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情况看,邛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1.邛窑的考古研究成果
这部分成果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对邛窑进行田野调查后所写的纪实性文章和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对邛窑各窑场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后发表的考古报告等。前者如贝德福(O. H. Bedford)的《四川邛州古窑址》[37]、葛维汉(D. G. Graham)的《邛崃陶器》[38],以及徐鹏章的《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39]、陈万里、冯先铭的《四川省古窑址》、林向的《成都附近古窑址调查记略》[40]、丁祖春的《四川邛崃十方堂古窑》[41]、陈丽琼的《邛窑新探》[42]、陈显双的《邛崃县古瓷窑遗址调查记》[43]等,这些调查报告均对田野调查的情况进行客观说明,部分还附上了出土器物的大量图片,是研究邛窑的重要参考资料。后者包括历次考古发掘报告。重要的有:
《成都青羊宫窑址发掘简报》[44],概述了有关部门于1982年10月、12月至1983年5月对青羊宫窑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包括调查发掘的地域范围、青羊宫窑的窑炉形制、发掘出土的典型遗物以及器物分期、分析了地层关系,最后对青羊宫窑址的烧造时间、烧造技术、装饰工艺、器物类型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总结。
1984年,相关部门对邛窑十方堂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科学发掘,其成果有《邛窑发掘的初步收获》[45]《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46]。考古简报翔实地公布了连续6年的发掘资料,让我们对邛窑十方堂遗址有了第一次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其内容有:确定窑址时代为隋至宋;出土器物数量丰富,器形多达数百种;胎色有黄褐、青褐等八种;釉色极其丰富,在全国同期其他瓷窑中极为少见;装饰丰富,彩绘纹样形式多样,釉下彩与釉上彩独具特色;出土了大量印模和有绝对纪年的器物,为瓷器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出土了烧装工具、窑具等器物。
1988年9月至11月,相关部门对邛崃县固驿瓦窑山窑址进行了发掘,并发表了《四川邛崃县固驿瓦窑山古窑遗址发掘简报》[47]。根据该简报内容,固驿瓦窑山窑址的时代为南北朝晚期至隋末唐初,规模不大,器物胎以红褐色为主,胎体较厚,釉色以青为主,出土器物2000多件,器形较少,装饰工艺和烧装工艺都比较简单。
以上邛窑遗址的考古报告均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考古活动的成果,内容涉及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既往工作历史;发掘工作经过情况;文化堆积与分期;遗迹与遗物;作者认识等,并附注有翔实的插图、表格、图版,为邛窑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在四川各地的墓葬或遗址中,也常有邛窑器物出土,这些考古活动的考古报告中反映的邛窑实物的相关信息,也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邛窑器物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017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邛崃市文物管理局主编《邛窑》出版,对邛窑瓷业生产成就按历史分期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汇集刊出部分邛窑出土器物精品。上述系列考古研究成果是本课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
2.邛窑的工艺研究成果
在邛窑的工艺研究方面,以下研究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www.xing528.com)
伍秋鹏的《邛窑陶瓷窑具与装烧工艺初探》[48],对邛窑遗址出土的窑具进行了详细分类,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已进行充分调查或已经发掘的窑址的窑具进行分别介绍。文章归纳和总结了从东汉到两宋时期的烧装工艺,对邛窑的工艺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对邛窑与其他窑场的技术交流进行了探讨,尤为重要的是,从烧制工艺的角度对邛窑“窑系”这一概念进行了诠释。
陈德富的《邛窑省油灯研究》[49]是关于邛窑典型器物——省油灯的研究。作者将考古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对邛窑省油灯的原理进行了科学实验,并得出结论,对省油灯造型中包含的科技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姚军的《关于邛窑省油灯问题的探讨》[50]是在前文的基础上,根据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并通过科学测验,对邛窑省油灯的使用原理,及其传播地带和影响,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并对省油灯的使用方法提出了另外一种认识。
