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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巴蜀世俗文化中的生活气息与邛窑器物设计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巴蜀地区的世俗文化,与同时期中原和南方的世俗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川菜一直以来是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这种尚食尚味的生活习俗在民间相当普遍。在巴蜀的饮食文化中,酒的酿造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由南北朝到盛唐,巴蜀地区名酒辈出,“剑南烧春”已经成为宫廷的贡酒,民间饮酒风气更甚。邛窑工匠创造性地将这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器物形象进行抽象后,作为一种彩绘纹样移植到了瓷器表面。

生活方式:巴蜀世俗文化中的生活气息与邛窑器物设计

世俗文化主要指民间、民俗文化。“世俗文化具有文化内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文化传承的恒久性和民族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源泉,富含民间的习俗、信仰、礼仪、……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人生理想、信仰和风俗。”[33]人们生活习俗的流变对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产生了较大影响。

巴蜀地区的世俗文化,与同时期中原和南方的世俗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六朝时期,魏晋名士崇尚玄学清谈,讲究言行举止的体态和风度,重视仪表和服饰,整个社会都追求一种带有女性特征的阴柔之美。颜之推的《勉学篇》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34]在此社会风尚的影响之下,香熏之风日盛,又由于六朝人士“口吐玄言,挥麈击壶”的生活习俗,对唾壶的需求日增。蔡邕《表》曰:“诏赐薰炉、唾壶,朝廷之恩,前后重叠,父母于子,无以加此。”[35]青瓷香熏和唾壶在各大瓷窑大量烧制,邛窑也受此社会习俗的影响,此两类器物多有产出(图4-11、图4-12)。

图4-11 唐 乳浊绿釉唾壶

图4-12 宋 乳浊绿釉五足印香炉盘

饮食文化是民俗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川菜一直以来是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代表。饮食习惯第一是讲滋味。《华阳国志·蜀志》中总结蜀人的特点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其中与饮食有关就占了两点,足以说明巴蜀地区讲究滋味的习性由来已久。秦汉时期的画像砖画像石中常出现反映庖厨、宴饮、酿酒的画面,左思在其《蜀都赋》中有这样的描述:“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竞执,丝竹乃发”。这里面提到的精美食品以及罍、槅、觞、爵等食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蜀地区对饮食的讲究。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这种尚食尚味的生活习俗在民间相当普遍。制作精细的食品必然要求与之相配的食器。因此,当瓷质食器开始出现以后,在邛窑的产品构成中,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器形最富的,就是生活器皿中的食器。各种造型、各种尺寸的碗、盘、碟、盏、杯、瓶、钵、豆、盆等大量出现,且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变换器形的设计和器表的装饰,极尽创新之能事。如在邛窑十方堂出土的器物中,碗有4型35式,盘有6型22式,盆有3型14式,钵有5型17式,豆有2型8式,杯有4型22式等,无论口、腹、底足的形制还是修饰器表的釉色、纹样等,都不断地翻新变化,这些无不是为满足民间饮食文化的需求而迎合市场的生产行为(图4-13)。

在巴蜀的饮食文化中,酒的酿造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巴蜀自古多美酒,在3000年前至3500年前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陶制和青铜酒器,如盉、杯、盏、瓶、觚、壶、勺、缸、罍、尊、方彝等,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亦应有尽有,说明在当时的巴蜀地区就有了相当高的酿酒水平。1976年,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铜、提梁壶等11件,证明在中国名酒剑南春的发源地,至少在2400年前已开始酿酒。1964年在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的宴乐铜壶,便全面呈现了当时人们举杯豪饮的场面。由南北朝到盛唐,巴蜀地区名酒辈出,“剑南烧春”已经成为宫廷的贡酒,民间饮酒风气更甚。以后历朝巴蜀酒业的发展一直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直至今日依旧如此。尚酒的习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民众对酒器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为适酿酒、饮酒之用,早期的酒器有陶、青铜酒器和漆酒器和金、银等贵重金属制品瓷器出现之后,就代替了其他材质而成为民间使用的主要酒器。作为在古代巴蜀历史上最大的瓷窑系,邛窑生产的酒器类型丰富,造型各异。用于注酒的壶有瓜棱壶、执壶、双耳弓柄壶、双耳无柄壶;手执的把柄有弓形柄、曲柄;流有短流、长流、双流等;储酒的瓶,有梅瓶、葫芦瓶、双耳瓶、瓜棱瓶;罐有四系罐、瓜棱形罐、敛口罐、双耳罐、四耳罐等。在一些器身上还有“醴”“酒”等文字,表明其酒器的用途。饮酒的器具主要有碗、盏、杯等。杯的造型之丰富,为同时期窑口所罕见,如无耳杯,有敞口、侈口、圆唇、尖唇、弧腹、斜直腹等样式;单耳杯,有七曲花瓣口、侈口、敞口、敛口等造型;高足杯也分弧腹和斜直腹几种,还有独特的提梁杯、三联杯,这两种形制的杯更具有审美装饰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邛窑的绝大部分酒器注重器表的装饰,彩绘纹样丰富,器身造型规整,还有模仿金银器造型的单耳小柄杯等,说明在当时酒器已经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不再仅仅是一种实用器皿了(图4-14)。

图4-13 唐 邛窑高足盅(www.xing528.com)

