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中的铜印花凸版：世界上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

铜印花凸版出土于南越王墓的西耳室，由大小两件组成，大的凸版长5.7厘米、宽5.4厘米。形体扁薄，正面花纹近似小树，有旋曲的火焰状纹，背面有一穿孔小钮。小的凸版长3.4厘米、宽1.8厘米。形体扁薄，轮廓近似“人”字形，正面有凸起的云纹。背面也有一穿孔小钮。大的一件为主面纹版，小的印版应是印花时的定位纹版，二者工序分先后，功能不同。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为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33]

两凸版出土时用丝织物包裹，附近还有大量的碳化织物同出，在这些丝织物中发现有灰白色的火焰形状，与凸版的图样一致。另外, 织物上还有用朱砂涂印的小圆点纹，直径从0.5—0.8 毫米不等。这种小圆点纹的凸版, 在南越王墓中未发现。由于南越王墓的织物已无法打开，完整的图案已不可见，难以做进一步的对比。

铜印花凸版

使用铜印花凸版印制的图案

彩色套印术即在单块或若干块雕版上敷涂不同色的水性颜料经过一次或数次刷印而成的带有彩色文字、图案的印刷技术。据研究，利用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印制花纱，可能是工匠手持凸版，在台板上按先横后竖的次序，盖图章似地逐个打印。南越王墓印花版套印后的单元图案为81×41毫米左右, 假定印花纱幅宽为480毫米，则每米印花纱内约有300个单元图案；印1米织物，工匠需戳印600次。加上第三版小圆点纹的印制，耗工巨大。而这种印染技术可以说是早期的彩色套印技术。

从这两件印花凸版的正面来看，印花版的线条犀利，纹间的凹槽也较深，便于印出清晰流畅的图案。在主面纹版的某些部分，花纹之间有较大的凹面，露出底版。这些部分，在印制时容易出现渗漏或大片模糊的情形。这样，印花色浆就需要有一定黏度和油性，既易于着色又不易扩渗；印制时，每次蘸浆也不能过多。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纱，花纹均比较细致玲珑，尚未见有扩渗现象，可见，当时南越国已有十分先进的彩色套印印花技术了。

印花版的使用多见于公元7世纪之后，所以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为目前发现最早的彩色套印工具，在纺织工业史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中国印刷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王堆出土的印花纱

1972年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印花丝织品，但是并未发现有印花工具出土。这些印花丝织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印花敷彩纱，一类是金银色印花纱。根据其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印花敷彩纱分析，该件织物通体图案由若干印花菱形单元连缀而成，“印花菱形”单元图案的高约为40毫米，宽约为22毫米（花穗部分，嵌入下一单元之间的缝隙中，不计在内)印花的图案是由四个单元图案上下左右连接，构成印花分版的菱形网格。在织物上的印花单元图案纵横连续，错综排列，通幅有二十个单元图案分布。在这些图案花纹中，没有发现渗墨和晕染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块面花纹，根据这些现象分析，它是用阳纹版( 雕刻凸版) 印制而成。^[34]

另一类金银色印花纱，是在印花版套色印花的基础上敷彩而成。采用的是凸版印花，并推测印花版版质可能为包括青铜在内的金属材质。这种金银印花纱图案与使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印花凸版印制图案非常近似。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织物，为南越王墓铜印花凸版提供了彩色套印织物的实物资料。

铜印花凸版对雕版印刷发明的影响

马王堆印花敷彩纱

马王堆金银色印花纱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雕版印刷，然后是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术是将原作品上的文字或图画在木版上刻成凸面反体，于板面上涂着色剂，将纸覆盖于板上，将刷的压力施于纸的背面，从而在纸的正面显示正体文字或图画的多次复制技术。一般说，每块雕版可连印一万次，每个工人每天可印1500—2000印张，每张约400—500字，可见这种复制技术的工作效率远远超过手抄劳动。雕版印刷的发明与古代的刻石、捶拓、玺印及织物印花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www.xing528.com)

中国的刻石起源很早，初唐时在今陕西凤翔发现十个石鼓，上刻有文字，为春秋时期秦国的石刻，这就是著名的石鼓文，也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到了东汉，人们开始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之上，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本。伴随着刻石，捶拓技术也发展起来。至迟到南北朝时，这项捶拓技术就已被普遍采用。由于捶拓的对象为正字书写，与雕版印刷术的反字书写然后刷印出正字的印本尚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中国古代玺印提供了另一种启示。

