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棺室的长宽高及出土文物介绍

主棺室内长4.84米，宽1.84米，高2.3米。墓主的棺椁位于正中，为一棺一椁，已朽。墓主仅存少量朽骨，头朝北脚朝南，身着玉衣，头枕丝囊珍珠枕，玉衣上下分别盖垫直径30厘米左右的大型玉璧共12块，头部覆盖有8块杏形椎花金饰片的丝绢面罩。头部及双肩前平置龙凤纹重环玉佩等3件精致的透雕玉饰，腹部覆有成串的组玉佩，10把铁剑分置两侧。棺椁间的头箱、足箱均放有精致的随葬品。头箱内放置了大玉璧、玉角杯等；足箱内放置了银盒，两块大玉璧及100多件仿玉陶璧。在墓主身上发现9枚印章，从其中的“文帝行玺”金印及“赵眜”玉印可判断，墓主人就是西汉南越国第二代国王：文王赵眜。

“文帝行玺”金印

出土于墓主胸部，印面长、宽皆为3.1厘米左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为田字界格，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四字。印纽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拱起可穿印绶。金印的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碰撞的痕迹，此外在龙腰隆起部位，肉眼可见两侧摩擦，证明其是墓主生前实用物。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秦汉时期的帝玺印面尺寸为“方寸二”，相当于2.7—2.8厘米见方，而这枚“文帝行玺”的大小超过了秦汉帝玺的规制，逾越了汉礼。另外，秦汉帝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而此印纯金打造，甚为稀少，中国目前发现的汉代金印不过十余枚，南越王墓中就有3枚。

印文“文帝行玺”四字，为证明墓主身份提供了确切线索，它们还印证了史书中对于南越文王僭越称帝的记载，为我们研究秦汉帝王用玺制度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文帝行玺”金印及印文

“赵”玉印

该玉印出土于墓主腹部，青玉质，覆斗钮，2.3厘米见方，印面阴刻篆文“赵眜”二字，有边栏和竖界。另在西耳室出有“眜”字封泥，因此，该印与封泥可同证，墓主名为赵眜。

但是，在《史记》和《汉书》中，南越国第二代王姓赵名胡，而未见“赵眜”之名。我们认为，二者为同一人，可能是史书传抄之误或一人二名（一越名，一汉名）之故，最终以考古实物为准，称南越文王为赵眜。

“泰子”金印

出土于墓主胸部，金质，龟钮，长2.55厘米，宽2.35厘米，印面阴刻篆文“泰子”二字，有边栏和竖界。“泰”通“太”，故“泰子”实为“太子”。这是墓中出土的三枚金印之一，铸造工艺精细，甚为珍贵。

“赵眜”玉印及印文

“泰子”金印及印文

“泰子”玉印及印文“

帝印”玉印及印文

墓中还出土有“泰子”玉印一枚，但与“泰子”金印相比，印文布局、字体都有所不同。对于两枚“泰子”印章的归属，说法不一，基本上有三种可能：赵眜是赵佗之孙，一般来说非太子，因此两枚印章属于赵眜之父，因其父早亡未继位，故传于赵眜并随葬；赵佗有可能立孙赵眜为太子，故两枚“泰子”印章都属赵眜；“泰子”金印为赵眜其父所有，而“泰子”玉印为赵眜所有，因二者印文风格不同，可能非同时代之物。

“帝印”玉印

该玉印出土于墓主腹部，青玉质，螭虎钮，2.3厘米见方。螭虎钮周围刻云纹，其腹下有穿孔，可系绶带，印台四周阴刻勾连雷纹。印面阴刻篆文“帝印”二字，有边栏和竖界。

西耳室还出土有“帝印”封泥，但封泥字体与印章字体不同，可知墓主生前至少有两枚钤印“帝印”的印章。这种直书“帝印”的印章十分罕见。

丝缕玉衣

丝缕玉衣出土于主棺室，共用玉片2291块，以丝缕缝系、麻布黏贴编缀而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筒、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全长1.73米。出土时，编缀玉衣的丝线与麻布已朽，玉片散落。为保证玉衣出土状态的完整，考古人员使用“竹签插取套装法”，将玉衣整体取出，后由社科院专家用3年时间将其修整复原。

