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色釉装饰到多色的突破

邛窑的单色釉有高温釉和低温釉两种。其中高温釉较为常见。主要是以铁为呈色剂的青釉和以铜着色的铜绿釉、铜红釉。另外，还有少量白釉和钴蓝釉。

青釉：在邛窑9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一直以生产高温青瓷为主。青瓷所施釉为青釉。青釉以铁为主要着色元素，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因而青釉并不是单纯的青色，其呈色效果一方面与烧制工艺有关（如加了氧化铁的色釉，在氧化焰里烧成黄色，经过还原焰才成为青色），同时，釉色深浅还与釉料内氧化铁含量的多少成正比。含铁量高，则呈色较深，反之则浅。如古代的越窑、婺州窑青瓷釉料中铁的含量高，釉色较深，呈豆青色或艾色；唐代瓯窑青瓷釉的氧化铁含量较低，釉作淡青色；德清窑在釉中加入了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使釉内含铁量高达8%，因此色黑如漆。邛窑的历代青釉色彩丰富，以铁为着色剂，因铁含量的不同和火焰温度的高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色彩。如晋代釉色为青褐色或青黄色，少数为青绿色；南朝以青色、青灰色为主，少数黑釉；隋代有青绿、青黄、青褐、灰黄、灰青、乳白色，以青绿、乳白色（米黄）为优；唐初到唐中期有黄绿、青黄、青灰、绿、深绿、浅绿、油绿、灰白、乳白、蓝色、酱褐、黑、黄、米黄、茶黄、菜籽黄等30几种；宋代青釉有虾青、青绿、粉绿等，还有黄、褐、黑几大类，在十方堂、玉堂窑、苏稽窑等窑口还出现一种仿景德镇湖田窑系的天青色的青白釉或粉青釉等。邛窑釉色之丰富是同时期全国其他窑口少见的，这显然与邛窑高超的施釉技术、制作技术和装烧工艺分不开。

铜绿釉：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在宋代以前，铜主要作为低温绿色釉彩的着色剂，比如我国在汉代就已用铜为着色剂烧铅绿釉，还有唐三彩中的绿釉等。在邛窑的低温铅釉中，也将铜作为着色剂，使釉色呈现绿色。但邛窑却比其他窑口更早地把铜用于高温釉的着色，使邛窑的青瓷色彩中出现一种独特的绿色。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高温乳浊铜绿釉。根据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邛窑在南朝时便成功创烧了高温乳浊铜绿釉^[29]，此后这种釉器产量不多，但在邛窑的烧制历史中一直延续不断，是邛窑独具特色的产品。晚唐至五代时期开始较多出现，到了宋代，各种色调的绿色乳浊釉瓷器开始大量生产。邛窑的乳浊绿釉高度乳浊，没有纹片，色泽清雅润泽，少数还绿中泛蓝，或绿中泛紫，有窑变现象，具有独特的韵味（图3-31）。

图3-31 五代至北宋 乳浊天青釉双耳小罐

铜红釉：唐代邛窑铜红釉并不多见，常与铜绿釉伴生出现，大多由于偶然的窑变，无规律可循。也有部分是有意识的以铜红釉斑装饰于器物鼓腹等处，但从制品的总体水平看，其质量不高，呈色也不够成熟。直至晚唐至五代时期，邛窑掌握了成熟的高温铜红釉烧制技术。宋代，高温铜红釉器物的生产已经较为常见和稳定。继邛窑成功掌握铜红釉烧制技术以后，兴起于唐代中晚期的湖南长沙窑也开始了铜红釉的生产。

白釉：邛窑是四川地区最大的青瓷窑系，青瓷是主体产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北方瓷器的影响，也有白釉瓷器的生产。在邛窑的相关研究资料和遗址发掘中，都能看到邛窑生产白釉瓷器的例证。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的《景德镇陶录》（卷七）在“蜀窑”一节中说道：“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级，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杜少陵集韦处乞大邑瓷盏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30]到目前为止，四川境内还没有发现史籍中所称大邑烧瓷的白瓷窑址，而“大邑在唐属邛州”^[31]，故邛窑生产的白瓷釉器，也反映了早期四川境内白瓷的生产技术和能力。我国白瓷在隋代北方已经有了初步发展，胎、釉料的淘洗、提炼技术均不高，与后世定窑的白瓷相去甚远。而邛窑也在隋代就开始了乳白釉器的烧制，胎细白，以邛崃大鱼村窑最具代表性^[32]。唐代其他邛窑窑口也有零星白釉瓷器的发现。