玺印出现也很早，至少商代就已出现，到战国时已经普遍使用了。玺印是将反体的文字刻或铸在金属或石、木质块上，然后盖在封泥或纸上，这样文字便印在纸上了。玺印的原理与后来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几乎完全一样。东晋葛洪《抱朴子》说，道士入山，为了避免虎狼及鬼魅的侵害，要带上一种有一百二十字的黄神越章之印，这种印是盖在封泥之上的。一个黄神越章可以盖无数个护身的灵符，如果盖在纸上，便是一件印刷品了。

刻石捶拓、玺印技术与印刷技术有着非常相近的原理，都有可能是印刷术的源头之一，不过仅是就技术原理的相似性而言。

其实在秦汉时期，以纺织品为承印物的印刷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这种技术与雕版印刷技术是完全一样的，印刷的品质也完全不输于宋元以后的雕版印刷品。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板及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印花织品，从印刷技术的原理上看，与雕版印刷基本相同，其纹样精美精细的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文字刻印。可见，至迟到西汉初年，中国人就已熟练地掌握了版印原理与技术，也可证明了印刷术中的彩色套印技术原理源于织物套印。只是那时纸张尚不普及，更多地将其用于纺织品花样的印刷，而雕版印刷是印刷在纸上。凸版印染技术的制作方法及打印图案的程序为雕版印刷的产生做好了技术支持。

印刷术作为文明传播的重要媒介，将中国的文明以书籍的形式向外传播，特别是向欧洲的传播，不仅对中国和欧洲，乃至对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世界文明以一种更加快速、高效、廉价的方式依此传播、交流。这种技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具备雏形，到了元、明两代，进入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全面发展的阶段。之后，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对欧洲的雕版印刷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直到15世纪德国人发明铅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才逐步在欧洲推广。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织物关乎海外贸易

南越王墓中除了发现有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之外，还发现了一大批丝织品，其数量和品种众多，但是这批丝织品保存状况较差，全部碳化，织物早已失去强度，手指一碰就成为齑粉。经过专家们的认真加固和科学检测，在放大镜下，织物的组织结构尚清晰可认，印染的花纹图案也看得清楚。经初步观察，织物原料绝大多数是蚕丝，少数是苧麻纤维。品种有平纹绢、方孔纱、斜纹绮、刺绣以及组织复杂的锦、罗、绉纱和提花锦、绒圈锦等高级织物。此外，还发现手工编织的绶带、罗带和组带等多种编织物。估计当时除有一般织机以外，可能已经出现提花装置的织机。在平纹织物中，发现了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320×80根的超细绢，在10倍放大镜下才能观察清楚。这是目前已知的汉代平纹绢中经纬密度最高的织物。

硃绢

残超细绢

绣绢

南越王墓出土织物的涂染工艺，见到的有朱染丝帛、漆纱、云母砑光丝绢和黑油绢。朱染有染丝、染帛（匹染）。无论是匹染或染丝，均先染后织，色泽均衡，无色糨糊孔，无斑块，代表了汉代高超的朱砂涂染的工艺水平。涂漆工艺有漆丽纱，色泽漆黑，漆液涂布十分均匀，上漆后的织物硬朗挺括，坚韧光亮。云母砑光丝绢是在绢上涂云母粉末后加以碾轧，使织物轻薄、坚牢、平整，而且产生泛光感。黑油绢是用植物油类涂抹织物以防雨。目前已知的黑油绢实物以南越王墓所见为最早。岭南潮湿多雨，这种织物可称上佳衣料。^[35]

史书记载，汉文帝派太中大夫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赐给赵佗的衣物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共100件衣物。而赵佗作为对汉文帝赐赠衣物的答谢有“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赵佗献给汉文帝的是南越的土特产，而汉文帝赐给赵佗这100件不同质地的丝锦衣物，似乎是南越所缺的，或南越难得的高级丝织品。这看似南越本地可能没有丝织品生产。但在广州和广西贵县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也曾出土了一些不完整的纺织品。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批丝织物，更可证明了南越本地纺织业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南越国时期积极开拓海上对外交通贸易，初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通海夷道。汉武帝时期派出船队，除了入海买卖明珠、璧琉璃、犀、象、玳瑁、银、铜、果布等奇石异物以外，还带着黄金和杂缯去交易。其中“杂缯”，就是具有中国特性、当时独产的丝织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大批丝织物，证明了南越本地纺织业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些丝织物也成了南越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