玉衣，是两汉时期高级贵族下葬所专用的敛服。根据史书记载，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种，从考古实物来看，我国已发现玉衣50件左右。这些玉衣，时间上，早不过西汉文、景之际，晚不过东汉末期；材质上，多为金、银、铜丝编缀玉片而成。而南越王赵眜这件玉衣，则是目前考古所见唯一的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这种南越国的创新之举，其缘由无法定论，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汉代丧葬制度和玉衣文化的新实例。

丝缕玉衣

珠襦饰物

在丝缕玉衣的上半身，覆盖着一件短上衣，叫珠襦。所谓珠襦，就是用小珠缀串装饰的短上衣。南越王珠襦下部装饰三条纹带，由金花泡、金素泡、银贝、玻璃贝等组合成菱形图案，缝缀在衬里的丝绢织物上。出土时，珠襦已经朽烂，留下这些小饰件，它们的底部还残留着丝绢的痕迹。

金花泡的设计和加工十分精细，球面形泡体上的金丝和金珠都是焊接固定的。在20倍的放大镜下，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花泡的焊接点，这样微细的工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它的工艺技术，可能来自于古代的西亚地区，是中西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之一。

金花泡

角形玉杯

承盘高足玉杯

铜框玉盖杯

角形玉杯

该角形玉杯出土于主棺室墓主棺椁头箱，由整块青白色硬玉雕成，呈犀角状造型，口部椭圆，高18.4厘米。应为酒器。

这件角形玉杯玉质精美，历经两千多年后在灯光下仍散发着温润的光泽；雕工精巧，综合运用了圆雕、线雕、浅浮雕、高浮雕等雕刻技法，纹饰以卷云为主，杯口下缘还雕有一只尖嘴兽；造型精奇，在我国古代，这种犀角型酒器极为罕见。它是南越王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

承盘高足玉杯

该玉杯出土于主棺室墓主棺椁头箱，由高足青玉杯、金首银身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玉杯下原有一圆台木托座，已朽。整件器物通高17厘米，玉杯高11.75厘米，铜盘外径23.6厘米。它由玉、金、银、铜、木五种材质的器物组合而成，工艺精巧，造型罕见。

这件承盘高足玉杯，有可能是南越王生前承接甘露，服食玉屑所用。因汉代统治者迷信黄老之术，史书载，汉文帝曾得一玉杯，上书“人主延寿”，汉武帝曾在建章宫修造仙人承露盘，但其具体实物都不得所见，故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玉杯，甚为难得。

铜框玉盖杯

铜框玉盖杯出土于主棺室墓主棺椁头箱中，通高16厘米，口径7.5厘米。杯身是一个窗棂形鎏金铜框架，分成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竹片状青玉片，下截嵌入5块心形青玉片，使整个杯体为八棱筒形，杯座呈喇叭状。杯盖顶镶嵌一块螺纹青玉。这件器物制作工艺复杂，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先制好铜框，将其加热，再嵌入玉片，待冷却后，二者铆合牢固成型。它代表了汉代高超的镶嵌工艺技术的发展。

玉盒

玉盒由青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晶莹透亮，出土自墓主棺椁头箱，盖与盒身有子母口相扣合。通高7.7厘米，盖高3.55厘米，口径9.8厘米，重203.1克。盒盖面隆圆，上面的一个桥形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盖面的纹饰分为三区，盖顶近钮处为浅浮雕的8片花瓣纹；中间一圈是凸起的色连涡纹；最外圈共8组纹样，四组色连雷纹与4组阴刻的花蒂纹两两相间。三圈纹饰之间有突起的宽带纹为隔界。盒身像个圆碗，外壁装饰有3圈纹饰：上圈4组凸起的色连涡纹；下圈靠近圈足处是一道索形的斜线纹。玉盒内外打磨光洁，雕镂精细。盖内有线刻的双凤纹饰，一凤回首，一凤朝前，相互缠绕，脚踩在一个圆圈上，盒盖原已破裂，在原有的钻孔旁加钻两个小孔，可以穿绳缝合，足见在当时已属珍罕之物，破裂后仍然修补使用。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出土于主棺室，原盖在墓主玉衣头罩之上，青白玉雕成，直径10.6厘米。其形似玉璧，以双环而将纹饰分为两个部分。内环中为一游龙，昂首挺胸，前后爪及尾部伸至环外；内外双环之间，一凤鸟站在游龙前爪之上，并转头与龙对望，其头冠与尾部夸张地延伸成卷云纹状，将双环之间的空间填满。整件玉佩运用了线雕和透雕的雕刻技法，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给人以美的享受，其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徽。(www.xing528.com)

