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窑所在的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秦汉时期便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区域。秦入主巴蜀后，先后吞并蜀国（首府成都）巴国。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13州刺史部，在成都置益州刺史部，分管巴、蜀、广汉、犍为四部。随着秦对西南边地的开拓，巴蜀内地“开始孕育以成都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3]汉初公孙帝称帝，定成都为“成家”。东汉末年，刘焉做“益州牧”，从原广汉郡雒县移治于成都，用成都作为州、郡、县治地。在西汉中期，成都发展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临邛、广汉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手工业十分发达，到西汉晚期已形成“天府之国”的框架。是时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以蜀锦最出名，长期作为贡品进贡朝廷，行销全国各地。官府设有“锦官”，故成都有“锦官城”即“锦城”之称。其他手工业如巢丝、织绸、煮盐、冶铁、兵器、金银器、漆器手工业也很发达。西汉政府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供王室、贵族使用的漆器。成都漆器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朝鲜，其制造工序繁多，技术复杂，反映了当时漆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东汉时期，成都正式建成世所公认的天府之国。
除了手工业的发达，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商业也发展起来。秦时成都即已成为全国大都市，西汉时成都人口达到7.6万户，近40万人，“少城”为成都商业最发达的城区，商品堆积如山，商店货摊栉比。作为巴蜀地区的经济中心，成都与其他发达城市有着广泛的经济的交流，甚至将商品远销海外。西汉时期的长安、邯郸、临淄、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吴（今江苏苏州）、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东广州）、宛（今河南南阳）、洛阳、成都等地均是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之间有陆地和水上商道相连。商品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的交流和促进，南方的制瓷技术也对巴蜀地区的青瓷生产产生了影响。这为邛窑的发展也打下了基础。在此影响下，邛窑青瓷在东晋开始出现并接近了同期南方青瓷水平。
秦汉至三国两晋时期，巴蜀地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为邛窑器物设计审美文化的生成和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一阶段，巴蜀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虽在少数时期曾以官营为主，但总体上仍以私营、分散为其生产的基本特征，这种分散经营为工匠的自由生产和技术提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巴蜀的陶瓷手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四川地区至迟在东汉晚期已经普遍使用青瓷器。1973年大邑五龙一座“建安元年六月造作”砖铭的墓中，发现两件青瓷罐[4]；1980年在涪陵三堆子发掘的东汉晚期墓中，发现双系青瓷罐和青瓷碗数件[5]。这些青瓷经过标本分析，均达到了成熟青瓷的要求。由于它们与南方青瓷肖似，且巴蜀地区尚未发现秦汉时期的瓷窑，因而这些瓷器的产地很难判断。但可以推定的是，由于瓷器不便运输，外地瓷器很难通过长途跋涉而大量输送入蜀，民众的需求必然推动本土的生产。因而在经济发达的成都平原腹地，邛窑作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窑场，至迟于东晋时期开始了大量的瓷器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器用需求，这也是当时社会生产水平和生产组织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图4-1）(www.xing528.com)
图4-1 隋至唐初 刻划堆贴花青瓷盘口四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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