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信仰方式及对邛窑器物设计审美的影响

“我国的宗教与传统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蜀地区各种宗教的发展在我国宗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道教的发源地，又曾是南方佛教的中心地区。直到今天，鹤鸣山仍是道教的祖庭所在，峨眉山仍是佛教名山，在我国的宗教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37]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巨。鲁迅在谈到道教的影响时曾表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38]道教的创教之地就在巴蜀。其创始人张陵（公元34——156年）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据葛洪《神仙传》及《道藏》中所收获的《汉天师世家》所载，他7岁开始读《老子》，通晓天文、地理、图谶之学。年轻时曾入蜀山，受到巴蜀“仙道”、“鬼巫”一类宗教习俗的深刻影响。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后来，弃官入洛，又辗转入蜀，在西蜀鹤鸣山（今大邑县境内）学道，于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在这里创立了“天师正一盟威”道，即天师道，这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道教。此后天师道的发展衍变不绝如缕，三国时代，张陵之孙张鲁凭天师道“雄踞巴汉三十余载”。成汉时，李雄的国师范长生以青城山作根据地，率千余家传道，被尊为天地太师。由于受到皇室的扶持，唐代道教发展到最为兴盛的时期，青城山由此也确立了道教的统治地位。成都城内最著名的宫观青羊宫原名青羊肆，相传是老子出关见关尹之处，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改为青羊宫。宫内现存两尊铜羊（俗称青羊）以及八角亭、吕纯阳石刻等著名建筑，至今仍是巴蜀地区重要的道教场所。五代前蜀时，道教著名领袖杜光庭定居青城山白云溪清都观，即今祖师殿，主持青城山及全蜀教务，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等著作为道教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明代，传说张三丰曾住成都二仙庵，张三丰为武当山道教南派，因此巴蜀地区武当派颇盛，真武宫观也很普遍。

历朝以来，道教传统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深入民间，对艺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个盆地内有多处道教遗存，其中以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最为系统和完整，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邛窑的主产地邛崃地区道教极为昌盛，至今存留的道教名胜不少，同时也对邛窑的器物设计产生了影响。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两个书有年款的唐代彩绘瓷碗中保留了极为珍贵的道教图像：

“（一）天宝七载（748）邛窑瓷碗，高4.3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5厘米。圆唇，口微敛，坦底，璧形足。内外施灰青色釉，外壁釉不到底，底足无釉，露灰褐色胎。胎质疏松，碗内有气泡。碗心有釉下青褐釉色彩书竖行年款‘天宝七载午时造’七字。在文字右侧绘一人立于云端，右手指向碗心，左手挥长剑上举。左侧画足踏彩云的人面怪兽。此系绘道家驱邪除怪作法之内容。

（二）开成元年（836）邛窑碗，高6.1厘米，口径17.2厘米，足径8.6厘米。碗内外施青釉，外壁釉不到底。底无釉，露紫红色胎和螺旋状削痕。碗中心有赭褐色釉下彩绘横形水波纹三条，水波两侧各斜出一长柄的星体，水波之下，有一‘水’字，字下两端各有一枚星体的横线，横线下有‘火’字，‘字’下为火焰状纹样。在一长串由星、水、火等重叠起来的图像之右侧，有褐彩竖书‘开成元年’、‘十月造用’款。左侧书‘日月星辰’和‘土木’两竖行文字。绘此亦系到家祀皇天、星辰、祛病、疗病法事的内容。”^[39]。

可见，道教的观念和行为成为了邛窑器物装饰的一种意识来源和创作主题。四川原道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琉璃厂窑生产的道教符碗，也反映了盛行民间的道教文化。这批符碗共12个，碗内有泥土痕迹。碗为唇口，斜腹壁、浅圈足，碗高5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6.5cm；内外壁为青褐色釉，外壁釉没有包底而碗底呈砖红色；在每个碗的内壁中心绘有层次分明、道教风格明显象征天地神灵的‘符’，碗内壁沿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神符’字样。”^[40]尽管这批瓷器造型简单，胎质粗糙，但这些“符”却极为真实地再现了在道教影响下的民间社会生活习俗。在医疗条件贫乏的古代，“符”画于碗内一般是为病人喝符水而用，以此祛病，在道教中被称为“服符”。因此，这批瓷碗上的“符”形图像，是具有非装饰性的特殊含义的图像。这在邛窑的器物中非常少见。此外，邛窑还生产有道士头像、背葫芦的道士像等瓷塑作品，这些均是道教文化在器物设计中的反映（图4-17）。

图4-17 宋 青釉褐红彩道教符碗(www.xing528.com)