栾天、毛振伟、王昌燧在《邛崃窑彩绘瓷彩绘工艺的SRXRF研究》[51]中用SRXRF方法对邛崃窑彩绘瓷的彩绘技法进行了科学测验,着重探讨了彩料与瓷釉的相对关系。作者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微束X射线荧光实验站对邛崃窑古瓷残片剖面进行了线扫描分析,发现古代邛崃窑彩绘瓷器中既有釉上彩又有釉下彩,这对我国古代瓷器彩绘工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张富康对邛窑的科技考古研究颇有建树,发表了《中国早期钴蓝釉的研究》[52]《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53]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对邛窑的胎、釉的构成及烧制工艺进行了科学实验的分析。王崇东的《浅析古邛窑陶瓷的工艺特点》[54]对邛窑的工艺特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概括。
3.邛窑的陶瓷文化研究成果
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有少部分涉及到邛窑的陶瓷文化研究,比如陈丽琼的《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55]中对邛窑的发展历程做了全面梳理,其中有对邛窑的造型、装饰的具体描述和评价,并附上了大量彩图,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唐昌朴在《邛窑彩釉的兴起及其继承问题》[56]中对邛窑彩釉的源流和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将邛窑与长沙窑、唐三彩的关系进行了论证,认为长沙窑和河南巩县唐三彩都受到了邛窑的影响。余祖信在《漫话古邛窑》[57]中介绍了邛窑的简况,并对邛窑是否外销作出了大胆的推论,认为四川在秦汉以来有一条通往西亚的古栈道,邛窑产品有可能从这条路上输出到西亚各国。但还需更多有力的实物证据来支持其观点,其结论值得商榷。胡立嘉在《南方丝绸之路与“邛窑”的传播》[58]中引用了大量考古证据,对唐宋时期邛窑外销瓷产品以及外销路线等问题提出了推论,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伍秋鹏在《四川邛窑彩绘瓷与三彩小议》[59]中对邛窑彩绘瓷和三彩瓷的概念进行了廓清,有利于学术界对邛窑彩绘瓷的正确认识和定位。张天琚的《四川的酒文化历史与邛窑酒具》[60]对四川的酒文化对邛窑的影响进行了阐述,认为四川独特的酒文化丰富了邛窑瓷器的器形需求,从而促进了邛窑瓷器造型的发展。李铁锤的《邛窑高古瓷砚一瞥》[61]《颇具创造性的四川邛窑彩绘、刻绘、三彩及单色釉瓷》[62]等系列文章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图片资料,在四川地区古陶瓷的收藏、鉴定和鉴赏研究方面收获颇丰,其成果为邛窑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范仲远的《论邛窑对唐代成都经济的影响》[63]和王蓓蓓、刘美丽的《唐代邛窑瓷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64]采用与前述研究者不同的角度,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来对邛窑进行了更为广泛意义的研究和解读。陈德富的《试论邛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65],对陶瓷史上悬而未决的“大邑白瓷”问题进行了论证。作者以大量史料为根据,论证了唐代邛窑生产白瓷的情况。高久诚的《邛窑古陶瓷精品考述》[66],独家发表了四川省博物院所藏部分邛窑精品,这些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公布,加深了学界和古陶瓷研究收藏界对邛窑的工艺美术水平的认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晓枫的《从考古发现看邛窑的文化特征》[67],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作者因其邛窑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身份,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邛窑器物的造型、装饰、工艺等方面具体分析,对邛窑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这是第一篇较为深入探讨邛窑的文化特征的论文。王崇东的《邛窑陶瓷艺术的语言特点》[68]通过对邛窑各个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研究,寻找出邛窑发展、成熟、辉煌、衰落的客观原因,力求厘清其独特风格形成的发展脉络,总结了邛窑陶瓷独特的地域文化语言特征。这些成果表明邛窑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邛窑研究也具有更大的尚待开拓的空间。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还有部分关于邛窑的收藏、鉴赏方面的报道和学术研究。以上研究成果为本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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