玉盒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兽首衔璧玉佩

凤纹牌形饰

兽首衔璧玉佩

兽首衔璧玉佩出土于主棺室墓主头罩顶部，由整块青玉雕成，通体受沁严重，长16.7厘米，宽13.8厘米。这块玉佩整体由一个长方形兽首和一个圆形谷纹玉璧组成，兽目圆睁，额眉上扬，神态生动，兽鼻处有一銎孔，玉璧由此和兽鼻相套合，可前后摆动。更为特别的是，兽头右侧还透雕一虎形动物与兽头相连，而兽头左侧光平，整体构图呈不对称状。该器物设计巧妙，既有传统中国文化的“方圆”，又有迥异于传统风格的“不对称”，是一件独特的艺术珍品。

凤纹牌形饰

凤纹牌形饰出土于主棺室墓主头罩左侧，青玉质，受沁严重，长14厘米，宽7.4厘米。全器扁平，双面透雕，当中为一长方框，上连一朵卷云纹，框内透雕一变形凤鸟；方框下端原已折断，特铸造两个“H”形小金襻以接合，其下连接一高冠卷尾变形凤鸟；方框右侧雕一凤鸟，昂首立于一块玉璧之上，凤尾长垂，末端回卷托璧；方框左侧为一串璎珞纹饰，上有变形小鸟。整器构图充满动感，布局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

虎头金钩扣玉龙

虎头金钩扣玉龙出土于主棺室墓主头罩右侧，由青玉质龙形佩和金质虎头带钩套合而成，通长14.4厘米。玉龙长11.5厘米，呈“S”形，龙首衔鳍，龙尾原已折断，断口两边各钻三个小孔，用以穿线连缀。虎头金钩长5.9厘米，首尾均为虎头形，尾部大虎头额顶凿刻一“王”字，虎口为一长方形套銎，出土时龙尾套于虎口之中。该器物的龙形佩本为单独使用，折断后，奇思妙想的南越人又设计了虎头钩与之套合，从而形成了龙虎相争的生动画面，并成为墓主心爱之物，随葬左右。这种金虎玉龙的搭配由于成因出于偶然，乃古人一时之兴起，故在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器物中绝无仅有，可谓天下无双。

玉璧

西汉南越王墓中共出土玉璧71件，在全国各时代单一考古遗址中首屈一指。这些玉璧大小不一，最大一块直径33.4厘米；纹饰、造型不同，可分为璧面纹饰两区、璧面纹饰三区、涡纹玉璧、三龙重环玉璧、双联璧五种。其中，雕饰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在全国都非常罕见，而在南越王墓中共出土有5块之多。

玉璧作为礼仪用器，在史料中记载，有祭天之用。南越王笃信于此，梦想灵魂升天，故下葬时以玉璧裹身，并在棺椁内外也放置大量玉璧，包括：外椁盖上置4块大玉璧，头箱中7块，足箱中2块，内棺一侧3块，玉衣上10块，玉衣与墓主身体之间夹14块，玉衣下压5块，脚底还有一块双联玉璧。墓主赵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崇尚玉璧的统治者了。

虎头金钩扣玉龙

玉璧

墓主组玉佩

组玉佩

墓中共出土组玉佩11套，是已知汉墓中出土最多的。这些组玉佩分属于墓主、4位夫人和部分殉人，其最精美的当属墓主组玉佩。

墓主组玉佩由32件不同质地的饰件组成，以玉饰为主，计有双凤涡纹璧、龙凤纹涡纹璧、犀形玉璜、双龙蒲纹玉璜各1件，玉人4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1件，玉珠5粒，玉套环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粒。

双凤涡纹璧直径6.9厘米，青玉雕成，土沁成灰黄色，璧上两面是涡纹，璧下两侧各透雕一凤鸟。

龙凤纹涡纹璧直径7.2厘米，通宽10.2厘米。青玉雕成，灰黄色。圆璧内透雕一游龙，身躯卷曲，张口露齿，挺胸翘尾。璧的两侧各透雕一凤，左右对称，好像攀援于璧上，回首外望。

