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发展道路则有所不同，德国的政治稳定取决于它稳固的支配阶级同盟：容克贵族阶级、王权、官僚与军队，加上后来兴起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重工业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主要体现在财政与税收方面，但并未以分享政权为代价，而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代议民主制和普选而已。德国支配阶级与王权能够一直有效把控国家政权的所有核心要素，原因在于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遭受来自底层的强大的社会反抗与社会抗争。除了拿破仑的短期占领与自由改革的推动外，普鲁士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能够严控国家机器，并且通过国家机器与军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同时甚至引领第二次欧洲工业革命。所以，根本不需要通过政治公民身份的赋予来实现对底层大众的收买。更不用提及国家政权的分享与让渡了。与此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都被驯服得服服帖帖，几乎毫无反抗之意，因为国家的恩惠与照顾，几乎供给和让渡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绝大部分条件。〔17〕但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的迅速崛起使得权威主义国家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而任何危机显然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政治权利的让渡而得以消减。但德国统治者明白，这种让步将要以慢慢改变国家的政权结构和性质为代价，所以毅然启动社会福利供给的方式，实现对社会底层躁动的安抚和收买。但是，这样的一种国家制度供给的方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因为看似稳固的帝国政权体制，其实要靠像俾斯麦这样的精明政治家加以维系，否则的话，其政权的稳固是很难维持的。这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以德国为代表的权威主义公民身份实现模式的国家建构事业未尽的原因之所在。〔18〕所以，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公民身份制度建构的功败垂成的经典案例，即即使能够通过完备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制度性供给，也不可能长期替代与消减政治公民身份实现的压力。(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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