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了整堆象牙(C254),标本保存欠佳,象牙质地松散,成小片状,呈黄白色。表面釉质层及里面的象牙质层已有脱落现象,部分断裂成碎片,但仍可以看到其整体形状,是将5支象牙堆叠在一起入葬的。象牙粗壮,呈弧形弯曲。每根的长度均超过120厘米,最长的一支为126厘米。经专家鉴定其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现生非洲象较为接近,而与现生亚洲象区别较明显。现生亚洲象仅雄性具象牙,而且象牙通常较纤细,非洲象则雄雌两性均具有象牙,雄性象牙较大而粗壮,雌性象牙较小而纤细。出土象牙从大小比例上看,更接近于非洲象牙。非洲象牙的出土,是岭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历史见证。
岭南为象牙集散地。《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以与越人战。”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象牙及象牙制品便可见一斑。
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了丰富的象牙原材料和象牙制品,是前所未见的。[7]
非洲象牙出土情形
象牙龙首形饰(B99):出土于东耳室,管状,前端刻成龙头状,双眼圆突。两角卷曲,口部已残缺,中间通孔,可能原来是一件漆木器上的装饰品,残长4.2厘米,宽1.4厘米,管外径0.9厘米。
象牙饰片(B91):出土于东耳室。扁长条形片状,表面磨光,有的一端磨成尖峰,有的中间有孔,部分有钉附着,可能是嵌附在漆木器上的装饰。饰片全都不完整,最长一块残长5.4厘米,宽0.8厘米。
象牙饰物(B117):出土于东耳室。共有大小碎片40余块。有曲尺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等,有的穿孔。多数残缺不全。其中一块长8.2厘米,宽3.4厘米,厚1.1厘米。另一块(B118)系原支象牙切出一段,有锯痕,长6厘米,宽4厘米。这些象牙饰物大约都是某种器物上的饰物,其中有10多片与琴轸同出,应是漆琴上的弦柱。
象牙龙首形饰
象牙饰片
象牙饰物
象牙卮上的独角兽针刻线画
象牙卮
象牙卮(C151):出土时被装在一个漆木酒杯内,整体成圆筒形,由象牙卮盖、象牙卮身和金质卮座三部分组成。盖上套有一个金质圆箍,上面分立三个金质环形钩尾立钮。这件器物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的牙雕工艺。卮盖表里都有针刻线画,盖表有飞雁纹和三瓣柿蒂纹、盖里有单线凤鸟纹。盖身刻有四只独角神兽,神兽张口衔绶,做回首张望状,足很长,姿态威猛生动。画面用红蓝两色相涂,更增添了画面的立体效果。出土时,这些线刻画和填色仍清晰可见,稍后松散开裂成碎片,现在已经残缺不全。这件汉代针刻填色的象牙制品是第一次发现,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针刻线画精品。
“赵蓝”象牙印
象牙棋子
象牙算筹(C141):出土于西耳室一漆盒内,全碎,部分已压成粉末状。黄白色。从现状观察,堆置三层到四层,总数约200支。细长条形,残长12—13厘米。
象牙牙雕器(C145-60、61):出土于西耳室。均为象牙残块,出于一箱内。其中C145-60,为5.6厘米长的象牙残块若干段;C145-61为三小块象牙,刻作绞索形。用途不明。
象牙筒(D23):出土于主棺室墓主棺椁顶上,原置于一漆盒中,已朽。牙筒分解开裂成小片,从椁盖上掉下,散落大片地方。据部分残片观察,原器为一直径约8厘米的圆筒,内盛圆棒条状的象牙筹码,筹码每根直径0.3厘米,可惜已经全部断裂成1—2厘米的小段,原长度不明。
“赵蓝”象牙印(E141):出土于东侧室。方形,覆斗钮,横穿孔。印面阴刻篆文“赵蓝”二字,有边栏及纵界。“赵”字左旁稍残蚀。印面边长1.9厘米,印台高0.8厘米,通高1.4厘米。与“右夫人玺”金印同出,故定为右夫人名章。
象牙棋子E112(12)、E114(6):出土于东侧室。其中12枚出于E112博局上的漆盒中,皆残朽碎裂,仅5枚保存稍好。另6枚(E114)出于E113博局上,整齐排列,保存较好,表面涂朱,皆切磨而成。原来可能是放在漆盒里。象牙棋子为长方体,大小相同,长3.15厘米,宽1.8厘米,厚1.2厘米。
象牙耳钉(E112-2):出土于东侧室。为E112-2漆器上饰物,一端圆筒形,竖孔,形式大小与东耳室所出铜耳钉相同,但象牙耳钉环的侧面还黏附鎏金铜片。
象牙残器(F87):出土于西侧室,一小堆,因破碎甚剧,器型不可辨。
南越王墓出土象牙制品数量多且种类丰富,除前室和后藏室没有发现象牙及象牙制品外,其他墓室中均有出土。可见,当时岭南地区有珍视象牙及以象牙作器的风习,南越国时期番禺应存在象牙制作的作坊,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牙雕技艺。
象牙因其质细腻、温润且典雅,早在旧石器时期,已被制作成精美的工艺品。迄今发现最早的象牙制品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距今5000年的大坟口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象牙梳、筒、珠等。1976年出土了商晚期(3000 多年前)的象牙觥杯,其饰制仿青铜器,相当繁复精致。
岭南的象牙制作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1978年佛山市澜石河宕旧墟墓葬中,就有两座墓随葬有象牙器。在一墓葬中的人骨右手腕上佩戴有大象牙环一件和一象牙头饰,另一墓葬则有一对制作精美,薄如蛋壳,光泽润滑的束腰象牙筒,置放在墓主人的头顶。从其放置位置和用途推测,可称之为象牙冠。岭南史前墓葬未见过此等精致的象牙饰物随葬品,[8]是岭南地区象牙雕刻的原始形态,说明先民们在那极端原始的社会条件下,已懂得运用工艺美术手段,加工和美化象牙,作为自己佩戴装饰的器具。
秦汉时期牙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宋时期日益兴旺,品种多样,开始形成独特的地方特色,明清时期,广州牙雕工艺与生产规模达到历史高峰,并继续发展着。至今广州牙雕这项传统民间手工技艺仍是岭南民间手工技艺的杰出代表,并成为一大流派。
史料中关于岭南地区大象的记载
大象的性格较为温顺,早已用来为人类服务。上古传说中,舜就与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舜葬后而象为之耕田”的传说在东汉时流行甚广。殷人、周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与象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吕氏春秋·古乐篇》亦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江南。”
广州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陶象牙