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传统的观念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为汉明帝时期，朝廷专门派人到西方学习佛法并迎来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在洛阳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41]但根据近年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佛教传入我国的途径是多源的。“巴蜀的佛教应是大致与从西域入中原的时间相仿或甚至更早，由早已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由缅甸入云南再到巴蜀的。”^[42]印度、中亚和西亚同我国古代的联系主要通过西域入南海，和滇缅五尺道、旄牛道三条路线。古巴蜀位于这三条路线的交会点，佛教文化上也体现出南传与北传佛教相交融的特征，并与巴蜀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巴蜀地区已发现不少东汉晚期的佛教造像，据罗二虎统计：截止到2001年即在西南地区的12处确切出土地点共发现早期佛像32尊以上^[43]。这些佛像大都出现于东汉崖墓中出土的摇钱树的树干或树座上，摇钱树上常见莲花、羽人与西王母相伴，这是佛教传入初期仙佛相混的特征，具有很强烈的地域特征。“其初传入，挟带一整套的地狱观念，佛陀作为地狱救赎者的形象被组合在昆仑信仰系统中。之后，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加深，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方才逐渐从昆仑信仰体系中独立出来，而其表现则是佛陀取代西王母堂而皇之地坐上了摇钱树顶端。”^[44]“虽然这些东汉至蜀墓中出土的文物大抵均无确切年代，但以丰都摇钱树座明确纪年为“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推测，佛教传入巴蜀应不晚于东汉中期。”^[45]由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还未见东汉佛像遗物和佛塔痕迹，但巴蜀地区却已有佛像和佛塔的图像大量涌现于摇钱树和画像石、画像砖上，有学者推断，这必是佛教已传入有了较长时间，才有可能反映在艺术形象上，因此认为巴蜀佛教有可能不是经过西域——中原的途径输入，而是从南方传入的，而这些佛教图像则可看作我们目前已知的佛教南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实物证据。

佛教传入巴蜀以后，不断向全境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泛传播，唐宋时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北传禅宗与南传密宗的影响也到达巴蜀。佛教的兴盛使巴蜀成为我国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富，风格之异，技术之精，为全国所仅见。同时，佛教对巴蜀社会的世俗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邛窑器物设计的装饰题材和创作来源。从装饰上看，从南北朝时代的青瓷以刻划的莲瓣作为器表装饰开始，莲花纹样就一直存在于邛窑的烧制历史中，邛窑工匠运用刻划、印花、贴花、瓷塑等各种装饰手法，将莲花形象移植于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之中。以莲花为主题的装饰题材，展示了佛教对工艺美术的深刻影响。刻花纹和印花纹中较多出现的飞天形象，也是佛教文化的产物。摩羯纹也与佛教文化有关。“摩羯”，亦作“摩伽罗”，梵语makara的译音。摩羯本是佛教文化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的动物，东汉随佛教传入我国后，与中国的“鱼化龙”纹结合，其纹样逐渐中国化。邛窑多以摩羯纹印制于碗底、盘底，或作为臼磨器的造型瓷塑中的佛教题材多见于佛像，还有菩萨像、天王、力士等。邛窑的佛像尤其制作精细，大多高仅9~11厘米，艺术创作上借鉴了佛教雕塑的技法，线条刻划细腻，有曹衣出水之风。且一般都施精美的三彩绿釉，显示了佛像的尊崇地位。在器型方面，唐宋时期邛窑生产的净瓶，梵语称军持，是僧人云游时随身携带的贮水器，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陆游《入蜀记》曾提到：“远公之侧又有一人执军持侍立，谓之辟蛇童子。”瓷质净瓶流行于唐、宋、辽时期，邛窑生产的军持有绿釉、酱釉、青釉、高温三彩釉等装饰，造型与同期流行样式一致。邛窑出产较多的香炉也与敬佛礼仪相关，除了基本的三足炉、五足炉，还出产一种独特的五佛脚炉，其炉盘和炉座之间用五个模制的佛像粘接支撑，这五个佛像集装饰性、功能性、精神性为一体，显示了高超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思想。邛窑的莲花造型香炉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装饰纹样中，部分具有佛教意义的概念也与民俗吉祥寓意结合，其中典型的有“莲生贵子”。在邛窑琉璃厂生产的的刻绘大盘中就出现了儿童戏莲图像，乃是宗教世俗化的一种体现。佛教文化在邛窑的器物设计中成为一种延续不断的审美源流（图4-18至图4-20）。

图4-18 唐至五代 邛窑佛教器物

图4-19 宋 邛窑香炉

图4-20 唐 褐绿双彩宝相花纹摩羯形臼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