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的珠襦装饰：金花泡的精湛工艺

在墓主的上胸发现的珠襦饰物，其中有32枚焊珠金花泡，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金花泡直径1.1厘米，呈半球形，泡面用金丝焊接出圆形、心形、辫索形等多种立体图案，也有用4粒小金珠焊接成圆珠形图样。在20倍的显微镜下，可清楚地看到焊接点。发掘者认为，主棺室出土的这32枚金花泡饰与玻璃珠、玻璃贝、素金泡、银泡和鎏金铜泡等共出于死者胸部的玉衣之上，可能属于珠襦的装饰物，原来都是缝缀在织物上的。^[17]

金花泡的类型

甲类：泡面金花由九组装饰构成，即中央一组、四周八组，均由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直径1.1厘米、高0.5厘米。根据其泡面装饰，可分为二型。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金花泡

金花泡的类型

A型：中央一组为圆圈形，由内外两圈组成；内圈是用一条扁薄的金条绕成一个小圆环，圆环中原来嵌有一颗绿松石（已缺失）；外圈为绞索形，紧贴内圈。四周的八组金花包括堆珠纹和心形纹各四组，环绕泡顶中央的圆圈纹作对称式相间分布。心形纹也由内外两圈组成；堆珠纹则由四个小金珠按下面三个、上面一个堆叠而成。底边外凸的平折沿上装饰两圈绞索形纹饰带。

B型：其泡面同样是居中装饰一组圆圈形金花、四周相间装饰心形纹和堆珠纹各四组，但结构较简单，即居中的圆圈和四周的心形纹均为单圈而没有外侧的绞索纹，居中圆圈中原来嵌有绿松石，但有的已缺失。

乙类：泡面金花由七组装饰构成，即中央一组、四周六组，其结构与甲类A型相同，即由内外两圈组成，并均由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直径1.1厘米、高0.42厘米根据出土状况，发掘者推测它们与共出的素面金泡、金花饰等可能是已朽漆器上的装饰部件。^[18]

金花泡的工艺

金花泡的制作，应当是先把薄金片捶出半球形，再使用掐丝和焊珠工艺制成球面上的纹饰。掐丝工艺，是将捶打得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丝，慢慢从相对方向搓扭而成。制作金珠的工艺，有四种说法： 1.将黄金热液直接倒入水中，利用金液和水温的差别，使之结成大小不一的颗粒，然后将之按照所需图案，焊接于器表；2.将金银丝的一端加热熔化，用吹管向其吹气，令其自然落下而形成金银珠；3.将金料裁剪成大小相近的金片或者小块，放入热液中加热，因黄金本身表面张力作用，逐渐结成小球，再透过筛选，择出大小接近的金珠；4.将金丝切成细微小段，然后将它们铺在黏土坩埚的粉状土炭中，接着以炭火加热坩埚，接近熔点时黄金会熔化成小珠，冷却后，将坩埚内物质倒出，清洗木炭，并依大小筛选金珠，以动物胶加铜粉固定于金器表面。这四种方法中，以第三和第四种最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也最能控制金珠尺寸。观察合浦汉墓出土的金花球，堆珠圆整，大小一致，表现出较高的制作水平。有研究者认为广州汉墓出土的金珠可能采取第三种制作方法，有一定道理。^[19]

金珠焊接在器物上的方法，据学者研究可能有三种方式：齐东方认为是先用白芨等黏着剂暂时固定位置，然后撒点焊药，经加热熔化焊药，冷却后达到焊接目的。焊药的主要成分一般与被焊物相同，用硼砂、金粉、银粉按比例混合而成。焊后浑然一体，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李建纬认为是以含铜炭粉的鱼胶将金珠粘在器物表面，当加热到880℃时，鱼胶完全碳化，其中所含的铜离子会析出，与金熔合形成合金，从而将金珠与器物表面粘连在一起。林梅村则认为是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珠固定在器物表面，然后加热焊接。前辈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揭开金珠焊接工艺之谜提供了多种思路。^[20]

据学者研究，这种焊珠工艺在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随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和波斯等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流传到印度。^[21]巴基斯坦公元前3世纪的呾叉始逻的遗址中，就有焊珠工艺的发现。与我国东汉魏晋处于同一时期的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奥高（Oc-eo）遗址，以及印度东海岸的古马地都卢（Gummadiduru）遗址中，都有焊珠工艺的多面金珠出土。公元前1600年至1100年的古希腊迈锡尼文化则是这种工艺的原始起源。有学者认为，零星散布在中国的焊珠工艺金珠，与中西方的海上航路有关，是很有道理的。