图4-14 唐至五代 邛窑酒具

“道源在蜀”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另一内涵“仙源在蜀”对巴蜀的影响则更为长久。从3000年前的三星堆人面鸟身像、人身鸟足像,到金沙的太阳神鸟图像,就已经能看到巴蜀先民追求“羽化飞仙”的仙道思想,这种思想在古代巴蜀地区流行了3000年后,最终这种仙道思想成为道教的三大来源之一[36]。因而道家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和神仙思想密切相联,表现为东汉画像石、画像砖里那些追求入道成仙、羽化升天、避邪驱鬼、礼敬天地、祈吉富贵、魂魄不死等理想化的生产、生活场景。至汉代,追求长生不老和修炼升仙成为巴蜀社会主流思潮,这种思潮与巴蜀传统的“树崇拜”习俗相结合,产生了西南地区广为流传的明器——摇钱树。摇钱树造型为陶瓷树座和青铜树身两部分构成,其上铸造和雕刻有西王母、朱雀、龙虎、辟邪、蟾蜍、骑羊、鬼、熊、仙山、音乐歌舞和杂技表演、神佛、羽人、铜钱等形象,充分反映了汉代民间求神仙求富贵的思想。摇钱树仅仅在东汉初期至蜀汉晚期流行,晋之后就难见踪迹。在历代的装饰、绘画中都难以看到摇钱树的形象,但却在唐代邛窑的彩绘中保留下来,成为瓷器纹样的装饰题材。邛窑工匠创造性地将这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器物形象进行抽象后,作为一种彩绘纹样移植到了瓷器表面。这种图像的模仿技巧极为高超,工匠们删繁就简地去除了那些繁杂的动物、人物形象,将摇钱树的整体树身、枝干、树座的轮廓保留下来,用卷曲的树梢代替了摇钱树树枝上的钱币和神异纹样,使图像变得简洁、生动又富有神韵。通过简化削弱了摇钱树所代表的羽化飞升的神秘意义,而将其变成一个更具装饰性的纹样。这种将民间信仰因素艺术化地吸收为装饰题材的创作方式,在邛窑的器物设计中也是比较多见的,恰恰也显示了邛窑作为民间瓷窑的世俗性特征。

在中国民间文化中,茶文化堪比酒文化,二者缺一不可。茶文化包括了以茶为中心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茶的种植、研制、开发,茶具的生产、加工,特殊茶风俗的形成,以及与其他文化相融而形成的各种艺术形态等。巴蜀是茶的起源地,茶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即是说在三千多年前的巴蜀一带就已经用茶作为贡品了。目前可知姓名的最早的种茶人是西汉宣帝年间在名山县蒙山种茶的吴理真。蒙顶山所产蒙顶石花是唐代名茶之一。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李白也曾诗曰:“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由于巴蜀地区长期以来的饮茶习俗,形成了对于瓷制茶具的需求;同时,不同时代的饮茶习惯有所不同,也使得茶具的造型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唐代的茶被制成“团”或“饼”状,饮用前需要烤炙碾细后再用风炉烹煮,因此常用的制茶器具有茶铫、茶铛、茶鼎、茶碾、镭钵、茶炉等,饮茶器具有壶、盏、杯、碗、茶托等邛窑的茶具器形多样,仅茶研就有多类,最为精美的是鱼形茶研,鱼形器身的外壁多以彩绘装饰,内壁布满细小的突起;另有一种常见的圆形研钵,钵体较浅,钵内布满突点;还有青釉褐彩的茶擂和擂棒,也是用来碾细茶饼之用。邛窑出产的茶托以花朵造型为最精。这种茶托最初是为防止茶杯烫手而出现的。据唐李济翁《资暇集》载:“茶托子,始建中(780——783),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烫指,取碟子承之。即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对实用功能的需求,催生了新的造型,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逐渐又产生了新的审美需求。因此,邛窑生产的茶托,非常注重造型的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结合,那就是将原本简朴的托上承杯的造型,变为莲花、葵花等造型,增加了茶文化的审美内涵(图4-15)。

图4-15 唐 邛窑茶器

由于饮茶习俗在全国的风行,文人墨客对茶器日渐讲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对当时各大瓷窑所产茶器有过这样的品评:“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在唐代,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分别代表了南北方制瓷业的最高成就,二者交相辉映,形成“南青北白”的发展状况。陆羽的《茶经》之中并没有提到邛窑之名,究其原因,也许还是因邛窑瓷土的先天不足,虽然有部分胎细、釉精的产品,但大多数青瓷产品的质地、釉色始终无法达到南方瓷器的精美程度。同时,一直以来,邛窑的白瓷极少,并非产品的主流。因此邛窑的茶具很难与当时各大名窑相抗衡。到了宋代,饮茶习俗由煎茶法变为点茶法,不再研磨煎煮,而是将茶叶末放入茶碗,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再注入沸水;或者直接向茶碗中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使茶末上浮,形成粥面。宋人喜好聚众评茶,而形成“斗茶”的风气。“斗茶先斗色”,为更好呈现白色茶汤的美感,黑瓷茶盏受到热崇。宋朝任福建漕司(监制贡茶事)的蔡襄在奉旨修撰的《茶录》一书中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火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之不用。”由于斗茶喜用白茶,黑白对比分明,故以黑瓷茶盏最为要用。邛窑历代均不出产黑釉瓷器,此时广元窑生产的黑瓷产品开始受到市场欢迎,因此邛窑茶具在宋时也较少生产了(图4-16)。

图4-16 宋 邛窑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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