美是以内在胎质为基础的，北方名窑正因为使用了油润精细的“香灰胎”而将宋瓷之美推向高峰。尽管邛窑为迎合宋代审美趣味而大量出产各种绿釉和仿湖田窑的青白釉瓷，但终因原材料天然不足导致胎质不精，难以满足市场对瓷器釉质温润如玉、釉色淡雅如冰的审美需求。
同时，在宋代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宋代瓷器品种发生了重大革命，除传统青瓷外，白釉瓷、黑釉瓷、钧瓷以及磁州窑的黑白绘瓷也成为世人新宠。在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的条件之下，巴蜀地区众多新的窑口兴起，如生产黑釉瓷的广元窑、金凤窑、涂山窑、清溪窑和生产白釉瓷的磁峰窑等，这些产品更加符合时代审美对功能和形式美感的要求，它们的出现，也使以青瓷为主的邛窑产品在巴蜀地区逐渐失去了优势。
邛窑装饰的转变、兴衰与邛窑的命运是紧密相系的。唐代审美文化的包容特质，使邛窑掩盖自身弱点、另辟蹊径的彩绘装饰、邛三彩都获得了生命力，形成了邛窑的发展高峰。但宋代瓷器美学的转向恰恰使邛窑的弱点暴露无疑，在强大的美学观念影响下，邛窑更多以模仿来迎合宋代审美趣味，失去了创新的空间。由于邛窑始终以装饰作为创造形式美的重点，当自身的装饰再也无法使其形式符合审美需求，邛窑自身弱点与瓷器审美之间的矛盾呈现出越来越无法调和的趋势，终使自己让位于新兴的窑口，导致宋代邛窑的生产规模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宋末元初，连续十多年的战乱，致使四川、邛州经济凋蔽，人口锐减（死亡、逃亡）”，大量窑工外逃，窑场倒闭。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曾辉煌数百年的邛窑从衰败走向消亡”[61]。
装饰的发展受着自律和他律的共同约束，任何一种装饰形式的生成、突破和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带着深刻的时代美学的印记。“推动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向前发展的动力源，不只是局限于造物技术的不断创新，更为强大的动力结构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审美文化，”[62]邛窑的装饰流变，清晰地反映了唐宋审美文化对于器物装饰的深刻影响。邛窑装饰的兴衰和邛窑最终的历史命运，也正揭示了美学对于瓷器装饰发展的推动和制约两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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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据史籍记载，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行于蜀，公元756年农历七月底携随行官员和卫队1300人、宫女24人抵达成都，次年十月离开成都返回长安。公元881年唐僖宗因“黄巢起义”而同样避难于成都，随行者众，且在蜀生活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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