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角色

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吞并中国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奋起扺抗，抗日战争爆发。正当日本陆军从华北南下时，8月9日，日本海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调兵遣将进攻上海，凇沪地区战云密布，中国空军主力奉命南下，配合陆军迎击日寇，与日军展开惨烈的淞沪会战。从8月14日早晨起，中国空军出动飞机多次轰炸上海日军目标、长江口的日舰和拦截日军轰炸机。其中，冒着风雨由周家口飞赴笕桥的第4大队第21、23中队飞行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领，在云层中拦击日本海航鹿屋航空队的9架96陆攻，一举击落日机3架，首创中国空军的光荣战绩，给骄狂的日军沉重的打击。此时的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仅有旧式飞机346架，编成9个大队。每个大队辖2～4个中队，每个中队一般有9架飞机，组成3个三机组（分队）。

当时中国空军飞机左右主翼上下面（双翼机上翼的上面、下翼的下面）均涂绘蓝白两色青天白日国籍标志（图2b），垂尾方向舵面有六蓝六白相间的横条，后机身两侧书写机号。图1为8.14空战时高志航大队长的座机，这架美制柯蒂斯“霍克”Ⅲ（HawkⅢ）双翼战斗机全橄榄绿色，这也是当时中国空军飞机的标准涂装。机身侧书白色“Ⅳ-1”，罗马数字“Ⅳ”即第4大队的意思。各中队中的飞机后机身侧面用3～4个阿拉伯数字书写机号，右侧两个数字表示飞机在中队中的编号，左侧为中队番号。

图2为第24中队长刘粹刚乘坐的霍克Ⅲ双翼战斗机，机身侧白色“2401”表示是第24中队的“01”号机，也就是中队长座机，同时也兼第一个3机组（01-03号）的长机（分队长机）。当然，由于战损等原因，飞行员也常会换乘别的飞机作战。在南京保卫战中，刘粹刚击落日军新锐的96舰载战斗机时驾驶的是“2407”号的“霍克”Ⅲ。图2a为“霍克”Ⅲ的俯视图，可见国籍标志的位置。

8月19日，第2大队第9中队出动7架诺斯罗普2EC轻轰炸机去长江口轰炸日舰，第2分队长沈崇诲及轰炸手陈钖纯用出故障的座机撞击日舰，壮烈牺牲，图5即他们的“904”号诺斯罗普2EC轻轰炸机，这种美制双座下单翼轰炸机共购入47架，装备第1、2大队，它们没有涂伪装色，仍保持金属蒙皮的银白色，机号用黑色书写。

图3为第41中队的法制德沃丁D.510战斗机，由1937年5月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团途经法国定购的，这些在昆明装配的浅灰色飞机上侧面被喷涂上橄榄绿的斑纹迷彩。D.510由于武器故障频发，战绩不佳。

图4为第9大队第26中队的2604号美制柯蒂斯A-12雪莱克（Shrike）双座单翼攻击机，它上面涂土黄与深绿云形分割迷彩，腹面淡蓝灰色。1937年8月15日，雪莱克在曹娥上空与日机交战，一举击落日军94式舰载轰炸机4架。图6为1936年8月投归中央的广东空军的美制波音281（P-26的出口型）战斗机，这些下单翼飞机被编入第3大队第17中队，由于全面浅灰白色而被称为“白鹰”（与波音谐音），在广东空军时期的国籍标志外有一圈红边，机身侧只有中队内的编号。以后它们涂为橄榄绿色，也改用白色“17 X X”的4位编号。

图10为1938年5月19～20日夜间跨海远征日本九州，进行“纸片轰炸”的两架美制马丁139WC双发轰炸机之一，带队的第14中队长徐焕升的“1403”号机，它们也是全橄榄绿色，但机号为红色白边。这种性能已经落后的轰炸机单价52083美元，中国仅购买了9架。(www.xing528.com)

1937年底，中国空军飞机损失殆尽，这时，苏制飞机和苏联志愿飞行员陆续到来，为中国空军注入新的活力，在武汉、南昌、兰州、重庆、成都上空，中国空军飞行员和苏联志愿飞行员与日寇展开多次惨烈的搏杀。此时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制飞机的基本涂装同苏军的标准涂装相似，上侧面橄榄绿（比原先中国飞机的橄榄绿稍浅且偏黄），腹部和下翼面浅蓝，主翼上下面的中国国籍标志和方向舵面的蓝白条照旧，有些飞机按苏军习惯，上翼面不绘国籍标志，图7为苏眹志愿飞行员驾驶的苏制波尔卡利波夫伊-16-10战斗机，它没有采用中队番号加队内编号的方式，只书写白色“71”号，具体单位与飞行员不详。

