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的众多服饰中,服饰器用占有很大比例。计有铜镜39面,带钩35件,牌饰16对,还有印花工具一套。墓中出土的大批丝织品,虽已朽烂,但仍可分出绢、罗、纱、锦、织带、绮等6大类20多种,真是蔚为大观。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印花凸版,出土于西耳室,由大小两件组成,大的凸版长5.7厘米,宽5.4厘米;小的凸版长3.4厘米,宽1.8厘米,两凸版出土时用丝织物包裹,附近还有大量的碳化织物同出,在这些织物上发现有灰白色的火焰形状,与凸版的图样一致。另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两件泥金银印花纱,两相对照,说明了南越、楚地之间的密切关系。据研究,利用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版模印制花纱,每米要打印600多次,再加上手绘,耗工是非常之大的。印花版的使用多见于公元7世纪之后,所以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凸版在纺织工业史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鎏金铜牌饰
六山纹铜镜(www.xing528.com)
南越王墓出土的带钩也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就质地而言,有金、银、玉、石、铜等;就工艺而言,有雕、铸、镶嵌等;就图案而言,有龙、虎、龟、雁、北斗七星等。这些带钩中,以墓主棺椁内出土的最为精美。其中,金钩扣玉龙带钩,一虎咬住龙尾,龙做挣扎状,既是一件实用物,更是一件构思巧妙、寓意深远的艺术品。其他的如龙虎并体玉带钩、八节铁芯玉带钩、鎏金镶绿松石银带钩和错金丝镶绿松石铜带钩,均属古代带钩艺术中的精绝之作。而七星银带钩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唯一与天文有关的器物,因而更显其珍贵。
广州西汉早期墓中曾有鲜明的匈奴文化特色的牌饰出土,20世纪50年代有3座汉墓共出土3对。南越王墓出土的有16对共32件,分有双羊纹的3对,龙龟纹的2对,嵌蓝色平板玻璃的11对。双羊纹的图样为一雄一雌身首交缠作卧状。龙龟纹的图样为一条矫健的游龙回环缠绕着两只上下互向的乌龟,似乎寓意长寿。这种牌饰常见于匈奴墓中,而纹饰则有差别,是汉文化与匈奴文化相互影响的物证。嵌玻璃牌饰是全国首次发现。这种牌饰应是仿造匈奴牌饰而来,是南越国最高层贵族所特有的服饰配件。这些平板玻璃经化验定为中国所产,过去还不见有汉代的平板玻璃出土,为研究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标本。
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器逐渐为漆器所取代,但作为铜镜则一枝独秀且有新的发展。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达39面之多,按纹饰可分为七大类,就产地而言,有楚镜、秦镜、汉镜、齐镜等。其中绘画铜镜2面,有一面部分画面较为清晰,漆绘线图为二人斗剑比武,有四人袖手旁观的图案。而山字纹镜,是典型楚镜,全国各地多有所见,境外在俄罗斯亦有出土。“山”字纹应是汉字“山”的变体,此类镜中有三山、四山、五山者,但六山纹镜,只有南越王墓的这件为唯一的考古出土品,弥足珍贵。嵌绿松石带托铜镜,在山东临淄曾出土一面,大小、工艺完全一致。这种镜的镜面含锡量高,反光度强,但易脆裂,镜托的含锡量低,质软。两者用胶漆黏合,在未有柔性金属铸造出现之前,这种刚柔相合的办法,也是一种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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