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的银盒及其铭文和纹饰特点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

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赵眜墓中出土了一件银盒，它位于墓主人棺椁的足箱里。高12.1厘米，口径13厘米，重572.6克。器身和器盖均为银质，上面饰有交错的凸瓣纹，每圈各两排，每排26枚，排列紧凑而精致。

银盒器壁光滑，大体完好，唯器壁的一侧有若干小洞。盒盖和器身上下相扣，中间有子母口，盒身呈扁球形，盒盖上焊有三个小凸榫；器底附加鎏金铜圈足座，锈蚀严重，仅存三分之二，与器底脱离。出土的时候，银盒中装有圆形颗粒状，直径约0.3厘米，已粘结成小团块，呈灰黑色，无味，经化验，已全炭化了，共重52.4克。

银盒的工艺、纹饰与造型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与我国古代金属铸器有明显区别，其造型和纹饰与汉代及以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迥异，中国古代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属于范铸技术，通过模具来创造出金属器上的纹饰，而南越王墓的银盒是用捶揲法在金属器上压印出凸瓣纹。捶揲法又称为打作法。这种方法是利用金、银质地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金银捶打出各种形状。用捶揲法制造的器物要比铸造耗用材料少，也不像铸造器物是需要多人分工合作，可单人独立完成，故在质地较柔软又十分珍贵的金银制作中极为盛行。

大流士金筐罍

阿塔西斯银筐罍

捶揲法在中东地区广为流行，根据孙机的研究，这种金属器加工的捶揲技法是在古波斯阿契米德王朝时兴盛起来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亚述时期，但亚述人未曾留下以金银制作的此类标本，而阿契美德时的凸瓣纹金银器却有多件精品存世：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流士金筐罍；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阿塔西斯银筐罍；伊朗国家博物馆的薛西斯金筐罍；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阿尔塔薛西斯银盘，这些器物都有用楔形文字镌刻的铭文，明确记载制器之国王的名字。这时期的金银筐罍，器物上以凸瓣纹为主，无其他花纹，通过这些排列有序的凸瓣，在光影之下交相辉映，呈现出贵金属器皿璀璨的奢华之美。但阿契美德早期这类凸瓣纹器物，仅于肩部突起一圈凸瓣。到了阿契美德中期，器物的凸瓣纹布局虽已有上下错综的趋向，但凸瓣大小有别，仍与南越王墓的银盒有所不同。除了出土实物外，在位于伊朗的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的石刻上也能见到觐见的使者们手上端着的筐罍。

公元前3世纪，阿萨息斯家族在伊朗建立起安息王朝，这时期亦出土了凸瓣纹金银器，如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收藏一件的安息银筐罍，这件器物的交错排列的凸瓣纹和南越王墓的银盒已经相当接近。

薛西斯金筐罍

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石刻上的人端着筐罍

就这类纹饰而言，国内学者一般称这种纹饰为凸瓣纹。而西方学者一般称其为莲花纹或花瓣纹，因为其中央为花心，四周是盛开的花瓣，它在波斯出土的器具，以及石刻上都能见到，是模拟绽放的花朵。据考究，中国早期的纹饰并没有这种形式，所以从纹饰上看，南越王墓银盒的纹饰明显属于西方艺术风格。不过南越王墓银盒的纹饰和西方的这类器物相比，在形状上还是略有区别，在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中，专家将其称为蒜瓣纹，因为其纹饰和蒜头的外观相接近。

就其造型而言，西方的这类金银器均没有盖子，就其器型特征来看，它们本身就不带盖子的，西方人把这类器物称为筐罍（phiale），这是西方人在希腊文中借用的词汇，拉丁文作phiala。这种器形，也可以称为碗或者钵。然而南越王墓的这件银器带有盖子，这是与西方的筐罍最大的区别之一，因此国内统称为盒。

此外，南越王墓银盒与西方金银器在器形上还有几点明显的区别：南越王墓的银盒底部的鎏金铜圈足，应该是中国的工匠后加的，明显是吸收了中国本地器物的特色。加了圈足的银盒，有点像中国古代的豆形器，因此也有学者把中国出土的这一类银器称为银豆。圈足座与器底之接合方法颇为奇特：先在银盒外底的正中间，用银焊固定一个圆柱状的凸榫，铜圈足另铸，圈足内塞入一块木板（尚有朽木），板中凿一个小孔，借此把铜圈足固定。

