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窑劣势与唐代美学的矛盾：器物设计创新的原动力

在瓷器装饰中，釉和胎是基础。瓷器的质、色、意、韵均是在胎和釉的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其中，瓷胎的成分和质地对器物烧成后的审美外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细腻、致密、洁净的瓷胎是烧制优质瓷器的重要前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邛窑瓷器是先天不足的。由于缺少优质瓷土，邛窑采用了含铁量较高的黏土制胎^[46]，导致烧成后胎色多呈灰白、灰黄、灰黑、褐红或紫红等色，这也使得大部分产品稍显粗糙而精细不足。但邛窑的材料劣势并没有影响到后天的发展。相反，入唐以后，邛窑的烧制规模极大扩张，产品形式丰富多样，装饰面貌突然之间焕然一新。在邛窑的两处代表性窑址中均发现，隋代器物仅有少量彩点、彩斑装饰，而唐代文化层中则出现大量品种丰富的釉下彩瓷器^[47]。这些彩绘瓷开创了多色彩绘瓷的第一个历史高峰，也对晚唐长沙窑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邛窑在隋代开始出现的装饰探索，到唐代为何突然爆发为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追求？在唐代名窑林立，“南青北白”的瓷器局面下，原料先天不足的邛窑为何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要厘清这些问题，必须从时代美学的流变与瓷器审美的关系中去寻求答案。

秦汉原始瓷时期，人们尚处于解决烧制技术问题的阶段，在造型和装饰上多仿造青铜器，独立的瓷器审美体系尚未形成。东汉晚期至六朝，瓷器生产进入成熟阶段，瓷器已经代替了漆、竹、木、陶、金属等手工业制品，作为普通民众生活的主要器用，受到时代美学影响的瓷器审美开始渐渐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美学”追求“从竹林之狂到兰亭之情到山水之乐”^[48]，艺术上崇尚“秀骨清像”之美。这一时期青瓷的勃兴折射出时代美学的影响。青瓷的美感来源于釉色与质地的和谐统一，其审美意蕴与六朝时期“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像”等审美风尚具有内在的同质性。因而在青瓷装饰上以单色青釉为主。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达到了极高的水准，釉色淡雅莹润，光泽透明。在这一时期，邛窑青瓷的装饰风格与南方青瓷相似。但邛窑工匠已明确地意识到了原料劣势的问题，从南朝起开始使用“化妆土”技术来美化胎体，创烧不透明的高温乳浊铜绿釉以更好地掩饰胎质粗糙、胎色不匀的弱点。隋代，全国青瓷窑口增多，南方除越窑以外，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及北方的河南安阳窑、巩县窑，河北磁县贾壁村窑等都烧制青瓷，且烧造技术较高。而隋代邛窑在发展青瓷的同时，逐渐出现少量乳白釉、窑变釉，并开始发展彩绘，这预示着邛窑对新的装饰方式的探索的开始。但总体而言，这种意识依然是不明确的，在这一时期，邛窑的主要造型和装饰均呈现出与同时期其他窑口的相似性。(www.xing528.com)

唐代初期，由于国力强盛和生活富足，唐代文化呈现繁荣富丽的景象，瓷器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瓷器开始代替金银用器，体现出极高的使用价值。唐代的技术进步与唐代美学风尚相互推动，使瓷器发展到高峰。以南方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北方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对峙局面。“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是唐代瓷器美学的主流趣味。越窑青瓷光洁玉润的釉质、色调清冷、雅而不浮的釉色，与唐代文人对佛禅境界、水墨意境的追求不谋而合；白瓷烧制工艺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水准，甚至与南方青瓷相媲美，饮茶文化的蓬勃发展也促成了民众对白瓷的追捧。因此，在青瓷、白瓷名窑林立的唐代，邛窑必须克服原料先天不足的弱点，获取与众不同的外观以赢得产品使用者的喜爱。在长期的摸索中，邛窑最终开辟了一条不以胎质釉质取胜，而以极其丰富的色彩、与众不同的纹饰来装饰产品的道路。于是，始于南朝、发展于隋代的彩绘瓷成为唐代邛窑突破困境的首要选择。邛窑彩绘以红、褐、黄、绿等色彩、气韵生动简括抽象的纹样、写意与没骨的技法，为素淡的青瓷带来了新的装饰风貌。这种完全异于青瓷、白瓷的新创瓷器品类，以图像和色彩形成独特的韵味，转移了观赏者对于胎釉质地的关注，从而为瓷器审美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也突破了青瓷审美的惯常方式，既是对时代审美的顺应，也是一种超越。因此，从根源上说，正是原材料先天不足的劣势与唐代美学、瓷器审美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张力，从而成为邛窑大胆发展彩绘装饰的意识源流。这种矛盾激发了邛窑持续不断地装饰创新，并在特定的时期内，这种创新最终将劣势转化为了一种优势，从而使邛窑发展成为古代巴蜀地区规模最大、产品最丰富、且在陶瓷史上留下了多项创造的青瓷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