史书记载古代中国产象,而岭南温润的气候更适合大象的生长。随着气候的变化,中国本地象越来越少,两汉时期,大象的栖息地逐渐缩小至岭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
《盐铁论·力耕》:“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又同书《崇礼》:“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9]
许慎《说文解字》曰: “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10]
《淮南子·地形》:“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宜稻,多兕象。”(www.xing528.com)
《后汉书·贾琮传》:“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
《后汉书·章帝纪》李贤注:“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令诸侯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丁孚《汉仪式》曰:‘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长九寸,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一,长三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准以当金。’”
杜笃《论都赋》写道:“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槩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蜯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觽。”
直到唐代,岭南地区仍有野象生存。唐人刘询在《岭表录异》中记载:“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笛。”[11]
大象虽在岭南有产,但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更为普遍。东汉杨孚《异物志》云:“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三国时《吴时外国传》曰:“扶南王盘况少而熊杰,闻山林有大象,辙生捕取之,教习乘骑,诸国闻而伏之。”其中提及的“金邻”和“扶南”都是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在与南越王墓同一时期的广州西汉前期一座墓葬中也曾出土陶象牙5件,此陶象牙的形状更似亚洲象。[12]
汉代岭南象牙贸易
岭南地区多象牙,这些象牙除一部分本地使用外,还与中原通商,进贡给中原统治者和贵族。
《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亦云: “ 粤地……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从此可见,岭南与中原一直通商。
《汉书》卷六《武帝纪》中记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南越献驯象、能言鸟”。
《西京杂记》卷5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 西汉时,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中有“象车”。这些“象车”中的象可能就是南越人所献。
唐代刘询在《岭表异录》中记载:“蛮王宴汉使於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 在汉代南越人还将捕获后的大象加以驯化,以舞象表演接待汉使者。[13]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一号墓出土的鎏金铜象与驯象俑为国内首次发现。[14]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鎏金铜象与驯象俑
象件(M1K1⑥:621),出自前室盗洞内,整体模铸,皮肤褶皱纹清晰,象鼻下垂弯卷,口微张,双耳竖起,四足站立,尾巴略左垂。器表除象牙鎏银外,余通体鎏金。长30.5厘米,宽14厘米,高20厘米。
驯象俑(M1K1⑥:687),出自前室盗洞内,整体模铸,俑头部起髻,身着汉代常见服饰,腰部束带,右手插入袍内,左手扶带,履尖外露。宽3.7厘米,高7.2厘米。象与驯象的技法也极有可能来源于南越国。
地区汉墓中也有不少象牙器出土,这些象牙器原材料及制作技法也可能来源于岭南地区。
河北满城汉墓也出土了多件象牙器。[15]
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了一件虎纹牙雕,方柱形,长4厘米,残宽1.8厘米。残存三面,表面磨光,以细线阴刻虎形花纹。一面作伏卧状,昂首翘尾,形态雄壮;另二面对称,皆作行走状,回首卷尾,矫健有力。
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的虎纹牙雕
二号墓出土象牙勺,已残。残长8.2厘米,最大径5.1厘米,深2.8厘米。器壁很薄,表面磨光,并饰以流云形暗纹。
象牙碗,两件。其中一件敞口,腹较深,矮圈足。口沿外侧饰四弦纹一道,通体有涂砂痕迹。已破碎,修复后尚可看出器形。口径约9.5厘米,高4厘米,壁厚0.15厘米。另一件残存部分口沿,原器可能作直壁筒杯形,口沿外侧平雕流云纹带。器壁厚0.2厘米,口径约为8厘米。
象牙器柄,已残。横剖面为橄榄形,柄首略粗,有一圆形穿孔。残长9.2厘米,宽2.2厘米,厚1.3,孔径0.35厘米。
北京大葆台汉墓中也出土了8枚象牙棋子和1件象牙雕云龙纹器柄。[16]
象牙棋子,出土于前室南端和东面内回廊中。个别残损,大部分完好。牙质,六面长方形,边缘有阴刻的直线为框,其中4枚的六面框内有阴刻飞龙,另4枚的六面框内有阴刻奔虎。雕工精巧,形象生动。
牙雕云龙纹器柄。出土于后室西北,残缺,柄作圆形微弯曲,上阴刻云龙纹,阴刻处填朱红,残长9厘米,直径3.2厘米。
满城汉墓二号墓出土的象牙勺
北京大葆台汉墓一号墓出土的象牙棋子
结语
两汉时期,象和象牙还是异域蛮夷朝贡贸易中的重要内容。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沿海路来华,赠送的三件礼物中就有犀角和象牙。《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简短的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汉代岭南地区象牙的贸易活动无论在中国贸易、文化交流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活动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