图8为1939年由新疆民众捐资的白“94”号伊-16-10战斗机，座舱侧有“新疆”二字（图8a），由于当地军阀盛世才实行“新疆自治”，机身侧涂绘了白色六角星等标志。图9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第4大队21中队的柳哲生（战绩11架）在1938年2～5月间参加三次武汉大空战中使用的伊-16-5战斗机，其引擎整流罩黑色，白色编号“2105”很小，书在垂尾上。图9a为当时中国空军伊-16的上下面涂装及国籍标志位置。图10为柳哲生在1939年7月24日重庆空战中驾驶的苏制波尔卡利波夫伊-15bis双翼战斗机，其机号“2109”很小，用黑色书写在方向舵蓝白条纹的白条中。此机由旅居夏威夷的华侨捐资购买，机头侧书白字“檀香山华侨”，翼间支柱上的一朵梅花和一道红杠表示什么还待考证。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后，停止对华军援，在危难时刻，中国空军的美籍顾问陈纳德赴美组织一批美国航空志愿人员来华参战。他们在1941年得到99架原准备交付英国的美制柯蒂斯“霍克”81A-2（即P-40C）后，于8月1日正式成立美国航空志愿大队（AVG），下分第1、2、3中队。在缅甸训练和短期作战后，AVG第1、2中队年底飞赴昆明巫家坝基地，参加中国西南上空的搏杀。这些“霍克”81A-2还保留了英国空军上侧面深土（即黄褐色）与深绿的云形分割迷彩，腹面天空色（即一种浅淡的鸭蛋青色）的涂装，只是涂去英国国籍标志，涂上中国空军的国籍标志（图13a、13b）。图12为1942年6月驻昆明基地的第1中队指挥官罗伯特·奈尔的白“7”号霍克81A-2，请注意美国航空志愿大队的飞机方向舵面上没有蓝白条纹，而机头则绘成带利齿的的鲨鱼嘴（最先采用这种绘饰的是在北非英国空军的“战鹰”）。机身侧面的盘着一条蛇的青苹果图案为AVG第1中队（“亚当与夏娃”中队）的队徽（图12a），后机身的窄白带也是第1中队的标志。

由于战绩优异，人们把美国航空志愿大队称为“飞虎队”，于是在1942年春由迪斯尼公司的漫画家罗伊·威廉斯为AVG设计了一个飞虎标志作为队徽（图12b），以后这个标志也开始绘饰在飞机后机身上，也有些飞机的标志为飞越蓝色V字的飞虎（图15）。图13是查理·奥德尔中校（战果18.5架）1942年在AVG第3中队时乘座的白“68”号“霍克”81A-2，风挡前机身侧面的红色天使为第3中队（“地狱天使”中队）的队徽（图13c），后机身为窄红带，风挡下侧用小日本旗表示战果（图13d）。AVG第2中队（“熊猫”中队）的队徽是熊猫（图14），后机身为窄蓝带。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1942年初日军进攻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中美被迫在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间开辟空中通道，飞机要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一个个状似骆驼背的群山，称为“驼峰航线”。图17即为1943年驼峰航线的主力运输机——柯蒂斯C-46“突击队员”，它采用美国陆航飞机上面橄榄褐绿、下面浅灰的伪装色，除机翼上下的国籍标志和方向舵面的蓝白条外，这时中国空军飞机后机身两侧也绘饰国籍标志，垂尾安定面上还有白“6190”号和一个骆驼图案（图17a）。此时，由于得到美国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中国空军得到性能较好的作战飞机，这些飞机的基本涂装大多同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样，上面橄榄褐绿、下面浅灰。图16为中美混合联队（CACW）第3大队第7中队王光复上尉使用过的白“663”号柯蒂斯P-40N-C“小鹰”战斗机，它还保持飞虎队的“鲨鱼头”涂饰，机头上书红色“太公令”三个字，其主翼、平尾上面的前后缘和垂尾前缘有更深暗的绿色楔形迷彩。

从1943年底起，中国空军从盟国得到了更新锐的飞机，其性能压倒日军飞机，开始取得中国天空的制空权，给日寇沉重的打击。如图18的1945年6月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云南的第12照相侦察中队的美制洛克希德F-5E（P-38的侦察型）“闪电”侦察机、图20的英制德哈维兰“蚊”式战斗轰炸机和图21的第8轰炸机大队第35中队的美制北美B-25J“密歇尔”轰炸机都采用与美陆航相似的上面橄榄褐绿，下面浅灰的涂装。

而到战争后期，中美空军已完全掌握中国天空的制空权，此时中美空军飞机已经不太需要涂迷彩伪装了。图19为中美混合联队第5大队的美制北美P-51D“野马”战斗机，它无伪装全面铝银色，但也涂饰了“鲨嘴”，其风挡前侧下绘饰了第5大队的队徽，从那把印第安风格的斧头可看出是美国人设计的图案（图18a），这架“野马”参加了1945年8月21日押送日军洽降代表团乘座的百式运输机飞往芷江投降的任务，见证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