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良好的气候条件加上由河流冲积物冲击而成的肥沃土壤，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击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23]因此，巴蜀自古以来就农业发达，手工业繁荣，经济上保持了从秦到宋的长期繁盛。秦汉时期，这里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的天府之国[24]。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巴蜀的经济地位在全国名列前茅，最明显的反映是人口数量的增加。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人口最多时不会低于1000万人”[25]，当时“剑南道的人口数，也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5%”。[26]由于巴蜀经济的繁荣，唐后期又获“扬一益二”的称号，当时“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27]。成都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商业都会。这一时期，巴蜀手工业中的纺织、盐业、茶业、造纸、雕印、造船、制糖，以及商业和交通都得到快速发展。唐时史料记录中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巴蜀地区发达的瓷业，据唐赵元一辑《奉天录》中记载：“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又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又据后蜀光远撰《鉴城录判木夹》卷二所载，晚唐时“李福尚书镇西川……，南蛮直犯梓潼，役陶匠二十万烧砖，欲塞剑门。”可见唐代巴蜀的窑场的规模之大，生产之发达。此外，唐代众多的文人画家的入蜀，也促进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所有这些都成为邛窑创烧、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邛窑始烧于东晋，根据已经发掘的邛窑十方堂窑、固驿瓦窑山窑、成都青羊宫窑等窑址可以发现，这些窑场从南朝到隋代都处于摸索和发展阶段，器形单调，装饰简少，产量不高。而到了唐代则迅速达到了高峰。不仅造型样式繁多，装饰上也开始全面成熟。其时邛窑窑场规模之大，窑具之丰，出土器物的数量规模之众，都显示这是邛窑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与唐代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在唐末的全国性战乱中，各地混战频仍，经济凋敝，巴蜀地区却较少受到影响。在前、后蜀政权的统治下，社会安定，社会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影响，保持了“人物秀丽，土产繁华”的兴盛。《蜀祷杌》记载当时经济的发展时说：“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28]。这种丰足富实的景象，恰与同时期的中原一带经常出现的两河大水，平民流亡者的悲惨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五代时期，巴蜀府库充溢，金银珠玉、文锦绫罗极为丰盛。宋王朝灭后蜀时，巴蜀基本上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经济仍然繁荣。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成都，是“列肆云罗，珠贝莹煌于三市；居人栉比，酋豪繁盛于五陵。俗尚嬉游，家多宴乐。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古为奥区，今尤壮观”[29]。经济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农业、纺织业得到快速发展，茶叶产量跃居全国第一，茶马贸易长盛不衰，盐业生产自给有余，造纸、印刷驰名全国。由于商业的高度繁荣，成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巴蜀文化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产生了以苏轼为首的“三苏父子”等驰名文坛的文学家，张栻、魏了翁等理学大师，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王称、张唐英等一大批史学家。晚唐至五代时期，是邛窑生产的又一高峰。瓷器生产工艺在全国窑场中也一直保持着同期的较高水平，这与巴蜀地区长期繁荣的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综上所述，巴蜀地区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邛窑器物设计工艺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图4-6至图4-8）
在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的基础上，邛窑的生产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的技术、能力、规模，更为邛窑器物设计审美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在不断提高生产技术的同时，才能使器物的质地、外观呈现得更加完美。“人的察觉节奏和欣赏节奏的能力，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者在自己劳动的过程中乐意服从一定的拍子，并且在生产性的身体运动上伴以均匀的唱的声音和挂在身上的各种东西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但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者所服从的拍子又是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在他的生产性的身体运动中恰好遵照着这种而非另一种的节奏呢？这决定于一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决定于一定生产的技术。”[30]邛窑的审美创新，无不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如十方堂较早地采用了匣钵烧制法，“匣钵可起到盛装和支架的双重作用，同时还能使装烧物受热均匀，避免燃烧气体和灰粉侵蚀污损坯面，使产品器形端正，器壁减薄，釉面光润，有效地提高了产品质量。”[31]晚唐时期邛窑首创的小巧精致的三齿芝麻钉，齿尖仅有针尖般大小，烧出的器物上留下的支钉痕也十分细小。这种支钉用于烧制邛三彩这类内外满釉的产品，能够获得优美的外观，满足实用者的审美需求。不仅如此，邛窑的窑具种类繁多，时代特征明显，“历代瓷器的装烧工艺都有鲜明的特点，其工艺水平基本能跟全国陶瓷发展的水平同步，有些工艺甚至处于领先水平。从东晋南朝到两宋九百多年的岁月里，邛窑陶瓷经历了从用瓷石间隔叠烧到支钉的广泛应用，从无匣钵的明火叠烧到用匣钵装烧，从一匣多件发展到一匣一器，以及三角形三齿支钉、三角形圆孔垫板和火标的使用等一系列的重大技术革新。纵观邛窑陶瓷的东晋南朝至两宋时期窑具及装烧工艺的发展演变，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既要不断提高瓷器的质量，又要不断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扩大生产的目的。邛窑陶瓷窑具及装烧工艺的不断革新，使得邛窑瓷器产量不断增加，产品品质不断得到提高，制瓷业得到迅猛发展，成为我国隋唐两宋时期著名的民间窑厂。”[32]（图4-9、图4-10）
图4-6 邛崃十方堂窑龙窑外观
图4-7 邛崃十方堂窑龙窑内部(www.xing528.com)
图4-8 邛崃十方堂窑匣钵堆积
图4-9 唐至宋 邛窑匣钵器物叠烧标本
图4-10 五代至宋初 邛窑三齿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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