安息银筐罍

位于伊朗的波斯波利斯遗址的石刻上能见到这种花纹

国内发现的银盒

山东临淄齐王墓银盒

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银盒(www.xing528.com)

南越王墓银盒盖子上的凸榫也是中国工匠后加的，凸榫之上原本可能安装有钮饰，小凸榫是钮座用来套上钮饰的。凸榫经化验分析，银的含量比盖身略低，根据南越王墓发掘报告里：银盒的主体只含有微量的金和铜元素，但是银盒盖上的钮缺含有大量的金和铜元素，由此可见，这件银盒应是一件中西合璧的产物。

国内出土银盒情况

与上述银盒相类似的器形非南越王墓独有，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出土。1979年在山东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的陪葬坑中出土了一件银盒，同样以捶揲技法打压出一圈交错的凸瓣纹，每圈两排各17枚，比南越王墓银盒略少，此外，它的盒盖上有三枚兽形钮饰件，底座也有铜圈足。1997年在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也发现了类似的银盒，凸瓣每排18枚，配铁圈足，但盖上未装钮。2004年在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中发现了此类银盒两件，配铁圈足和铁盖钮。2009年在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亦发现了银盒。

从目前发现的银盒看，年代集中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即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初叶，这说明这类银盒传入的时间也应该在这上下。就其地域分布来看，集中在我国东部或南部沿海及其邻近地区，这反映了它们应是经由海路传入的。从其出土墓葬的规格来看，墓主都是诸侯王、高级贵族或地方高官，如临淄齐王墓墓主为西汉齐国第二代齐王刘襄，巢湖北山头1号墓墓主应为当地最高的地方长官，显示出这些银盒的珍贵性。就其结构和制作而言，各地的银盒大致相同，盒身和器盖均为银制，并且均有针刻铭文，而圈足和盖钮为铜制或铁制，应是后加上去的，说明它们都经过中国工匠的改装。

银盒的来源

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的2件银盒

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银盒

从目前出土情况看，南越王墓银盒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银盒，均靠海或者是离海较近的地方，大多学者认为它们都是从西方通过海路而来的。虽然中国工匠给这些银盒增加了圈足和盖钮，但是凸瓣纹显然是外来风格，捶揲技术也是外来工艺，因此银盒是舶来品无疑。

银盒的铭文

南越王墓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工匠不仅加了圈足和凸榫，还加上了汉字铭文。银盒盖铭分三组，分别是为“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等字样；器铭在外底，与盖铭大同小异，但被刮削，有些字已看不清。铭文分刻两处：一处作“名甘”，下文残缺，从显微镜拍摄的照片放大看，有私官等字，下文残缺，估计是“三升大半”。“一斤四两”是记重量； “右游”是器物的置用之所；“私官”是皇后食官；“容三升大半”是记容量，意思是三又三分之二升。

除了南越王墓银盒外，其他银盒器身均有铭文，多为官职名、重量、容量、编号等。

银盒的用途

西方的这类筐罍器，用途尚不明确。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遗址中，石刻上描绘了波斯周边的国家或城邦的使臣向大流士一世进贡的情景，其中就有手捧筐罍器的画面，画面中的筐罍器有可能是用于礼仪的器物，也有专家认为是祭祀中用于浇祭的容器，这在希腊时期的一些图案中能见到。

希腊杯身上的图案

中国出土的这类器物中，除了南越王墓的银盒外，其余银盒出土时盒子里都是空的，器物内都没有任何物品。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中盛有黑色丸状物，由于炭化未能化验，考古发掘报告推测是药丸。假如真的是药丸，那么银盒就是一个药盒了。中药在宋以前还是以汤剂为主，而药物在古代阿拉伯国家也是重要出口商品，阿拉伯的药物主要以丸、散、膏为主，所以银盒里的药丸可能也是舶来品。

伊朗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乌苏吉教授（Prof.M.B.Vosoughi）于2011年来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观摩了银盒实物，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他认为这件银盒极有可能是用作熏香的器物，而里面的黑色丸状物有可能是香料的一种。这为银盒的身世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了。

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石刻上的朝贡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