犀形玉璜通长8.5厘米，高4厘米，以透雕、起突的方法活现出一只张目怒视的犀牛形象，犀牛有双角，脊部如鞍形，有一圆孔，长尾下垂向上回卷，与头部成对称，前后肢蹲曲。

双龙蒲纹玉璜外弦长14.2厘米，青白玉雕成，圆弧形。璜的两端雕龙头，头上有角，璜的顶部上下沿饰两组透雕云纹，顶尖如蒂形。

漆木屏风

漆木屏风复原件

这件屏风摆放于主棺室东侧墙边，出土时漆木结构已腐朽，整体塌落，经实地测量，屏风的规格尺寸约为：高1.8米，正面宽3米。整体结构为：正面等分3间，中间有两扇屏门，可向后开启；两侧有翼障，可折叠，亦可90度展开；上下均有铜鎏金构件。专家根据残存的漆片及铜构件之编号，对屏风进行了科学复原，主体漆木呈黑红两色，绘卷云纹。这是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实用屏风，其规模大、结构巧，装饰华丽，弥足珍贵。

这件屏风上下的铜鎏金顶饰与托座也颇具特色。顶饰一共有两种，一种为朱雀顶饰，有2件，高26.4厘米。整体造型为展翅朱雀，身刻鳞片状细羽，脚下踩火焰纹方座，头顶有管。有趣的是，在朱雀尾部凹槽和头顶管中都发现了羽毛的残迹，可以想象，这里应用来插上雉鸡尾羽，雉羽五彩缤纷，更添屏风华丽之色。另一种顶饰为双面兽首顶饰，共3件，宽58.5厘米。其兽眼圆睁，鼻高而宽，胡须外卷，张口露齿，形似人面。其双角、眉毛、双耳皆巧妙地向外伸展成卷云状。兽头顶部亦有一管，亦插雉羽。

双面兽首顶饰

朱雀顶饰

人操蛇托座

蟠龙托座

屏风托座分有3种，左右对称，共6件。一为蛇纹托座，位于屏门下，呈三蛇互相缠绕之态；一为人操蛇托座，位于屏风转角处，形态为：一男子跪坐，短衣打扮，跣足，口衔一条双头蛇，双手双脚又各夹一蛇，整体为一人五蛇的组合；最后一种为蟠龙托座，位于翼障之前，形态为：一龙昂首摆尾，头顶有管，足踩双蛇，双蛇身体各卷缠一青蛙，在龙口中另有一青蛙蹲伏，神态安稳，与被蛇缠绕之蛙不同，整体为一龙二蛇三青蛙的组合。

这些顶饰与托座的造型，内涵丰富，引人联想，有的至今未有定论（如人操蛇托座、蟠龙托座等）。但它们巧妙又充满想象力的设计，与屏风主体复杂的制造工艺，是岭南地区手工制造业发展水平的见证。

银盒

银盒

银盒出土于主棺室墓主棺椁足箱中，通高12.1厘米，重572.6克。整体呈扁球形，器盖与器身上有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是用模子捶揲而成，盖与身结合处的上下边缘还装饰有一圈穗状纹带，表面有极薄的鎏金，器盖上焊接3个银制小凸榫，器底附加一个鎏金铜圈足。整个器物上还有 “一斤四两……”等铭文。从蒜头形凸纹、捶揲式的制造方式、器身银含量等方面皆可证明，这件银盒应是一件海外舶来品，源自波斯地区。可南越王对于这件洋玩意的造型不太满意，又后加了盖子上的凸榫和器底圈足，中西合璧后方才作为药盒使用，出土时，盒内还有半盒药物，可惜已全部炭化。这件银盒，是广州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早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重要物证。

铁剑

主棺室中共出土15把铁剑，其中10把放置在墓主身体两侧，左右各5把，这10把铁剑中，有5把还镶嵌有玉剑饰。这批铁剑随葬时都有丝绢包裹，出土时锈蚀严重，剑身与剑鞘已无法分离。它们的长度普遍都在1米以上，其中最长之剑更是达到了1.46米，为西汉考古发现之最，是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

5把玉具剑

“右夫人玺”金印及印文

“赵蓝”象牙印及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