一般来说，“胎和釉均为白色的瓷器”称为白瓷^[33]。从更多的实物来看，邛窑的白瓷釉器并不能称为典型的白瓷，而是一种带乳浊状的乳白釉器，从十方堂出土的白釉瓷碎片看，其釉质为乳白色，胎色为砖红色，胎釉之间施有白色化妆土。这是缘于邛窑的胎土本身的缺陷，无法得到纯净的白胎，故使用了化妆土和乳浊釉进行器表的修饰。由于邛窑瓷器胎体较为粗糙，胎色较深，且工艺技术不太成熟，因此单色白釉生产的量比较小。但也正因为邛窑白釉瓷器无法以釉质和釉色取胜，邛窑才得以在白釉瓷器的基础上施以彩绘装饰，增强瓷器的审美效果。因此，邛窑白釉瓷器的出现对邛窑彩绘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其意义非常重大（图3-32、图3-33）。

图3-32 唐 白瓷褐绿双彩点纹小瓶

图3-33 唐 白瓷褐绿双彩点纹碗

蓝釉：在邛窑的单色釉中，蓝色极为少见。邛窑的蓝釉有两类。一类是以铜着色的高温乳浊绿釉在烧制时发生了窑变现象，形成一种蓝釉乳光，这与长沙窑的蓝色釉的产生原理类似。邛窑的另一类蓝釉是以钴蓝着色的低温釉。由于唐代国产钴蓝还未发现，进口之钴蓝得之不易，无法大规模应用，因此邛窑的钴蓝釉器极其稀少和珍贵。同时，科学检测还发现，唐代邛窑的钴蓝釉与唐三彩蓝釉或唐青花一样，都含有铜元素，具有早期钴蓝釉化学组成的典型特点。

邛三彩：晚唐至五代时期，邛窑十方堂窑出产一种独特的多彩高温釉瓷器。其釉质为透明玻璃釉，釉色主要有黄、褐、绿三种，其中明黄色的釉面是主色调，其上用绿、褐釉点染交错，经高温烧制后，三种色彩会晕散交融形成艳丽淋漓的彩色釉面。除了在器物上同时施用这三种色彩外，也有施单色、二色或三种以上的色彩。典型的单色器，有花口出筋金黄釉盘、绿釉水盂等，也有以黄色作为底色，饰以褐、绿或红色的条状或块状的色斑。这类施彩色无铅透明玻璃釉、色彩艳丽、经高温一次烧成且胎质精细轻薄、器形精致的实用器，被称为邛三彩（图3-34、图3-35）。

图3-34 五代 邛三彩盘(www.xing528.com)

图3-35 五代 邛三彩杯

邛三彩在晚唐至五代时期的邛窑十方堂窑大量生产，以艳丽莹润的釉面和多彩交融的釉色而著称于世，其在色彩上的审美特征非常明显，即将明黄作为最主要的釉色。这种黄釉明亮艳丽，或作为单色使用，或作为底色，在黄釉之上施以绿、褐等色釉，形成华丽的装饰效果。1936年6月，华西大学教授杨枝高在《华西学报》上发表《访邛崃十方堂窑记》，文中写道：“胎骨厚者多黄泥，薄者多红泥，釉色有白、青、黄、绿、涂紫种种。极美观者惟金黄色碗，薄而坚，内外一色，底涂紫色，金光射目，如在灯下视之，有似金珠一块，……然全者绝少，可压倒他省唐宋时各大名窑也。”“茶托黄釉口径五寸，五瓣。中有一托杯，红泥胎，色黄而放金光，美丽之至。”^[34]此中提到的“金黄色碗”，即是指黄釉的单色邛三彩。单彩的明黄色釉的使用具有独特的意义。黄釉是以适量的铁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成，分高温和低温两种。低温黄釉瓷多见于唐三彩和宋三彩，且于明永乐年间烧制出纯正的黄釉，成为历代皇家专用瓷。高温黄釉以唐代寿州窑黄釉瓷最为著名，“寿州窑瓷器的玻璃质釉透明光润，开小片纹，釉色以黄为主，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35]唐人陆羽将其所烧茶碗评为六大名窑之第五。除此以外，能烧制高温黄釉的窑口并不多见，有邛窑、河南密县西关窑、郊县窑，陕西黄堡窑，山西浑源窑，河北曲阳窑等，邛窑即是其中之一。与其他窑口相比，邛窑的黄色釉不同之处在于，其色明度极高，有鹅黄、柠檬黄、金黄等。单色的黄釉器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金色的光亮，色泽娇艳，釉面光洁，器型规整，内外壁均满施黄釉，因此被形容为“金珠”，在当时的黄釉器中显得极为特别。二彩或三彩的器物，底釉均为黄色，可以极为显眼地衬托出绿、褐等色斑，造成流光溢彩的效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黄色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自唐高祖在武德年间颁布的官制中严格规定皇帝及朝廷的各阶层官员的服色后，黄色即成为天子的专用色，并禁止“士庶”穿黄，黄釉瓷器由此也逐渐成为皇家专用。尤其自明永乐年间纯正的低温黄色釉瓷烧制成功以后，黄釉瓷器便为皇家所垄断，绝不许民间使用。因此，产生于晚唐至五代时期的邛三彩高温黄釉瓷更属于存世稀少的名贵品种。由于邛三彩的形制大都比较精致，仿金银器的造型较多，使用明黄色调更加接近金器的色泽，能达到较高的仿真度，使其更加适应上层贵族以瓷器代替金银器的心理需求（图3-36、图3-37）。