发掘者根据金花泡所使用的焊珠工艺，推测其来源很可能与海上交通有关，是“西方的工艺品”。就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金花泡饰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2千年纪前半的四坝文化时期的铜泡；安阳殷墟西北岗1004号大墓出土的金泡和1003号大墓出土的包金铜泡，属于中原地区最早的金属泡饰。商代晚期以后，金、铜、包金、贴金、鎏金等金属泡饰作为装饰品以及车马饰品流行开来，但圆形金属泡饰大多是素面的，即使有的泡饰表面有花纹装饰也是铸出或刻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就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来看，先秦时期流行的是铸造成型或锻打成型，装饰花纹主要采用铸造、錾刻等手法，尚未见到掐丝工艺和焊珠工艺。在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中始有发现采用掐丝和焊珠工艺的黄金制品，如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轮形金饰等金器都采用了掐丝和焊珠工艺。但是，它们的年代都晚于广州南越王墓。鉴于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饰在其工艺和装饰上的“突然性”，认为它们是外来物品是有道理的。^[22]除此以外，汉代墓葬中已发现的使用焊珠工艺的器物，还有东汉魏晋时期的焊珠工艺，有西安出土的东汉金灶，江苏甘泉出土的东汉初年广陵王刘荆墓中的1件多面金珠，长沙五里牌东汉墓中出土的4件多面金珠，广州郊区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1件多面金珠，湖北公安县东晋墓出土的1件多面金珠，长沙黄泥塘3号墓出土的1件多面金珠，以及大云山汉墓M1、M9出土的多件金泡饰。(www.xing528.com)

掐丝与焊珠工艺是汉代金银工艺的突出成就。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玉片用金丝编缀。金丝的含量达到96%，纯度相当高，较为柔软，一般长度为4—5厘米。有四种：第一种金丝断面近似圆形，径0.1—0.5毫米。第二种金丝呈扁条状，是从金片上剪下的细条加工而成。第三种用厚0.1—0.2毫米的薄金片剪成宽1—2毫米的细长条，然后拧成金丝。第四种是由12根很细的金丝拧成，为合股金丝。另外，目前所见的黄金制造的灶有两件，它们都采用了掐丝与焊珠工艺，分别出土于陕西西安市沙坡与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其上分别有“日利”、“宜子孙”的篆书铭文，体现了追求富贵与子孙兴旺的美好愿望。

南海沿岸出土的金珠

金珠饰品以合浦汉墓中出土数量为最多。1978年合浦环城乡北插江盐堆M1出土金手链、金花球一串共20枚，其中金手链珠14枚，有10枚是橄榄核形的，有4枚是棒槌形的，都有穿孔；金花球6枚，多边形球体，外缘有粘珠。1986年在合浦风门岭M10又出土金花球2枚。1993年在北插江M4出土金花球14枚，形制与盐堆M1的相似。2001年在合浦九只岭M6a出土金花球7枚。合浦出土金花球都是串饰的组成部分，造型基本相同，为圆球形，空心，直径在0.5— 1.7厘米。典型的金花球是用圆形小金条焊接12个小圈，以供连缀。12个小圈上下各一，中分两层，每层5个；然后在这些小圈交汇的三角地带用高温吹凝的堆珠加以固定。堆珠有的只有一颗；有的是下面三颗上面叠垒一颗，似叠垒式的四联罐。堆珠之间以及堆珠与小圆圈之间都用焊接工艺加以连缀，整体稳定牢固。类似金珠饰品在中国南北方多处都有出土。

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前期墓(M4013)出土一串由形状色泽各异的琉璃珠、玛瑙珠、水晶珠、金珠和银珠组成的串珠饰品，中有一枚镂空的金花球，作十二面菱形，每面正中是一个圆形穿孔，每角处有突起的圆珠4粒，直径1.4厘米。有学者认为其焊接方法与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上的小珠焊接法相同。广州、合浦和越南的金花泡、金花球或者多面金珠，无论在外观、结构、精细度、色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一致性，应当是同一种来源，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产地的物品，从海路输入的可能性极大，可以作为南海一带海上贸易活动的物证，基本上可以排除是北方陆路而来之物。

所以，从考古发现推断，南海沿岸流行这种金珠饰品，大概开始于南越国时期，南越王墓中的金花泡是较早的类型，至东汉时期最为流行和发达，有越来越繁复的趋势。^[23]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金花泡饰

在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1号墓（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的金花泡整体为半圆球形，正面边缘饰两周绞丝金线，顶面饰绞丝金线与素面金线各一周，泡面饰对称分布状金珠纹三组，间饰三组桃形绞丝金线与素面金线组合。泡面内部顶心饰一圆穿。

据推测，此类金泡当为丝织品的装饰配件。从形制、纹样、尺寸等方面看，其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几乎完全相同。有可能当时长安城内设有专门仿制外来物品，用以颁赐重臣、朝贡往来的工官作坊，由朝廷统一赐予诸侯使用，大云山汉墓出土金泡可能来源于此。

南越王墓这批金花泡的出土，印证了秦汉时期南越国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这说明在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甚至更早，以金花泡为代表的西方小件金器便已开始了东传。一般认为，流传的线路，可能是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南海，自西向东而来。掐丝与焊珠工艺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金器工艺，并在汉代形成了一个金银器制造的高峰。黄金作为人们追求富贵的象征，与汉唐盛世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古代物质交流的一个缩影。

大云山汉墓出土金花泡

大云山汉墓出土金花泡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