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耳室：陈放宴乐用具及丰富随葬品的地方

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与西耳室相对称，呈东西向长方形，前面有一个过道和前室相通，室内长5.24米，宽1.75米，高1.83米。室顶用3块大石板铺盖，发掘前，顶盖石中间的一块已塌落，压坏了一部分随葬器物。

东耳室是陈放宴乐用具之所，随葬品数量很多，室内整齐地陈放有多套铜、石、漆木质乐器和许多盛酒的容器。北壁靠近过道处有一套铜钮钟，全部悬挂在木钟簨上。钮钟附近还有石编磬2套、铜甬钟1套、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的铜句鑃1套，皆直接摆放在地面，不见木架。此外，还有琴、瑟等乐器，均已腐朽。室内东南角堆满了各种青铜器，有的相互套叠压在一起，主要有提筒、钫、壶、瓿等大型酒器，以及六博棋、铜镜、带钩、铜戈。陶器有匏壶、瓿、罐、盒、钵。此外还有漆木器和铁器等。在少数铜器、陶器内，装有动物骨骸，还有一部分动物骨骸散落在地。

室内近门道处发现殉人一具，骨架已朽，经鉴定为一青年。殉人有组玉佩及铜镜随葬，形制较小，纹饰粗糙简单。遗骸北边有铜编钟、石编磬，推测殉人生前为敲击钟磬的乐伎。因室内没有发现棺木的痕迹，殉人有可能是被直接放置在地板上的。

东耳室

船纹铜提筒

船纹纹饰

船纹铜提筒

墓中共发现9件铜提筒，但这种船纹铜提筒仅此一件，出土于东耳室，通高50厘米，口径46.5厘米。这件提筒最特别之处在于其腹部纹饰：4艘首尾相连的船纹。这4艘船大致相同，船身修长，两端高高翘起，船上有6人，包括5名头戴羽毛装饰之人以及1名俘虏，船上还有形似羽旌（或说为帆）、橹、瞭望台等物，船的甲板下刻画出分隔的船舱，船舱内有铜鼓等物，船体周围另有海龟、海鸟、海鱼等动物围绕。综合来看，这组船形图案似为表示海上作战得胜，载着战利品和俘虏凯旋的场景。

提筒为古代大型储物之器，为我国两广、西南，以及越南北部所特有。这种船纹提筒极为少见，格外珍贵，它细节丰富的船纹为我们研究南越国的造船能力，以及证明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甬钟

钮钟

编钟

依据器形不同，墓中出土的编钟有两种，分别为“甬钟”、“钮钟”，都出自东侧室。甬钟1套5件，钟体上方有圆筒形甬，实心，上小下大，甬前有一小兽蹲坐，呈钩状，可用来钩住绳索以悬挂钟体，故甬钟为斜挂使用；钮钟1套14件，钟体上方为方环形钮，可用绳索从中间穿过以悬挂钟体，故钮钟为直挂使用。这两套编钟为中原文化典型之器，但都是南越国自铸，加上墓中出土的其他编磬、句鑃、琴瑟等乐器，其组合规模不亚于中原天子。(www.xing528.com)

甬钟悬挂方式

句鑃

句鑃铭文

“张义”铜戈

句鑃

出土于东耳室，1套8件，最大的1件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它是一种打击乐器，与编钟不同，需倒插在木座上，敲击演奏，为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以南尤其是古越族地区一带所流行。南越王墓的这套句鑃是典型的越文化乐器，每一件器身上还都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篆体铭文，其下由大到小另分别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号。“文帝九年”为南越文王赵眜继位第九年，即公元前129年，此处赵眜自称文帝也是对汉礼的僭越；“乐府工造”的意思是南越国的乐府工官监造此套器物。宝贵的铭文将句鑃的年代、制造机构标示明确，这套器物也成了时代的标尺和见证。

“张义”铜戈

在钮钟与甬钟之间的空隙摆放着3件青铜戈，其中1件去锈清理后，发现戈的内部刻有“王四年丞相张义”等铭文字样，刻划的纹道浅细，字体草率。经考证，这个“张义”就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秦国丞相张仪。因此，这件戈应是张仪在秦惠文王更元四年（公元前321年）时监铸造的兵器，可能是后来征战岭南的秦军带来的。看来，这把铜戈是墓主生前视为家传宝物而收藏，并带到阴间放在重要的场所作摆设。墓主入葬时距戈的铸造之年已有200多年历史，尤为珍贵。

铁锸

铁制农具

在东耳室南面排放着6件铁器，分别为2件、3件锸和1件锄。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在存放礼乐宴饮器具的东耳室内，怎么会放这些用于旱地和水田耕作的农具呢？这其实是刻意的安排。在古代有“天子籍田、劝民稼穑”的做法。《史记·文帝纪》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相传天子的籍田千亩，诸侯百亩，都是征用民力来耕种的。但每年春耕前夕，天子、诸侯会手执耒耕（农耕工具）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称为“籍礼”。墓主人显然也是继承了这种“籍礼”的遗风，特意放上几件农具，表示自己在弦歌宴舞时仍不忘躬耕劝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