图3-36 五代 邛三彩盘

图3-37 五代 邛三彩五足炉

邛三彩大量采用了黄、褐、绿多彩融合的施釉方法，色斑之间的边沿相互交融，看上去浑然一体，华贵富丽。其釉面莹润，有冰裂纹，如“茶盏红泥胎，三足、五足、六足印花，黄地涂绿紫二色，光可镜人，全者绝少。”^[36]尽管这种视觉效果跟某些北方唐三彩极为相似，但在高温釉的烧制中，将单色发展为多色，并形成多色交错、互相浸润、斑驳灿烂的釉面色彩效果，邛三彩乃是具有首创之功。这种崭新的创造，不仅显示了邛窑工匠的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能力，也显示了其高超的烧制工艺（图3-38、图3-39）。

图3-38 晚唐至五代 邛三彩执壶

图3-39 唐 唐三彩鹰首壶

邛窑绚丽多姿的釉色装饰为青瓷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审美表现力。色彩是装饰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色彩，诉诸感觉，触发情感，激发想像。”“在人类原始自发色彩本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求变求新的基本特征。目色求变是人类共有的色彩品性，它具体表现为人永不满足于长时间的色彩单一，总希望发现新奇的色彩激励，正是这种特性，构成人类发展色彩本质的动力。”^[37]中国的色彩装饰意识发生于远古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彩陶上便已经凸显出自觉的色彩装饰，制作者在原始单色陶器的基础上，以黑、白、红并置于器表，表现出象征性的色彩倾向。黄帝时期，出现了所谓绘画者，“黄帝染衣裳，虞舜画衣冠‘五彩兼施’”。至周朝，设立了专职画工，《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记载：“设色之工，谓之画。”并提出了五色应遵循五行五德之象征，指出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西方谓之白……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五采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38]《论语》中孔子向弟子讲述“绘事后素”的设色关系，等等，这些关于中国古代色彩关系的早期理性认识，为后世色彩装饰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中国装饰色彩集中表现在陶瓷、木雕髹漆、服饰和装饰绘画等方面。最早出现的东汉瓷器以淡青、青褐的青釉呈现，继而全国多地开始烧制青瓷，无论从造型还是釉色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时代特征，邛窑青瓷同样如此。由于邛窑胎土的先天不足，胎质粗糙与胎色不纯成为邛窑的最大劣势。为了掩饰胎质的弱点，使产品更为吸引购买者和使用者，邛窑没有按照南方青瓷追求青釉色质之美的传统发展，而是转而开辟了以丰富的色彩组合来美化产品的独特道路。在邛窑的盛期，各种色调的单色釉、瓷彩大量生产，与唐代“灿烂求备”“华贵斑斓”的审美风尚相契合，这些色彩纷呈的多彩瓷器受到了下至普通民众上至文人贵族的欢迎，形成了“南青北白”之外的独特的瓷器风貌。晚唐五代时期，在北方唐三彩影响之下的邛三彩形成了邛窑生产新的高潮。入宋以后，全国制瓷业进入高度发达时期，官窑和民窑竞相发展，全国窑厂林立，各种釉色与多种装饰技巧并生。以汝窑、官窑、龙泉窑、耀州窑等为代表的青瓷窑系以其敦厚儒雅、如冰如玉的形质体现出宋代文化的特质。在时代审美风格的影响下，邛窑又回归了单色釉瓷的道路，大量绿色乳浊釉的生产以及对湖田窑青白釉的仿烧，都显示了邛窑对于时代潮流的顺应。但由于邛窑自身无法回避的天然缺陷使其始终难以达到宋人对釉质美感的追求，斗茶之风的兴起却又带动了社会对黑釉和白釉瓷器的崇尚，邛窑瓷器渐渐旁落。邛窑系的各窑场在宋以后均逐渐停烧，直至退出了瓷器生产领域。

如前所述，作为烧制青瓷为主的窑系，邛窑始终坚持对色彩的追求，为同时期的国内其他瓷窑所罕见。邛窑的产品中，不仅青瓷的色彩多达三十多种，还有以明黄色为基本色，并施以褐、绿二色的彩斑、彩条、彩点装饰的邛三彩色釉装饰，以及以褐、黄、绿为主要色调的彩绘装饰。邛窑釉装饰从单色到多色的突破、对色彩装饰的孜孜以求既是邛窑自身主动的技术探索和创新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时代审美文化影响下的选择。邛窑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其产品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因此其部分粗瓷表现为质地不精、造型拙朴、釉质不匀、釉色呈色不佳等特征。这并不能影响邛窑在陶瓷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同时，与同时期的国内其他窑场相比，邛窑在釉色装饰上的丰富程度和创新力度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如表3-5所示。

表3-5 邛窑各发展时期釉色汇总表^[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